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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为什么说这句话有阶级局限性? 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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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只好引用一下雨果笔下的另一句名言了:

“呀!对!九三!这个字我等了许久了。满天乌云密布了一千五百年。过了十五个世纪之后,乌云散了,而您却要加罪于雷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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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并没有给反革命以同样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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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有绝对人道主义,那就不会爆发革命,恰恰是因为没有绝对人道主义才爆发的革命。

身体里长了恶性肿瘤,需要做手术开刀才能治疗,但只要开刀必然会流血。

把不流血置于做手术之上。那就只能不做手术了。

所谓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实际上就是否定革命。

至于恶性肿瘤在身体里,杀害了多少健康细胞,吸了多少血,反正人道主义者是看不见的 ,就当没有了。

这就是阶级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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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年》这部小说是我还算熟悉。当时买了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定价10元。译者是桂裕芳先生。

同学们看到封面,都以为是现代小说。其实书中写的是1793年,也就是是200多年前法国大革命时期。这个版本的共和军司令翻译成“戈万”而不是“郭文”。另外两位主角“西穆尔丹”和“朗特纳克”,则与题目所说区别不大。

小说中最先登场的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农妇米歇尔,带着三个孩子。

她的爷爷是胡格诺派,被神甫送去服苦役;父亲偷了一只兔子,被领主老爷打成残废;公公是私盐贩子,被国王绞死;丈夫为国王、领主、神甫打仗,死了。

我多希望有人说一句:“在绝对正确的保皇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可惜一个也没有。

她不知道祖国是什么,也不知道法国是什么,不知道蓝军和白军是什么,只知道战争毁了一切。农民虽然被封建统治者和神甫迫害,但是没有文化,没有阶级意识,还为“自己的”老爷们卖命。共和军收留了母子四人,给他们吃穿。

朗特纳克是布列塔尼亲王,由英国人扶植去法国发动叛乱,目的是开辟登陆场让英军上岸。这个人利用农民的宗教虔诚,拿一套“上帝”、“天主”的宗教鬼话欺骗农民,让人们为他卖命。

有个小细节可以注意一下。农民阿尔马洛谈到十年前抗盐税,问:盐税和国王是不是一回事?朗特纳克不敢回答,说“你不必弄明白”。

很快,“绝对人道主义”登场了。这个人是个乞丐,他只是出于好心,不想让任何人被杀,就提醒了朗特纳克,等于是救了他。侯爵问乞丐站哪一边,他说自己只是穷人,不共和也不保皇。

侯爵随即纠集了几千白军,开始对共和派还有农民进行大屠杀。

他与手下对话:

“你烧了农场吗?”
“烧了。”
“烧了村子吗?”
“没有。”
“把它烧掉。”
……
“伤员怎么办?”
“结果掉。”
“俘虏呢?”
“枪毙。”
“差不多有八十人。”
“统统枪毙。”
“还有两个女人。”
“也枪毙了。”

这两个女人其一是共和军的女商贩,随军卖酒的,头上中了四枪。另一个就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农妇米歇尔,重伤未死,但是孩子被抢走了。

救了侯爵一命的乞丐来到村子里。面对满地尸体,悔之晚矣。

后来,旺代的共和军指挥官戈万率领军队粉碎了英军登陆的计划,把朗特纳克包围在城堡里,侯爵用三个孩子做人质,要求共和军放了他,被断然拒绝。他们从地道跑了,一个死硬的王党分子伊马纽斯留下来负隅顽抗,还点燃火药,想烧死三个孩子。他说这是共和军的孩子,要杀了为王室报仇。简直可笑,这几个孩子懂什么?他们只是无家可归跟着共和军生活了几天。

如果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种人也不值得宽恕吧。

接下来作者安排侯爵突然良心发现,从逃跑的地道折回来,救了三个孩子。指挥官为了贯彻人道主义思想,把侯爵放了。放了他会怎样?他还要跑出去召集旧部,继续战争,继续杀人的,他要带领英国人登陆扼杀革命,摧毁城市。

即使被捕,侯爵还念念不忘:要是把伏尔泰吊死,把卢梭送去服苦役就好了!

