「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主要责任在不在平台方？ 第1页

把昨天初赛的稿子贴过来。

主要责任不在平台方。

首先先说结论，骑手为什么会困在系统里，是平台算法完全主导的吗？不，是如今这个社会对效率的渴求强化出的。

之前我在回答里写过一个社会学名词，叫做「赶工游戏」，这是劳动社会学家提出的一个概念。什么叫做赶工游戏？在原文中说外卖平台为骑手设计了严格的等级奖励体系，表面上看，骑手与骑手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但是在这一套激励制度下，骑手的送单数骑行距离、好评数量的排名会让他们陷入到一种内耗但又不得不被规则激励着追赶别人的困境中。

那这里你可能会说，这一套 KPI 体系是平台设定的，为什么不该承担主要责任？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是，你说美团、饿了么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吗？有，但换了一个平台，换了一个场景，甚至换了一个工种，为什么我们还是始终逃不出被卷，被困住的境遇？可见这跟你是什么具体的平台没太多关系。

我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昨天周五晚上七点，老板拉了个群，发了一个空白文档跟我们说，写一下 Q4 规划，还特意强调好好写文档，因为其他部门做得真是太好了。最后补了一句很致命的，周一下午对一版。所以我周末还要加班。

所以你说让我周末困在文档里的主要责任在我老板吗？我们曾经委婉的问过她，为什么要得总是那么急，而且文档要写的漂亮？她说她也很无奈，因为她老板的效率标准更加严格。她老板曾经刷夜写完了一个一万字的文档，为了给她的老板的老板汇报。

大家都是打工人，都要困在文档里，困在 OKR 里，困在与工资与年龄挂钩的压力里，这整个事情是系统性、内循环的，所以，说外卖骑手受困的主要责任在平台方，多少有些片面了。

任何表面能看见的东西绝大部分都不是主因，拥有更多控制权的永远是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

那既然如此，问题就是无解的了吗？

我们来仔细思考下，其实如刚刚我的例子所说，外卖骑手与我们有共通之处，我们很多时间也被卷、被裹挟的。那裹挟我们的到底是什么？

大家不妨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我们是不是越来越希望尽快得到一个答案？或者快速获得一些收益？谈恋爱谈两天没有火花就想着分手，工作做上不到一年就想要跳槽，小红书上 xx 天速成技能的帖子越来越火。

在碎片化时代，我们连超过两分钟打不到车就会忙着看看有没有白金会员可以优先首位，更何况是点外卖。项飙老师曾在《十三邀》中说，我们越来越对「不能满足即刻的欲望」感到恼火。

2014 年关于外卖平台的报道中显示，那时人们关心的「准时问题」，还是「是否符合外卖网站系统显示的 45 分钟、1 小时等约定时间」。而在 2016 年的报道中，外卖员已经在被扣钱的压力追着跑。需求被拱得越来越高、越来越苛刻，同时它又给了算法对效率的「优化」最好的理由。

所以，赶工游戏赶的是工吗？不，我们赶的是效率，赶的是越来越多的对效率的要求。我们在追求着效率的过程中也在被效率裹挟着，这种系统内循环是单独靠平台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其实我想说，正是因为主要责任不在平台，才使得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众包模式让平台公司看似放弃了对骑手的直接控制，实则淡化了雇主责任。劳资冲突也被相应地转嫁到外卖系统与消费者之间。这种控制权的重新分配是有意为之的。

正因为没有直接雇佣关系，所以也是转嫁了风险，不必承担主要责任，才使得外卖骑手既被商家催单、又被消费者催单、还被平台催单，这种催单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如果平台不是骑手的雇佣关系方，那它就不是责任的收口方，才会导致其他端口也有直接向骑手提出要求的可能；意味着「什么是高效率」的标准越来越难被统一，利益方们对效率的追求与骑手能提供的效率没有拉齐，这种冲突才会导致后者失去对时间的控制权，继而导致被困在系统中。这是第三点。

这时候大家也许会问说，那你说主要责任不在平台方，那主要责任究竟在哪里？

这也是我想要表述的最后一点。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责任简单化，比如说非要得出一个主要责任在哪里吗？其实不然。特别是基于人性的议题。

为什么算法会被批评？因为它仅仅将外卖骑手异化成为算法系统中不停移动的劳动力，而相应忽略了他们作为人的差异性诉求。如果我们真的以人与人平等的关系看待这个命题，那么就需要更深刻的明白，人是需要被理解，而不是解释的。

