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美国大城市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第1页

我们用科学的方法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要解决的谜团：为什么城市里的人大多投给民主党，而乡村的人大多投给共和党？

在做出假设前，我们来看看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

可以发现，城市人口的中位数收入更高，但贫困人口更多。城市里年轻、高学历、少数族裔的人更多。

而平时阅读新闻我们会了解到（或者你也可以谷歌一下），低收入、硕士/博士学历、少数族裔、年轻人都更多投票给民主党。

由此我们做出几个假设：城市的人大多投给民主党是因为，城市相对于农村来说，

1. 穷人更多
2. 少数族裔更多
3. 年轻人更多
4. 学历高的人更多

这里面哪个因素更重要呢？是否有些因素在控制其他因素以后就完全不重要了？

由于收入、教育等指标是高度相关的，我们要需要更仔细地分析才能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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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有数据来检验我们的假设呢？

粗略的办法是分析美国每个郡的投票和人口数据（郡 “county” 是州 “state” 下面的一个单位）。比如我们可以看，居民收入差不多的州，学历高的那些是投给了希拉里还是特朗普。

细致的办法是分析大选后的选民调查，由于调查会问受访者的各类信息，所以我们可以看受访者的投票选择和他“收入”、“族裔”、“年龄”、“教育”等各类指标的关系。

由于时间有限，我把 YouGov 的一组调查数据（CCES）拿来做了简单的处理。这组调查数据有它的局限，但好处是样本量比较大，我们按照“收入”、“族裔”、“年龄”、“教育”等各类指标切分以后，每个子单元还是有足够大的样本。

下图显示的是“家庭收入”、“族裔”、“年龄”、“教育”、“性别”和“投票给特朗普”的相关性。（CCES 只统计家庭收入）

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收入更高的更有可能投给特朗普、学历越高的越有可能投给希拉里、少数族裔更有可能投给希拉里、年龄越大的越有可能投给特朗普。

再来看每一项系数的大小。首先，族裔的影响是所有这些指标里最大的。也就是说，两个收入等各方面相同的黑人和白人，黑人有更大可能投给民主党。族裔之后就是年龄。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年纪越大，越可能投给特朗普。

族裔和年龄都可以帮我们解释为什么大城市投给民主党——部分原因是城市里少数族裔、年轻人更多。

收入和教育同理，这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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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为什么城市的人大多投给民主党，而乡村的人大多投给共和党？

答：因为城市里少数族裔更多、年轻人更多、穷人更多、拥有硕士/博士学历的人口更多，以及...

在控制了上面这些因素以后，我们的“城市”系数还是显著的，且数值不小。也就是说，还有“收入”、“族裔”、“年龄”、“学历”以外的因素我们没有考虑到。由于时间原因我只能基于过往研究做一下猜测，例如“价值观”可能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选择在城市生活的人可能更能喜欢变化（民主党），而选择在乡村生活的人可能比较喜欢传统（共和党）。除了主动选择，可能在城市里住久了，价值观也会有所变化。“价值观”之外，这届大选还让“全球化”成为了讨论焦点，而城市和乡村人口受全球化冲击也有不同，可能这也是一个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都可以量化，由于时间原因不再展开

总而言之，城市倾向投给民主党，不只是因为“城市里穷人更多”这一个原因，少数族裔人多、年轻人多、高学历人多，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且还有更多影响因素我们没有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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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民众投票选择方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研究。几年前的一个经典是 Andrew Gelman 的书 Red State Blue State Rich State Poor State。该书的主旨是，穷人投给民主党，富人投给共和党。但是在富裕的州（例如康乃狄格 CT、马萨诸塞 MA），“高收入”和“投给共和党”之间几乎不相关。也就是说，在这些地方，选民有收入之外的其他考量。 Gelman 在 2016 年大选以后还没有做新的研究，不过大选那天的民调显示希拉里赢了收入 $30k 以下选民中 53% 的选票，赢了收入 $100k 以上选民中 47% 的选票，两者差别并不是很大。所以 Gelman 说他之前的发现（“穷人投给民主党，富人投给共和党”）这次被推翻了。

大选后的民调也证实了这个情况。下图中，虚线是当年大选共和党人的得票比例，从左往右每个点都是一个收入群体。往届大选都是收入越高（越往右边走），共和党得票率越高。2016 年这一次却并非如此。

由于教育和收入是高度相关的，所以在我们控制了教育以后，“高收入”和“投给特朗普“呈现了正相关（见之前一幅图），不过收入最高的群体，它们和“投给特朗普”的相关系数并不高，且低于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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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重复一下结论：民众投票的动机是复杂的，个人经济是重要影响因素，但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别的考量，包括很多非物质方面的。城市倾向投给民主党，有其人口偏少数族裔、年轻、低收入、高学历等原因，且还有其他重要因素我们没能捕捉到。

