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当年明月老师写明末,还是相当给明朝、给崇祯面子的。崇祯做的很多事情,像孙传庭下狱、孙承宗罢官、卢象升战死八十天不收尸、冤杀孙元化、陈新甲等等,他是肯定知道的,但都没写进去,这也算是变相洗白吧。
不过当年明月老师的洗白并不是编造,而是选择性不说,这也不算是谬误。
但是到了南明,就真的没办法洗了,因为如果他选择性不说,那就没得说了。
类似的问题,我直接搬过来了。你得知道南明的君、臣、将都是怎样一群王八蛋。
提到南明,很多人的印象是腐败、混乱、窝囊,但我感觉以上这些标签都不足以形容这个短命政权,最适合形容它的词应该是荒唐。
顺治元年五月初三,在清军进入北京城的第二天,马士英、史可法奉明福王朱由崧监国于南京,首建南明政权。
先来介绍一下这位福王朱由崧。
福王朱由崧,明神宗万历之孙,福忠王朱常洵长子。他爹朱常洵和他奶奶郑贵妃,都是大名人。
郑贵妃的事情,当年明月老师在《明朝那些事儿》中有详细记载,万历因为宠幸郑贵妃,想立她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先后闹出了争国本、妖书案和梃击案等重大事件。
后来万历迫于群臣反对,极不情愿地立了王恭妃所生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而为了弥补朱常洵的损失,万历在其他方面给了他极大的补偿。
朱常洵结婚,婚费至三十万两白银;营造洛阳福王府邸,花费二十八万两白银,以上两项十倍于常制。
万历赐朱常洵庄田四万顷,后来因群臣反对,减为两万顷。即便是减半了,洛阳周围的土地还是不够封的,万历就从山东、湖广选地给他的宝贝儿子填上这个亏空。
都到这个份上了,万历还是担心自己这个宝贝儿子败家速度太快,会在他死后挨饿,于是将抄没张居正的家产都给了朱常洵。此外,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杂税,和四川盐井榷茶银,通通作为福王府的固定收入。
就这么个溺爱法,朱常洵要是能有出息就怪了。
崇祯初年,河南大旱,又闹蝗灾,人相食,民间藉藉。朱常洵终日闭阁饮醇酒,丝毫不管百姓的死活,当时民间流传:
“先帝(万历)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
镇压民军的明军路过洛阳,见到福王府奢华的盛况,感慨:
“王府金钱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
然而对于这些民间疾苦,朱常洵丝毫不在意。你们饿肚子,关我何事?
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打到了洛阳,崇祯派总兵王绍禹率兵救援。王绍禹一到,朱常洵就邀请他和几个将领到王府吃饭。王绍禹一看王府内的奢华,内心开始做起并不激烈的思想斗争。
其实呢,王绍禹的想法是大部分正常人的正常思路。第一种选择是给这个搜刮民脂民膏的王八蛋守城,拿死工资,吃几顿好饭,冒生命危险;第二种选择则是开城投降闯王,能立功,能活命,以后闯王分福王府东西的时候,说不定自己还能大捞一笔。
于是,在几天后的一个夜里,他干了这么件事儿:
(王绍禹的亲军)从城上呼贼相笑语,挥刀杀守堞者,烧城楼,开北门向闯王献关。
朱常洵一听城内打乱,缒城出,藏匿在城外的迎恩寺。第二天日,民军发现了他并杀了他。
在混乱中随朱常洵一起出城的,还有24岁的朱由崧,他成功逃脱,前往怀庆避难,之后一直就呆在那里。
崇祯十六年,朱由崧袭封福王。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占领了陕西,山东、河北各地民军纷纷响应,怀庆也遭到农民军进攻。朱由崧一听,是撒腿就跑,逃亡到卫辉投奔潞王朱常淓。当年三月,卫辉的民军也开始起义,朱由崧又随潞王逃往淮安,与南逃的周王、崇王一同寓居于湖嘴舟中。
三月十八日福王朱由崧上岸,住在杜光绍园中。
这就是朱由崧同志监国前的履历,在他人生的前24年,生长在一个比皇帝还有钱的王爷府中,他爹骄奢淫逸,他自然也不能比他爹差多少。他爹死后,他就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一路跑到了江南。
看完这些,你是不是感觉很纳闷,就这么个人,这么份履历,有什么资格监国呢?
别急,在解答这个问题前,我要先介绍一个英雄和两个王八蛋。
先说说这两位王八蛋,他两的名字分别叫马士英和阮大铖。说来也是凑巧,他两是同科举人、同窗好友、臭味相投、情同手足,到死后,他两的档案还被归集到了一个分类,即《明史·奸臣传》
虽然后来马士英权倾南明,但其实在明朝时期,阮大铖的官位和影响力要远大于马士英。
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万历四十四年中进士。阮大铖早期的官场之路,可谓是一帆风顺。他是南直隶安庆府桐城县人,恰好左光斗也是这个地方的。左光斗是谁?“东林六君子”之一,魏忠贤的《东林点将录》排名第六,对应的水浒人物是豹子头林冲。
别急,除了老乡猛,老师更猛。阮大铖的老师叫高攀龙,当时东林党的领袖,魏忠贤的《东林点将录》排名第四,对应的水浒人物时入云龙公孙胜。
有这么猛的背景,阮大铖自然腰板硬,腰板硬了,自然就敢打敢拼。在东林党与浙党的斗争中,他挺身而出,主动开骂,在打倒史继偕等人的“斗争”中立下头功。既然是头功就得给报酬,而对阮大铖而言,他的报酬就是升官。
天启四年春,吏科都给事中出缺,左光斗通知阮大铖来京递补。而就在此时,东林党内部出了矛盾,这个矛盾虽然与阮大铖无关,却连累了他。
怎么回事呢?
此时的魏忠贤已经争取到了天启的信任,基本上是皇帝的代言人了,然后他开始交好东林党,想联合东林党控制朝政。对此,左光斗的态度是,尊重魏公公但划清界限,各自干好各自的事情,东林党处理朝政,魏公公该贪污贪污,各善其身。
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人则坚决反对左光斗的政策,主动与魏忠贤斗争,认为左光斗是投降派。
按照东林党的一贯尿性,即只要斗争就必须扩大化,他们不仅反对左光斗,连左光斗的老乡也要一起清算。于是,他们认为“以察典近,大铖不可用”,将原本属于阮大铖的官位给了魏大中。
阮大铖真是有苦难言,你们内讧,关我何事,竟然还有这种天上掉黑锅的情况。于是一怒之下,他去找了魏忠贤,夺回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但是东林党岂是好惹的?
得知阮大铖在魏公公的帮忙下夺回官位后,东林党群起而攻之,天天骂、往死里骂。就这样,阮大铖的官没能做多久,就主动弃官逃回老家,从此阮大铖与东林决裂。
魏忠贤当政后,阮大铖重回北京,担任太常少卿。按说这也算是个高官了,自己的仇也算是报了。但阮大铖这个人相当有城府,他知道自己两面三刀,两面都难讨好,因此行事十分小心。加之魏公公有些事做得实在太过分,他自己都看不下去,于是当官一段时间后,他又主动辞职、重归乡里,打算观望一下形势。
即便他小心如此,崇祯在搞掉魏忠贤后还是没放过他,崇祯一朝他终未得仕。但在此期间,他举荐的一个人得到了升迁,这个人就是马士英。
阮大铖之所以举荐马士英,是因为他两是同学,他两都是万历四十四年的进士。但是相比阮大铖中进士后直入京畿,马士英的职场生涯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
马士英,字瑶草,贵州贵阳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及第,授位南京户部主事。这是个相当倒霉的任命,离心脏越近的地方才能接收到新鲜血液,通俗点说就是容易升官。而当时的南京离心脏有多远,相信大家都清楚。
然后,马士英就开始了自己远离心脏的官场生涯,先后担任过严州知州、河南知府、大同知府等。崇祯三年,马士英迁山西阳和道副使,崇祯五年迁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
宣府这个地方,面积不大但却十分重要,它是明朝九边之一。既然是军事重镇,就得有军队,既然有军队,就得有监军,这个监军叫王坤,是个太监。
按说这也算是重用了,可是马士英老兄屁股还没坐热就被赶回家了。估计是马士英老兄没处理好跟王太监的关系,在他刚刚上任一个月,王太监就弹劾他擅自取公家数千金。
我认为王太监弹劾的事情是比较扯淡的,因为这个“数千金”不管是金还是银,数量都是很可观的。你要知道,马士英的情况不是京官放外任,没见过世面,到地方就开始捞钱。马士英一直干地方官,懂得地方官的规矩,初期上任都要夹着尾巴做人,要贪污也得摸清形势再动手。而这次,他在不到一月的时间就能贪污,而且一贪污数量就这么多,是个人都不会信。
但是崇祯信了,很快,朝廷下令,马士英贬官谪戍,去南京养老吧。
在南京期间,马士英是相当苦闷的,苦闷了整整十年,职场生涯到头了,也没啥盼头了,这辈子就这样了吧。然而就在马士英万念俱灰的时候,崇祯十五年,他接到了朝廷新的委任书,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 总督庐凤军务。
怎么会天上掉馅饼呢?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在这个节点,阮大铖已经因为牵涉阉党逆案罢官归家许久,但他仍然官心不死,一直都想重回朝堂。为此,他选择了政治风险投资,想找根还不是大腿但很有希望成为大腿的人,给他钱,助他上位。而他投资的这个人,正是周延儒。
这会儿的周延儒也在已经被免官过一次了,就是被温体仁搞倒的,正在家里赋闲。阮大铖找到了他,给了周延儒两万金,让他疏通关系,重新出山。
崇祯十四年,一是因为同行的衬托,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特别是疏通东林党的关系,周延儒重新出山,担任首辅。上位后,他就开始谋划阮大铖复出。
但是东林党的一群人死不松口。一是因为周延儒刚刚干挺了东林党的内阁候选人钱谦益,所以周延儒推荐的人他们一概骂走;二是因为阮大铖曾经投靠过阉党,东林党的原则是,管你什么党都好商量,但就是阉党不行。
其实东林党的反对倒也不是太重要,因为此时的周延儒已经位居首辅,权力很大。但是崇祯这关他却怎么都过不去。崇祯一听某人曾是阉党,那是绝对不会用的。
但是周延儒已经收了钱,收了钱就得办事儿,这是规矩。于是乎,周延儒就想了个折中方案,他找到阮大铖,表示你重新出山是肯定没希望了,但你可以推荐一个人,只要不是阉党,我就让他出任原本打算给你的职位。
按说阮大铖推荐哪个亲戚都不奇怪,可是不好意思,这是在明朝,没有科举功名的人即使有人推举也做不了官。所以,阮大铖就推荐了自己的同窗好友,马士英。
马士英也是个知恩图报之人,他的起复全凭阮大铖的推荐。所以在弘光朝建立、他掌握权柄之后,立刻将阮大铖召入朝,也算是还了阮大铖的人情。
马士英这次起复官职为兵部右侍郎,相当于兵部的副部长;总督庐凤军务,相当于庐州、凤阳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看起来这两个官职都很牛逼,但其实在崇祯十五年啥都不是。
之前我说过,崇祯朝兵部尚书一茬一茬地换、一茬一茬地死,部长都这样,副部长就更不用说了。而所谓的总督,在崇祯朝也很不值钱,且死亡率极高,崇祯亲手干掉的总督、督师就不下十位。况且庐州(今天的合肥)、凤阳都在安徽南部,本来就不是核心战区,军队也少得可怜。
可是谁承想,就是这个任命,为马士英后来的权倾南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在崇祯死的这个节点,北方的宗室、总督、巡抚要么战死、要么投降,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少部分南逃的,则要经过安徽,这是他们南逃的必经之路。而庐州是今天的合肥,凤阳在安徽中部。这样,马士英就可以在自己的地盘上接收大量难逃的贵戚、高官。像高杰、刘良佐这些后来的实权派人物,都是马士英招抚的。
这些人跑到人家老马的地盘上,还能不真心拥护他吗?
