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襄子打败智瑶后，为何没有想办法独吞晋国，是人性的问题还是客观条件的不允许？ 第1页

旧文一篇，总的意思是说，晋阳之战是被韩魏两家操控在手里的，他们要的就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结果。智、赵两家斗得越狠他们越开心，最后看见谁撑不住了就帮一把，赢了的那家留下半条命就行，想要灭其他两家，那是没有可能的。

以下原文：

古人在叙述晋阳之战的故事时，大都将叙述重点倾注到了战争的两个主角身上，对韩、魏两个家族却着墨不多。这就给人造成一个印象，似乎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无足轻重的花絮和陪衬，他们在这场战争中所持有的态度，自然也鲜有人关心了。甚至有的时候——与智瑶前后矛盾的人设一样——史料对于他们的描写，还充满了让人费解的矛盾。

比如在智瑶前去索邑时，韩、魏两家的智囊段规、任章早就提出了“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释以天下图知氏”的既定方略，表明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将智瑶视为敌人。

可当晋阳之战开始以后，他们的做法便和智瑶一样，突然间智商全部掉线。眼看着晋阳城已经无力支撑，他们却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背叛智瑶，非要等到智瑶说出不靠谱的话，等张孟谈上门来言说利害，才下定决心转投赵氏。他们的这些举动，如果不是著史之人有意为之的话，那我们也就只能说他们是真的蠢了。

与风头正劲的老牌世家比起来，韩、魏两个家族虽出道晚、资历浅、资本积累也不够丰厚，但作为经历了上百年流血冲突存活下来的强卿家族，作为对这场战争胜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两方势力，他们不可能就像小白一样完全没有自己的立场，其所持有的态度也显然不应该被轻易地忽略。

因此要想搞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在关键时刻叛智投赵，就必须弄明白一个问题：在这场至关重要的世纪大战中，他们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站在我们今天的视角回看历史，晋国被三分似乎是一件顺利成章的事情，我们可以有无数的理由去为历史发展的合理性做出解释。然而正如身处当今世界的我们总会对未来感到迷茫一样，身处历史现场的人们也未必能够看得清楚他们所处时代的发展脉络。

公元前544年，也即晋平公在位的第十四年，有吴国公子季札（又称延陵季子）周游上国，分别到访了鲁、齐、郑、卫、晋等国。在晋国时，他对诸卿家族进行了一轮友好访谈，其间与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相谈甚欢，因而留下谶语，说“晋国其萃于三族乎！”

对于季札的预言，人们大多都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些都是根据战国时的现实政治局面做出的修正。相对来说，银雀山竹简《吴问》中孙武所做出的预言，似乎更能反映当时国际社会的普遍认识。

根据简文记载，阖闾对晋国的政治走向很感兴趣，他向孙武询问：“晋国的六卿谁会最先走向灭亡，谁又能活到最后呢？”

孙武给出的答案很明确：“范氏、中行氏最先灭亡，智氏为次，韩、魏再次，而赵氏则会笑到最后，成为晋国的主人。”

孙武主要依据的是当时六卿各异的经济制度：范氏中行氏采取传统的小亩制，以一百六十步为一亩；智氏稍作改良，以一百八十步为一亩；韩、魏改革的步子更大一些，以二百步为一亩；而赵氏则最为大胆，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

在税率相同的情况下，亩制越小，财富便越容易集中到主家手中，从而造成国富民贫的局面。与此同时，公家越是富有，花钱的时候就越是管不住手脚，难免就会多养门客、“冀功数战”，令百姓更加疲敝。由此而论，亩制最大的赵氏，若是能够一直执行当前的制度，自然会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这个逻辑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姑且不论，需要注意的是，在孙武的预言中，他从来都没有季札所谓“萃于三族”的概念，而是认为“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

同样的判断在晋国诸卿的对话中也能找到踪迹。

比如东阳内战爆发时，梁婴父在劝谏智跞时曾说过这么一句话：“不杀安于，使终为政于赵氏，赵氏必得晋国。”

又如晋阳之战中，张孟谈密见韩、魏主君时也说：“臣闻唇亡则齿寒，今知伯帅二国之君伐赵，赵将亡矣，亡则二君为之次矣。”

也就是说，无论是身处局中的晋国卿士，还是隔岸观火的国际政治观察家，几乎所有人都在以齐国田氏独大为样板预测晋国政局的演变逻辑，笃定最终的结果必然是走向一家独大的局面，这对于韩、魏两家来说无异于是一个冗长而残酷的噩梦。