我觉得对此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那句话是「如果一把伞装下越来越多的人，摒弃了越来越多的概念，最后它已经不是伞了」。如果我们非要列清楚主要责任在哪方的话，例如缺乏立法与社会保障，那么仅仅是这个程度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大家都知道往里面套，可是然后呢？

所以，需要我们再多想一步，例如哪一个范围是我们认为需要用法律力量保护的，而哪一块是没有必要的？他们的界限在哪里？

我认为，现在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法是，如果真的需要去归因的话，应该多从自己的专业、经验入手，想想责任在何处。比如我做媒介研究，我会想到说责任是不是在说过去骑手的声音被掩盖，所以才会导致消费者在某些时刻也无意忽略了骑手的处境？因此，我能不能写出一些最真实、最平凡的故事，让他们借此发声？这个思维链条才是清晰的，可以落地的。

对于这个议题，看的越多越全面，才越会对讨论越有价值，更有温度。换言之，个体终究无法脱离社会而存在，在这种愈来愈效率至上的时代，只要具备社会身份，我们又何尝不是困在系统中的人呢？

所以说，今天思考这个议题，其实跟我们也有很大关系，是希望我们放眼在更广的范围内，多想一步去思考都有哪些方需要承担责任，我们应该如何争取到应得利益，而不是单纯武断的将主要责任归因到某一方，比如平台。

诚然平台有错，但这是一个系统性综合性问题，它不应该为此背大部分锅。

原文：

相比劳动者与无保障社会劳务关系之间，骑手与平台所产生的并不是主要矛盾。因为如若没有平台，依旧会有另外的、高度相似的劳资关系出现。

去年看到许辉老师一篇文章，他在其中提到的观点之一是：以外卖行业为例的平台经济制造出了一种算法幻象，即「看得见的劳动者，看不见的工作环境的幻象」。

从劳工社会学的角度解释来说，与传统制造业相比，外卖配送基本上是一个准入门槛比较低的工作，无需太多技能，平台也不需要投入太多的培训成本，基本半天就能上岗，然而，在制造业中，生产和再生产的时间界限是严格规定好的，但是在平台经济中，工作和业余时间的边界却是模糊的：平台的薪酬制度是按配送的订单量来计算的，表面看，骑手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进入和退出这个工作以及每天在线接单多长时间。然而，在平台的算法逻辑下，拿到高收入意味着在线时间更长，送餐单数更多，评价分数更高，这无疑会极大地压缩骑手劳动力再生产的时间。

因此，虽然没有流水线那种有形的生产管理制度，但是骑手无时无刻不处于算法系统无形的监督控制之下，并没有真正的自由。

人们可以随时随地看到外卖骑手穿街过巷，但是这种工作的本质性质事实上是被忽略的，即造成一种，如同许辉老师所言的，看得见的劳动者，看不见的工作环境的幻象。

那么，外卖行业工作的本质性质是什么呢？

首先，骑手的工作是高度原子化，甚至边缘化的。

从文章里能够看出，主流外卖平台都给骑手设计了严格的等级奖励体系，根据骑手的工作表现和能力来确定现金奖励和等级升级，表面上看，骑手与骑手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但是在这一套激励制度下，骑手的送单数量、骑行距离、好评数量的排名会让他们陷入到一种劳动社会学家布洛维所说的「赶工游戏」中，无形中增加了订单量，延长了工作时间。在奖励制度之外，平台还设计了一套 KPI 考核机制来规训骑手的工作行为与绩效。

在这个惩罚体系中，任何违规行为都会被扣分，而扣分就会被扣款，分扣多了更影响接单，可以说骑手是处于弱势地位，只能被动接受。而平台的申诉核查机制也仅限于由于商家出餐慢而造成超时的补助，缺乏有效协调处理骑手与平台之间争议的机制。

在平台、商家之外，消费者是骑手面对面接触和服务的对象，消费者可以看到看到骑手的接送单情况，骑行路线，可以催单和取消订单，还可以对骑手的工作结果进行评价。平台为了保持自身的服务品质，提高消费者的粘性，奉行用户至上的原则，高度重视消费者的评价，因而设计了一套处理与消费者关系时的情感规范，但在平台上，对消费者和骑手的信息呈现是不对称的。

骑手一旦因为超时或其他原因获得差评，即使是消费者不经意的乱点或错点，平台对骑手的扣分机制就会自动启动，由系统判定，而且差评结果无法消除，这进一步加深了骑手的弱势地位。虽然配送服务往往是短时一次性的行动，但为了避免获得差评，骑手在接单那一刻起就需要额外付出一定的情感劳动，在配送过程中与用户进行沟通，减少因为配送次序、路线选择、迷路等原因造成的互不谅解、甚至是冲突。