其次,当时农民军的活动地域大致在河南、陕西、湖北地区,安徽非战区,自然也就没有仗打,军队保留地自然比较完整,这就是乱世的政治资本。
最后,在当时的南京周边,能够在官职、资历上跟马士英相提并论的,只剩下一个史可法。
所以,天时、地利、人和,让马士英这个在崇祯朝并不太出名的人走进了南明政权的核心。
说完马士英,就不得不说说史可法,这位老兄的知名度太高了,这里简单说说。
史可法,字宪之,号道邻,祖籍顺天府大兴人,崇祯元年进士,初授西安府推官,后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擢升佥都御史,后加兵部右待郎、总督漕运,兼抚淮上诸军,抵御大顺军南下。崇祯十六年擢升为南京兵部尚书。
在北京陷落前后,史可法传檄淮河流域诸镇总兵,计划率军救援京师,但是诸镇官兵均观望不前,十几天军队未能集结。到四月十二日,北京陷落的消息传来,史可法北向跪拜痛哭,为崇祯发丧,于浦口誓师,打算率军北上死战。然而诸臣、诸将均不赞同,主张先在南京扶立新君,再北上讨伐,史可法无奈返回南京。
也就是说,在明亡的这个节点,马士英是庐凤总督,史可法是漕运总督兼南京兵部尚书,他两在名义上掌控了淮河流域的兵权。
所以,他两支持谁,谁就是南明新的皇帝。
那么问题来了,他两为什么选择朱由崧呢?
事实上,史可法初期支持的并不是朱由崧,他比较倾向于潞王朱常淓。
这个朱常淓,是万历的侄子,按照辈分,他是朱由崧的叔叔。他倒没啥特别,跟大部分的明朝王爷一样,不能从事任何工作,天天在家躺着领俸禄,搞点自己的小爱好。他的爱好相对高雅,是制琴。史载他制琴三千余张,制作的琴称为“潞琴”,又仿《宣和博古图》造铜器数千,算是个手工业高手。
当然,除此之外,这位王爷就没啥其他特别突出的优点了。而史可法之所以倾向于朱常淓,并不是因为朱常淓有多好,而是因为竞争对手朱由崧的缺点实在是太多了。
史可法在讨论立谁为帝时,综合手下的意见,给朱由崧定性如下:
“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
你要知道,史可法之前并不认识朱由崧同志,在他下这个判断之前,他两相处了还不到三个月。在这短短的三个月里,朱由崧同志就能表现出这么多鲜明的特征,我至今都不明白他是如何做到的。
但是,人品坏不坏跟有没有能力是两回事,从小养尊处优的朱由崧还有很有心机的。在得不到史可法支持的情况下,他开始拉拢另外一个核心人物,马士英。
朱由崧在到达淮安的第一时间,就开始讨好马士英,史载:
“北京陷,南京议立君未定,福王(朱由崧)方至淮,以金印等贿马士英。”
当然,以马士英的智商,他绝不会因为这点贿赂就拥立朱由崧,他要考虑自身的最大化利益。于是,他去找阮大铖商量这件事情,阮大铖建议:
“福王昏庸便于控制”;“国有难,先立君者功高。”
阮大铖的建议有两点,第一点是朱由崧昏庸,方便控制;第二点是一定要抢先拥立,这才能攫取最大的功劳。
然而马士英心里是清楚的,这会儿在南方地位最高的人并不是他这个庐凤总督,而是史可法这个兵部尚书,从隶属关系上将,他还是史可法的部下,他现在就这么跳出来拥立福王,很难起到振臂一挥、应者如云的效果。
可是,史可法的为人他很清楚,要是他去找史可法,告诉他因为福王昏庸才拥立他,史可法必然不同意。
于是,他绕开国防部长史可法,先后派人联络了江北四镇的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四人,说了当前的形势,相约共同拥立福王,四镇均表示支持。
为什么这四个总兵会同意拥立朱由崧呢?
其实就当时的局势而论,不管是南京的官员还是江北的总兵,大家需要的只是一个形式上的精神领袖,而不是一位雄才大略的贤君。况且一个傻一点的人还方便控制,何乐而不为呢?
就这样,马士英在未知会史可法的情况下,联合江北四镇致书南京诸大臣:
言已传谕将士奉福王至南京,并连营江北,以张其势,诸臣不敢异议,乃定立福王。
其实客观来说,人家朱由崧也确实是最有资格当皇帝的一个宗室。
朱由崧他爹是万历的第三个儿子,而万历的大儿子即是明光宗朱常洛,他有天启朱由校、崇祯朱由检二子,朱由校无子,崇祯也殉国了,崇祯的三个儿子此时均下落不明,所以只能从崇祯他爹的兄弟中选择。
福王朱常洵是崇祯他爹明光宗朱常洛的弟弟,而朱由崧又是朱常洵长子,身在南京附近的淮安,从血缘关系和实际情况来看,朱由崧福王就是第一顺位。
顺治元年五月初五,南明以史可法、马士英、高弘图、姜曰广、王铎为东阁大学士,组成了南明政府的首任内阁。
五月初七,根据史可法的安排:
分江北为四镇, 总兵刘泽清辖淮、海,驻淮安,经理山东一路招讨事;
总兵高杰辖徐、泗,驻泗州,经理开、归一路招讨事;
总兵刘良佐辖凤、寿,驻临淮,经理陈、杞一路招讨事;
靖南伯黄得功辖滁、和,驻庐州,经理光、固一路招讨事。
十一日史可法又上疏:
定每镇额兵三万,岁供米二十万石,折色银四十万两,听各镇自行征收;辖区内一切官军民等听统辖节制,田土山泽听开垦采发。
十三日,南明政府封:
高杰为兴平伯,刘泽清为东平伯,刘良佐为广昌伯,晋黄得功为靖南侯,左良玉为宁南侯。
以上内容通俗点说就是,划分了四块地方给这四个人,其中刘泽清的地盘是今天的江苏北部,直面山东;高杰的地盘是今天的安徽北部,直面河南;刘良佐的地盘是今天的安徽中部,其西侧就是河南;黄得功的地盘是今天的南京北部。
这四个人在自己的地盘里有土地开采权、治民权、征税权、调兵权,他们的义务是每年给南明政权交固定的钱数,除此之外其他事务南京都不管。
由上可见,虽然四镇的封爵仅是伯爵、侯爵,但实际权力与藩王无异。
首先,这种安排是史可法的无奈之举。也就是说,即使南京不给他们这些权力,人家实际上也有。
高杰投奔马士英的时候,手下有“兵三万、马骡九千”,沿途劫掠,民不聊生,无人敢管;刘良佐之前领兵进入南直隶时,也是:“沿途淫劫,临淮民闻其将至,严兵固守。良佐怒,攻之,不下”;刘泽清就更不用说了,仗着手中有兵,崇祯的命令都不听,我还鸟你南明?
