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相反,用的一点都不少,烧荒是对抗北方虏骑的重要手段。
巧了,今年上半年,我讲述明代女真历史的新书里面,涉及到辽东地区的形式,我就一明代的辽东地区为主要说明对象,简单讲述下明朝在这一边塞地区推行的烧荒。
明朝对抗北方蒙古的200多年,把出塞烧荒发挥到极致,不仅受到高度重视,坚持时间长,而且烧荒的形式和过程还颇为复杂。
明军的烧荒,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战术手段,而是包括烧荒、投毒、伐木清林、开市、传箭、驱虏抚夷(驱赶蒙古、安抚女真)在内、在一套北方边塞地区的战略规划,兼有武装威慑和外交怀柔双重意义、一年一度的大型军事战略行动、年度大型军事演习。
在进入正文之前,鉴于明朝的一些特殊因素,笔者有必要澄清两个概念:第一、明朝九边重镇塞外的蒙古各部,绝大多数是定牧/驻牧,不是游牧;第二,明长城与中国北方400毫米年降水线并不重合,不是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
一提到蒙古人,很多泛泛而谈的声音,说他们是游牧民族。但是在明代辽东、蓟镇、宣大等边镇沿线外的蒙古部落,基本都是定牧/驻牧生活,不得已才游牧(发生部落战争、受到其他部落的威胁等、受到明军的武力驱赶)。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明代前期的永乐、宣德这段时间,对辽河流域的自然环境不熟悉,在北方地区“缩边弃土”政策施行的又过猛,主动放弃了燕山山脉以北、辽河西岸、黄河河套等等还在400毫米降水线以南的适耕地区。
这些地区包括辽河套、靠近辽西的大宁、宣府外坝上地区、还有黄河前套丰滩等等。
还有一种泛泛而谈的说法,称“万里长城和中国北方400毫米年降水线重合,是农耕区和游牧地区的分界线”。这个说法不准确。
明代因为缩边过猛,超约为总长度半数的明长城,在400毫米年降水线以南,尤其是辽、蓟两镇,长城外是面积广袤的适耕区,明朝自己主动不要了。
这些地区既然适耕,更可以放牧。辽河套、大宁、前套丰滩等,都是水草丰美之地。导致蒙古各部纷纷南下,兀良哈三卫、鞑靼、瓦剌、察哈尔、内喀尔喀……明代不同时期的蒙古部落,他们一旦占据了这些地区,就不走了,长期在边墙外定牧。兀良哈三卫、右翼土默特等,甚至在这些地区开荒种地,发展农业。
蒙古各部纷纷南下,占据塞外适耕区,甚至转入半牧半耕生产方式,他们如此靠近边墙,就对明朝的边防造成极大的压力。
尤其是在每年夏末开始,持续到秋、冬和来年初春的这短时间,边塞的虏情就非常紧张。“秋高马肥,北虏逞骄之时”。
因此,明军会在这段时间组织出塞烧荒、投毒。目的有三:
第一、北虏马力肥壮,但马必须经常吃草喝水,把草烧了,在河里下毒,让蒙古无法活动;
第二、塞外牧草和辽河套的芦苇,在夏季生长繁茂,秋冬两季,虽然草变黄干枯,但只要不下雪,草和芦苇不倒(如今每年910月份,去坝上草原草秋天的风吹草浪,景色最美)。如此繁茂的草场芦荡,就像黄纱帐一样,为虏骑提供了隐蔽之便,所以明军要出塞烧草烧芦苇荡,把边墙外烧的光秃秃赤地千里,虏骑就没有藏身的地方,没法发动偷袭了。
第三、对蒙古、女真进行安抚和政治宣讲。秋冬两季明军出塞烧荒的同时,往往也是辽东马市交易最旺盛的时期,因为虏夷在秋冬春三季发动对明朝的袭扰,往往是自身存粮不够,饥寒所迫,所以在秋季大开马市,刺激交易,让虏夷用马匹参貂等塞外特产,在马市上换购粮食布匹等日用品,以来可以减少秋冬季袭扰的压力,二来可以为辽东增加税收(马市交易抽分),三来明朝地方文武大员与来赴市的虏夷贵族酋长间隔面,好好宴请一顿,赏一些东西,趁机宣讲明朝国策,也是一种必要的安抚手法。
明孝宗弘治年间,辽东巡按李善的这份奏疏,陈述的就是辽河套地区的边塞形式——
況且三岔河牆外,東西相望之間,即達虜之巢穴,每年冬末春初,遼河冰合之際,率領部落盤據其間,將欲入犯,蹤跡詭祕。俟我兵之誤,乘隙而圖之,彼直而速,我曲而遲;彼或聲東擊西,有如飄風驟雨之至,而我則顧此失彼,輒為有損無益之行。——《議改副將職銜重事權以便戰守疏》巡按御史李善 弘治六年二月
明军出塞烧荒,不是边镇各地单独组织的行为,而是每年要上奏明朝皇帝,由内阁和兵部统一指挥调度的大型军事政治活动。其组织形式,以土木堡之变为分界点,前后期略有不同。
