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纽约国宝银行的法律案件，以及纪录片Abacus: Small Enough to Jail？ 第1页

根据美国法律，购房首期款必须是自有资金，不得用借款交首付，为了买房，华人移民就采取国人常用的变通办法向亲友借款筹集。检方指出，国宝帮客户把这些钱的来源伪装为“无偿赠款”，例如，国宝一名前职员在作证时表示，她会把客户账户里几笔现金贷款合起来做成一笔赠款，并附上一张“赠款信”，谎称客户的父母或兄弟姐妹无偿给了这笔钱。

检方指出，这些所谓的赠款其实是借来的或标会标来的，实质上是负债，而头款不能是负债，因为那会增加借款人的负担，也增加了房利美的风险。检方指出，整个贷款部的人长期都在造假，主管怎么可能不知道？那些职员怎么敢如此嚣张？因为这是国宝的惯常做法。

前国宝雇员作证时披露华人客户有大量隐性资产，客户通常不愿透露钱的来源，银行贷款员帮其作弊隐瞒钱的来源。然后将这些大笔的款项伪造成客户的父母、兄弟姐妹或亲戚给予的无偿赠款。多位贷款员都亲自在赠款文件上伪造赠款人签名。

华人移民刚进入美国，一来收入不高，二来习惯于用国内养成的思维以少报收入来避税（也难怪，因为国内税率高），这样虽然避税了，但是银行信用就低了贷不到购房需要额度的款项。为了贷款只好又虚报收入。为了使客户的职位看起来符合其夸大的收入，银行职员通常在申请资料中将他们的头衔伪造成餐馆或指甲店经理。

检控官哈佳泽(Rachel Hochhauser)在结案辩论中指出，“既然房利美赚到了钱，谁在乎撒谎呢？”言下之意，只要结果是好的，即使手段卑鄙也没关系。

检方指出，国宝银行与华人客户彼此知根知底，所以国宝在中文报纸上刊登广告，声称“国宝办事肯变通，房屋贷款好轻松”，“不查资产，不查收入”。虽然房利美的确有一些贷款项目不查收入，但国宝偏偏选这一点来做广告，正是为了吸引需要“变通”的客户。

按照美国人的思维，一切应该依法办事，依契约办事，华人造假的做法简直不可思议。但是在华人看来，采取变通办法，灵活机动，只要能解决问题，一切都是那么合理，那么理所当然。这就是中国人的思维，长期在没有规则社会环境中所产生的一种生存手段。

在我的执业过程中，常常会有当事人首先问的不是法律规定该怎么办，而是有什么变通办法，或者怎么钻法律的空子，或者是否认识人可以通融通融，这确实令人感动悲哀，因为一个没有规则的社会其实是交易成本最大的社会，人人都需要为不守规则的交易付出更大的代价，可以说是得不偿失。

但是，美国是法治国家，对于明目张胆的造假行为，美国人是不能容忍的。检方指出，法律并不是根据结果来定罪，“当国宝银行从房利美拿到钱的那一刻，便已经犯罪”，因为国宝是通过在房贷申请文件上造假来取得房利美的钱。这要是在我国这样重条文的大陆法系国家执法部门来看，一定会认定借贷双方共同构成金融诈骗罪。

所以，国宝银行陷入诉讼，不说是咎由自取，至少也是自取其祸，不能说没有一点过错。

最后挽救国宝银行的既不是影评所说的华人的不屈不挠，没有人冤枉了他们，造假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也不是影片导演所要表现的绝地反击，造假了没有什么道义上的优势可以反击。打民族主义牌或许能收到一点效果，也有可能引起反感，因为造假跟民族没有什么关系，没有那个民族以造假为荣的。

在我看来，国宝银行最后能逃脱处罚，应该有四点原因非常关键。

第一个胜诉原因，孙启诚父女四人都精熟法律，才能让他们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应对非常得当。孙启诚自己是移民律师出身，四个女儿也顺利从名校毕业，并且除了三女儿Heather(孙仪珍)去念了医学院以外，其余三个女儿均是法学院毕业。大女儿Vera(孙仪芬)和小女儿Chanterelle(孙仪琳)还曾经分别在布鲁克林和曼哈顿的地检办公室工作。