其次，平台经济中的劳动关系是不稳定的。

对那些把外卖配送当成全职工作的骑手来说，平台是他们唯一的生计来源，这意味着骑手对平台的完全依附，骑手因为多种原因导致经常被扣分罚款，甚至封号，他们的生活将会陷入困境。

虽然罚款作为惩罚手段在制造业中也一直存在，根据法律规定，每月扣除的部分不能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 20%。如果扣除后的剩余工资部门低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则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然而，目前平台对骑手过重过细，导致往往客户一个差评就让骑手一周的劳动化为乌有，因此，平台的惩罚规则需要按照现有法律规范重新检讨调整。

并且，除了一些专送骑手有社保外，外包代理商只愿意给一年以上的骑手缴纳社保或购买人生意外伤害保险，而众包骑手只能自己承担风险。由于路况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骑手的工作其实危险性很高，如果没有工伤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对生计和生命的影响都很严重。

在我国现有的劳动法律框架下，劳动关系、劳务派遣与个体化有着不同的适用场景，而平台经济中模糊的用工关系状态让平台对骑手得以享有最大的控制权力，却承担最小的责任，这显然不符合比例原则。

那么，如果照射到普社会的 labor rights 呢？

整篇文章都在重点说平台，即公司和骑手的关系，但实际上深入讨论之下，是否也能由此当做全社会劳务关系的一个缩影呢？无保障、被剥削的员工，年轻化，卖命，被规则和条款约束。

到底是不是新型流水线在这里并不是很重要，这个社会的劳动者到底会不会，或者有可能改变现状，谁来保护他们的权益，才是我们想问很多年的问题。

以及，当资本有获利模式去规避原本应该负的责任与风险时，这个缺口需要怎么补？

在追求普世权利的平衡之外，我们是否需要停一停，思考如何定义，如何划分？即哪一个范围是我们认为需要用法律力量保护的，而哪一块是没有必要的？为了找出那个需要被保护的范围，我们是否需要去检视我们认为在这个范围内的事物，分析他们的共通点与特质是什么，以此去与范围外的事物做区分，划出一条明显的界限，以及是否需要说明为什么在这条界限里的东西需要被保护呢？

毕竟在数位平台经济澎湃而起的浪潮之中，愈发破碎的个体劳动者往往是最容易忽视的，如果他们无法得到妥善保护，那么，当与他们同为社会成员的我们，在浪里站不住的时候，鲸背又何在呢？

历史回答：

今天点了个外卖，十一点半点的，餐馆就在楼下，本来，是打算十二点就能吃上的，结果，饭到了都一点16了，坐标深圳，不刮风不下雨的，楼下的管子就这么晚了一个小时，我怎么看？

我是盯着地图，看着外卖员，把饭从楼下按时取走，然后，周围绕了四五公里，再绕回来的。这个肯定不是外卖员的问题，是系统派单的问题。

我想骂人，但是我不知道骂谁，总不能骂外卖员吧？我想投诉，我也不知道，投诉谁？投诉后平台判择肯定也是外卖员的锅。

每天过马路，看着外卖员闯红灯，各种车队穿插，这个锅能是他们的吗？但是问题在，只要慢了，只要有问题了，你去平台上看，投诉入口，就是找不到合适的。

这个，是不是得管管？或者更加合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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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深圳了，再讲个段子:华强北那边，据说已经有一种产业，就是外卖员把饭送到楼下，因为楼梯的人太多了，然后，阿姨或者别人再把饭集中送上去，阿姨分成。人类的智慧果然是无穷无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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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lllzs-84 网友的相关建议: 
      

记得今年夏天在去南京的高铁上，

有一个中国人带着两个日本人坐在我后面，看起来是日企的中国员工带着日本领导出行。

他们三个（尤其是日本人）说话声音有点大，让我不自觉地就听到他们的谈话。

两个日本人会讲一些中文，口音很重，时不时遇到不会讲的词就会换成英语和中国人交流。

我记得很清楚有这么一个对话

“那个，窗外的，就是中国的乡村吗？”

————当时正好经过一片田野

“是的，这就是普通的农村。”

一片惊叹声，“看起来太好了，比日本xxxxxx（夹杂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中文，听不懂），简直和这个火车一样优秀。”

那一刻我突然感到，时代的风向变了，

中国不再是弱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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