这里面有明朝早期皇帝亲征的遗风。
诸如唐、明、清这些大王朝,有一个特点:开国建业的皇帝和前期的君主,很多都是“马上天子”,文武双全,闲不住的人,动不动就喜欢御驾亲征,不能老憋在皇宫大内里。唐太宗、明成祖、清圣祖啊,都是这样。
三年靖难、五征漠北的朱棣,要是见到他那个几十年宅在皇宫里的万子重孙朱翊钧,怕是要气死的。
明朝的烧荒,就是在永乐年间,随朱棣北征而逐渐形成的一种“请敕”定制。
在永乐年间,辽东、蓟等地,还没有修建长城,虽然朱棣采取以攻为守的方式,但五次北征,都不能彻底击败蒙古,每次征讨撤回来,都很担心蒙古南下报复。所以朱棣亲自下令,边塞镇守文武官员要带兵烧荒。
“我朝太宗皇帝,建都北京,镇压北虏,乘冬遣将出塞,烧荒哨瞭。”
”每于冬初,命将率兵出塞烧草,名曰‘烧荒’,盖防虏南向,且耀兵也。“
到了明宣宗宣德时期,明军不再北征,蓟镇也开始修长城,但是宣德也时常出京,御驾巡边,叮嘱边将在秋冬季出塞烧荒。
明代中后期,除了明英宗和明武宗,皇帝大都是窝在北京城里的宅男。虽然御驾亲征的风气没落了,但是一些早期遗风保留下来:烧荒,边塞各镇不能自己单独去做,而是要先由守将奏请朝廷,请求皇帝下敕旨恩准,然后兵部调动兵马、工部调动物资,户部调拨钱饷才可以。
“凡每岁七月,兵部请敕于各边,遣官军往虏人出没之地,三、五百里外,乘风纵火,焚烧野草,以绝胡马。——《宣府镇志 卷十九》”
还有一点,就是要派遣中央工作组和中央军前往。
辽、蓟、宣三镇边将奏请朝廷,请求防秋烧荒。皇帝下敕旨,同时会向三镇派去巡抚、巡按或镇守巡边太监等去监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中央工作组下基层搞调研,看看中央决策在基层贯彻执行的好不好。
除了派中央工作组,还要派中央军。皇帝政务繁忙,不能御驾亲征了,但是他会任命三位“巡边坐营将官”,三人各自率领一支京营班军,分别前往辽东、宣府、大同三镇,与三镇的总兵、副总兵、参将、备御等大小武职官员一起,京营中央军与边镇边军汇合,共同出塞烧荒。
“巡边坐营将官”大都由明朝初年深受中用的勋贵子弟武官和“靖难功臣”子弟担任。在1449年土木堡之变中,京营损失惨重。土木堡之变后,明朝无力向边镇调动京营班军,烧荒只由三镇各自的边军组织施行,但是中央工作组还是要派遣的。
每岁冬,镇守总兵官会同赞理军务都御史、太监,奉敕移文各路副、参、游击、守备、备御、提调、守堡等官,遵照会行日期,各统所部兵马出境。量地广狭,或分三、五路,首尾相应而行。预定夜不收,分投哨探、放火,沿烧野草尽绝。——《辽东志》
烧荒的具体施行程序,是明军先出塞数百里(近者二、三百里,远着四百里),安营扎寨,观察形势,保持警戒,防备虏骑袭击,然后一边烧草,一边往回撤,边走边烧。出塞的各路明军之间要随时保持联系,每路明军内要有明确分工,有人专门负责放火烧草,有人专门负责配药投毒,在烧草投毒的时候,还要有兵力警戒保护。
投毒,是往塞外草原的河湖水体里下毒,但是要注意药剂药量。
于要害之处,毒其水草,虏不敢侵。人饮水即死,马食草即毙。
明军烧荒投毒,会发生伤及自身的事故。
烧荒时,遇到风向突变,风力过大,在塞外点燃的火星草屑飘在半空,随风吹到塞内,把塞内明军的营房草场烧掉的事时有发生。
塞内和塞外的水系都是联通的。一条河,上游河道在草原,蒙古人饮马,下游经过边墙流入塞内,供汉人喝水灌溉。在上游投毒过量,药力未被河水彻底浸解,下游的人畜饮用后也死了。
另外明军在烧荒时,与蒙古骑兵经常发生遭遇战或遭到偷袭,胜负皆有。前边 @冯胜 答主的答案里,提到了《烧荒行》这首诗的开头两句,我强烈建议应该发全文。因为这首诗不仅讲明军出塞烧荒,还讲述与蒙古骑兵发生的遭遇战——
汉家御虏无奇策 岁岁烧荒出塞北 大碛平川鸟飞绝 漭漭龙庭暮云黑
秋风萧萧边草黄 胡儿牧马乘秋凉 将军令下促烧草 衔枚夜发何仓皇
边头路尽迷行迹 黄狐赤兔如人立 阴崖举火各因风 烈焰夜照阴山红
山头突骑飞流矢 几人还向火中死 白骨成灰散不收 恸绝胡天作冤鬼
东风吹绿旧根荑 乾坤回首又春归 惟有游魂归不得 年年空逐野烟飞
——方逢时 《烧荒行》
以上这么多内容,讲的是明军针对蒙古的烧荒。
在辽东,明军还要对付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就不能用烧荒和投毒了,改为伐木清林和传箭。
