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劳动参与率看美国就业市场复苏态势，未来美国经济发展趋势如何？ 第1页

2021年以来，美国通胀高企。根据民主党政府的广泛解释，他们认为原因乃在于：

1. 供应链不畅导致的短缺
2. 供应链上的核心岗位劳动力缺失导致从港口、码头、仓储、货运、乃至食品生产，餐厅服务等等一系列的行业无法回归疫情之前完全的生产效率
3. 企业招聘岗位回升，失业率已经几乎下降到历史低点（接近于完全就业），因此劳动力的短缺的原因便聚焦于劳动参与率的下降。

4. 企业囤积居奇谋取暴利发国难财（拜登、沃伦）

且不说民主党政府对于通货膨胀的解释完全避而不谈货币和财政政策这个通常认为的通货膨胀的主因和最大推手而将责任抛给企业和供应链（事实上还是在说工人的待遇和福祉不佳使得大量人口在疫情冲击下不愿意回到这些岗位——事实上还是责备企业），现在LFPR（劳动参与率）这个一直以来可能都排不进去前十的经济指标忽然变得十分重要。

美国的LFPR自2000年达到高点以来，呈现长期下降趋势。直到新冠疫情发生后，产生了骤降。

长期以来学院宏观经济学关注于各种指标和数据，将社会经济行为的主体理想化，理性化和物化，推演出诸多冰冷的政策实践。在这种理论的驱使下，失业率和企业招聘岗位的数据几乎是唯一值得关注的就业数据——似乎只要有足够多的企业愿意招聘各种各样的工作岗位，那么劳动者就会自觉自愿的去填补缺口，失业率降低，人民安居乐业。

可是，如果劳动者拒绝参与就业呢？如果人们宁愿甘心在家“躺平”而不愿去工厂流水线、仓库、货车、餐厅、酒店去出卖劳动挣取微薄（或许不微薄）的时薪呢？

经历疫情，LFPR数据骤然下降提示养尊处优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来思考人们的工作意愿的问题。

在美国，老龄化是一个长期的困扰。婴儿潮一代的人口退休离开就业岗位被用于解释2010年到2019年的LFPR数据。依据http://www.census.gov发布的一份报告《Aging Boomers Solve a Labor Market Puzzle》声称：

“按年龄划分的劳动力参与率
全美16岁及以上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从2010年的64.4%下降到2019年的63.6%。
尽管总体下降，但从 2010 年到 2019 年，所有年龄组的劳动力参与率都有所上升：
16 至 19 岁：37.7% 至 39.9%。
20 至 64 岁：77.5% 至 78.3%。
65 至 74 岁：24.8% 至 26.8%。
75 岁及以上：5.7% 至 7.2%。
这种明显的比率差异可以用美国人口年龄分布的巨大变化来解释。”

既然所有年龄段人群的劳动参与率提升而总劳动参与率下降，那么可能的原因在于20-64岁的核心就业人口由于年龄增长进入65岁以上人群，两个年龄群体的LFPR差异导致总参与率的下降。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1. LFPR早2000年到2015年底经历了这个长期下滑过程，15年间从67%下降到62.6%，年均降幅约0.3个百分点。
2. 川总执政期间从2017年（事实上可以上提一年到2016年）到2020年疫情之间，美国LFPR处于稳中有升，甚至在2020年2约达到了63.5%的高点。

如果说2000-2015年美国人民的劳动热情下降是一个平缓的老龄化原因，那么，将年均0.3%的老龄化带来的LFPR降低计入统计，那么，奥巴马末年和川总3年基本将美国人民的劳动热情提高了整整2%（63.5-62.6+1.2=2.1%）。

依照以上假设和推算，自2020年2月至2021年底，由于老龄化造成的LFPR下降约为0.5%。

另外，从历史上看，失业率与劳动力参与率程负相关。失业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经人口调整的劳动力参与率就会下降约 0.15 个百分点（PIIE）。将这种关系应用于当前美国劳动力市场，可得因失业影响导致的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约为 0.4 个百分点（经调整的失业率约为6%，高于疫情之前的3.6%）。

考虑到美国疫情至今LFPR总共下降1.7%，因此有0.8%的部分（1.7-0.5-0.4），需要额外理解原因。

对于3亿两千万人口的美国而言，0.8%的因新冠流行而造成的LFPR下降意味着将近250万核心劳动力脱离就业市场。

依据布鲁金斯学会对劳动力性别和教育程度的劳动参与率的研究表明，与疫情前5年（2014-19）的平均水平相比，低技能人口脱离就业市场的比例比高技能人口明显偏高，而返回劳动市场的比例则相对偏低。这一现象在低技能女性人口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另一个角度也可以印证这个现象。对低技能女性员工雇佣最多的一些服务性行业，包括休闲，酒店，零售业和医疗看护等领域，这些中低薪酬的岗位面临所有行业内最严重的离职潮和员工短缺。

