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泱泱五千年的华夏历史，好多人唯独对清朝充满敌意？ 第1页

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同盟会誓词

邹容《革命军》：“满洲人率八旗精锐之兵，入山海关定鼎北京之一日，此固我皇汉人种亡国之一大纪念日也！。”

雷铁崖的《中国已亡之铁案说》“故夫中国之亡非亡，定于汉人之为主与否。历朝易姓而汉人不易，故中国不亡，若中国之君为异族，则中国决定为亡国，次直截了当之言，一见而解，无须援拒法理。”

章太炎《革命军约法回答》一文对此曾有透彻的说明：“言种族革命，则满人为巨敌，而欧美稍轻，以异族之攘吾政府者，在彼不在此也。

另外在崇祯十二年的《兵部题行<兵科抄出原任山东督粮道邓谦南、邓天申奏>》中也有济南屠杀的情况：　　 “崇祯　十二年正月初二日　，虏薄济南，臣父挺身抗骂，百折不回，以致箭刃相加，遍身碎脔，迄虏退获尸之日，其咬牙怒目，骂 贼之状，犹存，比时臣之祖母，臣之叔祖，臣之兄姊婢奴共计四十六名口，俱死于烽焰之中，焦头烂额，断手剐心，惨难尽述。臣幸 被掳逃回，臣母胡氏跳入井中，尸盈水涸，二命苟存”[11]　　 一个大家族近五十口人，只有两人活了下来，尸体竟至于把井塞满，三百多年之后，读当日之情形，犹令人目裂发指。

满清入关大屠杀
扬州十曰、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汾州、太谷、泌州、泽州等。这些惨绝人寰的屠杀，模式基本一致：根据清军头子发布的屠城令，实施的残忍的集体杀戮，和无耻的集体强奸。而屠杀后，不仅人头被堆积成“京观”，甚至还将女性的敏感部位割下，作为论功行赏的凭据！“取阴肉或割乳头，验功之所，积成丘阜”。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中亦记述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曰到12月15曰，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 南雄大屠杀，“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清军文书陈殿桂，《雄州店家歌》）
广州大屠杀，“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祭共冢文》王鸣雷）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的王鸣雷，描绘人头堆积的像山丘和宝塔一样高！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宗教志》记载：“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屠戮甚惨，死难70万人。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西方人魏斐德写道：“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
嘉定大屠杀，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嘉定乙酉纪事》）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


《嘉定乙酉纪事》）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生虏，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妇女不胜其嬲，毙者七人。”（《嘉定屠城纪略》）
潮州大屠杀，“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常熟大屠杀，“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海角遗编》）
扬州大屠杀，除了著名的《扬州十曰记》外，还有《扬州城守纪略》（“初，高杰兵之至扬也，士民皆迁湖潴以避之；多为偎?Γ?信e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谓城可恃，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辄令开城纳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曰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遗骸，而天暑众尸皆蒸变，不能辨识，得威哭而去”）、《明季南略》（“廿五曰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等资料。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比地狱更难忘是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昆山大屠杀，“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研堂见闻杂记罚》）



还有著名的《江阴城守纪》：“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隐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曰，城内死者九万七千馀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馀人。” 清兵在江阴的观音寺“掠妇女淫污地上，僧恶其秽，密于后屋放火。兵大怒，大杀百余人，僧尽死。”（《明季北略》卷11）
在南昌，八旗军把掠来的妇女分给各营，昼夜不停的轮奸（“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这些女性“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而在营者亦十余万，自愿在营而死者，亦十有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载卤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始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徐世溥《江变纪略》）此书是满清查禁的重点，在乾隆44年被明令销毁，靠着手抄本流传下来。
虽然经过了满清“文字狱”的摧残，但这些暴行依然留下了大量的真实记录：广州大屠杀有西方传教士目击纪录，大同大屠杀，甚至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都可以找到资料。
各地为剃发的屠杀：“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陈确集》卷三十）
顺治二年7月30曰，清军至沙镇，“见者即逼索金银，索金讫，即挥刀下斩，女人或拥之行淫，讫，即掳之入舟。”“遇男女，则牵颈而发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肠。”（《研堂见闻杂录》） 顺治二年，清军实施扬州大屠杀后，至无锡时，“舟中俱有妇人，自扬州掠来者，装饰俱罗绮珠翠，粉白黛绿。”（《明季南略》卷4）