当客户投诉贷款员余启斌时，国宝银行时任总裁、二女儿Jill(孙仪文)以及国宝董事会成员大女儿Vera(孙仪芬)立即向经手贷款员余启斌查证，最终余启斌承认是自己拿走了这笔钱。这时孙家的两个女儿做了一个无比明智的选择，这个决定也为孙家日后胜诉政府奠定了基础：她们立即着手启动内部调查程序，开除余启斌。然后及时向联邦银行监管机构OCC报告，此外还聘请了外部调查机构来调查银行的贷款部门。这一点为辩护律师在日后的庭审中所利用。

辩护律在庭审中指出，客户是在2010年1月19日才报警，而孙仪文在那之前主动已经通知OCC，其后果是FBI也知道了，假如国宝与贷款员串通欺诈，孙仪文会自投罗网主动举报吗？这应该令陪审团感到信服国宝银行没有与贷款员串通欺诈。

第二个胜诉原因，律师制订了三个正确的辩护策略。

策略一：华人贷款零风险。国宝银行的辩护律师普瓦罗斯基(Kevin Puvalowski)在总结案件时解释了为何华人客户“收入低”却买得起房子：由于华人社区的“文化特殊性”，华人客户的实际收入比他们申报的“高出很多很多很多”，国宝银行贷款给他们买房子几乎是“零风险”。律师指出，国宝没有动机去做有风险的贷款，国宝拿到的利差很薄，只从房利美那里分得0.25%的利息，当房利美拿250万利息时，国宝只拿到约12万的手续费。国宝从一个贷款中只赚2000到8000，还要从中扣除雇员薪水等开支。当一个贷款坏账时，国宝还要从房利美购回贷款，自己承担损失。辩方的理论是，既然国宝的贷款无风险，便直接反驳了检方的指控：国宝造假增加了房利美的风险。

策略二：华人社区有“文化特殊性”。辩方律师指出，国宝服务的华人客户有其特殊性，这点房利美也承认，看看纽约的唐人街，这里有数千个商户，房利美在给国宝的邮件中就提到这个社区有“文化特殊性”，国宝需要照顾了客户的“特殊需求”，房利美也没有硬性规定收入证明一定必须是工资单或税表。言下之意，伪造赠款证明是照顾这种特许需求。策略三，房利美无损失。　律师指检方的指控很“荒谬”：盗窃意味着国宝偷了房利美的钱，而事实上房利美没有任何损失，反而赚了巨额利息，既然无损失，哪来的盗窃？这个理由非常充分，事实不容辩驳。

第三个胜诉原因，孙氏父女的相互扶持，勇抗公权力。孙氏父女在长达三年的诉讼中互相扶持、互相鼓励、互相关爱所展现出来的亲情和勇敢，这正是美国人所重视的价值，为了家庭和亲情，家人勇敢地站在一起，这也许深深地打动了陪审团每个成员的心。

第四个胜诉原因，是普通法系独特的陪审团制度。陪审团制度是由丝毫没有法律背景的普通公民组成陪审团，对案件的事实作出判断，由法官来适用法律。陪审团制度的实行，实际分割了法官的权力，有效防止了法官滥用审判权；陪审团均为临时组建，成员均为随机抽取，参与审判活动后即与外界隔离，可以有效防止司法腐败；陪审团成员虽不具有法律背景，但具有普通人的社会生活经验和道德良知，可以弥补职业法官在生活经验方面的不足，进而保证审判的公正。这确实是陪审团制度最有魅力和人情味的地方。本案中，辩方律师正是很好地利用了这一制度，利用无风险、无损失的无害抗辩理由说服陪审团，利用孙氏父女的亲情打动陪审团，最终赢得陪审团充满人性的裁决，获得胜诉的结果。经过3年诉讼，最后一百多项罪名全部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