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人民大学报告称，人民币已超过日元和英镑成为第三大国际货币？

跟看待日本钢铁产量世界第三那样看待。

2020年，中国粗钢产量达到10.65亿吨，位列全球第一，占全球粗钢总产量比重为56.7%；印度和日本依次位列全球第二和第三，粗钢产量分别为9983万吨和8320万吨；

我国还没有准备好让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不均衡、不充分、不完善的矛盾还比较突出。一方面是人民币国际地位与中国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一大外资流入国的经济地位严重不符。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国还不能有效防范人民币国际化导致的经济领域“去实向虚”、金融领域系统性风险不可控化。

中国人民大学有一回对我说道：“你读过书么？”

我略略点一点头。

他说：“读过书，……我便考你一考。人民币有2种，是哪2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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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一组数据：

2020年四个季度，人民币RII分别为4.10、5.19、5.14、5.02，呈现出大幅攀升、高位震荡特点。

同一时期，主要货币国际化指数的变动情况为，美元从49.52到51.27，欧元从29.84到26.17，日元从3.34到4.91，英镑从4.00到4.15。

2020年，经常项目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达到6.77万亿元，同比增长12.09%，占我国对外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的18.44%；全球范围内，国际贸易的人民币结算份额为2.91%，较上年提高了18.40%。

2020年人民币直接投资规模达到3.81万亿元，同比增长37.05%。

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同比增长54.20%，成为第三大国际货币

货币的定义是什么呢？

货币的定义在经济学上五花八门，最新的货币理论认为：货币是一种财产的所有者与市场关于交换权的契约，本质上是所有者之间的约定。“吾以吾之所有予市场，换吾之所需”，货币就是这一过程的约定。这一理论能够经受严格证伪和逻辑论证，解释所有货币有关的经济学现象，并为所有的经济学实践所检验，为几百年的货币本质之争划上了句号。

人民币成为第三大国际货币对我们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实物货币本身是就一种特殊的商品，包含价值量，人民币成为第三大国际货币，说明人民币被世界认可，其本身存在的价值更高了。

境外机构大举增持人民币资产，显然有利于加速人民币成为世界储备货币，人民币成为第三大国际货币，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高额外汇储备产生的压力。

有助于防范和降低面临的汇率风险。人民币国际化后，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被广泛接受，我国企业、投资者和居民在国际经济交易中可使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面临的汇率波动风险和货币交易成本也随之降低。如果长期需要用美元结算，那么就还得把人民币换成美元，而换汇是需要付一定费用的，直接用人民币结算就无需再付这笔费用。

吸引更多的境外资金流入我国，有利于我国从全球资本市场融资。境外资金流入我国，基本不会去灌注房地产这个高危品种，中国目前最好的投资项目，必然是更有潜力的A股。长期来看，对于A股无疑是利好。

@木槿

表达下我自己的观点，人民币一旦开始走向国际化，那将是不是渐进的，而是剧烈的，这背后的还涉及政治和军事，但是就经济基础来讲，人民币具备成为世界货币的很多潜质。引述我之前的一篇文章，希望对大家看清楚现在的状况有帮助。

一、两个非常基础但重要的问题

广义上讲，货币的职能可以完备的被分类为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外加一个贮藏手段。贮藏是为了未来的交易，所以只是交易媒介职能时间空间上的转移，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概括出货币两个最基本的职能：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这也和大多数著作提法相一致。下面我提两个看似和话题无关但却很有穿透力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一种货币的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的职能是否可以分离？也就是说是否有货币只有交易媒介的作用但不是价值尺度？

答案是当然有的。任何以黄金等贵金属作为基础发行纸币的流通汇兑体系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流通中的纸币实际上充当交易媒介但不具有价值尺度的职能，因为其背后的黄金或贵金属才是价值尺度，纸币只是真正价值尺度的“影子”。在这种货币体系下，一旦纸币超发，非常容易产生通货膨胀，且这种通货膨胀往往体现为物价普遍上涨。比如原先一盎司黄金对应35美元纸币，但是如果纸币超发一倍，黄金总量不变，一盎司黄金对应70美元纸币的时候，那么全社会的物价水平会普遍上涨一倍。脱离了价值尺度的交易媒介货币超发意味着其直接贬值，这种贬值往往是迅速的、普遍的。

相比之下，我们都生活在现代的货币体系下，这是一种纯信用货币体系，在一国之内，比如中国这样的国家，货币是人民币，人民币本身就是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的综合体。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货币超发情况会有不同，下面我们将会看到。

第二个问题：具有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双重属性综合体的货币如果超发是否会导致迅速而普遍的通货膨胀？

答案是一般情况下不会。在纯信用货币体系下，纸币背后不再有黄金作为尺度，自己就是价值尺度本身，所以纸币作为一种“一般等价物”也具有了某种商品属性，此时造成某种物价，即某物品对纸币的价格上涨的动力不再是纸币和其背后价值尺度之间比价的变动，而是纸币与其他商品之间的供需关系，这种情形下的通胀往往表现为纸币在局部的供需失衡。现实中，超发的货币往往也不会同比例流入生活必需品和普通消费品领域，因为每个个人在这些商品上的消费是有一定上限的，再富有的人在这些方面的消费也可能不高（收入弹性小），而且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生活必需品占居民消费比例其实是越来越小的，恩格尔系数越来越低，这也导致这些占CPI指数计算大头的商品价格虽然可能在间接影响下有一定的上涨，但是其上涨幅度远远低于货币超发水平。但是其他领域比如说奢侈品、高端服务业、金融产品、地产等具有较高收入弹性领域往往会面临非常大的涨价压力，这也能从一个侧面解释一些社会现象，比如某些艺人可以赚“爽”。

