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度很大,第一步就是过自己这关。
崇祯所有的潜在对手中,清朝是最难争夺中原皇帝的法统的。异文异服的负面buff太大,如果没有特别巨大的优势,清朝是难以对中原建立统治的。如果清朝的统治能力再弱一些,甚至不一定有能力去直接统治内地,可能需要傀儡,当年吴三桂就以为自己有可能做这个傀儡。而站在崇祯的视角上,很容易对清朝的统治能力有误判。
而宗室、军阀、反王和崇祯争皇位,那就纯粹是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了。明朝的制度很好地压制了宗室、武将和地方督抚大员,能和朱氏争天下的,实际上只有农民军。正常人在这种情况下,都很难克制再努力一把,万一能彻底消灭农民军的想法。
哪怕是穿越者,坐在皇帝的位置上,也难免有保住皇位的念头,这样的念头一起,就难免走崇祯的老路。为了让这个推演能持续下去,就不得不假设有一个历史观点非常坚决,确定明朝不可挽救,一心为国家争取更好的发展的人穿越了。
即便如此,这个人的任务也是非常艰巨的。首先应该分析,为什么明末的局势没有按照正常的历史周期发展。明朝顶不住清朝,这是早晚的事,就算明军不浪战,双方拼起消耗来,清朝可以入塞抢明朝,而明朝野战打不赢,也就没有反制措施,那只能是清朝越来越强,明朝越来越弱。所以,要实现题主这个目标,就必须让明朝坚持到农民军强大到足以抵抗清朝的程度。
在此之前的统一王朝中,秦、西汉、东汉、隋、唐、元这六个朝代,都是在大规模农民起义之后覆灭的,从这六个朝代的失败中,可以吸取很多经验教训。
从秦朝和西汉的失败中可以看到,单靠一般的农民起义是难以取得胜利的,需要贵族、宗室一类的人物作为号召。陈胜以扶苏、项燕为号召,孔鲋提议立六国贵族为王,项梁立熊心,还有刘玄、刘盆子被拥立,都说明了这个道理。所以,明朝在吃了朱棣靖难的亏之后,把连自己家的宗室都彻底废物化了。
从东汉和元朝的失败中可以看到,单靠一般的农民起义是难以取得胜利的,但如果有宗教为依托,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小农本是松散的,难以形成合力,宗教却能在灾年很容易地将饥民组织起来,而组织正是军队比老百姓强的关键。所以,朱元璋在还是大宋吴王的时候就在极力打击“烧香聚众”。
从隋朝和唐朝的失败中可以看到,单靠一般的农民起义是难以取得胜利的,而朝廷的封疆大吏如果造反,会有更大的威力。因此,明朝进一步完善了宋代限制地方割据势力的政策。
从东汉、唐朝的失败中可以看到,单靠一般的农民起义是难以取得胜利的,但是在镇压农民起义时立有军功的军阀却很危险。尤其是像曹操这种在镇压农民军的过程中收编了大批农民军的。所以,孙传庭收编高汝利、张天琳等人去抗清,被崇祯关进牢房了,而洪承畴这种喜欢假招安或者只招安手上有自家兄弟血债的农民军叛徒的督抚,能受崇祯的信任。
从东汉和元朝的失败中可以看到,单靠一般的农民起义是难以取得胜利的,而能通过屯田恢复社会秩序的才是争夺天下的有力选手,曹操、朱元璋都是如此。所以当有人建议孙传庭先屯田再和李自成打的时候,孙传庭就被崇祯逼死了。
从西汉和元朝的失败中可以看到,单靠一般的农民起义是难以取得胜利的,从农民军中分化出来的与地主合流的武装有更强的竞争力,如果他们能收编其他农民军,那就更危险了。
从唐朝和元朝的失败中可以看到,军阀混战会极大地削弱朝廷镇压农民起义的能力。因此,明朝对于武将有非常严格的限制,文官督抚、武将、监军太监三者互相牵制,谁也无法完全掌控军队。
从以前所有朝代的失败中可以看到,赢得地主豪强的支持对于新王朝的建立是非常必要的,一旦朝廷无力笼络地主,地主投靠军阀甚至农民军,朝廷必然要完。
所以说朱元璋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除了对自己生的一堆畜牲过分放纵,他基本上把所有可能导致明朝被农民军或者镇压农民军的军阀的方式都想到了。朱棣钻了这个漏洞,又补上了最后这个漏洞之后,明朝的确实现了空前的君主专制,皇帝兼任宰相,外戚、宗室彻底不能成为政治势力,宦官也再也不可能达到唐朝时那种能控制军队的权势。
朝廷对地方有强大的控制力,直到崇祯上吊前一年还能派出受朝廷控制的十万大军,孙传庭这样的空降官员还能诛杀贺人龙这种拥有大量家丁的武将。在孙传庭军团覆灭之前,也就是祖大寿、左良玉这种级别的军阀崇祯才不能随便诛杀,一般的总兵说斩就斩,说罢就罢。论起朝廷对士绅的团结,那也是无可挑剔。
所以,明末农民军的路基本上都堵死了。学陈胜,这年头哪有六国贵族;学刘秀,大明又不像新莽那样速崩;学曹操,时时面临明军的高强度围剿,根本不可能屯田,没有发生武将进京、军阀混战这种事,挟天子自然也是不可能的;学李渊拥立明朝宗室,那就得和洪承畴、卢象昇正面硬刚;学朱温,明朝哪还有割据的节度使;学朱元璋,和大明比谁更能笼络士绅,这不是找死吗?
