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味着山西的人均GDP还是距离马来西亚、波兰乃至沙特和加拿大有相当的差距。
意味着很多人更难受了,然后使出浑身解数阴阳怪气酸不拉几暴露智商短板。
这些h翻过来调过去还是复读机那一套,左感恩,右赢麻,什么西有民、六亿千、996、资本家、房价高那一套,当然不否认这些事实(当然这些h夸大扭曲一知半解情绪化输出是家常便饭),重要的是这些h复读机的唯一目的,就是拼命证明GDP增长没意义,大国崛起没意义,中国进步没意义,这几十年大部分人生活质量得到了飞跃提升没意义。
全班近200个学生,一个同学从倒数几名努力到中等偏上,然后一群h说你一门课不及格,所以从倒数几名到中等偏上没意义,其实不及格的那门课也是从19分努力到59分的。
其实这些h不过是看到中国这些年进步神速,身边很多人的日子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自己却是龟速爬行,然后就觉得中国对不起自己,自己投错胎了,如果是外国人就好了,哪怕是印度和俄罗斯,于是就天天阴阳怪气酸不拉几来发泄,但内心一定是越来越难受的。
意味着我们面临的内外部发展危机(也可以说是发展爬坡期吃劲期)才刚刚到来。
先说外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联合起来遏制我们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这个容不得我们有一丝一毫的幻想。一个事实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基本高于段落至今,世界范围内生产力水平并没有大幅度的增长。所以,某种程度上近些年来各国所谓的GDP增长往往是国家间以及一个国家内部各阶层之间对既往经济成果的横向分配。看2021年人均GDP会发现一个很可怕的事情,那就是把中国这14亿人口剔除掉,人均GDP比我们高的只有11亿人,这11亿人就是我们常说的西方发达国家阵营。而如果我们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那我们的GDP总量就会是美国的三倍左右,比西方发达国家的总和还多。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伟大复兴的过程几乎必然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公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如果没有第四次科技革命,这个矛盾似乎难以避免。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要感谢西方这种所谓的“民主选举”制度,因为正是这种制度导致必然会有相当数量的政客只看短期选票的利益,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国内各阶层之间乃至不同政治精英之间的联结非常松动,给了我们一定的辗转腾挪空间。所以我们现在外部的论述去讲人类命运共同体,去讲带领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我们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我们的一带一路相对于西方所谓的对外援助确实是更普惠更正道直行的),事实上就是在以经济上的水乳交融在联结我们自己的朋友圈,以应对西方对我们正在进行且可能愈演愈烈的围堵。