雨果在描写戈万心理活动的时候也知道这些,他写道:

……答案似乎不言自明:拯救朗特纳克。
对,可是法兰西呢?
……
他将重新作恶多端!他将残酷无情地、兴高采烈地再次投入仇恨和战争的深渊!从第二天起,人们将看到房屋被焚,俘虏被屠杀,伤员被处决,妇女被枪毙!

他描写的戈万得出结论:战争继续是一个深渊,不实行人道主义是另一个深渊。

讲人道主义的乞丐救了领主老爷一命,家乡被屠;讲人道主义的戈万救了叔爷一命(戈万以前是贵族,是朗特纳克的继承人),战争仍将继续,还要死更多人……

这就是“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还在“革命之上”?

这些行为都是表面人道,实际上不人道。有一点小人道,而不讲大人道。乞丐出于朴素的善良,戈万则是过于理想主义。

说好听了,叫做“在绝对正确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说通俗点就是乞丐朴素的善良害死了一群人,资产阶级软弱性妥协性将害死更多人。大家可以去看卷三第六章第二节“沉思的戈万”,作者实际上都想到了。

我们现在看到某些人拿雨果这句话空对空输出,一边彰显他们虚无缥缈的假人道主义,一边贬低所有革命斗争。这些人根本就不懂什么人道主义,他们只是本能的软弱、妥协和自负。


作者把大量篇幅用于歌颂法兰西革命,对于国民公会、巴黎人民、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当做英雄去写,对法兰西革命和国民公会进行了气势恢宏的赞颂,与今天那些拿着“人道主义”诋毁革命的人有天壤之别。

在充分肯定了法兰西革命的进步性和巨大历史意义之后,作者才进一步意识到资产阶级革命中极端暴力的危害,进而通过作品这种悲剧结局,企图探索一种更完善的未来。绝不是一般人理解的对革命进行否定和贬低。他甚至还借书中的人物提出了男女平权,这是超越时代的进步。

可能受到古希腊“命运悲剧”题材影响,安排戈万死了,西穆尔丹也死了。英雄逝去而恶魔逍遥法外。全书最后戈万被处决,西穆尔丹开枪自尽。作者写到:“于是后者的黑暗融于前者的光明之中,这两个悲壮的姊妹灵魂一同飞上了天”

戈万与西穆尔丹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他们都是革命者,光明与黑暗在这里并不是进步与反动,而是代表了革命的人道主义和残酷性。

戈万这个人物在卷三第二章之前大多是侧面描写,第一次直接出场的时候,正是一场大战结束。战士们的鲜血还未冷却,他就想当场“宽恕”一个死硬的王党分子,不但上去劝降,还“向他伸出手”。这个敌人却一手举枪一手挥舞马刀砍来,恰好赶到的西穆尔丹骑马替他挡下了致命的一刀。

我们应该注意作者的安排:

如果没有代表着革命残酷一方的西穆尔丹,所谓革命的人道主义第一次登场就得死。若没有雷霆手段,革命必然早已被扼杀,还讲什么人道与进步。

在郑克鲁先生的序言里,认为这句话表示作者陷入另一个极端。

实际上,我认为“在绝对正确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句话,只是被某些人刻意取出,并加以歪曲和利用了。

戈万是作品中塑造的人物,作品中某个人物的观点,并不能代表作者。比如《茶馆》,你说王利发代表了作者?常四爷代表了作者?说不通吧?只能说他们代表了那个社会。

在卷三第二章第六节,曾经救了侯爵的乞丐这样反思:

于是他自问:“当初我为什么要救这位老爷呢?”
又自答到:“因为他是人。”
对这个回答,他沉思片刻,又接着想:“果真如此吗?”
他心酸地自言自语:“早知如此!”

