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政权的“直百钱”到底是善政还是剥削？ 第1页

稍微看点经济史就懂了，首先所谓的平抑物价是刘备集团意图做的事，而并非是结果。“平准”一事历代便有，汉代有平准法，曹丕亦有平准令，但物价起伏即使在今天宏观调控都需费手脚，更无论金融体系连初步建立的雏形都很难说的上古代。官营什么的也是历代都有，在古代其实官营是为了“军国丰实”而“与民争利”的手段，是否算善政，如从政府的角度来说自然更多利。但同时也是对百姓的剥削。（见《盐铁论》卷一），只是现在某些不学无术的人望文生义，见“官营”二字便联想到国有经济，进而联想到国企，从而联想到各种福利，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信用货币更是无稽之谈。信用货币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本质是出于对货币的需求量不足，魏晋时期是公认的生产力相对于两汉大幅倒退的时代，又谈何什么信用货币？反而与之相反，汉代曾铸造巨量的五铢钱《汉书食货志》载曰：“二百八十亿万余”，或以为万为衍文，或以为亿当解为十万，或以为亿当作万，无论如何，汉代五铢钱数量都是惊人的数额大，尽管可能因为货币的使用损坏等种种原因，实际并没有达到史文中所说的那么夸张，汉代五铢钱大约数额仍然在百亿朝上。

至汉末三国，尽管战乱不免销毁了一部分，但数额应当依旧庞大。

如上文所说，作为国家政府是绝不希望金属货币失去货币价值，尽管可以依靠平准来界定布帛等实物货币价格，但作为政府独有的铸币权，金属货币大多由官府持有或掌握，政府是绝不希望这么一大笔财富滞销在府中成为无价值的堆积物。

然，一方面，汉代巨额的货币储量已经于因人口锐减而大幅下降的生产力并不匹配，此时铸造货币无疑会造成通胀，更无论制造虚值大钱。

如朱安祥先生所说“面對數量泉多的貨幣,無論是國家的統治階層還是市場上的實際持有者,均不希望其價值縮水.購買力降低。兩漢時期,商品經濟發達、社會生產力較高,貨幣需求量亦随之增長,於是政府鑄造大量五銖錢投入市場使用,此時貨幣的供應量與需求總量是處於埸能够提供的商品也大幅度減少,這個時候即使货幣總量保持不變,仍然可以形成“錢多物少”的狀況,其結果必定導致錢賤物貴。如果此時國家繼續鑄錢,增加錢幣總量，上漲,形成嚴重的通货膨脹。”

我们可以知道，此时并非是对货币的需求，反而是市场上过多的货币和因为战乱大幅削减的生产力不匹配，此时铸造虚值大币，无疑是雪上加霜。

即使退一步说，蜀汉又有什么信用可言？至唐末方设与货币有关的信用机关，金元设典铺，流泉等，明设钱庄，然元明二朝设了金融有关的信用机关，此二朝的货币通胀现象也是世所公知，试问蜀汉一句“吏为官市”这种再平常不过的操作，竟成了所谓“信用货币”的有力论据，不禁令人发笑。

论者以为，蜀直白五铢当与蜀锦挂钩，这种神奇的思路大约是对金本位制度等本位制度一知半解而作的牵强附会之谈。更无论以奢侈品作为与货币挂钩的操作，是何等天方夜谭之事。

即再退一步，蜀锦在当时亦非独步，魏明帝时，被誉为“天下名巧”的马钩改进了传统的织机。原来的旧“绫机”虽然能织出美妙的高级绫锦，但操作起来特别复杂，它的构成是“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就是一根经线，每根经线都安置一个踏板称之为蹑。用这种“绫机"，30天才能织一匹绫，马钧深感费时费力，便想办法加以改进，他把50蹑和60蹑的绫机.律改成只用12块踏板，使生产能力比汉代旧机提高了五倍.三国时马钧改进的织机织出的绫锦，花纹图案变幻无穷，可与当时署名的蜀锦媲关。（何德章《中国经济通史》）

另《说文·帛部》:“锦,襄邑织文也。”三国时期锦的代表仍然是匹值二万的襄邑锦。此外奢侈品亦绝非仅限于锦，吴的酃酒同样享誉华夏，未见有人说甚么吴以酒挂钩货币。

其实这种观点实在不值一哂，难不成历朝历代的统一政府，其物产必多于蜀汉，结果只有一个物产贫瘠的蜀汉相出这么一个天才点子，反倒是物产更多的政府不去施行？

亦有论者以为蜀钱流通至吴地，乃至流传到后世，可见其非为恶币，亦不然。1978年 ，威远县出土的蜀汉钱中就混杂有145枚董卓小钱。晋代过江后，“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根据出土，甚至还长时期在用王莽时期的大泉，谁能说他们不是恶币？