这四人中,只有黄得功还比较听话,因为黄得功曾经是马士英的部下,所以史可法划给他的地盘离南京最近,他的爵位也最高。
其次,虽说是无奈之举,但史可法的这种安排还是很有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在一个政权初创即危难的尴尬时刻,怎样才能让将领们为自己卖命呢?你必须让这些人觉得,他们打仗是在给自己打,是在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要让他们树立这种崇高的观念,就必须给人家好处,通俗点说是封藩裂土。
所以,虽然无奈,但也合理,只是史可法实在是高估了这些人,即使是他们自己的地盘,他们也不一定愿意玩命打仗。
五月十五日,南明诸臣拥立监国福王朱由崧即皇帝位于南京,国号仍为“明”,史称南明,以明年为弘光元年。其即位诏书称:
“朕凉德弗胜,遗弓抱痛,敢辞薪胆之瘁,誓图俘懺之功,尚赖亲贤勠力匡襄,助予敌忾。”
后来的事实证明,以上这段话,除了第一句,其他没有一个字是靠谱的。
此时的南明局势是,史可法虽然名义上是首辅,但马士英才是掌握实权的人。
马士英是第一个拥立皇帝的,有首倡之功;江北四镇中有一镇是他的部将,即黄得功;两镇是他招抚的,即刘良佐和高杰。也就是说,江北四镇有三镇得卖他面子,他还有一定的军权。而此时,他唯一的劣势就是朝堂根基。
马士英是个明白人,哪里不足就补哪里,于是,他推荐一位故人兼恩人出山,即阮大铖。
顺治元年六月初七,南明刚刚成立还不到一个月,马士英推荐阮大铖重新出山。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南明朝堂的东林党人钱谦益、吕大器以阮大铖曾附魏忠贤,崇祯时名列“逆案”,纷纷上奏章弹劾。一时间朝堂之上互骂声不绝于耳,南明朝廷党争复起,骂了将近一个月,直到七月初才消停下来。
然而刚刚消停,一件事又把党争之火重新点燃。
七月初九,在阮大铖的倡议下,南明分六等定投降大顺诸臣罪。
这件事情看起来合情合理,但其实是相当扯淡的。
在当时,北方的原明朝大臣、将军,没死的基本上都投降过一遍了。其实这些人也是很无奈,皇帝都死了,那会儿南明还没成立,人家还有啥盼头呢?现在南明成立了,应该对他们进行招抚,让他们回心转意,带上地盘、军队重新投入大明的怀抱,这才是正常的做法。
可是呢,阮大铖将这些人分了六等通通治罪。这叫什么?这还是逼良为娼。
那么阮大铖这种政治老手难道看不透这一点吗?不可能。那么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理由很简单,现在他已经是南明的高官了,他不想北边的大臣们因为反正而立功来抢他的位置,只有把他们通通定罪,才能让他们不管立多大的功劳都矮自己一等,这就是他的初衷。
那么他这招是跟谁学的呢?
当然是他的老领导,崇祯,他自己就是因为魏忠贤的“逆案”而十七年无法当官的。
对这个计策,他自己相当得意,曾说道:
“彼攻逆案,吾作顺案与之对。”
所谓逆案,就是魏忠贤案,所谓顺案,就是投降大顺的案件。他的意思是,既然我身上有丑闻,我就把你们通通拉下水,大家都有丑闻,看看谁还能埋汰谁。
无耻!
在这种无休止的党争下,朝堂上人心惶惶,不久之后,大学士姜曰广、左都御史刘宗同都申请退休。而阮大铖却官运亨通,八月三十日,南明以阮大铖为兵部右侍郎,巡阅江防。就这样,阮大铖在复出后不到两个月,就坐上了国防部副部长的职位,还掌握了长江防区的兵权。
看到这里,是不是感觉南明没有活路了呢?别急,请再听我讲讲弘光老兄的故事。听完他的事儿,你就会感觉南明连死路都没有了。
顺治元年八月十四日,弘光帝他妈邹氏从河南跑到了南京。为了迎接亲妈,弘光帝命户、兵、工三部搜刮民间万金以充赏赐;除此之外,他还给他妈盖了座大房子,有多大呢?史载:
其一应器物并陈设即需数十万金。
也就是说,不算房地产开发的费用,光是装修和买家具就花了数十万两白银。
除了孝敬妈,弘光自己也没闲着。在他当上皇帝的第三个月,就开始在南京海选淑女。注意,我这里没有夸张,真的是海选。能海到什么份上呢?史载:
“(弘光)命选淑女于南京,隐匿者罪,邻里连坐。凡有女之家,黄纸贴额,太监即携之而去。”
都海到这个份上了,弘光还是不满意南京妹子的质量和数量,当月又命苏州、杭州、绍兴、嘉兴等地搜求美女,抚按道等官有奉行不力者治罪。于是:
“江南各地家户骚动,昼夜嫁娶,合城若狂,有投水自尽者。”
不仅南京闹得欢,四镇也不安宁,还没等清军来,黄得功和高杰先干了一仗。
之前说过,按照史可法划分的地盘,高杰的分区在徐州。高杰感觉徐州直接面对河南、山东,太不安全,就自作主张去扬州驻防。扬州江苏南部,属于南明的大后方,地方繁华,妹子也多,高杰想去也在情理之中。
可是人家扬州知府不干,他早就听说了高杰的事迹,也知道他军队的德行,不让高杰进城。高杰一看城门紧闭,就下令攻城。
按说高杰也算是身经百战,部队也是原来陕西的精锐,可是竟然久攻不克。为了发泄心中怒火,高杰下令,劫掠扬州周边的村庄,抢夺民财、焚烧房舍、奸淫掳掠、无恶不作。
但是就算这样,扬州也没有被攻克。知府马鸣录、推官汤来贺顽强地防守了一个多月。
史可法既管不了高杰也管不了马鸣录,就想出了个折中方案,让高杰去瓜州驻防。这个瓜州不是甘肃那个瓜州,而是明朝时期在江苏的一个行政单位,位于现在的江苏省长江北岸,扬州市南面,也是个不错的去处。高杰就同意了,这个事暂时告一段落。
这件事情发生后,史可法担心高杰继续闹事,就让黄得功进驻仪真。这个仪真就是今天的仪征,古称真州,属于扬州辖区。
高杰也不傻,我在瓜州,你黄得功去了真州,一个地级市挤进两个镇的军队,不是来监视我的还能干嘛?所以高杰十分忌恨黄得功。
不久之后,登莱总兵黄蜚去上任。黄蜚与黄得功是把兄弟,关系很好,黄得功就带了三百骑兵到高邮迎接黄蜚,途中路过高杰的防区。
高杰得到了这个消息,疑心黄得功是带人来搞自己的,决定先下手为强,在土桥设伏兵,袭击了黄得功。还好黄得功够猛,即:
“复杀数十人,跳入颓垣中,哮声如雷,追者不敢进,遂疾驰至大军,得免。”
虽然黄得功跑了,但是他的三百骑兵全都死了。不仅如此,高杰这个王八蛋还趁机偷袭了黄得功军的驻地仪真,打死、打伤了黄得功很多部下。
事后,黄得功将此事上报南明朝廷,表示自己将于高杰决一死战。史可法急忙派监军万元吉去调解,黄得功不听。无奈之下,史可法亲自出面和稀泥,对黄得功说:
“土桥之役,无智愚皆知杰不义。今将军以国故捐盛怒,而归曲于高,是将军收大名于天下也。”
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这个事儿的过程就算是傻子也能明白高杰是个王八蛋,如果将军能够忍下这口气,天下的人就会夸你而骂高杰,你就能收获大度、为公的美名啊。
黄得功碍于史可法的面子,只好暂时忍下了这口气,但是仍然恼怒高杰杀伤其很多部下。
大臣就是这么些大臣,军队就是这么些军队,皇帝就是这么个皇帝。
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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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总共 120回,诸葛丞相死于104回
但是那年离三国统一,也就是三国演义完结,还有40多年,罗贯中也就花了最后15回来写40年的故事,而前面50多年的故事占了100多回。
看来古今作者都是不愿意写这种憋屈的历史,读者读起来也闹心。
我感觉没那么复杂,其实就是烂尾了
仔细比较第七部和第一部的文风,其实差异很大,到第七部时当年明月明显不好好写了
具体表现为车轱辘话很多,全是短句短段,对很多大事没有写,以及写小说笔力不逮时常见的挖了坑不填等情况
可能他作为一个明粉对崇祯抱有同情,明末不忍写
毕竟他后面给自己仓促结尾的理由是:为了不让读者看得太郁闷
我作为一个读者并没有郁闷,但我感觉他十有八九是写郁闷了,毕竟他倾注的感情很深
当然也可能就是太监了
因为在写到第七部时当年明月已经成名,而明末史各方众说纷纭,各方矛盾交织,光是一个明末财政史就能写几十万字专著,恰恰最见考证功底,历来写明末和南明史者非有深厚功底不能行,皆是中外史学大佬,当年明月作为一个票友笔力不逮也在情理之中
而当年明月成名后恐怕也没了当时写第一二三部时的心境,毕竟当年他对朱棣身世尚能花一番心思考证,第七部时基本是顺着明史记载翻译成俏皮话,什么车厢峡之战和农民军会盟是否存在他也懒得考证了
松锦大战后的事被他两笔带过,实际上这一时期李自成如何重整旗鼓,崇祯如何自毁长城是很有故事的,而崇祯加派三饷这种导致河南农民大规模起义的直接诱因,基本提都没提
第七部以后他也就基本封笔不再创作了,说是写吐了我也信
首先感谢大家的评论点赞,感觉评论区歪了,所以补充以下几点:
1、问题问的是明月为什么不写1644后的南明抵抗史?我认为明月首先肯定是喜欢明朝的一个人,才会花心血来写《明事》,全书的基本基调是以幽默的文笔来给广大读者科普明史。其实在写到快结束的时候,就能感觉到作者内心的失落与惋惜,而南明史带给人的惋惜与失望跟明末来比,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硬要写,对明月来说绝对是一种内心的煎熬,遂放弃。
2、评论区的很多人都揪住“崖山之后无华夏,明亡之后无中国”来吐槽。首先,我也觉得这句话整体是错误的,我在答案中给出的是,这句话不是毫无道理。这是一家之言,我也不会修改。
3、我在答案里面并没有否定清朝的历史贡献,基本都是在失望于南明不堪和对那时百姓的惋惜,如果那些人不承认1644年的满清是蛮族,那么请你给我一个定义,1644的满清是什么?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先进文明的传播人?还是屠杀百姓的刽子手?