“早知如此”竟然出现了两次。

一次是侯爵屠杀农民枪毙俘虏之后,另一次是乞丐救活农妇之后很久。可想而知,作者对于戈万放走朗特纳克是什么态度了。

接下来的第七节,戈万与西穆尔丹进行了思想的交锋。他们一个主张宽大,一个主张残酷。当然,这种宽大和残酷都是局限于资产阶级革命范畴中的。

细读这一节,你会发现戈万的理由十分简单、苍白、无力,西穆尔丹完全占据上风。他没有责怪戈万赦免三百名农民,而是指出,戈万赦免了两个王党头目,现在都成了重要威胁。这太打脸了:指挥官的人道,使自己的士兵继续付出牺牲。

戈万进行赦免,仅仅因为对方处于劣势。比如“怎么能让一千五百人去杀一个人?”

西穆尔丹是怎么说的:“切除肿瘤哪能不流血呢?扑灭大火哪能不牺牲一部分呢?……你要求它对病毒实行赦免,对毒汁宽大为怀?革命不会听你的。”

戈万辩解说:“我不愿流血,除非我自己也可能流血”

他做事的标准是“自己是否受害”,却不考虑自己赦免的王党要杀死多少共和军士兵,要杀死多少农民!看到这些,谁还会认为雨果站在戈万那边?

雨果推崇的既不是糊涂的戈万,也不是冷酷的西穆尔丹,更不是那个满口“天主”愚弄农民的大话精侯爵。

纵观整部作品,他对王党的描写就是朗特纳克的宗教鬼话、各种屠杀、愚昧的从众、死硬的暴力疯子,几乎没有正面元素。

他所寻求的宽大,绝不是戈万这种毫无原则,随心所欲,而正是资产阶级革命中没有的,需要新的,更先进的阶级去实现的东西。

可是啊,有些知识分子就是扒出了作品中某一人物的某一想法,当做作者的想法。

为什么要这样?他们又不是第一天读文学作品,难道不知道某一人物不能代表作者?只是装糊涂罢了,为自己的理念找名人背书。既然雨果是大作家,好,那就好好利用他!

所以他们选取了作品中某一文学人物的只言片语奉为圭臬,却不肯根据整部作品得出结论,对作者99%的内容选择性无视!