顺治元年（1644）4月，清兵到达盩厔县境内，生员孙文光的妻子费氏被掠去，“计无可托，因绐之曰：‘我有金帛藏眢井中，幸取从之。’兵喜，与俱至井旁，氏探身窥井，即倒股而下。兵恨无金又兼失妇，遂连下巨石击之而去。”（民国《盩厔县志》卷6）
　 清兴安总兵抢夺妇女达100多人，“淫欲无厌”。制作长押床，裸姬妾数十人于床，“次第就押床淫之。复植木桩于地，锐其表，将众姬一一签木桩上，刀剜其阴，以线贯之为玩弄，抛其尸于江上。”（《平寇志》卷12）
顺治二年（1645）江阴城陷时，有母子3人，“一母一子，一女十四岁。兵淫其女，哀号不忍闻”，后兵杀其子，释母，“抱女马上去”。又有一兵“挟一妇人走，后随两小儿，大可八岁，小可六岁”，兵杀二子，抱其母走。（《明季南略》卷4）
顺治二年（1645）5月9曰，南京失陷时，当涂孙陶氏被清兵所掠，“缚其手，介刃于两指之间，曰：从我则完，不从则裂。陶曰：义不以身辱，速尽为惠。兵稍创其指，血流竟手。曰：从乎？曰：不从。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明史》卷303）
昆山县庠生胡泓时遇害，其妻陆氏21岁抱着三岁的儿子，欲跳井，被一清兵所执。“氏徒跣被发，解佩刀自破其面，……氏骂不绝口，至维亭挥刀剖腹而死。”（光绪六年《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6） 明朝都督章钦臣的妻子金氏,一个弱女子，不肯屈服于淫威，被用1000刀刮死。此事，系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冒着杀头危险记载下来的。


在崇祯　十三年二月十一日　兵科抄出浙江巡抚熊奋渭提到济南情况“今春二月间，璘等在家闻变，奔赴济南，但见城中焚杀已空， 残尸烧埋已尽，兄骨无存，仅得招魂。……泣思百万惨屠，全家泯灭。”[8]　　 这更进一步证实了，仅仅在济南，就屠杀了百万人口！　　 这是否是夸张呢？　　 绝非夸张！还有其它多方面的史料能证实这一点。　　 就在清人自己的官修史书辑录东华录里面，崇德四年七月（崇祯十二年七月），也就是在多尔衮、杜度报告自己抢掠蹂躏战功的四个 月后，皇太极致明帝书中就说“死亡百万，非朕杀之，实尔君臣自杀之”[9]。　　 意思就是我屠杀了百万数量级别的人，那是因为你们不肯满足我的要求，所以才要杀的，这就等于是你们自己杀的


此外，还有民间在满清极端恐怖的文字狱罗网下保留下来的证据。蒲松龄在他的《聊斋志异》就通过说鬼谈怪的方式，记载了满清光 在济南一城就屠杀百万的事实。　　 在《聊斋志异》的第12卷，有一则名为《鬼隶》的故事，原文如下　　 “历城县二隶，奉邑令韩承宣命，营干他郡，岁暮方归。途遇二人，装饰亦类公役，同行半日，近与话言，二人自称郡役.隶曰：‘济 城快皂，相识十有八九，二君殊昧生平’。二人云：‘实相告：我城隍鬼隶也.今将以公文投东岳’。隶问‘公文何事？’。答 云：‘济南大劫，所报者，杀人之名数也。’惊问其数曰：‘亦不甚悉，约近百万’隶问其期，答以‘正朔’二隶惊顾，计到郡正值 岁除，恐罹于难；迟留恐贻遣责。鬼曰：‘违误限期罪小，入遭劫数祸大，宜他避，姑勿归’隶从之。未几北兵大至，屠济南，扛尸 百万，二人亡匿得免。”　　 另外《聊斋志异》的《韩方》中提及“今日殃人者，皆郡城北兵（即清兵）所杀之鬼”，也是说的满清屠杀济南的枉死之鬼。　　 而《聊斋志异》中提到县令韩承宣，在明代残留档案中可以查证到他死于清军屠刀的事迹，《明清史料甲编》的山东州抚李春蓁奏疏 中说：　　 “历城知县韩承宣，被虏拘执，不肯屈服，激虏之怒，被杀，女鳌姐，亦义不受屈，投井死”。[10]