4、最重要的一点,拿满清268年取得的成绩,用到1644来否定明末的统治,这是搞笑嘛?看待历史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就是不能用今天的价值观去看待以前的事,就是说你不能用现在的价值观去看待1644的局势。评论中甚至还有说满清在各个领域都超越朱明的,我就全当你是来搞笑的友军吧。
5、知乎应该是讲事实、摆道理的地方,不是一上来就给人定一个帽子,这样会显得很没水平。评论区有不少少数民族,可能是满族?或是维族?我不清楚。我也不知道我答案里面哪里戳到他们的痛处了,是满清对汉民的屠杀?这难道不是史实吗?还有的我没说呢?五胡乱华,北方汉人十不存一,中原腹地千里无鸡鸣。同治回乱知道嘛?陕甘宁多少地方的汉人十室九空、死者枕籍。评论里面最令我喷饭的是,说“我们都没有分裂独立、闹事还让我们怎么办?”真令我大开眼界,维护国家统一难道不是每一个中国公民的底线与义务嘛?还是说在你们眼中,非要把你们高高抬起,就像满清、蒙元一样来个民族等级划分?醒醒,大清早亡了!!
以下是原答案,仅代表一家之言。
一本不到80万字的《南明史》,硬是读了近小半年才看完。从来没有一本书让我如此的不忍卒读,顾老不愧为南明史的巨匠,基本做到字字皆有依据。这种近乎竭泽而渔的考据态度令人仰止。
一个人口近亿的帝国被一个几十万的蛮族征服,且统治两百余年。甲申国难,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朝代更迭,也不仅仅是华夏的第二次彻底亡国,可以说它不仅为整个屈辱的近代史埋下伏笔,而且打断了整个民族的脊梁,至今还有很多国人亦未站起。崖山之后无华夏,明亡之后无中国。这句话虽然偏激,但也不是毫无道理……
飞扬跋扈的江北四镇、昏聩无能的朱由崧、生不逢时的朱聿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林党、忠心却无用的史可法、嫉贤妒能的孙可望、心存私心导致全局崩盘的郑成功、鞠躬尽瘁的李定国、死而后已的张煌言、软弱可欺的朱由榔、举家自焚的李来亨……三百多年前,九州沉沦、华夏废墟,君可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城下的哀鸿遍野、苏州城内的十室九空、广州城畔的森森白骨、漓江之水的血染赤红……
无数仁人志士如飞蛾扑火般的反抗、不尽汉奸国贼的无情绞杀、绝大多数百姓的苟活于世。
顾老此书一出,南明史领域再不会有能望其项背者。里面可谓字字泣血,充满着怒其不争哀其不幸。
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河山!
愿华夏再无此不幸……
因为南明史不能细看,细看之后,会对中国传统文化失去自信的。
用一句“大明遗民”话形容南明,就是“甲申之后,悠悠忽忽,既不能觅死,又不能寻生〞。(张岱《自为墓志铭》)
南明的史料很多,可读完后,无法形容,无法想象。“国朝养士近三百年”,最后文臣武将,就是这么“忠君报国”的?即便是史可法、李定国、郑成功这种南明史上绝对“政治正确”的人物,也并非不可指责。
本人老乡,永历帝的“王佐之臣”,“船山先生”王夫之,最后就干脆隐居,“完发而终”。(这位真没剃发,他跑去当瑶族,后来隐居石船山,出门带斗笠,意与“建虏”不共戴天)再也不掺和南明这些破事。
可他偶尔,也会写点《悲愤诗》。“悲愤”一下这无可救药,只能让人“悲愤”的南明。
桃花扇底送南朝!
南明历史,是5000年中华民族内斗之顶峰。
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可比。
如果说满清入关征服北方时,八旗还是打了不少仗的,
那么征服长江以南,完全就是坐等南明各种势力互相攻杀,竞相投降,轻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在各种战场上,各路明军势力从来没有配合过,而且每次明军要取得胜利了,就有其他势力的明军疯狂攻击你的背后,绝对不让你成功。
除了南明势力之间互相攻杀,每个势力内部也是分成若干派别互相残杀,
南明曾经有2次辉煌的胜利,但每次都是胜利后立刻内斗总崩溃。
东南,郑成功,之前就因为郑芝龙降清,分裂了一次,随后大将黄梧、施琅又降清,
在这种情况下,郑成功仍然取得厦门大捷,将清军5省水师全部歼灭,
满清被迫实施禁海令,从沿海15里全部撤退,郑成功获得制海权,台湾海峡通行控制权。
就在形势大好之时,郑成功世子郑经,很不正经,与乳母通奸生子,并强纳为妾,气死了郑成功。
郑成功遗命郑袭接位,然后郑经攻打郑袭,残酷的血洗肃反,郑成功10年积累之10万大军和数十将领,大部分逃亡:郑经诱杀郑成功第一大将郑泰(当初郑成功下令郑泰杀郑经,郑泰是坚决不奉令的),导致郑泰之子郑瓒绪、大将扬富、何义等人率500船数万士兵投奔满清。
黄梧、施琅本来都是孤家寡人,立刻拥有数万精兵,郑经无人控制金、厦,于是放弃回台。
满清轻松收复,
这还没完,郑经死后,冯锡范拥护郑经次子郑克塽发动东宁之变,绞死世子郑克臧,又血洗一批,逃跑一批,随后施琅等人就轻松收复台湾了。
央视专门拍了电视片《施琅大将军》,以歌颂此段历史。
华中,长沙之战,也很典型,正宗南明风格。
陈有龙投降清再反正,攻克宝庆,急袭长沙,湖南清军孤守长沙弹尽粮绝,眼看要完蛋了,南明督师何腾蛟急令部下郝永忠猛攻陈有龙的背后,陈有龙溃不成军,长沙守军趁机出来收割粮食。
第二次长沙包围战,忠贞营李过、高一功部包围长沙,长沙眼看又要完蛋了,何腾蛟当机立断下令解围,长沙再次得救。
消灭了队友后,何腾蛟决心自己亲自来收复长沙,在湘潭被清军包围,被俘后绝食七天,坚强不屈,光荣牺牲,成为英雄。
西营最辉煌的战斗就是李定国两蹶名王,一年内消灭满清了两个王:孔有德、尼堪,
但是立刻西营三王内斗:李定国战功赫赫,孙可望十分嫉妒,准备消灭李定国,永历十一年亲自率十万大军向驻于云南的大西军二号人物李定国发动进攻。当时李定国仅三万人,双方力量对比十分悬殊,但孙可望前锋白文选不愿内战,弃军投奔李定国,孙可望大败仅剩50余骑随其逃走。
孙可望干脆投降清军,成为一个光荣而且高效的带路党,将西南底细全部告诉清军,清军才下定决心,全力西进,孙可望一路写信招降,立下大功。
李定国被赶出昆明后,曾经布了最后一局:磨盘山伏击战,拟一举歼灭吴三桂主力。吴三桂果然上当,但南明光禄寺少卿卢桂生潜出告密。吴三桂急退,李定国此战役是云贵会战以来最大的恶战!清军虽然撤军在前,仍然死伤无数,固山额真沙里布当场阵亡。磨盘山战役有三分之二的明军战士战死,清军也“死伤甚众,却三十里”,十八名将官都统被击毙。
从此南明再也没有翻盘机会,不但武装力量被内斗毁灭干净,而且热血已冷。
南明这样的政权,不灭真是没有天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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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到怎么都是海盗、流寇在打仗,其实南明也有官军的,
但绝大部分都是飞扬跋扈、不听指挥、只知道拿钱、从不干活、残杀百姓有力的军阀,
然后大部分已经投降了,后面抵抗满清的,确实是海盗、流寇。。
有网友说得对,当初的流寇和官军,在南明掉了个位置。
江南第一大将,左良玉,本来应该是抗清主力,但在福王事件中,打着清君侧的牌子谋反,统兵80万进攻马士英,半路病死了,其子带20万明军投降满清。。。
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不请自来。纯手打,如需转载请标明出处,比如“转载自知乎账号-胖咪”。
先上结论:明朝末期(包括南明),是中国3000年历史罕有的集“腐朽政策”、“堕落君主”、“反动官僚”于一体的黑暗时代。而《明事》在讲述明末历史的时候,刻意美化修饰了统治阶层集体性的堕落,而着重歌颂了统治阶层中鸡零狗碎的闪光点。而到了南明时期,连这最后一点闪光点也消失殆尽了,只剩下无尽的黑暗和糜烂的气息。如果再写下去,就没法自圆其说了,自然就封笔了。
《明事》是一部好书。首先声明,我很尊重《明事》及其作者。对于通俗文学来说,《明事》兼具了趣味性和可读性,在某些问题上也提出了新颖的观点;可以说培养了一大批对明朝历史感兴趣的读者。但是《明事》并不是信史,更多体现的是作者本人对明朝的思考和理解,在具备“有温度、有感情”优点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存在某些弊端,比如对传统帝王美化太过。作者笔下的明朝诸帝,几乎都成了“纯一无疵”的“命世之主”。而为了维持众明君形象,作者不可避免地在某些问题上避重就轻,美化修饰。对于接触明朝史料不多的读者,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导作用。
