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采用「察举制」选拔官僚是一种必然吗？ 第1页

士大夫阶层源自东周年间的社会结构变动。在这场变动中，随着上层社会（封君）权力与资源的不断错位（生产力的进步与野心家的贪欲），礼坏乐崩的深入不断抛出堕落贵族，并为进阶平民提供可能。旧体制下的权力、资源、知识匹配被下位者们不断挑战，最为广泛的下位者士阶层便逐渐在以能力与知识对抗封君的过程中凝聚成型（并且士开始为民代言、为民请命，成为笼络平民的最佳中间人）。注意，此时的士阶层之所以还不能叫做士大夫阶层，便是因为他们尚未完全掌握政权与话语权，而追求成为士大夫恰恰是这一时期士阶层的共鸣。

士阶层在战国初成之时，是诸派并立的，是有不同分工的。大体言之，事功性的士更受军政繁忙的新式国君喜欢，因此，血缘旧贵族（封君）不断被事功新贵族（军事、外交、农商）稀释，这个过程是纵贯战国变法、秦并六国、汉朝建国乃至削藩推恩的一条纲。事功新贵，凭借实际功勋上位，这是以军功爵制为代表的一系列秦汉制度取代周制的能量所在，更是第一次大一统集权帝国之所以形成的制度保障。

然而，这种事功主义的秦汉制度（军功贵族与文法吏）却始终不受汉儒的欢迎，因为这种制度实际上并没有包含儒士在内。真正走上实权部门的（而不是像董仲舒那样做一个顾问）如汉初的叔孙通与张苍、汉武帝时的公孙弘，实际上也是事功色彩浓厚儒士，三者不过是拿礼来粉饰汉朝权威而已，并没有达到理想主义色彩较浓的西汉诸儒的要求。

察举制其实只是汉武帝前承汉初事功主义、后拉汉儒诸经学派，而走的一个折中路线：既不放弃功士干活出力，也要拉上儒士粉饰正统。（所谓汉家法度的本质便是如此，汉宣帝真不愧是汉武帝的好曾孙，深得汉武统御精髓。奈何儒在太子宫2333）。察举制本身并没有彻底取代周秦变局以来的其他选官方式，儒生与文法吏的二元格局其实才是两汉政治的标准格局，东汉帝国中后期，左雄的“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算是反映了大体上二分的选拔方式。甚至察举孝廉本身也只是选官制度的一环，要配合上郎官制度才是汉朝选拔儒生的完整渠道。

东汉社会的士阶层逐步从分化，走向融合。儒生越发像公孙弘那样懂事功，文法吏则越发像张汤家族那样懂儒经。以至于像陈、荀、袁、杜等世家大族都纷纷兼习礼律，儒生与高级文法吏（律学家）合流，家传经学与律学的世家大族掌握了全部统治之术，恢复了孔子以前那种对统治知识的垄断状态。但，东汉的皇权一如西汉那般喜欢交到外戚手上，宦官则作为皇帝撕逼外戚时的合作者分享政权。

所以，汉儒虽然在东汉拧成了经律合一的世家大族，却依然没法儿斗过实际掌权的浊流。

这个儒生不断在秦汉制度中羼杂儒家色彩的过程其实可以看做是士阶层在以不同分工先后凳上历史舞台后争夺胜利果实的过程，说的不好听点，便是新贵们在胜利后因分赃不均而引发的新斗争。

正如儒家以春秋决狱参与司法裁判、以太初改历参与天象解释、以盐铁会议参与经济决策、以天人感应参与天命解释、以引经注律参与立法补充一样，察举制是儒生在选官选人层面对事功主义的侵蚀。这个斗争最终以儒生同化文法吏告终，以事功色彩的儒生最终取得全盘胜利为结果。察举制是嵌在这一趋势之中的一个工具，是儒生并未完全得势之时的权宜之计而已，这就需要提一下九品中正制了。

察举征辟与九品中正的评价标准，从字面上看其实无外乎“道德人品”四个大字，都是儒家标榜的真理。前与周秦的血缘、事功标准不同，后与科举制的道德经典学习能力标准不同。本可以归为一码事的两个标准为甚么就被历史煞有介事地分成两节子呢？