他们把“人道主义”与“革命”进行对立。好像只有他们懂人道,一沾上“革命”就没人道了,简直荒唐。

他们要“革命”的解释权,要“人道”的定义权。

你们来讲,那是不算数的,人家想说了算。

他们只针对“革命”讲所谓的“人道”,甚至连资产阶级革命都不放过。

那真的是追求人道主义吗?假的,只是想让你缴枪而已。人道主义,仅仅是这些人攻击革命的工具。

嘿,我还就想看看,这种人什么时候能说了算。


我们正走近巅峰。
这就是国民公会。
看到这座顶峰,目光变得凝重了。
人类的地平线上,从未出现过如此高峰。
有喜马拉雅山,有国民公会。
国民公会可能是历史的顶点。
在国民公会活着的时候,是的,在它作为议会活着的时候,人们并不了解它怎么样。同时代人所忽视的,恰恰是它的伟大之处;人们太恐惧了,看不到它的夺目光辉。
一切伟大的事物都包含神圣的恐怖。赞赏平庸和土丘,这是很容易的;
然而高耸的东西,例如天才、高山、议会、杰作,如果从近处看就会使人骇然。
任何巅峰都显得过高,攀登起来十分吃力。
你会在峭壁上气喘吁吁,在坡路上滑倒,在崎岖不平的地方撞伤,但崎岖正是它的美。激流汹涌,表明近处有悬崖。云雾遮住山顶,攀登与坠落都令人胆战心惊。因此,恐惧盖过赞赏。你体验到一种奇异的感觉,你厌恶伟大。你看见深渊而看不见崇高;你看见魔鬼而见不到奇才。当初人们就是这样看待国民公会的。
它应该受到雄鹰的赞赏,却受到近视者的蔑视。
今天国民公会已成遗迹,它在在宁静而悲壮的远方,在深邃的天空中勾画出法兰西革命的巨大侧影。
……
国民公会从革命中脱颖而出的同时,也创造着文明。
它是一座熔炉,一座冶炼的熔炉。
这座熔炉里虽然翻滚着恐怖,但也酝酿着进步。
从那纷纭的阴影中,从那汹涌奔驰的云层中,射下万道光芒;
这光芒犹如永恒的定律,闪耀在地平线上,闪耀在各国人民永远看得见的天上,分别代表着正义、宽容、仁慈、理性、真理、博爱。
国民公会宣告这样一条伟大的公理:
一位公民的自由在另一位公民的自由的开始处结束。
这句短短的话概括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全部准则。
国民公会宣布穷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宣布残疾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盲人和聋哑人应该受到国家监护,母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未婚的母亲应该得到安慰和扶助,儿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孤儿应该由国家收养,清白无辜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被宣判无罪的被告应该得到赔偿。
它谴责贩卖黑奴,主张废除奴隶制度。它宣扬公民团结互助。
它规定实行免费教育。它组织国民教育,在巴黎由师范学校、在省城由中心学校、在乡镇由初级小学负责实施。
它创办音乐戏剧学院和博物馆。
它颁布法律,统一法规,用十进制统一度量衡。
它建立了法国的财政,用国家的信誉取代了君主专制下国家信用的长期破产。
它使通讯有了电报,为老年人创办了享受救济的养老院,为病人建立了清洁的医院,为教育创办了综合科技学校,为科学创办了气象局,为人类智力创办了研究所。
它是本国的,又是世界的。
国民公会颁布了一万一千二百一十条法律,其中三分之一涉及政治,三分之二涉及人类。
它宣布普遍的道德为社会的基础,普遍的良心为法律的基础。
而这一切,废除奴隶制、宣扬友爱、保护人类、匡正人心、将劳动法则变为权利,使之不再是难以承受的,而是有益的、巩固国家资产、教育儿童和救济儿童、宣扬文艺和科学、在所有的顶峰点燃光明、援助一切困苦者、宣布一切原则,国民公会做了这一切,虽然它腹中有旺代这条七头蛇,肩上有国王们这群老虎。

不好意思,执着于键政那点破事,对于题主的问题没有讲得很清楚:

如果你通读这部著作,就会发现雨果塑造的这几个人物都是有各自缺陷的。

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体现在搞人道就胡乱放人,无原则妥协,甚至向敌人投降,出卖工农利益;搞革命呢,有时候就胡乱杀人,甚至不分青红皂白。

这些都是不对的。他们的革命既体现了软弱妥协性,又伴随着残酷滥杀,这两个缺陷都是他们的阶级局限性。

不过并不能因为这些否认法兰西革命的伟大,它推翻了上千年的封建帝制,为人类文明带来了曙光,传播了进步思想,无数人因此受益。今后的道路还很长,人类社会也不会止步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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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这句话有三个比较重要的观点,前半句是肯定革命的必要性,后半句是肯定人道主义的必要性,合起来是说“人道主义”的要高于“革命”。

阶级局限性这里是评价雨果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者具有这一阶级特有的“两面性”,既有革命性又有妥协性。

雨果是个革命党人,他本身对革命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是支持的,在雨果生活的时代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雨果也确实体会到了。