《明事》对于明朝存在的很多弊端进行了修饰和美化,尤其是明末农民战争部分,作者对尖锐的社会矛盾避重就轻、对民间人相啖食殆尽的可怖置若罔闻、对统治者竭泽而渔的三饷视而不见;甚至刻意忽略明末惨烈的贫富差距、残酷的赋税压榨、以及官逼民反之间坚实的逻辑关系;反而在孜孜不倦地代入帝王将相视角,着重强调崇祯君臣的“勤政”,讴歌“帝王死社稷”的悲壮;把人祸推给“天命、气数”。为尊者讳四个字,可说体现得淋漓尽致。
【明末的社会矛盾和具体表现,可参考我的在另一个问题下的回答“为什么李自成和明朝打的时候,失败百次能重起百次”】
南明实际是明朝在南方的延续:皇帝和监国,都是明朝的宗室藩王;阁部尚书,都是明朝的耆老勋旧。明末社会拥有的诸多问题,南明一样不少;明末朝堂存在的能臣良吏,南明却几乎难觅踪迹。更甚者,南明是一个昏君、淫君频出的时期,南明诸臣党同伐异、鼠目寸光的丑恶嘴脸,读之令人作呕;南明诸帝轻佻反复、朝令夕改的昏乱行为,更是令人瞠目。
崇祯十七年三月,闯军陷北京。之后由于大顺军追赃助饷等一系列政策失误,引发清吴联军武装干涉,酿成甲申之变,揭开了明亡清兴之际、天下大乱的序幕。
本文主要参照《南明史》(再次膜拜大神顾诚)的观点和线索,侧重从身份类别方面加以整合概括,以弘光朝(南明首个政权,地盘最广,兵士最多)为典型进行论述。
实际上弘光朝廷存在的问题,其他南明朝廷(潞王监国、隆武、绍武、永历)也一样不少。文臣党争(永历的吴楚党争为代表),武将跋扈,藩镇拥兵自重(以隆武的郑氏、永历的秦藩最为明显),君主荒淫无道(除了隆武帝品行端正,其余南明诸帝清一色的昏淫之主)。因篇幅所限,谨以最具代表性的的南明弘光政权进行阐述分析。
以下部分进入正文,共一万二千字,完整阅读可能需要较长时间,特此提示。
甲申之变,清廷定鼎燕京,之后大约一个月没有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工作重心主要放在安抚北京的明朝遗老;同时招抚北直隶、山东、山西等地的明朝和大顺军旧部。
领土方面,南明控制东南半壁。除了北直隶为清廷实际控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均存在明军和大顺军余部、四川为张献忠控制、云贵陷入土司叛乱;东南各省(明清时期主要财赋来源)均在南明掌握。政治方面,留都应天府(南京)还有一套现成的领导班子,六部尚书、侍郎俱全。军事方面,武昌左良玉、南直隶四镇(黄德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等雄藩合计拥兵数十万,相比历代南北朝(东晋南朝、南宋),南明初期可以说形势大好。
弘光原是福世子,其父在崇祯十四年为李闯所诛,福世子遂颠沛流离至南京。在兄终弟及原则的援引下(福藩年纪实际略大于崇祯),成功监国(以皇储身份摄政)后登基,改元弘光。
弘光朝廷,昏君、佞臣、雄藩并存,从甲申之变(1644)到乙酉鼎革(1645),存续时间仅8个月。但就在这短短8个月内,官僚集团的轻佻放纵、藩镇势力的跋扈叛逆、坐朝天子的淫乱败度、以及一众自我标榜为忠良的东林党人的鼠目寸光、党同伐异、屈膝胡虏、粉饰太平的偏安行为和下流举动,令人痛心疾首。
以下按照四个方面分别叙述:(一)东林党(二)藩镇(三)君主(四)联虏平寇。
(1)福潞之争
福藩在登基前,遭到东林党人的反对。因其父福王常洵,在万历朝与太子常洛(光宗)夺嫡,引发国本之争。东林党人站台皇太子,导致福王夺嫡失败,所以东林党人(以史可法为代表)担心福藩登基之后会搞政治清算;因此竭力阻止福藩入统,还想引桂藩、潞藩入南京继位。
史可法等人,甚至在福藩继统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还一边公开骂辱福世子是个“贪淫暴虐的酒腻子”(此言确属实),一边竭力夸赞潞藩“贤明方正”,为了保住自身的荣华富贵,行止失度、不顾臣礼的嘴脸昭然若揭。
嘉善吴进士亮中云,见史相国手札,福世子荒淫酗酒,不曾读书。--《弘光实录钞》
而史(可法)先柬(马)士英,有福藩不忠不孝等语。--《枣林杂俎》
曰广诬圣德有七不可: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南渡录》
(2)南渡三案
在甲申末(1644年12月)和乙酉初(1645年元月),东林党人还一手炮制了“南渡三案”,即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
简言之,大悲案是一个自称齐王、吴王的和尚(法号大悲)公开鼓吹潞藩是皇室正统,被处斩;太子案是一位名叫王之明的少年自称崇祯太子朱慈烺,被囚禁;童妃案是一个童姓妇女、自称是遭到抛弃的福藩继室,被弘光矢口否认,下诏狱。
三案当中,大悲和童妃基本已被后世学者证明确为伪人冒充;太子案则至今难下定论。但在弘光朝,由三案入手借题发挥的,却几乎全是东林党人。他们众口一词、指天划地、信誓旦旦地表示,三案涉事人物身份均是真实;大肆攻击皇帝的出身不明、法统不正,试图以此达到削弱福藩(弘光)权威,改立潞藩的目的。
今潞王贤明,应为天子,欲弘光让位。(大悲案)--《明季南略》
南渡三案的爆发时间集中(两个月内)、目标人物清晰(弘光)、众口一词指摘福藩法统不正。东林党人黄宗羲、万斯同等人,甚至编排野史骂辱弘光太后邹氏与马士英(此人为东林党死敌)关系“隐晦”;还说弘光不是福世子,而是福藩伴读李某假冒的;最后绘声绘色地描述(伪)弘光在深宫和邹太后通奸淫乱的下流段子、还不失时机地指出:童妃下狱就是为了掩人耳目,担心原配童氏戳破弘光是山寨货的“真相”。
太后张氏(此处应为邹氏),非恭皇(指老福王朱常洵)之元配也,年与帝相等。遭贼失散,流转郭家寨常守文家,马士英遣人迎之至。其后士英挟之至浙,不知所终。--《弘光实录钞》
福王为贼所噉,诸子未有存者。府中数宦侍逃至怀庆,无所得食。其中有福府伴读李某者、貌颇似(老)福王(常洵)次子通城王(即弘光帝)。……马士英因立以为帝。……弘光在位且一年,不立后,与太后寝处如夫妇。童妃固通城王之元配,弘光固不令入宫,恐败事也。--《怀凌流寇始终录》
弘光本人确实是一个淫乱失德、不学无术的无耻之徒。但是南渡三案的重点,却不在攻击弘光人品,而着重强调“福藩(弘光)法统不正,应改立贤明”。谁是东林党人口中的贤明之主?自然是潞藩。后来的史事,证明了潞藩(在国难之际勾结满洲)是一个比福藩还卑劣下流的庸人。
乙酉(1645)五月,弘光朝廷覆灭。同年六月初八,潞藩在杭州监国(以储君身份摄政、称帝前奏)。一天后,六月初九,潞藩就向清廷献上降表,准备割让江南。在满洲兵临城下,明军与清军誓死搏杀于涌金门之际,潞藩竟然丧心病狂,派人给攻城清兵送去酒食,犒劳清军将士。
(潞藩)以酒食从城上饷满兵。--《南忠纪》
由此,足见东林党人的真实目的,是为了保全身家富贵、担心福藩翻旧账、搞政治清算。所谓的“贤人”(潞藩),完全是信口雌黄,无中生有。
(3)刚愎迂腐
文官集团和东林党人的自命不凡、不知变通,更是在短短8个月内(弘光朝廷存续期)体现的淋漓尽致。
南明四镇之一的高杰,被部下许定国(密谋降清,勾结肃王豪格)诱杀。高杰的遗孀邢氏,知史公无子,要求儿子高元爵拜史可法为义父。史本可以借机拉拢高杰余部的势力,但因高杰原是李自成部将,是农民军出身;史可法这些“清流”自视甚高,唯恐和闯军余孽扯上关系。竟然大拉皮条,把太监高起潜介绍给邢氏,命高元爵拜太监为义父。
高藩邢氏夫人虑稚子(高元爵)之孤弱也,恐独立不足以有成,知(史)阁部无子,欲为螟蛉(义子)。(史)公怪之;谋诸将佐,佥曰:无伤。公心不然,毅形于色。……有高监(京营提督太监高起潜)在;公盍为之盟,令父其父、子其子。--《青磷屑》
文官集团和藩镇成见深至于此,可谓水火不容、视若寇仇。高藩余部(世子高元爵、外甥李本深)对此的回报,就是在满洲南下之际全军降清。
高杰遇害(许定国降清)和满洲南下是同时发生的。危急关头,身负重任的史可法却自乱阵脚,奔亡扬州。时任史公幕僚的阎尔梅,心灰意懒,作诗文抒发胸中块垒。
左右有言使(史)公惧,拔营退走扬州去。两河义士雄心灰,号泣攀辕公不驻。--《阎古古全集》
注:四镇指代南直隶四镇:兴平伯高杰、广昌伯刘良佐、东平伯刘泽清,靖南侯黄得功。四镇之外,还有镇守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
(1)定策元勋
在东林党人猖獗的反对声中,福世子为了提前接班,勾结掌兵藩镇,许以重利,最终得以继位。
弘光御极,群臣上言:皇上龙飞应运,实惟总兵官,至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早决大计,拥立圣躬,功在社稷,宜锡五等爵,剖符延世。诏曰:可。--《过江七事》
