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历史学家刘仲敬？
刘仲敬，一个在中国近代史和思想界激起千层浪的名字。他不是那种循规蹈矩、安坐书斋的学者，他的观点锋利，表达直接，常常挑战既有的认知框架，也因此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同时招致了不少批评。要评价他，就得从他的几个主要维度入手。
一、 他的学术根基与“大洪水”理论
刘仲敬出身于四川，早年有过一段医学从业经历，这或许为他观察事物提供了某种“病理学”式的视角。但他真正被大众熟知，还是因为他提出的“大洪水”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中华文明并非一个永恒不变的有机体，而是周期性经历“大洪水”式的剧烈断裂和重塑。每一次“大洪水”都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社会结构崩溃、文明内核被洗牌，然后新的文明形态在废墟上生长。
很多人认为，“大洪水”理论是刘仲敬最有原创性也最能解释中国历史复杂性的框架。它试图摆脱那种将中国历史视为一条单一、连续主线的线性叙事，而是强调其内部的张力、断裂和多元性。他通过对中国历史上数次大规模的人口动荡、制度变迁、民族融合与冲突的梳理，试图证明这种“周期性重塑”并非偶然，而是内在驱动的结果。
当然，这个理论也并非没有争议。批评者认为，“大洪水”过于强调破坏性和断裂性，忽略了中国历史中制度的延续性、文化的韧性以及各种社会力量的互动。有人觉得这个理论有“普适化”的倾向，将一种模型套用到过于复杂的历史现实中，可能会导致过度简化。也有人质疑他对某些历史事件的解读，认为其存在选择性叙事或过度解读的成分。
二、 他的政治立场与“刘路”
刘仲敬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他的政治立场。他鲜明地支持中国地方自治和联邦制，对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持批判态度。他的支持者常常称他的政治主张为“刘路”。“刘路”的核心在于，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共同体，其统一性是人为构建和维持的，并且这种维持是以牺牲地方的多元性、自由和活力为代价的。他主张解构大一统的政治叙事，鼓励各个地区发展出更符合自身历史文化特点的政治形态，最终可能走向一个联邦式的中国。
这种立场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无疑是极其敏感和具有挑战性的。他的言论常常被视为“分裂主义”或“反华”，但这与其说是他真正的政治目标，不如说是他试图打破现有政治僵局的一种极端性表达。他认为，只有承认和拥抱中国内部的差异性，才能找到可持续的政治解决之道。
“刘路”的吸引力在于，它为那些对现有政治体制感到不满、渴望更多地方自主权的人提供了一种理论支持和思想出口。然而，批评者则认为，这种地方自治的设想在实践中难以操作，可能导致新的混乱和冲突，甚至重回军阀割据的时代。此外，他对一些少数民族问题的看法，也被一些人视为带有某种“民族主义”或“排外”的色彩，这使得他的政治主张更加复杂和充满争议。
三、 他的表达方式与影响力
刘仲敬的表达方式极其鲜明，充满个人风格。他语言犀利，善用比喻和类比，常常带有戏谑和嘲讽的意味。这种风格让他能够迅速抓住听众的注意力，也使得他的思想在网络空间迅速传播。他善于利用社交媒体平台，通过文字、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与他的支持者进行互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粉丝文化”。
他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他不仅在中文互联网上拥有大量的拥趸，也吸引了一些海外的汉学家和政治评论员的关注。他的理论框架和政治观点，影响了许多对中国未来走向感到迷茫的人，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角度。
然而，这种极具个人色彩的表达方式，也让他饱受诟病。批评者认为，他的语言过于情绪化，缺乏严谨的学术论证，有时甚至带有“阴谋论”的色彩。他的支持者可能会觉得这是“直抒胸臆”，而反对者则认为这是“哗众取宠”。这种争议，也使得对他的评价变得更加两极分化。
四、 评价刘仲敬，我们应该看到什么？
评价刘仲敬，不能简单地用“好”或“坏”来概括。他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但他的存在本身就值得我们深思。
他打破了僵局： 无论你是否认同他的观点，他都成功地挑战了许多长期以来被视为不可动摇的中国历史和政治叙事。他迫使我们重新审视一些基本假设。
他提供了新的视角： 他的“大洪水”理论，提供了一种看待中国历史复杂性的新框架。虽然存在争议，但它确实比一些传统的线性叙事更能解释历史上的断裂和融合。
他的理论具有启发性： 尽管“刘路”的政治主张可能难以完全实现，但它提出的关于地方自治、联邦制以及对中央集权的批判，为思考中国政治的未来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他的影响力不可忽视： 无论其观点多么激进，他的思想在特定人群中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力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现象，值得研究。
最后的思考：
刘仲敬的价值，可能更多体现在他作为一名“思想的破壁人”的角色上。他不是那种提供标准答案的智者，而是那个不断抛出问题、打破沉默的人。他的理论框架或许需要打磨，他的政治主张或许需要修正，但他所激起的讨论和反思，对于认识一个快速变迁中的中国，无疑是有意义的。