再说内部。内部的问题用一句概括就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这个陷阱里面有土地财政难以维系(部分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重重)、高房价抑制消费、生育率逐年下降、大部分地区缺乏富有活力的龙头企业带动、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放缓甚至部分行业出现比较明显的收入下降、结构性的就业供求矛盾愈演愈烈等等。我们国家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因为我们独生子女政策执行的比较坚决,在很多农村地区70后父母也一般只生两个孩子,这批孩子从小在一种“低烈度、高强度”的竞争中长大,既吃了很多苦又没吃什么苦。这导致在很多农村地区乃至四线以下城市,不少文化水平较低(大专以下)的农二代们往往既不具备高学历人群所拥有的视野格局,又丢失了父辈们的吃苦耐劳,这其实是我国未来发展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在进行各种工厂劝退的时候,可能不知道的是我们国家在几年前就基本上实行了面向农村户籍人口就读职业技术学校的学费减免政策,现在两个三角地区熟练工人(尤其是技术较为细腻的熟练工人)收入已经比较稳定的高于中小企业文员这些低端白领,但能踏踏实实在技校中学一门本事的青年又有多少呢?这里面固然有职业技术学校师资队伍水平不高的问题(但这个已经在逐步改善了,教育部有一个专门的处室在干这个事情),但也无法回避这些青年自身责任意识乃至规划意识淡薄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会导致国家未来依然要在乡村振兴上投入海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给予极大的政策倾斜;但作为前一个发展波次主要的受益人群(即城市的中产阶层)在这个过程中会因为物质(享受到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和心理(政策上的倾斜极大减弱)而觉得生活质量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这种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也是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过程中很难回避的问题。
千万不要相信发达国家“枣核型”社会的鬼话,扩大到世界范围内,妥妥的“金字塔型”甚至“长尾型”才是残酷的真相。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发达国家只不过是在全球经济金字塔的塔尖,用各种非经济的标准(比如国家、民族、文化、主权、意识形态),挖出了一个小小的“枣核”。这些枣核一般也就覆盖不到一亿人,然后这些枣核累积成了全球经济金字塔塔尖的小金字塔。强如美帝,也没能力挖出一个能覆盖4亿人的“枣核”,因为全球经济体系根本无法容纳一个高达4亿人口的“枣核”,只能是在塔尖挖了一个小一点的金字塔。
而中国这个非经济的概念,要覆盖十四亿人,所以根本不要去想“枣核”的事情了。如果还是走零和博弈的思维,即便把当今所有发达国家的经济份额加起来给中国,也不够给中国成为一个位于金字塔尖甚至延伸到中间的“枣核”。甚至连人均GDP再翻一倍,实现下一个小目标的空间都不够。
我国目前人均GDP所达到的水平,以人口而论,全球显著超过中国人均GDP的人口加起来不过十亿出头。以生活水平而论,发达国家守门员,也是冷战之后为数不多新成为有规模发达国家的韩国,凭借超高的城市化率获得了超过中国一倍的人均GDP。但是可感知的生活水平,和中国的一二线地区已经没有显著差异,而中国一二线城市居民的总人口数量远超韩国人口数倍。综合以上,可以认为我国的发展已经显著扩大了全球中高发展程度人口的数量。这在冷战结束,一个阵营的工业化国家集体崩溃之后,是绝无仅有的。
而上面的原因,是我国走的路线,是对外互惠共赢,对内合理分配的(相反的则是从外部获取利润,内部按闹分配,此所谓“北欧社会主义”)。零和博弈的发展方式不可能适用于中国,否则前几年就应该已经是国运大顶了。而接下来决定国运天花板的,则是我国有多大的能力和决心,把自己的路线推广到全球范围内,不过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_╰)╭无论去过多少次都很难,星巴克店员总是特别热衷于纠正我在点餐过程中的各种错误……
