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人都对中国的未来盲目悲观？ 第1页

我对中国未来最悲观的时候应该是在1994~2002年这段时间。我的童年记忆中没有一些人所谓的“美好90年代”，那时候我看到的是贫困县的民政局长开着公爵王在省城宴请骑着自行车来赴宴的老战友，提及扶贫工作，哭穷哭的声泪俱下。公爵王后座上放着科局内參，一篇篇围绕着闻所未闻的“XX事件”说着套话、罗圈话，大约讲的哪里的乡间出了乱子。我看到了低眉眼顺拿着印有自己事迹的市机关报——整版报道“《前进中的XX乡》”进门的从七品，酒过三巡得意忘形，说自己圈起一道墙名曰“开发区”，增加了八位数的账面GDP。我看到了从七品如愿以偿，他的司机论功行赏当上了村支书。再次来拜会的时候老司机用脚开门，被家里长辈调侃“你来收提留了”，他立即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

其他记忆，大抵也是这样。1992年夏天，海滨招待所外鞭炮齐鸣，不远处的一座五星级酒店封顶，此后烂尾多年。但当时我的注意力在来的路上买的一本“火车文学”上，那是一本登载着各种“老实人”犯下暴力重案的“法制杂志”，岁月静好的生活原来是如此脆弱。1996年夏天，一位军人的遗孀，我的外婆，一本正经的说“以后不能让知识分子掌jun，太软了”。父母没有转业的战友一星期里深夜来家走访了两次，说他渴望功业，尽管要付出很大代价。1997年夏天，一起吃饭的银行行长说我们在夯炕吃了哑巴亏，损失了大量美刀，海外市场与投资来源要疲软很久，对国内影响深远。结合此前目睹的经济数据层层注水，吏治、计生、环境、城乡二元化，国企脱困、下岚职工安置，哪个问题的解决都是mission硬抛死保。讲真，2008年前后互联网空间上的各种公知言论，基本上都是我小学四五年级到初中心态的升级版。我当时一直很担忧，郭嘉危若累卵，权力却在眼前这些如此不堪的酒囊饭袋手中。甚至于多年后大元元关于他的段子，也是90年代末期到新世纪初大家谈资的进化版。

我之所以如此关心社会的现状，是因为那时的我就认识到我和我的祖国一刻都不分离，我的命运和这片土地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我必须关注这个国家的未来。小学五年级，我在保罗·肯尼迪的《大国兴衰》中看到了一幅各国GDP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测，居然预测2020年我国将拥有四万亿美元的GDP。四万亿美元！要知道，当时中国的GDP只有六千亿美元左右。鼓舞之余，我当然再次担心这一预测能否实现。作为小学生，我肯定不掌握线形回归分析等工具。于是，我用土办法，在图表缺少标注的坐标轴上做垂线，找到自己所在的年份和与之对应的数值，看书中的预测能否和现实印证。幼小的我，在这张图表上留下了深深的指甲划痕。此后，一直到世纪之交，我国GDP达到一万亿美元，我时常用这种幼稚的方式验证书中的预测。

2003年2月7日，结束了高三第二次摸底考试的我患肺炎入院。在医院，我读到了最近一期《南周》，看到了该报历年罕见的正面引导式报道。报纸上登载的这场新型传染病，此时在岭南以外的媒体上还是禁忌。医院送到医生办公室的一份简报说这一疾病是“支原体”引起的，该结论来自山东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副部级）一位由于单位内斗不得不赶鸭子上架的老校友，七十岁临危受命然而晚节不保的老院士。之前在学校的寝室夜谈，有听短波广播爱好的同学说，当前媒体热衷报道伊拉克战争就是为了不让大家关注这场瘟疫。我却觉得，或许困扰中国经济多年的通货紧缩就要结束了。事实果真如此，此后经济转暖，天时地利人和，迎来了建国以来持续最长的经济景气。长达5年我们没再遭遇大的波折，余热流泽十年尚存。扩招后的大学生形成了今天的（贫下）中产阶层，京沪涌入了千万规模的新市民，诞生了我今天浸淫的文化。

如今，作为一个普通的超市临时工收银员，我已经没有资格目睹十岁时看到的密谈画面。但是，每到一地，我仍然留心观察当地的建设是否存在固投比例偏高的问题，看到崇山峻岭间的工程奇迹时尤甚。我仍然对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和地方债务提心吊胆，几次让父母赎回理财，把存款转入“四大行”。在认识 @曹丰泽 的那个下午，我得知以往的经验恐怕难以胜任以后的世界。更令人担心的是，目前的种种事件表明，那场已经酝酿了多年的全面应战还有许多不足。但是，我对中国的未来反而没有二十年前那么悲观了。我甚至乐观的认为，再过几年，比如2027~2032年期间，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住房、教育、医疗的基本需求全民免费供应或象征性收取低廉费用供应的曙光。

我从不避讳，我生活在一个穷地方。所以我看到新闻报道某地在车祸现场哄抢井盖非常的理解。俺家也是穷地方，铺马路人行道的那种花砖值几个钱？照样有人“拿”。工人原话：“你们小区是素质好的，拿砖的说一句就放下了。XX社区（下岚工人集中区域），扯着嗓子骂你祖宗三代呦，脸红脖子粗跟有多大仇似的，我们看见拿砖的都不敢管。”这些人与其说是道德问题，不如说是穷惯了，被贫穷扭曲，病态的搜集一切生活资料，万一有用呢？病态的劫掠弱者，比如吃绝户。内卷化环境下，极度匮乏的地方，人们的生存策略是对内压迫自家的媳妇女儿，对外利用宗族亲疏发动激烈的生存斗争抢夺资源，集中力量生儿子，确保男丁数量能够打赢下一场生存斗争。

我身边刚刚发生的经历：一位九旬老人的独子去世，外出散心一个月。回家后，服务老人十几年的送奶工立即来“吃绝户”，坚持说老人没交奶费。送奶工要求老人提供缴费凭证自证，理应有收款存根的送奶工却拒不为自己的主张举证。老人找出收据（历来没有正规发票），送奶工又坚持说她在老人外出散心不在家的一个月也送奶了，要求补上这个月的钱。接走老人散心的女儿表示，当时她亲自在电话里告知送奶工不要再送奶了。这位老人十五岁就为了人民的幸福投身土改工作队，晚年被她为之谋幸福的百姓坑害，可能一是因为她没有儿子了，儿子也没留下孙子；二就是因为送奶工口中的“你都有退休金了，还在乎这点钱”。小区家委会主任的丈夫是一位抗日出身的将校，曾经管辖数千下属，却在小区的理发店被貌似忠厚、一口一个“爷爷”喊着的tony老师骗入消费陷井。家委会主任非常理解这一类古老而又与时俱进的“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这一真谛我被我的超市临时工收银员工作不断的检验正确。因为在我的经历中，当下的中国人要是没有了理想信念，跟一百年前的清朝人，跟一些人嘲讽的印度人、黑人，完全没有区别。尽管从小到大我目睹了这个社会的许多问题，但是，种种经历同样让我坚定的认为，过去的风浪都已经过去，未来的挑战更不在话下。我相信，经过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坚持不懈，三十年之后的人们可以安逸的做我们如今嘲讽的“傻白甜”。在优越中长大的人们，不再经历匮乏，不再为了生计精明算计，不再为了过上低标准的生活放弃生活中应有的美好和人性中应有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