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土地改革之前封建大地主势力是如何影响日本军国主义的道路的？ 第1页

幕末至战后初期一百年里，日本有一个极其特殊的阶层，叫做“寄生地主”。

啥意思呢？也很简单，传统地主确实雇人干活，但他们自己也要干活，而且他们平常住在农村里，深度参与农村事务；但寄生地主不是这样，他们住在城市里，到时收租，平常也不掺和农村事务。

寄生地主一开始很少，大部分都是城市商人帮着藩主老爷开垦新田，然后藩主老爷就允许商人在新田雇人收租。但问题是，江户幕府的农业政策是有个红线的：1698年《永佃令》要求，小作（小农）耕作一块土地只要满20年，就是这块土地的“永小作”，地主不能随便收回土地；即便小作已经交不上租子了，地主也不能收回土地，顶多是逼着他把土地耕作权转给别人。很明显，“永小作”成为德川时代一个土地制度bug，结果就是德川时代的农民其实过得还算滋润，只要能挺过前20年劳累命，总体上都有土地（事实上）的所有权。

但地主也就惨了，毕竟这么一来，开垦新田的投资收益事实上也就20年，商人顶多做一票生意就走人了。寄生地主只会零零碎碎产生一些，很快就会消失。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明治维新以后，1875年2月内务省《小作地处理纲要》做了规定：“永小作”分为两种解决办法，要么农民买下这块土地，变成自耕农；要么重新计算年份，耕作再满20年以后，你再想办法买下这块土地。如果没钱买，你就直接变成一般佃农，失去土地（事实上）所有权。当然，这个政策的实行并不全面，事实上到大正时代的1920年，日本“永小作”还占有2.7万町步（1町步差不多1公顷），但相比之下已经属于耕地面积的零头了。

“永小作”消失以后，“寄生地主”自然有利可图。这时候就有两条成长路径了，一种是城市里的有钱人跑来农村买地，成为寄生地主；另一种是农民赚了钱去城里买房，全家转移到城市生活。随便举个例子，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家族，明治维新以前一直是农户，后来靠着贩卖种子、卖农具赚了点钱，马上转去做了生意，后来他家一边开百货店做生意，一边买地租出去种，基本上就是典型的寄生地主了。

1920年，日本寄生地主一共有934644户，粗算100万户；日本全国人口5600万，粗算1100万户，那这帮人事实上占了9%。也在1920年，日本拥有选举权（直接国税年缴3日元以上）的人口（25岁以上男性）一共是占全体人口的5.5%。后来日本虽然从1928年开放男性普选，选举人口比例增加到20%左右，但这5.5%的人却早已占据着日本各行各业的命脉，这就让他们拥有很强的引导能力。

前面提到岸田家出身，实际上老一辈日本世袭政治家很多都是这么来的。安倍（山口县酱油商人），河野（神奈川某村长），津岛（青森县大地主），福田（群马县某町长）都有着类似家庭背景，孩子送去大城市上学以后得到知识的提升，立刻获得跻身政界的本钱，最终开创属于自己的名门。何止政治家，大文豪也都来源于此。夏目漱石出生于东京西侧的地主家庭；太宰治是上面提到的津岛家的六儿子；川端康成父母早逝，但家中始终也不缺地不缺粮。经济产业方面更是如此了，看看涩泽荣一，去年《势冲青天》的蓝本基本上是按照他的回忆录拍的，他小时候的生活主线是陪着爸爸下乡收经济作物。。。。

很简单的道理，只要能送孩子出门读书、而不是在家务农的农家，总体上都是不太需要有人干农活的，也就是寄生地主。

那么好，寄生地主与他们的后代如何影响军国主义呢？这就要说到军国主义思想是怎么产生的。

军国主义思想并不是一种无来由的东西。20世纪初期，日本为了解决明治维新遗留的国家制度不健全的问题，展开大量关于国家前途的讨论。“大正民主”浪潮中，无数观点涌现出，包括经典民主主义，英美自由主义，苏联社会主义，右翼国粹主义，甚至回归前工业时代的农本主义。昭和军人关于总体战/国家工业体系/全民总动员的设想事实上也综合了许多当时社会上的主要思想，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各种主义的有利点。

这一点，之前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日本陆军》写书评的时候提到过：

昭和军人批判“民本主义”有着让“帝国滑向民主国深渊”的嫌疑，但也承认国家发展需要照顾到国民总体利益；他们反对欧美自由主义主张的“个人主义”，但也认可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充分竞争是提升国家产业能力、科技水平的重要基石；他们批判苏联社会主义对于君主制的否定，但也认为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劳资关系问题必须妥善解决，否则无法调动工人的积极性投入生产；国粹主义者虽然只是民间人士，但“天皇之国”的宣传模式却能激发民族主义情绪，支持军队在海外扩张建立新秩序；农本主义的思维模式确实很古老，却是许多出身农村的底层士兵日常所思所想。

——有一点没写进去。昭和军人甚至能容纳女权主义你敢信。后面大政翼赞会建立以后，下面专门有一个大日本妇人会（1942年成立），其中一位理事是1920年代争取女性集会权的市川房枝，后来工作内容就是组织女孩子们竹枪报国了。市川奶奶后来很受赏识，还当了大日本言论统制会的理事，一个女权主义者跑去审查别人的言论，这个矛盾感大家体会一下。

换言之，军国主义并不是军部一意孤行搞出来的东西，而是集合日本社会各式各样派别观点的最大公约数，这才能让他们获得精英阶层，尤其是寄生地主与后代的支持。

我们当然要谴责军部一次又一次对华侵略，但也要注意到，日本国会议员对于侵略行为总体是支持的。侵华战争开始以后的日本国会基本上按照军部要求通过各项战时法律，当然你也可以说，军部营造了暗杀议员的恐怖气氛，但从另一个方面说，国会议员也要借机通过自己的法律法案，为自己的地盘、政党争取更多政治权益。至于国家会不会因为走了军国主义道路而出现什么问题？那是首相的事儿。

正因如此，二战结束美军到来以后，许多议员都被清算了，给了一个“公职追放”处分。这玩意儿并不是美国人瞎搞的，他们当时非常清晰地认识到，光靠一个军部是不可能搞出这么大动静，必须也必然有这么一群知识分子和议员的配合——但很快由于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前后“公职追放”全都解除，这些人又堂而皇之回到日本国会，而他们曾经的问题，也大都被推给了军部。

反正军部也是死老虎了，不踩一脚白不踩。

再拉出来市川房枝奶奶。她二战后摇身一变，重新成为女权主义代表，“公职追放”结束以后，1951年当选二战后开放女性选举权后的女性议员。至今仍然是日本女权运动史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