-“我要个小杯……”
-“您是说中杯吗?”
-“对对对,的冰红茶”
-“您是说红茶冰摇吗?”
-“对对对,加桃浆,不加糖”
-“您是说冰摇桃桃红茶吗?”
-“………今天可以不问这么多问题吗?”
必须那么贵,而且其实就是因为是厂家和赛方掌握着定价权,所以才那么贵。就像羽毛球一样,一个球那么贵,归根结底就是几大厂家掌握了定价权垄断了毛片市场罢了。别听厂家吹什么最顶级的球得几千只鹅才能做出一个,更别听冰壶厂家吹自己石头多好多好,都是胡说八道
以女真人和原辽东军为主的重甲步兵(包括各种工程兵,像推盾车的)、重甲骑兵。
以蒙古人为主的冷兵器轻骑兵。
以三顺王(孔、尚、耿)军队、佟氏武装为主的汉军重炮兵。
以原辽东军火器兵为主的火器营。
全员重甲,全员骑马机动。
1、后金军的甲胄、装束、武器,与大明辽东军基本一样,这个之前我科普过,这里不再赘述。
后金、清军在关外推行剃发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战场识别。不然两边打起来,都不知道该砍谁。
2、明军的红衣炮是找葡萄牙人代工的,后金(清)军的红衣炮,才是国产的。后金的铸炮技术,原胜于同时期的明军。
明军的红衣炮,都是从澳门运过来的,后金第一次入关的时候,葡萄牙人将红衣炮运到涿州,发现了后金骑兵,葡萄牙人死活不往前走了。这时,被崇祯打为阉党的冯铨主动出资,招募家丁、乡勇,这才把这些炮运到了北京。
明军装备的红衣炮少得可怜,松锦大战中,十几万明军装备的红衣炮不足二十门,而同时期清军一年就可以造六十门。
下面为松锦大战之后,清军缴获的明军火器。
松山之战,获红夷炮5门,发熕炮2门,大将军炮146门,二将军炮737门,三将军炮1237门,行营炮200门,佛郎机33门;
锦州之战,获红夷炮7门,发熕炮1门,子母炮3门,大将军炮18门,二将军炮147门,三将军炮176门,行营炮33门,佛郎机12门;
塔山之战,获缴获红夷炮1门,发熕炮2门,大小将军炮409门,佛郎机37门;
杏山之战,获红夷炮2门,大将军炮6门,二将军炮122门,行营炮182门,佛郎机65门。
清军共缴获大小火炮3583门,其中红衣炮仅15门,佛郎机也只有百余门,其他大多数火炮都质量低劣,不堪使用。
说说后金将红衣炮国产化的过程。
孔有德投降,他在登州跟着孙元化打过工,孙元化是火炮专家,所以孔有德的几个部下,像王天相与金世祥也学习了不少火炮知识,对原理、架构都很精通,结构制造就没有问题。
然后需要解决的就是制作工艺。当时后金军中有一名汉族工匠刘汉,他精通冶铁技术,以复杂的退火、淬火程序处理火炮的不同部位,造出的铁炮接近钢炮的水准,质量已超越欧洲同时期水平。
崇祯四年,后金成功仿制了明朝的红夷炮,因满人对“夷”犯忌讳,故改称“红衣大炮”,定名“天佑助威大将军”。相较明朝的红夷炮,后金版的炮架先进,高低角可调,转向也方便,并有瞄准装置。
皇太极在八旗军设置新营“重炮军”,满语为乌真超哈,汉旗军都统佟养性任总兵官,曹振彦任教官,开始在战争中大规模使用重炮兵。
3、入关初期的清军,从人员构成上来说,是吴三桂辽东军(4万,打完李自成后约2万)+三顺王辽东军(1万)+佟氏兄弟手下零散投降的辽东军(1万)+祖大寿系辽东军(1万)+建州女真本部(2万)+努尔哈赤、皇太极掳掠的东北索伦诸部壮丁(1万)+漠南蒙古军(3万)。
以上人数为估算值,但误差不会太大,合计约11万人,原辽东军占了约半数,这就是入关前后清军的全部家当。
入关后,姜瓖的宣大军8万、河南地主武装约10万、南明江北四镇23万、左梦庚部(左良玉之子)约8万,先后投降清军。
这才让清军有了绝对的兵力优势。
而后期抵抗清军的,湖南何腾蛟,主力为原李自成大顺军的李过、高一功部;东南郑成功,主力为原海盗集团;西南孙可望、李定国,主力为原张献忠的大西军。
基本就这么个情况。
说明一下。
辽东军所谓的“军事地主制度”,就是明朝的卫所制度,即军籍即户籍,平常当地主,打仗的时候每户抽丁上阵,打仗→抢人、抢地盘→分地、种地。
努尔哈赤把这一套学来,搞出了八旗。
在清军入关前,关外最大的三股地主势力,即为吴襄系(辽西走廊南侧)、毛文龙系(辽宁半岛沿海)和祖大寿系(辽西走廊北侧)。在清军入关时,这三大系都给清军打工了,你说这得分多少地。
有很多朋友会说,人家毛文龙就占着个皮岛,怎么成地主了?