雨果是个人道主义者,他确实相信在革命中可以采取更多的“仁慈、宽恕”是人性中的美好部分,人在采取行动时要人道主义,即便革命时也是如此。

换句话说就是一旦革命和人道主义冲突时,应该是革命给人道主义让路。

革命最终的目的是让大家都过得幸福美好,通过小部分人的流血牺牲来达成大家幸福美好的目标这才是“革命”,而让大家都幸福美好无疑是最高层次的“人道主义”。

从这个角度来说“人道主义”是目的,而“革命”是手段,手段是为了达到目的,所以手段与目的冲突时当然要让位于目的,所以雨果的话确实是“正确”的。

理论上“正确”未必意味着实践中也“正确”,就像是理论上无论多重的东西从同样高度抛下应该同时落地,而现实中同样重的羽毛就是比石头晚落地一样。

革命的是通过少数人流血牺牲让大家都幸福美好,大家都幸福美好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这不是一个现实中可以实现的目标,所以所有革命必须要有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比如“土地改革”、“生产资料公有”等等,通过审视革命的目标就能得出目前社会制度中需要改革的部分,进而得出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可以说在“革命”里“敌人”是必须要被全部消灭的,不然的话新秩序的推进就会打折扣,这样的革命是不彻底的,不彻底的革命就一定会造成革命预期里应该幸福美好的一部分人实际上并没有幸福美好,所以在“革命”里对“敌人”仁慈不是什么“人道主义”而是“慷他人之慨”。

事实上“革命”中的“敌人”未必都是一般意义上的坏人,一般意义上的好人也会因为自己的阶级、立场等因素而成为“敌人”,“革命”里消灭“敌人”并不是因为他们人格上好或者坏,而是因为他们阻碍了大多数人追求幸福美好的道路。

无论怎么美化也改变不了革命是一场有组织的暴力活动这一事实,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要掉脑袋的,而在这一场极端的暴力活动中是不能苛求每个人都时时刻刻保持个人层面上的“人道主义”的。

人不是神,不会处处完美,人性中不仅有博爱、仁慈、同情,同样也有歧视、暴虐、冷漠,既然认为人是自由的,那恐怕注定不会所有人都表现出善良的一面。

我们当然都追求人性中的善,但我们不能假装人性中的恶不存在,我们只能与现实共存而不是捂着眼睛不去看那些我们认为不好的东西,我们不能要求革命者人性中只有善,因为革命者也是人,他们不是神,他们不完美。我们不能因为革命者人性中也存在恶的部分就不去革命或者否定革命成果。

所以现实中的状况是,从宏观角度说“革命”给“人道主义”让路不过是慷他人之慨的虚伪之举。从微观角度上说,让每个革命者都“人道主义”又是苛求人性只有善良的“造神运动”。

所以雨果的话在现实中作为革命的指导思想毫无疑问会造成失败的革命或者不彻底的革命,资产阶级局限性里说的就是资产阶级这种革命又不能完全革命的特点,说雨果的话具有阶级局限性也挺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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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机灵。

既然革命讲人道主义,那么他就是道德的。

如果革命是道德的,道德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那么革命就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

革命在法律的框架内,那么就有两点:如果该国法律不准革命,那就不能革命;如果该国法律允许革命,那么在革命的过程中,就不能出现违反法律的行为。

那么有的朋友就要问了,法律不准革命但是非革命不可该怎么办啊?那就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感动上层建筑以获得配合,二是遵循上层建筑运转规律,获得对上层建筑的控制权。

如果感动不了那是你们能力不足,和上层建筑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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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的人道主义是人的神性。

绝对正确的革命是人性驱使改造社会的勇气与努力,因此也就有了阶级的划分,阶级之间的斗争,凡此皆在人间。

当然,从人间的角度,神性反倒局限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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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小心。通常的情况下,这两种观念并不是同时存在,而是先后存在的。也就是说,很有可能你在有点什么的时候,先被人讲了绝对的革命,然后在失去了什么后,又被人讲了绝对的人道。这个时候你既不会觉得革命有道理,也不会觉得人道有道理,你只会觉得你自己有道理,而这道理是沉默的,那些先讲革命,再讲人道的人,不管他们怎么讲,他们其实上都没有道理。