当我们阅读或听到刘仲敬的言论时，不妨尝试将他的观点置于更广阔的历史和思想背景中去理解。不要被他犀利的语言所迷惑，也不要因为他的观点敏感而简单地排斥。尝试去理解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些理论，他试图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以及他的思想在当下中国社会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全面、更深入地评价这位历史学家，以及他所留下的那些振聋发聩的言论。
一、 他的学术根基与“大洪水”理论
刘仲敬出身于四川，早年有过一段医学从业经历，这或许为他观察事物提供了某种“病理学”式的视角。但他真正被大众熟知，还是因为他提出的“大洪水”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中华文明并非一个永恒不变的有机体，而是周期性经历“大洪水”式的剧烈断裂和重塑。每一次“大洪水”都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社会结构崩溃、文明内核被洗牌，然后新的文明形态在废墟上生长。
很多人认为，“大洪水”理论是刘仲敬最有原创性也最能解释中国历史复杂性的框架。它试图摆脱那种将中国历史视为一条单一、连续主线的线性叙事，而是强调其内部的张力、断裂和多元性。他通过对中国历史上数次大规模的人口动荡、制度变迁、民族融合与冲突的梳理，试图证明这种“周期性重塑”并非偶然，而是内在驱动的结果。
当然，这个理论也并非没有争议。批评者认为，“大洪水”过于强调破坏性和断裂性，忽略了中国历史中制度的延续性、文化的韧性以及各种社会力量的互动。有人觉得这个理论有“普适化”的倾向，将一种模型套用到过于复杂的历史现实中，可能会导致过度简化。也有人质疑他对某些历史事件的解读，认为其存在选择性叙事或过度解读的成分。
二、 他的政治立场与“刘路”
刘仲敬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他的政治立场。他鲜明地支持中国地方自治和联邦制，对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持批判态度。他的支持者常常称他的政治主张为“刘路”。“刘路”的核心在于，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共同体，其统一性是人为构建和维持的，并且这种维持是以牺牲地方的多元性、自由和活力为代价的。他主张解构大一统的政治叙事，鼓励各个地区发展出更符合自身历史文化特点的政治形态，最终可能走向一个联邦式的中国。
这种立场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无疑是极其敏感和具有挑战性的。他的言论常常被视为“分裂主义”或“反华”，但这与其说是他真正的政治目标，不如说是他试图打破现有政治僵局的一种极端性表达。他认为，只有承认和拥抱中国内部的差异性，才能找到可持续的政治解决之道。
“刘路”的吸引力在于，它为那些对现有政治体制感到不满、渴望更多地方自主权的人提供了一种理论支持和思想出口。然而，批评者则认为，这种地方自治的设想在实践中难以操作，可能导致新的混乱和冲突，甚至重回军阀割据的时代。此外，他对一些少数民族问题的看法，也被一些人视为带有某种“民族主义”或“排外”的色彩，这使得他的政治主张更加复杂和充满争议。
三、 他的表达方式与影响力
刘仲敬的表达方式极其鲜明，充满个人风格。他语言犀利，善用比喻和类比，常常带有戏谑和嘲讽的意味。这种风格让他能够迅速抓住听众的注意力，也使得他的思想在网络空间迅速传播。他善于利用社交媒体平台，通过文字、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与他的支持者进行互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粉丝文化”。
他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他不仅在中文互联网上拥有大量的拥趸，也吸引了一些海外的汉学家和政治评论员的关注。他的理论框架和政治观点，影响了许多对中国未来走向感到迷茫的人，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角度。
然而，这种极具个人色彩的表达方式，也让他饱受诟病。批评者认为，他的语言过于情绪化，缺乏严谨的学术论证，有时甚至带有“阴谋论”的色彩。他的支持者可能会觉得这是“直抒胸臆”，而反对者则认为这是“哗众取宠”。这种争议，也使得对他的评价变得更加两极分化。
四、 评价刘仲敬，我们应该看到什么？
评价刘仲敬，不能简单地用“好”或“坏”来概括。他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但他的存在本身就值得我们深思。
他打破了僵局： 无论你是否认同他的观点，他都成功地挑战了许多长期以来被视为不可动摇的中国历史和政治叙事。他迫使我们重新审视一些基本假设。
他提供了新的视角： 他的“大洪水”理论，提供了一种看待中国历史复杂性的新框架。虽然存在争议，但它确实比一些传统的线性叙事更能解释历史上的断裂和融合。
他的理论具有启发性： 尽管“刘路”的政治主张可能难以完全实现，但它提出的关于地方自治、联邦制以及对中央集权的批判，为思考中国政治的未来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他的影响力不可忽视： 无论其观点多么激进，他的思想在特定人群中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力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现象，值得研究。