东汉末年，世家大族经过一番地方包围中央的割据混战，终于痛定思痛地搞出了个魏晋中正制，这便是对察举征辟这种向皇权妥协、为浊流开洞的制度的反正，一如当年拥立集经学家与外戚于一身的王莽推行复古改制一样。

只不过这次的世家大族不再依靠单一强力外戚来实践政治理想，而是编织起一个密密麻麻的亲戚婚媾、官员提携网络，把皇族与世族编进一个似乎可以唤做“再封建”的权力网络之中，走向士大夫门阀社会。

在这样的魏晋南朝社会中，门阀成为与皇权平起平坐的阶层。皇权虽然不断挣扎着恢复秦汉荣光，无奈乎自身深陷割据世家的再封建网络。唯有北朝取自北族的那种军事领袖权威方能从外部打破这张网络，重建皇帝权威。

九品中正制实际上是用察举制全面压倒秦汉各种选官系列制度的举措，是在用儒士的标准压倒事功之人的标准，把原本与事功之吏地位并列的孝廉郎官，擢升成压在吏员之上的官员阶层。独享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将事功之士、事功之标准降格为次要阶级与次要考虑对象。

然而，魏晋南朝这种盲目吹捧清流士大夫的趋势，使得官场逐渐以世家门望为贵，削弱了南朝政治解决实际事务的能力，最终不敌重塑军功与皇权威严的北朝，自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北魏的灭亡其实也与其门阀化有一定关系）。

隋唐以来，皇权逐步放弃了北魏那种将皇族编入世族搞门阀化的想法，逐步换做了针对寒门的科举取士，以其适应时代发展，扩大统治基础。这是隋唐皇权针对秦汉皇权无法阻遏魏晋门阀而采取的补救措施，即是对中正制的纠偏，也是对察举制的纠偏，更是一定程度上向汉代杂用王霸精神指导下重新走向多元选官制度的举措。

科举制最终取代“品举制”（以乡评人品为标准的察举与中正），除过前述皇权心机以外，也有社会经济能够承载更多寒门加入士大夫行列的因素在。隋唐那般渐趋成熟的四民社会结构（强有力且受皇权遏制的士大夫阶层），是汉代所无法比拟的（西汉有豪侠，东汉有豪族，都不受皇权控制）。

而且，汉儒内部，直到东汉末年方才逐步形成对于经典的较为统一的认知，整个汉儒的历史纵贯了各种内讧撕逼。这种学术情形无法为选官提供统一的经典依据，所以汉儒只能对外迁就于其他士，对内迁就于诸经学派，采取一个察举制。

而不能像魏晋南北朝那样虎气地全面高举九品中正的门阀大旗，更不能像隋唐宋那样贯彻以经典为准据的科举，也不能像明清那样站在宋儒撕逼集成基础上搞理学准据的八股套路咯。

何况，科举制背后的社会基础，是庞大的逐渐统一准据的儒家经典传习者们，在这些传习者中唐代尚且有世家大族的羼杂，中晚唐以后，随着知识载体技术的不断革命（印刷术的作用类似今天的互联网），科举制的社会基础便完全成为更为广泛的寒门士族。

所以，在隋朝与前唐没有垄断选官制度的科举，便在这番知识载体技术革命后全面取代了唐代仍旧存在的诸多选官渠道。且不论，中晚唐以后受惠于知识载体技术革命（“印刷术＋”？）的寒门士族，汉代社会直到最后才孕育出颠覆了它自己的世家大族，又怎么能凭空搞出来一个以部分世家大族和全部寒门士族为基础的科举制呢？

总之，汉代的标准选官制度并不仅仅是察举，而是察举、征辟、任子、貲选等多种渠道并行的样貌，这种样貌是对汉代社会结构的反映，其本身在整个两汉是大体适用的，两汉本身的正常运作，便体现了这一制度的合理性。

唐代的选人制度也与汉代相仿佛，唐代科举如同汉代察举一般，只是下一个时期得势者在当时潜伏在旧体制内的嵌入而已，并不占据统治地位。

而宋明清的科举则很像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都是前一个时期潜伏者全面得势之后的表现。

回到本题，汉儒的“参与式”察举体现了儒士在全面垄断知识与政权以前的客观状态，以及儒士在完成内部整合之前的主观状态。在政治上能够在周秦汉系列变局中参进去一脚已属不易，遑论分科取士、讲究八股那般在“印刷术＋”大潮哄抬下后来者逼格满满的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