其实呢,在毛文龙死之前,东江所控制的地域甚至要大于明军在关外控制的地盘,请看下图:
图中深红色部分,即为毛文龙屯过田的地方。
所以,满洲不等于女真,八旗更不等于女真,它是一种满、蒙、汉相结合的军事贵族团体。
八旗军的主力,就是辽东军+爱新觉罗宗室+北方来的野人女真、海西女真+漠南蒙古。
上文所谓“祖大寿系”,并不是祖大寿一个人,而是一个利益集团,简单列一下辽东军投降后金军的情况。
李永芳,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游击,带500人投降;投降后金后授三等总兵官。
这位仁兄有点意思,明明是一个地道的汉人,投降后却处处满洲化,最典型的就是给他的儿子起名,请看:
三儿子,李·刚阿泰,后官至宣府总兵;四儿子李·哈什库;五儿子李·巴颜,一个汉人,官至正蓝旗二把手,后封一等昭信伯;六儿子李·呼图礼;七儿子李·胡拜;八儿子李·克胜额;九儿子李·克德。
个性不?
孙得功,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游击,开广宁城投降;投降后后金封爵封三等梅勒章京。
石廷柱,瓜尔佳氏,汉化满族人,投降前为关宁军广宁卫守备,协助孙得功开广宁城投降;后历任昂邦章京、总兵官、镶红旗汉军固山额真、镇海将军,因战功卓著,死后追封太子太傅。
金砺,汉族,投降前为辽东军武堡都司,协助孙得功开广宁城投降;投降后金后战功卓著,官至川陕总督,加太子太保,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孔有德,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皮岛总兵毛文龙麾下参将,带3000人投降;投降后初封恭顺王,后改封定南王,顺治九年因被李定国击败,自焚而死。清廷破格予以厚葬,并追谥为武壮。
耿仲明,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皮岛总兵毛文龙麾下参将,带3000人投降;投降后初封怀顺王,后改封靖南王。顺治六年,因其私藏逃人,多尔衮追查不休,耿仲明畏罪自缢于进军广东途中的江西吉安。
尚可喜,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皮岛总兵毛文龙麾下副将,带军民万余人投降;投降后初封智顺王,后改封平南王。康熙十五年被其子尚之信逼迫而死。
祖大寿,汉族,李成梁管家祖承训之子,李家衰落后辽东最大的地主家族,吴三桂之娘舅。投降前为大明辽东军总兵,先是被围大凌河投降,再是被围锦州投降。投降后授汉军正黄旗总兵,跟随清军入关。
祖大乐,汉族,祖大寿之堂弟,投降前为关宁军副将,松锦之战后投降;投降后无记载。
祖大弼,汉族,祖承训次子,祖大寿之弟,投降前为关宁军副将,松锦之战后投降;顺治时授散秩内大臣,隶属汉军镶黄旗。
祖泽远,汉族,祖大寿从子,投降前为关宁参将,松锦之战后投降;投降后战功卓著,官至湖广四川总督,一个人管半个南方,爵位为得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
祖可法,汉族,祖大寿养子,大凌河之战中作为祖大寿的人质被扣在后金营中,祖大寿降而复叛后归降后金。皇太极对其信任有加,授汉军正黄旗副都统。后跟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战功卓著,封为左都督,充任镇守湖广的总兵。
祖泽润,汉族,祖大寿从子,投降前为大明锦州副将;投降后战功卓著,为汉军正黄旗固山额真。
吴三凤,汉族,吴三桂长兄,投降前为辽东军参将,大凌河之战后投降;
张存仁,汉族,投降前为辽东军副将,大凌河之战后投降;投降后因其文武兼备,备受多尔衮赏识,先后任兵部尚书、直隶三省总督,爵位为一等精奇尼哈番。
洪承畴,不介绍了;吴三桂,不介绍了。
东北黑龙江流域的索伦诸部,也是八旗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雅克萨原住民,达斡尔族博穆博果尔叛逃,皇太极北伐,一次性抢回来近5000人;
尼布楚原住民,茂明安蒙古人,一千余户南下,加入后金;
索尼的赫舍里氏、沙尔虎达的瓜尔佳氏等等,之前都不是建州女真,都是从北边过来的。
真正的建州女真,能凑出一万壮丁,就顶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