进封黄得功、左良玉为侯,高杰、刘泽清、刘良佐为伯。--《明季南略》
众藩镇则以“定策功臣”自居,飞扬跋扈,放纵不臣。强藩(高杰、黄德功)可以随意讥笑侮辱皇帝的使臣、左良玉之辈敢公开抗旨乃至反叛。而弘光君臣听之任之,不仅不予惩处,反而公开包庇,不知廉耻地替藩镇的无礼行为辩解。
上之立也,(左良玉)不与推戴,心常怏怏。既专制荆楚,益桀骜。--《陈子龙诗集》
“旨、旨,何旨也!尔曾见皇极殿中有人走马耶?”(高杰语)--《过江七事》
“(藩)镇(兵)锋恶,盍谨避之!”(史可法语)--《过江七事》
藩镇骄横至此,从来所未有也。--《广阳杂记》
在半壁河山沦陷,鹿死谁手未知的情况下,南明的众文武毫无光复之心,反而为了自身利益而疯狂缠斗;首位君主登基之前,背后错综复杂的文武集团,就上演了一出出暗流汹涌的闹剧。文臣为了自身富贵,干预阻挠福藩继位,在福藩登基之后,东林党人还借南渡三案大做文章,攻击弘光的法统;而福藩转而求助“毫无战功,只会站队”的武人集团(所谓定策元勋),导致藩镇跋扈。
南明的军队,不仅没能保家卫国,还成了武人讨价还价,加官进爵的筹码。究其原因,还是东林党为了自身利益阻挠福藩继位,导致福藩转头求助藩镇所致。立国之初,就埋下了灭亡的伏笔。
(2)高杰
诸藩镇不仅飞扬放纵,还肆意淫掠南明辖区内的百姓,纵兵烧杀,横行不法。四镇之一的高杰,流寇出身,绰号“翻天鹞子”,本是李自成部将。这么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只因“定策有功”,南明封伯爵。高杰贪图扬州富庶,欲图安家于此,高部兵士在城外烧杀抢掠,淫虐百姓。扬州知府马鸣录阻止高部进城,高杰流寇本性发作,丧心病狂,下令攻打扬州城。
(高)杰既奉旨驻(扬州)城外,又坚欲入城。时杰兵素傲,自山东南下,所掠不赀,扬人已心恐。及抵扬(州)……,不能入。然犹日掠沿村妇女,扬人愈恐,守益坚,且议出战……杰怒,分兵困城。……杰升高望,知不可攻,顿兵善庆庵,焚掠城外,烟火蔽日。而无赖居民,间亦乘机为利。……杰益怒,力攻,城守益坚。--《南渡录》
高杰横甚,头颅满野。--《青磷屑》
进士郑元勋,试图居间斡旋,让高部兵士家属入扬州城。扬州百姓群情激愤,乱拳揍死了这个无耻缙绅。
史可法奏:扬州悍民惨杀乡绅郑元勋。--《明季南略》
而东林党人和文官集团对于藩镇这种攻打己方城镇、杀害无辜百姓的恶劣行为,不仅不加制止和惩罚,反而一味姑息迁就。大学士史可法甚至亲临高杰营中,试图“调停”。
(史)阁部之行也,以川兵三百自随,(高)杰疑之,可法即分与二百人,然杰疑如故。……杰防可法甚严……可法留杰营月余,不得要领。--《南渡录》
调停的最终结果,是高杰部移驻扬州附近的瓜州;朝廷对于高杰近似反叛的恶劣行为,则半字不敢多提。面对手握雄兵的藩镇,东林党人完全失去了福潞之争时上蹿下跳的勇气,一时万马齐喑。自诩清流的文官集团和东林士子,治国无方,党争有术的丑陋嘴脸,可说体现的淋漓尽致。
高杰后来被叛将许定国(密谋降清)诱入营中,许定国找了一批失足妇女,伺候高和士兵喝花酒。高玩儿大了,夜里起不来,死床上了。饱受高藩荼毒的扬州百姓,闻讯奔走相告,额手称庆。
(许)定国伪恭顺,多选妓侍杰,而以二妓偶一卒寝。卒尽醉,及闻炮欲起,(高杰)为二妓所掣,不得脱,皆死。杰为人淫毒,扬民闻其死,皆相贺。--《明史-列传第一百六十一》
高杰死,留下寡妻幼子(其子高元爵时年未满十岁),军士大乱。同为四镇的靖南侯黄得功(绰号黄闯子),不思帮扶同僚,反而趁火打劫,意图吞并高藩。此时,清流党史可法不失时机地出现了,再次搞起了那套“让高杰儿子拜太监为义父”的把戏,开始四处斡旋,口吐莲花,试图让高、黄二藩停止火并。这种大拉皮条、四面讨好的活儿、因为干的太过勤快,史可法落了个诨名:“老媒婆”。
谁唤翻天鹞子来(高杰做贼时候的绰号),闯仔不和谐(黄闯子黄德功)。平地起刀兵,夫人来压寨(高杰遗孀)。亏煞老媒婆(史可法),走江又走淮。俺皇爷(弘光帝)醉烧酒,全不睬。--《青磷屑》
(3)左氏父子
宁南侯左良玉镇守武昌,拥兵20余万(明史称80万)。跋扈不臣,是四镇之外最为强大的雄藩。
左兵无虑(无虑即“大约”)数十万,号百万,然自朱仙镇之败,左之精锐已尽,其后归者,多乌合降将。--《阅世编》
良玉兵八十万,号百万,前五营为亲军,后五营为降军。--《明史-列传第一百六十一》
乙酉(1645)三月,李自成被满洲铁骑自陕西追杀至河南,一路流窜至湖北襄阳,清兵尾随而至。左良玉听闻闯军和清军进入自己的辖区,惊惶失措,不敢应战。
正巧甲申(1644)十二月,南渡三案爆发,左良玉以此为借口,宣称“北归太子为真”,要“诛马士英、阮大铖,清君侧”,公开和南明朝廷决裂,尽发大兵向南京挺进。
左良玉反兵东下,请除君侧之恶;移檄远近,以讨马士英。
四月初五,左兵入九江、安庆至于建德,顺流东下。初七日,左兵入东流。良玉沿途遍张告示,称‘本藩奉太子密旨,率师赴救’。士英等大惧,京师戒严。--《明季南略》
左良玉早不清君侧,晚不清君侧,偏偏选在闯军和清军进入自己辖区的时候“清君侧”。可见所谓清君侧,仅仅是一个荒唐可笑的借口;私心自用、畏敌避战、保存实力、挟权自重,才是左的实际意图。与东林党人在国难之际大搞党争相比,藩镇跋扈自雄的拙劣表演,可说是夫唱妇随,举案齐眉。
左离开武昌时,纵兵屠戮明朝百姓,还放火焚武昌城为白地。崇祯、弘光两朝,对左良玉倚为腹心,优容宽纵;左良玉就是这么报答两朝厚恩的。
宁南(即左良玉)传令无少长、戮之。楚民以抚军(何腾蛟)仁爱,争匿都院中,抚军坐于门,向内坐,听百姓入。余役以投文至,抚军命之随;宁南见百姓以都院为藏身地,复令从院后破垣入,举火焚之,匿者悉死于火。--《半生自记》
左良玉三月底起兵,四月初就疾病暴死。其子左梦庚统率叛军,继续长驱直入,兵锋直指南京。
左良玉兵陷九江府,寻死,其子梦庚自称“留后”;初五,左梦庚兵陷建德。初六,左梦庚兵陷彭泽。初七,左梦庚兵陷东流,京师戒严。--《明季南略》
同年五月,左梦庚遭到清廷英王阿济格、豫王多铎的包围。面对南明贪狠如狼的左氏父子,面对清廷却温顺如羊;左梦庚不放一铳、不发一矢,全军降清。左氏归降有功,抬进镶黄旗做了汉军都统,乾隆年间追封子爵。
时大清兵已下泗州,逼仪真矣。(左)梦庚遂偕澍以众降于九江。--《明史-列传第一百六十一》
南直隶四镇中:
1、兴平伯高杰,为叛将许定国所杀,世子高元爵(一说元照),外甥李本深率部降清;随同高氏投降的还有总兵李成栋。(此人流寇出身,降明后投清,又反正归明;反复无常,堪比吴三桂。曾参与江阴屠城、南明隆武帝、绍武帝均死于其手)
2、东平伯刘泽清,全军降清。封三等子。(后叛清被杀)
3、广昌伯刘良佐,全军降清。抬入镶黄旗,定封二等子。(清史稿称:降卒十万)
4、靖南侯黄德功,为叛将马得功、田雄所杀,全军降清。马得功抬入镶黄旗,封一等侯;田雄抬入镶黄旗,追赠太傅。
再加上宁南侯左氏父子,南明藩镇无一例外,全走上了叛国投敌的可耻道路。
(南明降兵)总兵二十三员、副将四十七员,马步兵共计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名。--《清世祖实录》
正如前所述,南明军士虽众,却是藩镇手中邀功的砝码;谁家给的好处多就卖谁,越卖价越高。(至于隆武朝的郑芝龙,永历朝的孙可望,可说是南明无良藩镇中集大成者,四镇和左氏父子加起来也难望项背,不多展开)
康熙年间平台湾,清帝感慨郑氏父子对抗清廷的坚定气节,以及南明四镇争相投降的下流行为。出于对对手的尊敬、以及对自我功绩的认同,顺带也为了揶揄埋汰南明藩镇的无耻,康熙为郑氏父子题词如下:
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
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弘光的私德极其败坏,是一个罕见的昏乱之主。史可法所言“七不可立”,即“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并非污蔑。
(福潞之争,史可法的出发点是私心自用,并非为家国百姓;但是对福藩的评价可谓中肯)
弘光极端宠信佞臣马士英,擢为兵部尚书(大司马),总领朝政,还厚颜无耻地给马士英抬轿子、戴高帽。皇帝自己则终日沉浸在酒精和女色中,不知今夕何夕。
初三日,传百官止服青锦绣朝拜。……马士英进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右都御史,总督凤阳如故。--《明季南略》
上曰:天下事,有老马在。汝不必多言。--《圣安本纪》
(1)酗酒
弘光帝酗酒无度,贪杯放纵,清醒的时候不多。他在宫廷里挂了一副对联--“万事莫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以激励自己豪饮。左都御史刘宗周劝谏,皇帝假惺惺地表示戒酒,却在几案置一巨爵,说:“朕只喝这一杯”。结果还带续杯的。