主要原因,也有两个:
第一、女真、尤其是建州女真,是在长白山的山林里。草烧了,第二年可以长,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么,适度烧荒,还有利于草原的生产。但是山林烧了就是火灾,第二年可长不回来。烧山烧林,只会刺激女真发动对明朝更猛烈的侵袭活动。
第二、明朝对蒙古、女真的政策不同。对蒙古重要武力,驱赶为主,对女真重用怀柔,安抚为主。
所以明军采取的方式是伐木,每年秋冬季,明军也出塞,把辽东长白山边墙外,边墙外一带的生长的非常高大的数目砍伐以下,在边墙外清理出一道隔离带。
这么做,一来可以在边墙外清理出一道隔离带;第二正好趁机采伐木材和过冬的柴禾。
还有一种安抚手段,就是“传箭”,也叫“传牛录”。
秋冬之季,辽东总兵、副总兵、某参将,出抚顺关,沿浑河巡边,走到萨尔浒这个地方,也就是边墙外、建州明朝的中间地带,明军会派几个会女真语的“通事(翻译,大都由女镇族明军充当)”前往浑河和苏子河上游山谷深处。
箭不仅是一种武器,还是一种表示权威的信物。
这个通事,带着一只刻有明军将官印信符号和异色箭羽的大箭。他到山寨去传箭,意为“太师大玛法有请建州三卫山寨大小首领“。建州女真的首领看到这支特别的令箭,在通过通事的传达,然后下山,出山谷,来到在萨尔浒,参加明军总兵官。明军在营中设宴招待。
随后,最主要的即位首领或他的中军,会跟随明军一起返回塞内,再去见镇守太监、巡按等中央工作组的人,再开马市,招待一顿。
没时间了,大概就说这么多吧
谁说不用了
金代,每年秋天,金军都会北上一方面屠杀草原上的蒙古人;一方面就是烧牧草,减少蒙古人的食物来源,金人管这个叫”减丁政策“。这个政策金人从立国开始,一直坚持了近百年。直到金代后期,黄河水患频发,国家无力北上才停止。
同样,到元朝蒙古人得势的时候,以及唐代、明代汉人强盛的时期,也会对敌人使用相同的套路。派兵屠杀敌对部落后,再把他们的草原林场一把火烧掉,让他们的幸存者来年也没饭吃,以此控制他们的人口。
但是,这都是建立在王朝强盛的基础上的,防火烧森林草原,不是件简单的事。春夏两季,草木湿度高,根本点不着。秋天草场干燥,易于起火,但是难以控制,加之北风盛行,稍不小心就会被烈火反噬。而且,游牧部族非常重视自己的草原林场,想派遣小股部队偷袭是没戏的,必须派大军将其彻底驱逐后,才能放火。
这种持续作战的策略,对中央的财政能力是极大的考验,往往随着国力一衰弱就难以执行。刘仁恭的政策也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不但没有削弱契丹,反而加快了契丹军队的成长。公元937年,辽太宗耶律德光率大军南下,大败刘仁恭的继任者末代卢龙节度使赵德钧,占领幽州。
顾炎武《日知录》:守边将士,每至秋月草枯,出塞纵火,谓之烧荒。
方逢时《烧荒行》:汉家御虏无奇策,岁岁烧荒出塞北。
嘉靖《宣府镇志》:每年冬十月初間,以草枯焉始,本鎮統頜官軍出境,焚燒野草,使達軍不能南牧,起於正統年。總兵官統頜官軍五千員名,由青邊口出境,經三岔溝、乾草灘,至上合河,且行且焚,至晚回兵,凡二日。副總兵統領本營官軍三千員名,由大白陽口出境,經瓦廟兒、孤榆樹,至上合河,與總兵官會兵,且行且焚,至晚回兵,凡二日。舊遊擊將軍統頜本營官軍三千員名,由張家口出境,經紅崖兒,至羊圈溝,且行且焚,至晚回兵,凡二日。新遊擊將軍統頜本營官軍三千員名,由青邊口出境,經三岔溝,至紅崖兒與舊遊兵會,且行且焚,至晚回兵,凡二日。北路參將統頜本路官軍三千餘員名,由獨石地方出境,入馬營堡,由馬營地方出入赤城、龍門等處,且行且焚,至晚回兵,凡二日。西路參將統領本營官軍三千餘員名,由膳房堡口出境,入洗馬林等堡口, 洗馬林堡口出境,人柴溝等堡,且行且焚,至晚回兵,凡二日。東路參將統領本營官軍三千餘員名,由永寧城出境,入四海冶堡,且行且焚,至晚回兵,凡二日。
希腊罗马伪史论,都已经够奇葩了。
还没过百年呢,没想到苏联伪史论的都有了。。。
聪明人靠统计数字和洞察来得出结论。
平庸的人仅依靠统计数字来获取信息。
笨蛋成天看个案小作文来悲鸣或自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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