在当时四卿共存、两强相争的格局下，无论以何种口径来判断，这个最后的胜利者都只能是在智氏和赵氏之中二选一，以韩、魏两家微薄的实力，想要成为最后赢家的几率实在太过于渺茫。而在战争结束后，无论是哪一方取得胜利，他们也都难逃“二君为之次”的命运，这种前景实在是太令人悲观了。这个时候，假如你是韩、魏的主君，而你也对这种判断深信不疑，你会怎么做呢？

从务实的角度来看，他们最先想到的应该是鸵鸟战术，也即尽可能地让两个强家保持均势，维持割据共存的总体态势。只不过“树欲静而风不止”，处于风口浪尖的智、赵两家内心恐怕比他们还要焦虑，尤其是在智瑶的强力推动下，战争的爆发已经是迟早的事了。

在已知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韩、魏两家也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隔岸观火谋求自保。然而可惜的是，智瑶连这样的机会也不给他们，因为他深知，韩、魏两家尽管弱小，可智氏也没有强大到可以忽略他们的地步。尤其是当他想到四十年前的那场战乱，赵氏之所以能够在重重围困下迅速翻盘，靠的就是局外势力的干预，便更是不能任由两家置身事外。要想避免重蹈范氏、中行氏的覆辙，在开战之前就必须要将韩、魏这两股势力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韩、魏两家原本就对智氏心存顾虑，智氏对韩、魏也并非全然放心，这就使得智氏与韩、魏之间的联盟从根本上就缺乏牢靠的基础。在双方各怀鬼胎的情形之下，我们大可以设想一下，当智瑶提出让韩虎、魏驹带兵讨伐赵氏时，双方的心理状态究竟是什么样子。

对于韩、魏来讲，家族主君亲身犯险，对于战场上可能遭遇的种种后果都要有充分的预估。他们不仅要保障君主在战场上的人身安全，更要为整个家族的长续发展准备好应急的预案。

因此，在跟随智瑶前往讨伐赵氏的时候，他们不会倾尽全力，而是会“设守而后行”，将大部分的武装力量留在都城。只要他们在外围保持了足够的军事存在，便会使智瑶投鼠忌器，不敢对他们的主君轻举妄动。

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得不将最坏的情形纳入考虑范围。也即万一主君在战场上遭遇不测，太子也要在家臣的拥护下尽快即位，并迅速动员所有力量展开反击，确保其家族基业不会因战场上的异动而出现致命的危机。

对于智瑶来说也是一样，他有充分的理由对韩、魏主君的忠诚感到怀疑。只要两家存在被赵氏策反的可能，那么他们带来的人员在联军中占比越大，将来可能诱发的风险便越不可控。站在智瑶的立场上，他也不希望对方投入太多的兵力——最理想的情况，是让韩虎、魏驹孤身前来，像人质一样留在军中，保证他们不会在后方搞破坏就足够了——这恐怕才是他强拉韩、魏两家参与围城的真实目的。

但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心态总是会发生变化的。尤其是当他们看到在洪水的冲刷之下，赵氏越来越虚弱疲惫的时候，韩虎和魏驹对未来的担忧便愈发强烈。经过长久的思虑和讨论之后，一个大胆的想法便开始浮现了出来：

既然无法维持现状，那就改变规则。

没错，在人们过去的认知当中，晋国的政治似乎只有沿着四进三、三进二、二进一的路径按部就班地向前推进。可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为这场永不停歇的的晋级赛画一个休止符，未来的道路是不是就更清晰了呢？

这个时候，谁的道德情操更为高尚，谁在道义上更加站得住脚，谁给出的条件最为丰厚……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让战争的胜利者真正地放低身段，接受一个他们起初没有想过的方案呢？或者我们可以换一个问法，对于韩、魏两家来说，他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胜利者？是一个凯歌高奏的全胜者，还是一个满目疮痍的惨胜者呢？

毫无疑问，他们会选择后者。

战争最好的结局是一败一伤，任何一方笑着赢得战争，都不会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也就是说，作为这场博弈游戏的参与者，先帮助智瑶围困晋阳，随后再等待时机渔翁得利，是韩、魏两家主动选择的结果。当赵无恤看到“城中巢居而处，悬釜而炊，财食将尽，士卒病羸”而感到绝望的时候，也正是韩、魏两家实施计划的最佳时机。这与智瑶是不是贪婪不仁、骄横跋扈，张孟谈有没有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智瑶那些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举动，便更容易理解了。比如他对待韩、魏主君的态度。在智囊一再提醒下，为什么他还是对韩虎、魏驹深信不疑，以至于将谋臣的建议和盘托出呢？