问题的症结可能出在儿童保育和教育行业。

由于儿童保育和教育的大规模私有化，美国政府每年在该领域的支出比例在发达国家之中可能是最低的之一，儿童人均年财政支出仅约500美元（相对欧盟国家的水平约为14500美元）。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从 1990 年到 2011 年，美国的托儿费用增加了 40%。即便如此，从单个婴儿到 4 岁的平均托儿费用依然可达每年9100美元到9600美元之间。而且这些费用差别很大，从密西西比州的每年5436美元到华盛顿特区的每年24243美元不等。大约51%的美国人生活在儿童保育沙漠中，该地区被定义为没有儿童保育提供者或 5 岁以下儿童与累积儿童保育能力之比大于 3:1 的地区。（相比而言，德国等欧盟国家拥有大量的公立育儿机构，费用全免。而为了鼓励生育，国家常年向家长发放上千欧元儿童抚育金来缓解育儿的经济压力。）

即便如此，美国的育儿和幼教机构依然在生存线上挣扎，幼儿抚育人员和教师的时薪不足15美元，甚至低于餐馆和超市营业员。

随着疫情的爆发，初期采取严格隔离措施的一段时间，许多机构无以为继，惨淡关门，其中许多的幼儿教师变成了富裕家庭的保姆。而当经济逐渐恢复，疫情带来的防疫要求进一步提升了抚育机构的成本和幼儿教师的工作压力，更多的人离职而去。

依据华盛顿邮报的统计，截止2021年9月，托儿服务的从业人员减少了12万6000余人。是所有行业中就业缺口最大的行业之一。

另外，由于近年来儿童保护方面的繁复立法，特别是各类犯罪背景调查又使得雇佣流程变得极为繁琐。从业者需要从州政府办公室获得必要的无犯罪记录证明，托儿中心必须对潜在雇用人员进行指纹识别并检查以确保他们没有被列入性犯罪者登记册，并且在过去五年中没有在他们居住的任何州犯下忽视或虐待儿童的行为。这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变得更为困难。

儿童保育行业的紧缺带来的后果是几何级数增长的。

一方面，获得保育空缺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许多家长需要在名单中排队将近两年才能在任何机构获得一个席位。

另一方面，聘请私人保姆或者进入私立机构的成本变得极其昂贵，对于一个中低收入家庭而言，一位时薪15-20美元的蓝领工作的母亲的税后收入除去相应的参加工作的成本比如交通费、社交和餐饮开支，支付一个私立育儿机构的费用完全入不敷出。

另外，对于一些中高收入的家庭而言，儿童和学生群体较低的疫苗接种率，以及美国各地时长爆发的反疫苗反口罩运动，使得许多家长对于将孩子送回学校面临极高的感染风险感到忧心忡忡。不少家庭选择全职妈妈（爸爸）在家教育孩子，并进行一些零散的远程工作。

总体而言，由于幼儿和教育的原因，依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有约160万的17岁以下儿童的妈妈告别的工作岗位，这约占美国LFPR的0.5%。

美国的领导层显然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拜登和国会中的民主党高层希望在儿童保育上花费约 4500 亿美元，作为总额 3.5 万亿美元法案的一部分，这将是有史以来对联邦政府支持的儿童保育项目的最大投资。该立法将降低中低收入家庭的托儿费用，并为看护者提供更高的工资，同时为所有 3 岁和 4 岁儿童提供免费的幼儿园。

共和党人和一些温和的民主党人，例如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乔曼钦， 对整体法案的高昂价格持否定态度。就这个部分而言，他们希望看到一个更小的一揽子计划，其中的援助更针对最需要帮助的人。“教育我们所有的孩子不是联邦政府的责任，”曼钦说到。

在LFPR总体下降的1.7%之内，还有约0.3%的比例（除去老龄化造成的0.5%，失业率造成的0.4%，育儿母亲造成的0.5%）可能是由于更多样的原因产生，包括对疫情的恐惧带来的严重精神压力（柳叶刀发表了一篇论文专门论述了疫情对年轻劳动人口带来的心理压力而可能导致离职），国家抗役补贴，零元购等请罪的泛滥等等。

根据以上分析，新冠病毒对美国就业市场特别是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其中约超过1%的部分可能是长期性的，甚至这都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美国贫富差异在另一个维度的又一次体现。而缺乏领导力的这届民主党政府以及美国共和党人无意也无力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