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懂现在人为何给潘金莲翻案，她受不了武大郎，可以让西门庆出钱解除婚约吗？干嘛杀人？ 第1页

还原史实的一些细节，可知凯文·卡特并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么罪大恶极：

1. 拍照地点离联合国赈济中心不远，小女孩的父母在那里领救济品，周围的人不会少，只是照片拍摄角度的问题，显得只有女孩和秃鹫而已。

2. 卡特拍完照后，走近把秃鹫赶走，这是一个本能的举动，至少他认为当时这样做已经能够保证小女孩的安全。

3. 外国记者去苏丹前都接受过培训，其中一个反复强调的点就是不要跟当地人接触，以免染上各种传染病，有了这次新冠的教训，我们应该知道传染病有多可怕。

4. 卡特自杀不完全是因为这张照片给他带来的舆论困境，还有离异、孤独、经济拮据、朋友殉职、看到太多战争的阴暗面等等原因造成的抑郁症。

南非摄影记者凯文·卡特在苏丹时，捕捉到一个难得的镜头：一只秃鹫守候在一个瘦骨嶙峋、艰难爬行的小女孩后面，只等她死去就上前饱餐一顿。

按下快门时卡特没有想到，这张照片会给他带来职业生涯的最高荣誉，同时又让他沦为千夫所指的目标，最终抑郁而死。

那是1993年3月，卡特到苏丹采访，在阿约德村附近他发现了一个女孩，她在挣扎着前往联合国赈济中心的途中停下来休息，一只秃鹫飞到离她不远的地方落下。卡特耐心地等待了20分钟，秃鹫和小女孩都没有发现他就在附近。等到秃鹫离女孩足够近的时候，卡特获得了令自己感到满意的构图，他按下几次快门，上前把秃鹫赶走，然后转身离开，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刚拍下了新闻摄影史上最具争议的照片。

卡特后来回忆，这个小女孩的父母当时忙着赶往运送赈灾物品的飞机领取食物，所以她只是短时间内无人陪护。为了对女孩和秃鹫准确对焦，并且不会吓跑秃鹫，卡特蹑手蹑脚地接近了他们，在大约10米开外的地方拍下了几张照片。

这张照片卖给了《纽约时报》，出现在1993年3月26日的报纸上，在那之后不到24小时内，报社接到了几百个电话，询问小女孩是否活了下来。后来《纽约时报》不得不刊登了一则特别说明，表示当时小女孩有足够的力气离开现场，不会有生命危险，至于她现在是否还活着，报社并不知情。这个说明并没有让关心女孩命运的民众感到满足，他们进而把矛头转向了卡特，质疑他为何只管拍照，却没有伸出援手。

那时候互联网还不普及，但民众和媒体的舆论压力还是让卡特不堪重负。比如佛罗里达州的《圣彼得斯堡时报》写道：“这个男人罔顾女孩的痛苦，只顾转动他的镜头，拍下最完美的画面，他是一个掠食者，他是女孩身边的另一只秃鹫。”

人们之所以如此愤怒，不仅仅是因为卡特在拍照和立即赶走秃鹫之间选择了前者，更因为他亲口承认自己事后并没有帮助小女孩，而是任由她继续艰难地前往赈济中心。关于这一点，卡特也有自己的理由，前往苏丹前他们就被告知不要与当地人接触，以免染上疾病。据卡特估计，当时每小时都有20来人在赈济中心附近死去，这个小女孩并不是唯一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何况就算他施以援手，也不知该从何帮起。

1994年，卡特凭借这张照片赢得了普利策奖，几个月后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994年7月27日，卡特驾着他的皮卡车来到帕克莫尔的学习实践中心附近，那是他童年时玩耍的地方，他把一根软管的一头接上车尾的排气口，另一头塞进车里，用这种方式终结了33岁的生命。卡特在遗书中写道：

“我很抱歉，真的很抱歉。生活的痛苦压倒了欢乐，直到欢乐不复存在……我情绪低沉……没有人给我打电话……没钱付租金……没钱付孩子的赡养费……没钱还债……钱！！！那些关于杀戮、死尸、愤怒和痛苦的回忆困扰着我，在我脑海中变得越来越鲜活……还有那些挨饿或受伤的孩子，以及那些好战的疯子，他们多半都是警察或刽子手……我要去跟肯（指他的同事肯·奥斯特布鲁克，此前在工作时被联合国维和部队误杀）团聚了，如果我们足够幸运的话。”

卡特是纪实摄影的牺牲者，他们所承受的痛苦往往来自职业道德与人性良心的冲突。除了“濒死的女孩”这张著名的照片外，卡特在上世纪80年代还拍摄过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的众多暴力冲突和酷刑，其中包括被称为“火项链”的酷刑，受刑者被套进灌满汽油的轮胎活活烧死。卡特曾谈过他工作时的心理状态：“我的思考必须从视觉效果出发，我拍摄死尸时会拉近焦距，把死者的脸和伤口都收进镜头。卡其色制服上一抹红色的血渗进沙子，死者的脸有些发灰，这些都是我要考虑的。尽管我的心在狂叫：‘上帝啊！’但我是在工作，别的事情等工作结束后再去解决。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就别吃这碗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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