问题的答案实际上很明确：智瑶对两家主君可能存在的反叛情绪心知肚明，这些并不需要智果、郗疵的提醒。但问题是，如果智瑶真的一时冲动杀掉了两家主君，不出意外的话，已经摩拳擦掌备战三年的韩魏大军，定然会在新主的带领下倾巢出动。智瑶哪怕再张狂，也不敢说自己以一敌三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这也就意味着，在韩、魏两家的积极谋划下，原本作为优势的人质策略，此时反而成为掣肘智瑶的力量，使得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到两家的主君大开杀戒。不仅如此，为了缓解对方的紧张情绪，让他们死心塌地地跟着自己围困晋阳，他还向韩、魏两家开出了足够丰厚的条件，并一再表示自己会信守承诺，这也是他故意将智果、郗疵的话透露出来的原因所在。

站在智瑶的立场上，自己的这些表现可以说是诚意满满，对方不可能不买账、不领情。但问题是，个人扮演的角色不同，所处的位置不同，看待问题的方式也会大相径庭。

如果单纯地站在战争的角度，智瑶的部署不可谓不周密。在向赵氏宣战之前，他率先发动了舆论战，以不尊奉公室、不礼让同僚的罪证，将赵氏彻底孤立起来。战争开始后不久，他又放弃了围城作战，选择水灌晋阳的方式，试图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战争的胜利。

作为一名军事统帅，一名家族亦或是国家的治理者，尽可能减少己方在战争中的损耗，减少战争对百姓生产生活造成影响，这些都是负责任的做法，也是明智的选择，并无可指摘之处。

但是，政治博弈显然要比单纯的军事、经济问题更为复杂，也最让人感到难以捉摸。那些让智瑶引以为傲的战术布局，在韩、魏两家看来恰恰是危险的信号。当智瑶站在汾河的大堤上，满心欢喜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并为将来的美好图景展开想象的时候，或许并没有意识到，他在战术上取得的胜利，恰恰也是战略上失势的重要标志。

智瑶因为一时在战场上取得的优势，将自己锁死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之中，如此作茧自缚，恐怕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范围。这个时候，赵无恤那种近乎自残式的示弱，恰恰就获得了韩、魏两家的青睐，成为他赢得战争胜利的终极法宝。这样的结果，恐怕是任谁都难以预料的。

《罗辑思维》有一期节目曾讲过这么一段话：“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总觉得人可以选择战略。但在真实的历史场景中，往往是反过来的，是战略在选择合适的执行人。”

智瑶遇到的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困境。他之所以会在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方式，发动一场在后来看起来完全错误的战争，是由于他被放置在了一个进退维谷的位置，这与他的智谋是否高明、道德品行是否高尚都没有太大的关联。

晋阳之战爆发之时，范氏、中行氏之乱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一场新的冲突也早已蓄势待发。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作为晋国政治舞台上两个超级强权，智氏和赵氏之间迟早会有一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仅仅智氏有消灭赵氏的冲动，赵氏也同样有清除智氏的强烈意愿，这种日益临近的战争威胁，让所有人都感到焦虑不安。

在这种强烈焦虑情绪的驱使下，智瑶为了毕其功于一役，只能选择在自己权势最为强盛的时候，集合一切有利条件，发动对赵氏的战争。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将赵无恤放在了智瑶的位置上，他未必就能够放弃优势地位，任由这种足以颠覆宗族的威胁持续下去。

然而，无论是谁最先挑起战争，他们的选择都会触发韩、魏两家的自我保护机制，促使他们通过战争的方式重新塑造一个理想的政治模型，以使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者更容易接受“三家分晋”的新选项。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赵无恤没有坐在执政的位置上，不必像智瑶那样承担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同时误打误撞地成了韩、魏两家的“天命之选”，这或许也是一种运气吧！

因此，晋阳之战表面上看是两个强者之间的战争，然而细察其根本，整场战争的进度和节奏却是掌握在两个弱者的手中。这场战争与其说这是一场力量的搏杀，倒不如说是智氏、赵氏的独存战略，与韩、魏两家共存战略之间的高维对决。处于强势的两家，谁能够放弃原有战略，主动向共存的战略靠拢，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两个看起来对政局最缺乏影响力的家族，成了决定战争胜负真正的主宰。其结果，不仅改变了整场战争的结果，更对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样的战略智慧和操作手法，恐怕才是韩、魏这两个经历了血与火洗礼的政治世家在乱局中所应有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