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为什么会单独给托雷追尊睿宗英武皇帝的庙号谥号？ 第1页

先说结论：蒙哥对拖雷的追尊并非是单独追尊，而这一追尊行为受到金代传统的影响。

《元史·列传·卷二》记载，元宪宗蒙哥即位后，追封其父拖雷为英武皇帝，庙号睿宗。

宪宗立，追谥曰英武皇帝，庙号睿宗。二年，合祭昊天后土，以太祖、睿宗配享。世祖至元二年，改谥景襄皇帝。

《元史·本纪·卷一》则记载，成吉思汗铁木真在元武宗至大二年才获得太祖庙号。元武宗已是元朝入主中原后的第三位皇帝。

至元三年冬十月，追谥圣武皇帝。至大二年冬十一月庚辰，加谥法天启运圣武皇帝，庙号太祖。在位二十二年。

因此题主提出疑问：此时（即宪宗蒙哥在位期间）蒙古尚未设立太庙，也未追尊成吉思汗为太祖，为何会单独给托雷庙号谥号？

的确，按此而言，在给成吉思汗上庙号“太祖”前即给拖雷上庙号“睿宗”，太不符常理。

但其实，成吉思汗“太祖”的庙号远远不可能在武宗时期才有。

参见中统元年忽必烈的即位诏书：

肆予冲人，渡江之后，盖将深入焉，乃闻国中重以佥军之扰，黎民惊骇，若不能一朝居者。予为此惧，驿骑驰归。目前之急虽纾，境外之兵未戢。乃会群议，以集良规。不意宗盟，辄先推戴。左右万里，名王巨臣，不召而来者有之，不谋而同者皆是，咸谓国家之大统不可久旷，神人之重寄不可暂虚。求之今日，太祖嫡孙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贤以长，止予一人。虽在征伐之间，每存仁爱之念，博施济众，实可为天下主。天骣道助顺，人谟与能。祖训传国大典，于是乎在，孰敢不从。朕峻辞固让，至于再三，祈恳益坚，誓以死请。于是俯徇舆情，勉登大宝。自惟寡昧，属时多艰，若涉渊冰，罔知攸济。爰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务施实德，不尚虚文。虽承平未易遽臻，而饥渴所当先务。呜呼！历数攸归，钦应上天之命；勋亲斯托，敢忘烈祖之规？建极体元，与民更始。朕所不逮，更赖我远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协力，献可替否之助也。诞告多方，体予至意！

也就是说，在忽必烈即位之初的中统元年，诏书中就已出现了“太祖”和“烈祖”（即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的庙号。

同样，世祖至元八年，忽必烈正式定国号“大元”，诏书内容亦有“太祖圣武皇帝”。

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震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顷者耆宿诣庭，奏章申请，谓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在古制以当然，于朕心乎何有。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兹大冶流形于庶品，孰名资始之功；予一人底宁于万邦，尤切体仁之要。事从因革，道协天人。於戏！称义而名，固匪为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负于投艰。嘉与敷天，共隆大号。

那么，《元史·本纪·卷一》的记载错了吗？

记载没错，但理解错了。“至大二年冬十一月庚辰，加谥法天启运圣武皇帝，庙号太祖。”这句话中，“加谥法天启运圣武皇帝”与“庙号太祖”之间被逗号隔开。这样的标点给人的印象是：元武宗在至大二年加谥成吉思汗为“法天启运圣武皇帝”，同时定庙号为太祖。其实不然，正确的标点应该是：至大二年冬十一月庚辰，加谥法天启运圣武皇帝。庙号太祖。

这样，整段话就是：

至元三年冬十月，追谥圣武皇帝。至大二年冬十一月庚辰，加谥法天启运圣武皇帝。庙号太祖。在位二十二年。

这样一来，至元三年和至大二年两句都是对成吉思汗谥号的描述。而“庙号太祖”则是另一句对庙号的描述，没有时间状语。

那么，成吉思汗“太祖”庙号是何时订立的？是否在蒙哥追封拖雷“睿宗”之前呢？

这是显然的。

蒙哥在位期间，“太祖”“太宗”的庙号即已出现在诏书中。

仍诏谕之曰：“太祖、太宗之财，若此费用，何以给诸王之赐！王宜详审之。此银就充今后岁赐之数。”

多说一句，在很多人看来，蒙古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主要是忽必烈以汉地为基本盘的结果。事实上，这一进程始于太宗窝阔台。窝阔台在蒙古从部落向帝国的转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

窝阔台元年，“始立朝仪，皇族尊属皆拜”。
窝阔台三年，“始立中书省，改侍从官名，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
窝阔台五年，“诏以孔子五十一世孙元措袭封衍圣公”，“敕修孔子庙及浑天仪”。
窝阔台八年，“三月，复修孔子庙及司天台”，“耶律楚材请立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编集经史”。
窝阔台九年，“秋八月，命术虎乃、刘中试诸路儒士”。

因此，在太宗、定宗、宪宗时期，蒙古对中原文化的吸收已取得一定基础。

另一个问题，蒙哥为什么要追封生父拖雷为皇帝？

一般来说，开国皇帝追封父祖为帝是古代诸朝的历史传统。但非开国皇帝在其生父不是皇帝的情况下，则并非一定会将其生父追封为帝。

例如：汉哀帝追封其父为“恭皇”，汉桓帝追封其父为“孝崇皇”，仅追封“皇”而非“皇帝”。汉光武帝刘秀、汉昭烈帝刘备、晋元帝司马睿等等也并未追封生父（这几位在法理上并非开国皇帝）。

追封生父为皇帝始于三国东吴的孙皓追封其父孙和为“文皇帝”。

九月，贬太后为景皇后，追谥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为太后。

当然，孙皓的先例远远不足以为后世帝王效法。

真正的先例是：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后追封其父为恭宗景穆皇帝。之后，孝庄帝有样学样，追封其父文穆皇帝。

唐代之后，追封皇帝渐趋泛滥。唐高宗甚至追封自己的儿子为皇帝，“五月己亥，追谥太子弘为孝敬皇帝”。至辽代，追封生父为帝已成为惯例。

例如：

辽世宗追封其父耶律倍为“让国皇帝”，庙号义宗；辽天祚帝追封其父耶律浚为“大孝顺圣皇帝”，庙号顺宗。

金前中期的帝王世系混乱，追封生父的情形十分频繁。例如：

金熙宗追封其父完颜宗峻为金徽宗；海陵王完颜亮追封其父完颜宗干为金德宗；金世宗追封其父完颜宗辅为金睿宗；金章宗追封其父完颜允恭为金显宗。

成吉思汗本就是金朝官员，蒙古人自然对金国的政治习俗十分熟悉，熟悉这一追封生父为帝的传统非常正常。因而，蒙哥对父亲拖雷的追封也在情理之中。而“睿宗”这一庙号，或许也同金世宗的追封有关，毕竟在金世宗时期金朝的国力趋于鼎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