陈彦良先生曾经提到，“...他们有的认为，传统金属铸币时期绝不可能发生通货膨胀(同理，当然也不可能发生通货紧缩)。有的则极力主张，古钱的轻小化不能证明当时发生了通货膨胀...有的则坚持认为，钱币成色高低、株两轻重，与货币制度之优劣无涉。有的则直接断言，墓葬出土钱币是死人所用，与活人无关，因之用作为货币史研究的素材，岂不大谬：……诸多特异见解，无不背离数十年来钱币考古累积的经验，以及货币史的基本认知。”

这话用来讽刺某些人那是再恰当不过了。

刘备在荆州时，粟与金同价，大约刘备在荆州时期已因军事爆发了通货膨胀。不过为了政治野心，刘备铸造直百五铢的重量不过等于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则百倍，这就意味着：刘备以同样多的铜去换取民间三四十倍的物资和劳务，所以连帐钩也被搜括来铸钱。难怪史书说，“数月之间，府库充实”这一时期，蜀汉频年用兵。建安二十四年从曹操手中夺取汉中，荆州则被孙权所得。章武二年同孙吴战于夷陵，五六百里相持，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刘备死后，后主奢费。建兴三年同吴结盟，诸葛亮渡泸南征。疲敝的益州，怎样负担得起？所以直百五铢的分量不断减轻，由八公分减成六公分，后来减到三公分以下。钱币的供应，似乎是靠犍为，因为细审各种直百五铢，以犍为的那种板别为最多。这就说明为什么后来钱背不再铸为字，因为犍为所铸的钱已不限于本地流通。

大约在建兴十二三年的时候，实行了一次币制改革，铸造两公分重的直百钱。那时诸葛亮也许还没有死，他也许不赞成这种改制，但假若是在他死前，那就是在他为北定中原而鞠躬尽瘁的时候。自然把这次改制放在他死后的建兴十三年更为恰当。

两公分重的直百钱大概没有维持很久，又开始减重。不过这些年间，没有重要的战争。到延熙十二年（公元249年）以后，姜维屡次出攻，战费开支一定很大。直百钱由两公分减成一公分四，再减成一公分，再减为五六公厘，最后减成四公厘。若从直百五铢算起，减成二十分之一；若从蜀五铢算起，则减减成五百分之一。大概蜀汉的币制和政权同时崩溃。

如果太平百钱和定平一百也是三国时期的货币，如果钱币的重量正确地反映它的购买力的话，那么，太平百钱和定平一百的购买力也是不断减低的。背有星点和曲折文的太平百钱每枚有重到七公分左右的，也有轻到三公分以下的。至于光背的太平百钱，减重现象更加严重，最重的在四公分以上，慢慢减到三公分以下，最小的还不到一公分；小到不得不把钱字简写为金字，成为太平百金，这太平百金又继续减重，一直减到每枚只有四公厘左右。自七公分减成四公厘，物价应上涨成十七八倍。定平一百的减重虽然没有这样严重，那是因为定平一百没有大型的，它是在货币减重已经进行了相当时候才开始铸造的，所以最大的也不过一公分多，最小的同小直百和太平百金一样。

陈彦良先生认为，出土实物可以看到，后主刘掸建兴(223—237年)之后的直百五铢，形体逐渐变小v减重趋势明显。这个时期的“直百五株”钱，最小的直径只有24毫米，重3克左右，也有仅2克的。1978年1月四川威远黄荆公社发现的另一批窑藏直百五株，“第1型大而薄，第2型大而厚．第3型小而薄”。从这三种直百五钵类型的变化．也可以看出贬值的趋势与劣化的严重。。

综合上述数据．直百五诛韧铸时比较厚重，每枚在8克以上．后来逐渐轻薄。从考古实物透露的讯息，可知“直百五锦”在初铸之时的实际重量只为原来蜀地流通五株的3—5倍，其后则轻劣到不足1倍，但币面上的名日价值始终都一样是100倍。这个现象，反映出“直百五诛”发行伊始，即以价值灌水的姿态出现，其后则呈现名义价格不断膨胀的趋势。凡此证明，蜀汉政权铸行“直百五抹”的主要目的，是不断地利用权力高估其铸行的“灌水”铜钱，借由真实价格的扭曲来取得军民物资。得军民物资。

朱安祥先生指出“直百五铢钱发行之后，蜀汉政权仍然没有停止军事活动，史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此后诸葛亮参与治蜀，蜀国的经济情况更是未见好转，反而呈现出后退现象。正是这种军事优先政策，使得蜀汉政权发行的钱币均为面值当百的大钱，而且自身重量也不断减轻，最晚的太平百钱甚至有不足一克的现象。当然，长期发行虛值货币，必定带来通货膨胀，加之统治者并未及时颁布新政策进行调整，反而越加剧烈，最终导致蜀汉地区经济混乱，同时加速了政权的灭亡。”

---

  Engelism 网友的相关建议: 
      怎样理解这句话？从这句话来看，应该如何与女人相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