一日中兴再造，则庙食千秋，岂止麦饭豚蹄，不为馁鬼而已哉。——夏完淳

异日虏氛复靖，中华士庶再见天日，论其事者，当知予心。——黄淳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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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乾盛世，貌似太平辉煌，实则正在滑向衰世凄凉。

18世纪的康雍乾盛世，貌似太平辉煌，实则正在滑向衰世凄凉。​

康乾盛世是封建时代史学家所作出的评价。最先提出盛世一说的是康熙本人，以“恩诏”的形式宣布，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如果只把它和汉、唐、元、明作纵向比较，康乾盛世期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大大巩固。康熙，乾隆二帝在封建王朝中的在位时间最长，中国历代疆域版图在乾隆朝代达到顶峰，18世纪的中国确有值得称道的巨大成就，如此来看确有盛世的外表。

但是，一旦将康乾盛世放在全球中进行世界性的横向比较，康乾盛世就名副其不实，徒有一副光鲜亮丽的皮囊，实则却是外无开疆裂土之功，内无革故鼎新之为科技上没有重大的突破和成就，国防上也丝毫没有进步和发展。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可以说明问题，既然自诩为盛世了，那为何各地时有爆发规模不小的农民起义呢？尤其在到了清乾隆一朝农民起义反而愈演愈烈。在古代，如果不是威胁到了百姓自身的生存，他们怎么会冒着杀头的危险起来反抗，这岂是盛世所能表现的情况？

如何理解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呢？今天的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实现了全面小康，对比清朝而言是不是巨大的进步，这就是纵向比较。尽管在某些方面我们实现了领先，不过依然存在短板不足，在某些领域被卡脖子，并未实现全面的领先，这就是横向比较。

再来一组真实情况的客观数据对比：当时清朝的GDP确实排世界第一，然而在1700年，中国的人均GDP大约是英国的1/3，美国的7/10；在1820年，约为英国的1/5，美国的1/4；到了1840年，约为英国的1/6，美国的1/5。​

差距在越拉越大，这还没有涵盖其他诸多方面，仅仅只是经济上存在的差距。

忙于应付扑灭各地起义和叛乱的烈火，从而对于世界形势正在发生的革命性变化竟懵然无知。这样的盛世怕是自欺欺人罢了。

中国自从“满洲鞑靼占领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马戛尔尼后来回忆道。

康熙让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作为自己的天文和数学老师，两名法国传教士则教授自己几何、代数等课程，甚至传说康熙本人在当时还解剖过一头熊。在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对地球的概念还一无所知，康熙自己则已经站在了世界发展的前沿。

康熙自称是历代皇帝中最了解科学的人，诚然，通过他的举动来看所言不虚，确实是一位热爱科学，了解科学的帝王。面对这些先进科技知识和书籍，他不仅拒绝翻译传播，而且是想方设法的禁止。

这一切都是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不过，现实绝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想法意志而转移。在他离开世界的120年后，西方的先进科技无情地叩开了中国的大门，从而在外部的冲击之下动摇清朝的统治。

假使康熙是另一种态度，清朝的统治或许就会有延续下去的可能，可惜，终究还是他的子孙替他背了锅。

多提一嘴，康熙同时代的俄国出现了一位彼得大帝，在对待科技等同样事物的态度上与康熙截然相反。也就导致后来清朝被迫向沙俄割让了大批领土。（现今依然没有任何办法拿回来）

1793年即乾隆五十八年马戛尔尼访华，使团规模庞大，礼品可谓煞费苦心。其中有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等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以及迫击炮、卡宾枪、连发手枪等先进武器，还包括巨型舰艇模型。能够准确地模仿太阳系天体各种运动的天体仪，标有各大洲、海洋和岛屿，可以看到各国的国土、首都以及大的山脉，并画出了所有这些远航的航海路线的地球仪。​

面对这些西方科技的先进成果，乾隆御批道：“单内所载物件，俱不免夸大其词。此盖由夷性见小，自为独得之秘，以夸炫其制造之精奇。”

马戛尔尼也曾邀请过清军将领福康安，检阅英国使团卫队演习新式武器。福康安拒绝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作，谅来没有什么稀奇。