所以,明末农民军去掉了所有能够增强的buff。没有贵族作为旗号,没有宗教来组织农民,没有屯田的条件,没法笼络士绅,而对手又是一个君权空前强大,仅次于清朝的政权,没有皇权瓦解、军阀混战的便利条件。
农民军的政治手段只剩下最后一招,就是用他们的天然属性劫富济贫,打击宗室、外戚、宦官、缙绅,对农民免税,甚至重新分配土地,官员队伍只能依赖和普通农民一样穷的乡下穷书生。如果是在之前的朝代,这条路是肯定行不通的。
可是,当一个王朝运行了两三百年,朽烂到根本没有维修价值的时候,终究是要推倒重来的。如果农民军不能推翻旧秩序,没有一个有力的军阀来建立新秩序,那么土地兼并和暴敛横征导致的流民遍野就不能停止,还是得接着爆农民军,那么结果就是一个,只能是农民军坚持打到底,直到把明朝的力量彻底耗干为止。
这就导致,直到明朝崩溃之前,农民军都难以建立与缙绅稳定合作的官府,这个过程怎么也得三年五载。而这三年五载的时间,就成了清朝夺取天下的唯一机会。
所以,要想在明朝灭亡之前让农民军有足以抗清的实力,必须把已经被砍掉的buff还一些给农民军。
宗教手段首先排除,太难控制,环境也不合适,明末的白莲教、密密教也起事过,但战斗力有限。
军阀混战也不行,因为有清朝存在,军阀肯定是争着认清作爹。
以明末的状态,宗室造反肯定扶不起来,而且宗室造反容易走捷径,说不定根本没推倒旧秩序,只顾着夺权,裱糊裱糊就凑合了,基层还是民不聊生,最后弄得和八王之乱一样。
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力引导农民军屯田,团结地主。
现实中的崇祯有一个政策,就很值得学习。
士首四民,素谙忠义,年来独宽优免,皇恩则既沃矣,士独无所自效于危时乎?通查海内生员,大州县五六百名,即小县亦二三百名,计一年所入可得三十万两,足当一省赋役,今自崇祯三年为始,尽扣充饷,亦不后其君者之当然耳。
读书人的免役特权,一直饱受诟病,甚至被很多人认为是明朝收不上来税的根本原因。随便哪个人看了几篇自媒体文章都能想到的事,崇祯能想不到吗?事实上,崇祯刚继位就打了这笔钱的主意。
废除生员优免,一年所得不过三十万两银子,又有什么用处呢?大明还规定煮盐的盐丁也不用服徭役,哪个盐丁靠这个发财致富了?缙绅逃避赋税,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因为法律规定的那点特权,正如李逵所说:“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缙绅真正靠的是人家祖传中举做官,既有朝堂上的人脉,又是本地的地头蛇,从土地丈量到实际征缴赋税的过程中的每一步,人家都有办法弄虚作假。废除生员优免,固然能稍微增加一下缙绅隐藏人口、逃避赋役的成本,可是真正受到沉重打击的,反而是那些出身于中等人家,真正需要优免的穷苦读书人。
《怀陵流寇始终录》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其将使县令报功。令曰:“无首级何以报?”将曰:“易耳!”少顷,进千级,其中有庠士八十余人。
普通的穷秀才,直接被开除人籍了,连官兵都敢借他们的人头报功。张献忠在湖南的时候,“开科殿试,考授伪员。劣衿或羶逐之”。“劣衿”也就是缙绅眼中品性恶劣的读书人,其中固然会有投机分子,但此时张献忠立足未稳,左良玉的还乡团还在烧杀抢掠,投机分子的比例不会太高,这些来应张献忠的科举的“劣衿”,肯定有很大一部分是像那八十多个被官兵借人头报功的读书人一样,是活不下去的穷人。
这种把穷书生开除人籍的做法,对于大明朝廷肯定是作死,但是对于农民军来说,这是大好事,人家读书人如果能踏踏实实地读书考科举,为什么要造反呢?正是因为明朝的暴政把底层读书人也打成了被压迫者,才让农民军有了读书人加入,李自成在1643年前后建立政权的时候,最初的官员队伍就来自这群人。
要培养农民军,这一点是一定要学习崇祯的,要笼络穷苦读书人不容易,怎么逼读书人造反就不用教了吧。
但是,逼读书人造反也是得有节制的,如果连家里有钱的乡绅都逼反了,那大明就直接崩了。
不围剿农民军是不行的,因为不围剿就是叛徒了,但像洪承畴那样围剿也是不行的,得想方设法把农民军往南方赶,让他们在崇祯中期的时候,就在四川湖广一带开始种地,和南方佃农起义那种限制地主又不彻底铲除地主的模式结合,然后才有可能在明朝撑不住的时候抗清。
之前写过一个类似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