最后的思考：
刘仲敬的价值，可能更多体现在他作为一名“思想的破壁人”的角色上。他不是那种提供标准答案的智者，而是那个不断抛出问题、打破沉默的人。他的理论框架或许需要打磨，他的政治主张或许需要修正，但他所激起的讨论和反思，对于认识一个快速变迁中的中国，无疑是有意义的。
当我们阅读或听到刘仲敬的言论时，不妨尝试将他的观点置于更广阔的历史和思想背景中去理解。不要被他犀利的语言所迷惑，也不要因为他的观点敏感而简单地排斥。尝试去理解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些理论，他试图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以及他的思想在当下中国社会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全面、更深入地评价这位历史学家，以及他所留下的那些振聋发聩的言论。
网友意见
我一直坚持认为比起县城的法医和“历史学家”，姨更适合去做一个张承志式的文学家。毕竟就算是在用汉语书面语写作的当代科普作家里，姨的文笔也是其中数一数二的，散发着一股让一般通过读者天然地产生信从感的质感。姨如果走上了文学道路，他将用他充沛的典故、精湛的修辞、天马行空的比喻和引导读者不自觉地跟随着他的笔触进行一场再发现式的冒险般的叙事，在现代汉语文学这片尚属贫瘠的旷野上留下他浓墨重彩的一笔。
「经与史」放在学术专著里是屑作、但和「心灵史」摆在一起呢？
ぁぃ
阿姨にできることはまだあるよ（池沼
也不用把刘仲敬看得又多出奇，本身出口转内销玩战国策学派玩剩下的东西，结果发现网上几乎没什么人提这点，只能说是中文网络智力资源匮乏给这种人钻了空子。最搞笑的是战国策学派本身就给民族主义背书的东西，在他这老里反了过来，然后又被入关壬再逆练一次，负负得正了。
林同济的民族主义是一种以种族认同为基础的民族主义。然而，现代的民族主义仅仅是打破阶级的沟壑，产生于种族的集体认同吗？除此之外，是否还有民族的文化历史传统与政治共同体建构的内容？关于这些问题，林同济为了照顾其整体的形态历史观，都是无暇顾及的。即使作为一种历史哲学，形态历史观的许多理论预设和经验细部也需要反复斟酌。然而，这些瑕疵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林同济并不是真的要在学术层面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而是为民族主义的新意识形态建立合法性论证。他不是作为专业的学者，而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从事这项工作。
不会吧，不会吧真以为有人认为武德是阿姨原创的？
在中国思想传统之中，人心的秩序与宇宙的秩序具有同一性，人格的塑造首先取决于对世界本质的理解，有什么样的宇宙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在战国策派成员之中，雷海宗富于历史意识，陈铨很有文艺理论修养，相比之下，林同济是最具有形而上气质的。为了论证民族主义的合理性，特别是因建构战国时代新人格的需要，林同济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一个从宇宙观、社会观到人生观的整合性世界观。1940年，他在著名的《力！》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力的世界观：力者非他，乃一切生命的表征，一切生物的本体。力即是生，生即是力，天地间没有“无力”之生，无力便是死。——生、力、动三字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宇宙神秘连环。
夫士作为世袭的贵族武士，帮助天子、诸侯实行统治，他们最可贵的是具有“世业”和“守职”的古典职业精神，就像欧洲中世纪的贵族武士以“荣誉”为人格标准一样，中国的大夫士是以“义”为自己的立身风范。“义”有四大准则：所谓的忠、敬、勇、死。这四位一体构成了大夫士的“刚道的人格型”。林同济感叹的是，到了大一统时代，随着大夫士被士大夫所替代，这种“刚道人格”也湮没在历史之中，最终造成中华民族缺乏力的精神，毫无竞争力，最后在新一轮的战国时代的时候，不敌西方，败下阵来！
雷海宗就不用提了，阿姨基本是全盘抄袭剽窃的。
键政史上的划时代人物。和其全盛时期相比，至今比他会“搞理论”的没他会营销运作，比他会营销运作的没他会“搞理论”。未来的国史应该给他个妖人的谥号以示尊重。
他，李硕和其他活跃于贴吧豆瓣微博的一些巨星们通过几年不间断地作死，成功地让网民们认识到了国族认同之争这只屋子里的大象。并让众多对“抵制日货好不好”，“鸣主集中制是不是鸣主”这类贯穿于2000s-2010s早期的辩经治安战已经感到厌烦，对旧议题键政冷感的年轻围观群众们纷纷投入到一系列新议题当中。而这些新鲜血液的加入又为当时口干舌燥的键政圈，带来了急需的新颖视角，理论和方法。前浪和后浪就这样续上了。
刘仲敬和李硕出现之前的键政圈：
泾渭分明的公知美分和愤青五毛两阵营围绕着利维坦认同这条主线进行敌我分明的阵地战。
刘仲敬和李硕出现之后的键政圈：
不断重构的缝合怪[1]群体们围绕着国族认同这条主线进行着敌我犬牙交错，阵线频繁变动的混战。
参考
- ^ 此处缝合怪做中性词使用
哎呀这底下奇怪生物不少嘛。你姨算历史学家的话，窝佬寻思乡下跳大神配偏方给人看病的神婆也属于医学学者惹。
哦窝佬不该侮辱神婆，至少谁也不敢说神婆的偏方就一个病人没治好过。而你姨的理论连窝佬一个玩甲的都能想怎么抽怎么抽。这么一看，姨大体上距离历史学家的距离比神婆距离医学学者滴距离远了好几光年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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