选民研究除了 Gelman 做过以外， Lipset & Rokkan，Norris & Inglehart，Rodden 都贡献了早期经典，尤其谈到了所谓“城市-农村分歧”。针对 2016 年大选的分析已经有很多人写过，但 2017 年 3-4 月份有两份大选后的民调释出，分别是 ANES 和 CCES，都可以免费下载，网上搜索也能找到很多学者和民调分析师的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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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人口普查 https://www.census.gov/library/visualizations/2016/comm/acs-rural-urban.html

CCES 民调 CCES Common Content, 2016；ANES 民调 ANES > Data Center > Study Pages > 2016 Pilot Study

介绍一下一个由哈佛提出的Curley Effect。这个效应很好解释了民主党是如何依靠大城市中的穷人控制大城市的选票的。

这个效应以曾经的波士顿四届市长 James Michael Curley命名。描述的就是Curley在任波士顿市长期间，如何采取手段在波士顿经济逐年下滑的情况下一次又一次连任波士顿市长的，直到Curley进入国会后又当选麻省州长。

这些获取选票的手段本身也造就了波士顿的经济停滞。

以下部分摘取翻译自福布斯的一篇文章

President Obama's Wealth Destroying Goal: Taking The 'Curley Effect' Nationwide

讲一个Curley效应的例子，一位市长宣扬并且采取劫富济贫的政策，比如像给工会，政府项目，甚至一些少数企业税收优惠，而给其它企业和富人增税。而这些受益者（少数企业，福利获得者）就会慢慢依赖给予他们优惠的政客，从而在竞选过程中通过选票，捐款给予政客完全的支持。

同时，这些仇富的政策和用来支持政府项目的高税收促使富人和企业离开这个城市，进而减少了这个政党/政客的反对者。这样慢慢形成了一个仇富的政党，穷人通过福利和工会获得了大量利益从而使政党稳固了穷人的选票。这也促使了这个城市的税收逐年减少。虽然最终的破产无法避免，但这一局面可以在州和联邦的财政补贴，还有一些创新的筹款方式下拖延几十年（用奥巴马的话说叫“刺激政策“）。这些政策最终造就了像底特律这样的城市，被人称为”美国的第一个第三世界大城市“。

Curley效应的影响是广泛的，美国十大最穷25万人以上城市：底特律，水牛城，辛辛那提，克利夫兰，迈阿密，圣路易斯，艾尔帕索， 密尔沃基 ，费城和纽瓦克。这些城市的共同点除了他们的贫困率在24%到32%之间，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政治因素：只有两个城市在1961年之后各有过一个共和党市长，而这两个城市（辛辛那提和克利夫兰）在1980年后也再无共和党市长。民主党牢牢掌握着这些城市的控制，哪怕这些曾经繁荣的城市在他们的掌控下慢慢滞涨退步。这就是Curley效应的体现。

让我说说这个列表上我最熟悉的城市，底特律。（我在城市外几mile的地方长大）1920年代，底特律可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而如今它已破产，一个51年民主党统治和Curley式政策的结果。

Here’s an example of how the Curley effect works: Let’s say a mayor advocates and adopts policies that redistribute wealth from the prosperous to the not-so-prosperous by bestowing generous tax-financed favors on unions, the public sector in general, and select corporations. These beneficiaries become economically dependent on their political patrons, so they give them their undivided electoral support—e.g., votes, campaign contributions, and get-out-the-vote drives.

Meanwhile, the anti-rich rhetoric of these clever demagogues, combined with higher taxes to fund the political favors, triggers a flight of tax refugees from the cities to the suburbs. This reduces the number of political opponents on the city’s voter registration rolls, thereby consolidating an electoral majority for the anti-wealth party. It also shrinks the tax base of the city, even as the city’s budget swells. The inevitable bankruptcy that results from expanding expenditures while diminishing revenues can be postponed for decades with the help of state and federal subsidies (“stimulus” in the Obama vernacular) and creative financing, but eventually you end up with cities like Detroit—called by Glaeser and Shleifer “the first major Third World 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urley effect is extensive. Perhaps you have seen the chain e-mail listing the ten poorest U.S. cities with a population of at least 250,000: Detroit, Buffalo, Cincinnati, Cleveland, Miami, St. Louis, El Paso, Milwaukee, Philadelphia, and Newark. Besides all having poverty rates between 24 percent and 32 percent, these cities share a common political factor: Only two have had a Republican mayor since 1961, and those two (Cincinnati and Cleveland) haven’t had one since the 1980s. Democratic mayors have had a lock on City Hall despite these once-great and prosperous cities stagnating on their watch. This is the Curley effect in action.

Let me comment on the city on that list that I know the best—Detroit. (I grew up a few miles from its city limits.) In the 1920s, Detroit was arguably the richest city in the world. Today it is broke—a shadow of its former self after 51 years of Democratic hegemony and a Curley-like agen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