弘光于内庭悬一对联云:“万事不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甲申朝事小纪》
刘先生入见,以饮酒谏。上曰:‘为卿故不饮。’……内侍以大金爵至,……饮至半,不举爵。内侍已知其意,斟满焉。复饮至半爵,又斟。--《杨园先生全集-见闻录四》
对于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藩镇跋扈、天子贪杯的丑恶现象,民间流传歌谣嘲讽皇帝:
弓箭(公荐)不如私荐,人材怎比钱财?吏兵两部挂招牌,文武官员出卖。四镇按兵不举,东奴西寇齐来。虚传阁部(史可法)过江淮,天子烧刀醉坏。--《历年纪》
(2)淫乱
除了酗酒放纵,弘光还迷恋女色,兼有严重的娈童癖。
登基之初,就广选美女,除了强征南京当地的妓女入宫,良家妇女也不得免。官兵当街封门掠夺民女,百姓骨肉分离、哭嚎盈路;皇帝还“征之远境(苏州、浙江)”。弘光日日烂醉,夜夜笙歌;妓女、优伶头戴凤冠,僭比皇后;宫中招募乞儿外出捕蟾炼制春药,南京百姓骂辱弘光为“虾蟆天子”。
都城内凡有女之家,不问年纪若何,竟封其门,受金然后释放,又顾别室。邻里哭号,唯利是图。--《论选官人疏》
八月,选民女入宫,征教坊妓六十四人。--《枣林杂俎》
大内尝演《麒麟阁》传奇剧,未终,妓人首戴金凤者三。盖宫例承幸戴金凤以自别也。……上体魁硕,一日毙童女二人,厚载门月裹骸出。--《枣林杂俎》
时上深居禁中,惟渔幼女、饮火酒、伶官演戏为乐。--《明季南略》
宫中犹需房中药,命乞子捕蛤蟆以供,而灯笼大书曰“奉旨捕蟾”。……君为虾蟆天子,臣为蟋蟀相公。欲不亡,得乎?--《柳南续笔》
弘光对北虏西寇的猖獗,藩镇不臣的跋扈丝毫不放在心上;对南明朝纲不振、兵事糜烂的危机也置若罔闻,满脑门子都是荒唐淫乱的想法。
(帝)悄然不乐,亟传各官入见。诸臣皆以兵败蹙、俱叩头谢罪。良久,(帝)曰:“朕未暇虑此,所忧者,梨园子弟无一佳者,意欲广选良家,以充掖庭,惟诸卿早行之耳。”--《甲申朝事小纪》
(3)败亡
乙酉(1645年)五月,清兵破南京。弘光狼狈出奔,逃入四镇之一的黄得功营中避难。满洲重兵压境,黄部将马得功、田雄等杀黄降清。平日里酷爱淫虐百姓、奸污少女的弘光帝,此时沦为阶下之囚。情急之下,皇帝竟然用牙齿咬叛将田雄的脖子,妄图挣脱。
田雄负弘光皇帝于背,马吆唤(即马得功)执弘光二足。……弘光恨,啮田雄项肉,流血渍衣。--《黄斌卿传》
亡国之主押解入南京,沿路百姓唾骂不绝,抛扔砖头瓦片。太后、妃嫔(关于太后是否同时押赴南京尚有争议)骑毛驴紧随其后。弘光见了清廷的主将多铎,面无人色,当场给满洲人跪下,叩头如捣蒜,毫无廉耻之心。
五月二十五日,宏光(即弘光)以无幔小轿入城,首蒙包头、身衣蓝布衣,以油扇掩面;太后及妃,乘驴随后。夹路百姓唾骂,有投瓦砾者。进南门易马,直至内守备府。见豫王(多铎)叩头,豫王坐受之。--《明季南略》
时人张岱痛心疾首,大骂弘光,说他兼具刘协的懦弱、杨广的淫乱、刘禅的痴傻,不啻为罕有的昏乱之主。
自古亡国之君,无过吾弘光者,汉献之孱弱、刘禅之痴㾂,杨广之荒淫,合并而成一人。--《乙酉殉难列传》
弘光痴如刘禅,淫过隋炀,……一年之内贪财好杀,殢酒宣淫,诸凡亡国之事,真能集其大成。--《明末五王世家》
《国榷》作者谈迁,当时在南京,有幸亲眼目睹了弘光的真容。说弘光“羽扇纶巾,乍一看好似诸葛孔明”;话锋一转,“不料是个绣花枕头,淫乱失德,走上了西晋的老路。”
(注:五胡十六国时期,晋怀帝、愍帝兵败被俘,被逼给匈奴皇帝刘聪洗酒杯,端尿盆子,还执戟开道,最后还是惨遭匈奴人杀害。暗指弘光和他们下场相同。)
初,(谈)迁闻(福)王谒陵,出朝阳门外,万众伏候。见王乘辇,角巾半污旧,手摇白竹扇,有陇亩风。窃心幸之。不料淫佚败度,为怀、愍之续也。--《枣林杂俎》
诸葛亮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羽扇纶巾,仪表绝伦。弘光帝身材倒也高大健壮,但是强壮的体魄光用在奸淫妇女和娈童上面了。
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三国志-蜀书五》
上体魁硕,一日毙童女二人,厚载门月裹骸出。--《枣林杂俎》
召内竖五十三人进宫演戏、饮酒。上醉后,淫死童女二人;乃旧院雏妓,马(士英)、阮(大铖)选进者。抬出北安门,付鸨儿葬之。嗣后,屡有此事。--《明季南略》
谈迁把弘光和武侯放在一起,大概是诸葛亮有史以来被黑的最惨的一次。
在神州北方遍地烽烟,满洲铁骑集中在西线昼夜追杀李自成的情况下,河南、山东等地接近权力真空,弘光朝廷本是很有机会光复故土的。但是南明君臣,沉浸在偏安江淮的迷梦中,小心翼翼,唯恐触怒清廷。
皇帝终日太平无事、酗酒淫乱;东林党人大搞倾轧、借题发挥、试图废福立潞;掌军藩镇拥兵自重、荼毒百姓、甚至公开叛乱;文官集团另有癖好,沉浸在粉饰太平,给洪武朝和永乐朝死难臣子恢复名誉,讨论谥号的热烈氛围中。南明君臣没有丝毫的危机意识,上流社会呈现一片畸形的虚假繁荣,与崇祯朝何其相似。
(1)款虏
弘光朝廷,对农民军恨之入骨,对清廷畏之如虎。除了惊疑、恐惧的复杂情绪,弘光朝廷上下还滋生出类似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般的病态心理,对清廷“颇多感激”。在弘光君臣的眼中,清廷剿杀李自成,是“替我报君父之仇”。满洲人是“恩人”,是“朋友”,是“可以团结拉拢的对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联虏平寇”的国策横空出世。
明朝的济藩甚至在讨贼檄文中,兴高采烈地鼓吹吴三桂,热情奔放地歌颂满洲兵;还写起了骈文,“清兵挟汉将齐驱”这种恶心下作的马屁话都出来了,喜悦之情跃然纸上。
史司马(即史可法)整旅江南,旌斾夹舳舻并进;吴总戎(即吴三桂)扬旌塞北,清兵挟汉将齐驱,屡有捷音,多方响应。知匡复之不远,识中兴之有期。--《德州志》
当时《平巢事迹考》《太白剑》等地摊文学喧嚣尘上,主要是借古喻今,表示唐朝平定安史、黄巢,除了依靠李光弼、郭子仪等汉人将领(李光弼实际是契丹人),还必须倚仗回鹘(协助平定安史之乱)以及李国昌、李克用等外族势力(沙陀突厥,协助消灭黄巢)。把李自成比作黄巢、把满洲人比作沙陀突厥,极尽牵强附会之能事。
对于吴三桂剃发降清的行为,南明君臣不仅不加斥责,还予以鼓励,甚至准备了厚礼慰劳。
闻尔(吴三桂)星统关兵大挫贼锐,……是用晋尔侯世爵,加坐蟒一袭,纻丝八表里,银二百两,示宠异也。又尔部下士卒蓐食未饱,已令海上运漕十万石、银五万两接济犒劳。--《敕谕破贼总兵官》
吴三桂在崇祯朝受封“平西伯”,在一片石之战前投靠满洲,破闯后加封“平西(郡)王”。而南明仅仅授予吴三桂“蓟国公”,相当于爵位不升反降,只会激怒吴三桂。给汉奸加官进爵暂且不表,连爵位高低都搞错了,马屁拍在马蹄儿上。南明君臣消息闭塞、厚颜无耻可见一斑。
(注:这种事儿南明干过不止一次,永历朝廷也出现过给孙可望“秦王”、“平辽王”、“景国公”依次降封的闹剧,导致孙和永历离心离德)
在南明君臣的眼中,清廷是朋友,闯军是敌人。对吴三桂这种“朋友的朋友”是要褒奖鼓励的,对李自成这种大逆不道的贼人,则要彻底予以消灭。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还死死抱着阶级仇恨,联合外族剿杀本国农民军。弘光朝廷的反智思维,恐怕汪精卫看到都会自愧弗如。
(2)北使与“活秦桧”
弘光朝廷不仅给汉奸吴三桂加官进爵,极尽谄媚之能事;还异想天开、不顾颜面地派遣使节团,去北京给清廷进贡通好。妄图效法南宋故事,划江而治,偏安一隅。甚至抱有幻想,希望给清廷岁币,让清廷撤出河南、山东,以黄河为界,永缔盟好。混乱的主张,导致北使领队左懋第,直到出发前,都搞不清楚自己的外交使命是什么。弘光朝廷的朝令夕改、乌烟瘴气可说登峰造极。
臣(左懋第)衔以经理河北、联络关东为命,带封疆重寄之衔,而往议金缯岁币,则名实乖。况以此衔往虏所,将先往夺地而后经理乎?抑先经理而后往乎?此衔之当议者也。--《南渡录》
左懋第使节团刚入山东境内,全员就被清兵缴械;抵达北京之后,更是受尽了侮辱和冷遇,一行使节被监禁在鸿胪寺(接待外宾机构),形同囚徒。明使想面见清帝,遭到清使迎面责骂:“外国进贡的文书,送去礼部。”顺带指桑骂槐、斥责弘光法统不正,指责南明君臣擅立皇帝、轻视清廷。
(满洲)官云:“凡进贡文书,俱到礼部转启。”(明使)应之曰:“天朝御书,何得以他国文书比。”(满洲)官云:“说是御书,吾们也不收罢。”作色而去。--《北使纪略》