历史的道理也是沉默的。历史不是用黑墨水写的。也不是用蓝墨水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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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苏区战争,逼得红军不得不长征,蒋介石国民党在中国GCD红军到过的每一个地方施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每侵占一地,就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蒋介石国民党纠集卷土重来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义勇队”、“挨户团”、“靖卫团”、“保安队”、“搜山队”等反动组织,对苏区人民进行疯狂地报复。蒋介石国民党狂叫“大乱三天,大杀三年”,要“屋换石头,人换种”,“斩草除根,诛家灭种”。在“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放一个”的反动口号下,蒋介石国民党在苏区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诚如国民党政府在报告书中供述,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蒋介石国民党肆意屠杀苏区中国GCD人红军及老百姓,其手段极为残忍,骇人听闻,如挖心、剥皮、肢解、分尸、刀砍、碎割、悬梁、火烧、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铁丝、割舌头、破肚取肠、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钉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数十种酷刑。从3岁孩童到80老人,均不能幸免,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有的婴儿被蒋介石国民党兽兵抓住2条小脚,活活撕成两半。有的革命群众被蒋介石国民党用烧红的铁盒戴在头上活活烧死。有的妇女被糟蹋割乳,凌辱而死。


比如,蒋介石国民党独立33旅旅长黄振中杀害宁都、瑞金、于都、兴国、广昌、石城等县人达数万人。蒋介石国民党江西保安3团团长欧阳江一个晚上屠杀500多名抗交粮食的瑞金武阳群众,制造了‘武阳围血案’。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门岗一次枪杀了500余人,蒋介石国民党瑞金县长邹光亚在云龙桥下一次集体屠杀了120余人。瑞金竹马岗被杀害的人数以千计。谢家祠和陈家祠被害的革命群众的尸体推积如山。


据当地史料的不完全统计,瑞金有18000人被屠杀;兴国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于都被屠杀3000余人,其中禾丰地区被保安团团长华品懋杀害的革命群众达500余人,沙心地区全家被杀绝的有37户。赣县田村一地被杀害94人,其中有14户被杀绝;寻乌被杀害4520人,杀绝900余户;会昌被杀害972人;石城县被屠杀的干部和群众576人;广昌被害的1000余人;宁都有1442名干部和3378名群众死于蒋军的屠刀之下;上犹县被杀害的干部达1466人,群众658人。在蒋介石国民党的血腥屠杀下,不少村庄被杀光,成了“无人村”、“血洗村”,尸骨遍野,血流成河。


1933年年底,约2400名蒋介石国民党的“别动队”人员开到了大别山。该部别动队由蒋伏生指挥。如果说别动队在江西搞了一个地狱,那也只是地狱的第一层,而大别山则是地狱的第十八层。


蒋介石给别动队下达的命令:“‘匪’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这次的集体大屠杀得到完全贯彻,并直接造成大别山地区一百万多青壮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并最终大批饿死。这一命令是由蒋伏生草拟,由那个在南京以基督徒或儒教徒自居的蒋介石总裁所批准下达的,由于这一命令的执行者大多是那些以“正直”的军人自居、强调“廉洁和献身”、立志“复兴国家”的蓝衣社成员,所以被执行得非常彻底,鲜有遗漏与幸免者。

以上国民党对工农的屠杀一直延续到败退台湾后仍然没有结束,由留在大陆的国民党土匪反动道门地主溃兵特务继续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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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定义还是实践这一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都需要一个权力结构来完成。

而在现代社会,其必然由国家机器来完成。由国家机器所定义和实践的“人道主义”必然是“无人道”的。

人们在用这句话谴责革命之时,总是在不自觉的扮演着一个凌驾者的姿态,然而这种凌驾却同时不愿承认旧的权利体系中本身存在的庞大“非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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