但凡这些能够引起乾隆的重视，引起清军将领的重视，就不至于在几十年后败的那么彻底和屈辱。区区4000英军就让清政府签订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拉开了中国近代史屈辱的开端。​

可惜乾隆的一句英吉利国在哪里？已然清楚地预示了最终的结果。

乾隆后期统治下的中国，国库衰竭、国力衰弱、朝廷政治腐败、官场贪贿成风，各种矛盾一触即发。乾隆本人沉醉于“康乾盛世”光环之下，好大喜功而穷兵黩武，面对显现出的衰败迹象和统治危机视而不见。​

林则徐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看世界时已经是道光年间，事实上，距离道光最近的乾隆年，马尔嘎尼前来访华带来大量的工业革命成果向清朝展示，然而最高统治者乾隆却是不屑一顾，再往更早的康熙时期，南怀仁为其做出了蒸汽驱动的玩具。

不简单是看世界的机会近在眼前，抓住先进科技的机会就在那咫尺之间，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就这样看着国运从眼前溜走，内心毫无半点触动。让整个国家和民族都为清朝最高统治者的保守自大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纵观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皇帝，无不在为内外进步努力着。清朝的统治者呢？在康乾盛世时的近一百三十多年竟未一次遣使浮海至西欧，不主动去探索未知世界，追求进步可以忍，但是面对外国使者来中国者甚多，其中包括了像马戛尔尼访华这样的重磅使团。面对西方世界的主动的投怀送抱，清朝统治者怎么做到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的？

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时，康熙及其后来的统治者们，无比畏惧甚至抵制海洋文明。当世界各国的造船技术突飞猛进之时，乾隆末年，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还停留在康熙初年的水平。​

禁海”政策在贸易上实际达到了闭关或限关的效果，而更大的危害则是放弃了向海洋拓展的努力，面对万里海疆，中国失去了可能成为海洋强国的资格。这与正在大力拓展海外殖民地的西方殖民者形成强烈对比。

为了维护统治进行愚民的手段，这本是封建统治者两千年来惯用的伎俩，如果清朝统治者只是重复也没就有什么好说的。但清朝统治者可恶就可恶在了不止愚民，还愚士！这是封建王朝中唯一下流到如此地步的王朝。

清朝统治者一方面利用文字狱这种极端手段，钳制言论，禁锢思想，扼杀汉族士大夫的遗民情绪和反清思想。另一方面，又以开四库全书馆， 修《四库全书》，搜集、整理、编纂历代典籍，网罗汉族知识精英，点缀其盛世的门面。在这种情势之下，汉学的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辑佚、考证之类学问得以助长，明末方兴未艾的启蒙思想火花渐趋泯灭。

西方知识分子尤其是以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为代表掀起启蒙运动，寻找向近代转型的突破口；中国士大夫囿于文化专制的牢笼，只能满足于以做传统典籍的集大成工作为自娱。

虽然我们不能用后视镜、上帝视角来审判前人，也不必拿康乾大兴文字狱，打压汉人的事情揪住不放，可是平心而论，在当时我们是完全有机会、有能力与世界接轨的，并没有被历史和时代所抛弃，而后来导致落后于时代发展，其主要的原因就是统治者的狭隘、闭关锁国的错误造成的，统治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作为掌舵中国巨轮的最高统治者，面对这些潜在的可能改变世界和中国的趋势，毫无洞察秋毫的先见，见微知秋的敏锐，替而代之的是夜郎自大的保守，天朝上国的狂傲。

康熙有自诩盛世的骄傲，却连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先进科技都丝毫不能意识到将会带来怎样的改变，更不要说觉察世界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进而把握利用西方的先进科技也就无从谈起。

既没有主动求索引领世界发展的自觉，又没有俯下身子倾听观察世界发展的谦虚。不主动向进步靠拢排斥西方的同时对自身进步的苗头也一律进行扼杀。

在思想上明末兴起的启蒙思想已渐露端倪，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已有萌芽。在武器上虽没有超越时代可也并未大幅落后于时代，清代火器专家戴梓发明了一种自来火枪的连珠火铳，明代的船已经可以下西洋到了清代船反而越造越小。

相比于政策上的闭关锁国，清朝统治者和统治阶层思想上的自大、保守、封闭才是最根本的原因，也是最可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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