南明使节团九月十二日抵达北京,十五日被清廷没收全部财产贡物,二十六日被狼狈轰出北京。左懋第眼见求和通好不成,苦苦哀告,乞求去昌平拜祭崇祯陵寝,结果这点儿可怜要求也遭到清廷的无礼拒绝。清廷的大学士刚林(瓜尔佳氏),更是当着明使的面,破口大骂,指责南明君臣不忠不孝。那句“贼来不发兵,拥兵不讨贼”可说是把南明的遮羞布撕得粉碎。
“我朝(清朝)已替你们哭过了,祭过了,葬过了。你们哭甚么,祭甚么,葬甚么?先帝活时,贼来不发兵;先帝死后,拥兵不讨贼。先帝不受你们江南不忠之臣的祭。”--《北使纪略》
就在南明使节团惶惶然丧家之犬般返回南京的路上,使团副官陈洪范,转头做了汉奸。陈在北京见到了滞留京城的女婿唐起龙,唐此时已经投靠清廷,大肆鼓吹做汉奸的好处,成功策反陈洪范。陈给清廷写密信,立志报效新朝。多尔衮闻讯大喜,即发大兵把南明使团全部生擒囚禁。陈洪范则孤身返回南方,积极从事间谍策反活动,散播虚假消息,搞政治破坏。时人称之“活秦桧儿”。
(陈)洪范先镇蛟川,奉使至燕输款,放回为反间。逢人劝降,名“活秦桧”。--《蠡城监国》
南明朝廷的北上使节团,不知廉耻、丧权辱国。除了丢尽汉人的脸面,还极大助长了满洲人的嚣张气焰;让清廷看穿了南明的虚弱,坚定了对江南用兵的决心。(甲申之变(1644)后,紧跟着就是乙酉鼎革(1645),弘光覆灭。)
(3)联虏平寇的破产
就在北使受辱,南明君臣大哗的时刻,大学士史可法,仍然秉持成见,坚持农民军才是主要敌人。
屡得北来塘报,皆言虏必南窥,……即使寇势尚张,足以相距,虏必转与寇合,先犯东南。--《南渡录》
到了这个时候,史可法代表的东林党人和缙绅官僚们,还异想天开地相信满洲会伙同农民军合流南侵,农民军依然是他们眼中的头号死敌。再结合史可法拒绝给高元爵(高杰子,高杰为流寇出身)做义父,反而把元爵介绍给太监高起潜的反智行为,足见东林党人和缙绅集团,虽自诩清流,却鼠目寸光。正应了那句“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
实际上,南明众臣里,能做到临难一死的也是屈指可数。史可法殉节扬州,刚烈不屈,虽然生前目光短浅、私心自用、政治上毫无建树,军事上一败涂地;但在大义面前,能做到戎昭果毅、蹈难成名,可说风骨雄健,气节朗朗。
与之相对,绝大部分南明的官僚缙绅,在弘光朝党同伐异,集体排挤自北来归的“从贼士绅”(曾经降闯的明朝官僚);同样还是这批人,在清廷铁骑面前,却集体失声、毫无廉耻,一个个卑躬屈膝,争先恐后,吃屎都怕赶不上热乎的。
清兵入城,百官争投职名求用,前定北来诸臣之罪喙长三尺者,至是膝软于绵,面厚于铁,不自觉矣。--《謏闻续笔》
钱谦益首树降旗,素与受兹善,谓之曰:娄东汝故土,当疾驰归,以户籍献,大官可得矣。--《研堂见闻杂录》
六月初五,抄钱牧斋(钱谦益)手书数通,称北兵(满洲)为三代之师,谆谆劝邑中归顺。--《祁忠敏公日记》
左懋第北使之前,还有两个小插曲。
1、叔侄之邦
是时清主幼弱(顺治时年6岁),九王(多尔衮)当政;南明君臣为了自抬身份,幻想约定为叔侄之国:以弘光为叔父,顺治为子侄,想占嘴上便宜。在朝政昏乱、国力衰败的情况下,南明上下对“大义名分”的强烈意淫,依旧有增无减。
马辅士英曰:“彼主尚幼,与皇上为叔侄可也。”--《三垣笔记》
让我想起一句外交界的名言:
“实力对等,外交即实力;实力不等;实力即外交。”
300余年前的南明和清廷,身体力行证明了此名言。
2、六国相印
是时吴三桂在清朝已剃发出仕,对于南明封赏的“蓟国公”爵位是否会接受,弘光君臣心存狐疑。最后无耻文人跳出来,表示可以“效法苏秦佩六国相印故事”,让吴三桂“匡襄两国而灭闯”(明清史料-丙编),君臣大喜。
让我又想起一句名言:
“文人一旦无耻,比妓女都不如”。
南明弘光朝,在大好的开局形势下,八个月不到就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其实8个月都是虚的,因为清朝甲申年(1644)一直在追击李自成,乙酉年(1645)二月才开始对南明动武;严格说来,是3个月的存续时间)
崇祯年间也存在宗室横暴、官僚贪墨、兵事不振、帝王弊政等一系列问题,依然苟延残喘了17年。到了南明弘光,8个月(或者说3个月)就被推翻,可见各方面的积弊极深,恶政远过崇祯朝。
正如我开头所讲到的,(南明)是明朝在南方的延续,皇帝和监国,都是明朝的宗室藩王;阁部尚书,都是明朝的耆老勋旧。明末社会拥有的诸多问题,南明一样不少;明末朝堂存在的能臣良吏,南明却几乎难觅踪迹。
官僚集团的轻佻放纵、藩镇势力的跋扈叛逆、坐朝天子的淫乱败度、以及一众自我标榜为忠良的东林党人的鼠目寸光、党同伐异、屈膝胡虏、粉饰太平的偏安行为和下流举动,是构成南明迅速败亡的主要原因。或者说,南明是一个把所有事情全部搞砸的可悲王朝。(可悲但不可悯,纯属咎由自取)
弘光政权存续时间八个月,潞王监国两个月,隆武政权一年两个月,绍武政权一个半月。
永历政权存续时间最长,十六年,可惜完全寄生于大西军(张献忠)余部,皇帝长期处在秦藩(孙可望)和晋藩(李定国)的挟制下,身陷“欲做周赧、汉献亦不可得”的悲凉境地。
孙国主的部下公开写到:“造册,开皇帝一员、皇后一口,月支银米若干”。永历帝、后,在孙可望眼中与猪狗无异。最后永历病急乱投医、遣使赴欧洲求助教皇,等使者返回,永历已死。有兴趣者可以自行了解。
永历君臣流亡缅甸、囚于咒水之难、卒死于汉奸吴三桂之手。感兴趣者可阅读《狩缅纪事》。在国破家亡、衣冠坠地、寄人篱下、穷途末路的绝境,永历君臣依然在大搞党争倾轧,甚至还“短衣跣足,混入缅妇,席地坐笑”。心态之放纵、嘴脸之丑恶,令人难以置信。
最后,再次重复文章开头提到的,《明事》在讲述明末历史的时候,刻意美化修饰了统治阶层集体性的堕落,而着重歌颂了统治阶层中鸡零狗碎的闪光点。而到了南明时期,连这最后一点闪光点也消失殆尽了,只剩下无穷无尽的黑暗,和腐臭糜烂的污浊。再写下去,真就没法自圆其说了(或者说再写下去就要自己打脸了)。此时不封笔,更待何时?
以上。
在我看来,南明的历史是这样的:
看了10%的时候,我心想,这是一群禽兽吧,转念一想那不对,禽兽尚且有爪牙。
看到20%的时候,我想,是一群猪猡,转念一想那也不对,猪猡见到屠刀尚且能奋力一搏。
看到30%,我想,那是一滩烂泥,这次我觉得有点接近了,但再往下一看也不对,因为烂泥踩上去,尚且能稍微阻挡敌人。
看到40%,我得出一个结论,南明诸大臣,绝大多数是马桶,是恶臭熏天,盛满了粪的马桶,而且这群马桶还自我感觉良好。
看到50%,我真的看不下去了,为了安慰自己,我只好这样想:这群无父无母的傻逼死得好,死得好啊!如果这群傻逼从来没有存在过,那就更好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写南明,但是我认为《明朝那些事儿》没写南明甚至完全没提南明这回事真是完全为读者好,这段历史,心血管功能不好的读起来容易当场暴毙。
还记得当初听广播讲埃德加斯诺问毛泽东:“人生中最绝望的时刻是什么时刻?”然后毛说:“张国焘带领红四军南下要另立中央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感觉前途未卜十,甚至要准备面对可能发生的内战。”我当时还很纳闷,四一二苦迭塔死了那么多人你不绝望,被抓了差点没逃成你不绝望,兄弟老婆都被人砍了俩儿子还生死不明你不绝望,上了肃反名单被排挤你不绝望,上司叛党通敌你不绝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你不绝望,强渡湘江损失惨重你不绝望,老巢被胡宗南端了你甚至觉得这把稳了。况且花式整活的前一大代表多了去了怎么你偏偏对张这么耿耿于怀?
直到看了顾诚《南明史》后我明白了,毕竟大西军余部组建的西南抗清武装就是这么完蛋的!处于上升期的农民武装如果发生突然性的领导层分裂,其破坏力完全能导致整支队伍的前程被就此断送,此前的一切努力全部木大。做过图书管理员的毛委员大抵是对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都有所了解的,之所以如此后怕,这段历史教训很难不能说是因素之一。
另外,纵观整部《南明史》,连被顾诚自己称为抗清斗争“中流砥柱”的农民军余部都能整出这种“前方两撅名王,后方挑起内衅”骚活!可想而知当时的清朝统治者面对的都是一群什么样的垃圾对手!能不“得国太易”吗?
因为读完南明史你就觉得满清八旗集团的胜利绝非偶然,南明如果能翻身才是没天理。所有说老天站在满清那边的绝对是没良心,皇太极 多尔衮,多铎,阿济格这一批优秀的将帅都是四十五十多就病死的,尤其是皇太极和多尔衮 。南明这么自相残杀,后期大西和大顺残部还站在他们一边,加上李成栋等人反正,居然形势又扭转了过来。但是烂泥就是烂泥,对他们有一文钱的指望就是你蠢。明末活下来的唯一出路就是坚决不要站南明这边,否则就会被坑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