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臣家灭亡后，相比京都和江户而言大阪在日本处于什么地位？ 第1页

大阪号称“天下的厨房”，在城市性质方面和京都，江户有明显的不同。

大阪地处连接东，西日本的海陆要地，原本是丰臣秀吉的根据地，他很早就在这里集散物资，把这里当成全日本的物流中心。最重要的是，大阪还以商品生产高度发达的近畿地区作为依靠，这是大阪从原本的本愿寺寺内町发展成为大都市的有利条件。

在近畿地区除了大米之外，商品经济发展在江户时代特别茂盛，他还种植着以大城市为消费对象的农作物，比如蔬菜，水果，棉花，麻，蓼蓝，烟草，菜籽，茶叶等。以摄津，河内，和泉，大和为中心的棉花种植产业发展尤为迅猛。

到了元禄年间，上述各国大约有20%的水田用作种植棉花。当时的棉花价格高于大米，虽然种棉花要花费两倍的肥料和劳动力，但是只要不歉收，种植棉花肯定比种植水稻要划算得多。这些地区普遍采用多样，立体的耕种模式。水田出了种植棉花和水稻之外，还种植麦类，菜籽，旱田种植蓼蓝，茶叶，烟草，蔬菜等农作物。当然，商品生产中获利最大的还是上层“高持百姓”（你可以理解成有地和房屋，承担年租的农民），土地在一町以下的门屋百姓（寄居在主家门屋中的贫苦农民），水吞百姓（以喝水为生的百姓，指没有固定土地，靠打短工为生的穷人）等半自耕农在缴纳地租后，自留收入所剩无几。无地的水吞阶层大量增加是元禄年间畿内地区的主要特征。他们沦为佃农或短工，送子弟到地主家做一年的长工。不过同样是长工，只有上层高持百姓家的长工才能到堺港，大阪等城市商家做工。

这样一来，大阪周边的畿内地区生产地带的农民，不论是地主还是贫农，都养成了极其敏锐的商业嗅觉，有不少生产技术的进步也来自他们的发明创意，这些创意还顺利成为了他们致富的手段。在《日本永代藏》中记载着：大和国一个叫做川端九介的农民发明、改良了铁耙、千齿、千石通（风力选谷机）、唐弓（棉打弓）等多种农具，并以此成为了大和人尽皆知的棉花商，三十多年间家财万贯，这就是当时社会现实文学性的表现。

到1703年（元禄十六年），大阪人口达到35.1万，以中之岛新兴批发商业街为中心的打扮呈现出繁荣的商业景象。

从事生产，经营，一手推动元禄年间繁荣盛况的大阪商人，与自大阪初创以来担任总年寄，町年寄等职的门阀町人并非出自一系。《日本永代藏》中指出：“总体而言，大阪有能力的町人不能保证代代如此。众人到最后只有吉藏，三助一夜暴富......这些商人都是大和，河内，摄津，和泉附近手工业者的儿子......他们依靠天生的毅力成为富翁。”作者井原西鹤还提到近代商人不过是近三十年才出现的。他还举了鸿池，住友等当时的豪商的例子。

1619年（元和五年）大阪总年寄初创之时，大阪三乡（位于大阪城下的三个町组的总称，分别为北组，南组，天满组）的总年寄达到21人。到了1703年，却减少到了16人。堺港也是如此。在门阀商人中，顺应新的经济发展趋势，转型成为藏元（大米批发商），批发商的案例也不是没有，但整体来看，也难以掩盖门阀商人已经没落的事实。

元禄年间，近畿地区的农村和在乡町的发展不但使大阪商业资本内部发生势力更迭，同时还将大阪推上了天下厨房的位置。

1714年日本全国运往大阪的商品有119种，银两达286561贯，特别是最大宗的大米，每年大约有400万俵大米在大阪兑换成现金。

由于交易活跃，大阪堂岛市场还出现了投机性的期货交易，这使得大米以外的很多商品领域也开始流通期票，投机商们利用地区间的价差积蓄资本，藏元，挂屋，货币兑换商用这些资本发放大名贷，或给商人和农村放高利贷。1704年，货币兑换商鸿池将资本投放在自己开发的河内的大河川流域的新田开发上。除鸿池外，其他豪商也是如此。这样一来，具有寄生地主性质（不事生产，靠收租为生的地主）的豪商越来越多。

正德年间（1711-1715）的大阪町人中，各类批发商有5655人。买卖中介有8765人，各行生意人有2343人，各行手艺人有9983人，城代的承办商有481人，各藩的承办商有483人。可见，大阪町人的核心势力是批发商，买卖中介，金融业等典型的商业高利贷资本，他们从全国商品流通中攫取利润，是最像商人的商人，因此得名“天下商人”。

在规矩和礼仪方面，大阪的新兴町人和诸多有讲究的武士不同，他们“不拘泥于俗世道理，仅以金银为家系图”（《日本永代藏》）。大阪町人在这一信条下，秉持智慧，才智，诚信，节约的处世原则，通过“舍弃虚荣，辛勤劳动，以此货殖”的经营之道积累财富。在这一过程中，大阪町人甚至产生了“主人是人，下人也是人”、“武士不高贵，商人不低贱，贵在胸中物”（《夕雾阿波鸣门》）等人人平等的观念。这与江户町人所说的“插两把刀的真可怕，难道要吃田乐吗”有异曲同工之妙。（武士腰上要插两把刀，烤田乐豆腐一般要串两根竹签）。但江户因为是在将军脚下，天生就有一种优越感，有瞧不起外地人的倾向，但这种倾向在大阪人身上是很少见的。

町人的家族关系也和武士有所不同，“货殖”是町人之道，维护家业和家产的安全是一家之长的义务，其他家庭成员，仆人也必须服从这一原则。虽然，町人没有理由的休妻现象较为普遍，对妻子通奸的惩罚也很严厉，江户初期的幕府法律甚至规定，妻子通奸将被绑在柱子上用矛刺死，但是如果离婚的话，嫁妆，衣物不但要归还妻子，而且妻子再婚也不会背上不义骂名。如果后嗣夭折，财产则全归母亲所有。这样看来，町人妻子的地位要高于武士的妻子。武士重视礼节，严格遵守，要求夫妇之间的尊卑之别。但町人则会毫无顾忌的公开表明夫妇之情：“肯疼爱老婆既不吃亏，也不丢人”——《萨摩歌》町人的妻子和农民的妻子一样协助丈夫维护家业，她们付出的劳动也相应地提高了她们的地位。另外在町人社会中，以孝为第一要义的封建道德也没能发挥其巨大影响力。

大阪的新兴工商业者为了保障商业利润，很早便结成了行会，幕府起初并不认可这些组织。1657年的大火过后，幕府将其认定为“一味同心”（为了同一个目的聚集在一起的人，与谋反同义），禁止了这些行会活动。这是因为，通过町年寄，名主等町吏来掌控生活必需品的数量和价格是江户幕府的既定方针，而这些行会违背了这一方针。

但到了1651年，幕府开始向澡堂，梳头店办法“鉴札”（营业许可证）。宽文年间，大阪也开始承认“三所棉花批发商”“三乡棉花批发商”等行会。此时，幕府的方针从单纯的打压，转变为利用这些行会来管理市场。1721年（享保六年），幕府下令“诸商人，诸匠人确立行会，共同商讨月事事宜”。不但允许行会的存在，幕府还让行会取代町吏，编制商品市价总目，调查商品种类等。

幕府就是这样利用行会的功能开始管控全国市场，行会商人也在幕府的保护下垄断原料和产品的采购，销售渠道，占据新的特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