这部分很重要，是我们后面分析的基础，所以做一个小结：

货币最基本的职能为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只具有交易媒介但不是价值尺度的纸币，一旦超发，其贬值机制主要为相对于价值尺度的比价下降，其相对于其他商品同比例贬值，这种贬值往往是迅速的、普遍的，这种纸币的币值往往不稳定；但是具有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双重属性综合体的货币如果超发，贬值机制更服从于供需原理，也就是新增货币对收入弹性较大产品的趋之若鹜形成的局部供需失衡，其溢出效应当然可能会导致其他普通商品一定程度的涨价压力，但是这种作用是间接的，不成比例的，并不会造成大面积的通货膨胀。

二、所谓货币的“霸权”，实际是“价值尺度”权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职能延申到国际之间。

直觉告诉我们一种货币的价值的成色究竟如何归根结底是要看这种货币可以充当多少物质财富的价值尺度。

以人民币为例，人民币是中国唯一合法货币，在中国境内是交易媒介和价值尺度的综合体，可以说人民币是全中国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总和的交易媒介和价值尺度，在周边国家的某些领域具有一定的价值尺度的属性（如越南、缅甸等少数地区很认人民币），但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人民币的价值尺度所对应的是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这就是人民币的价值基础。

人民币通过兑换其他国家货币从而实现对该国产品的购买，体现的是人民币对于其他国家的产品交易媒介的职能（间接的），但是人民币不是该国产品的价值尺度，因为一旦人民币与该国法定货币比价（汇率）变动，其国家产品的相对价格会同步变动，这就类似于我们在上一节中所阐述的是交易媒介但不具有价值尺度的货币所处的地位。国与国的货币之间大多数情况，互相之间只能充当对方国家产品的间接交易媒介，但不是价值尺度。这当然也有例外。

然后我们再观察下美元。

首先美元是美国唯一合法货币，在美国境内美元是交易媒介和价值尺度的综合体，美元是全体美国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总和的交易媒介和价值尺度，这一点和人民币类似。

第二，美元还作为国际大宗商品和大量国际贸易交易的结算货币，美元也是这些商品的交易媒介和价值尺度的综合体。

第三，目前国际上有很多固定汇率国家，在汇率选择上也大多与美元硬挂钩或软挂钩，并据以制定本国的汇率政策，甚至某些小国直接使用美元作为货币。中国宣称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汇率的形成还是重点参考对美元汇率，对美元汇率也长期稳定在一个狭窄的区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美元对这些国家所生产的商品也具有一定的价值尺度的作用。这其实也很好理解，因为美元可以在不付出成本的前提下按照某种固定的汇率兑换对方国家货币并购买该国商品，而这种购买力不会因为美元与该国真正价尺度货币比价即汇率剧烈波动而产生重大逆转，那么这些国家法定货币价值尺度的职能就被间接传导到了美元身上，美元的这种价值尺度权力是这些的国家主动赋予的，而维持美元这种权力产生的一系列成本，则完全由这些国家自己来承担。

可能有人会问，这些国家这么做难道不是很愚蠢吗？其实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这些国家当然有其他方面的利益考量，最终才选择了这样的作法，我们随后会提到这个问题。

那么一种货币可以充当更广泛物质财富的价值尺度，到底意味着怎样的好处呢？

首先，一种货币背后对应着的物质商品越丰富，就意味着这种货币的物质基础或者说价值基础越坚实，这种货币天然的具有更高的吸引力。第二，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所阐述的那样，单纯作为交易媒介（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交易媒介）但不具有价值尺度的货币，一旦超发，往往会面临更大的普遍通胀压力，其币值不稳定，但是一种交易媒介和价值尺度的综合体的货币的超发，并不容易发生普遍的通货膨胀，尤其是不容易发生居民普通消费领域的恶性通货膨胀，引发的通货膨胀往往是局部的、不成比例的，其币值更加稳定。不仅如此，当一种货币背后有天量的物质财富做基础的时候，那么同时意味着他可以承受更高水平的货币超发。

我们可以说当一种货币同时具有广泛且稳定购买更多物质商品权力的时候，那么这种货币就天然的具有更高的竞争力。但当这个货币具有这样的属性的时候，往往伴随着超发的动力，因为这种超发一方面并不会引发大面积的普遍的通胀，另一方面，超发的很大一部分成本被选择锚定该货币的国家和拥有该货币储备的国家所承担，这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 “货币霸权”，或者直接称为一种变相的“铸币税”。这就扣回到本节标题所说的，货币的“霸权”实际是“价值尺度”权。

我们刚才谈到与美元挂钩的时候就有一个疑问，这些国家为什么甘愿为美元“抬轿子”，并承担维持这种挂钩的成本。这些成本包括之前提到的美元超发时为维持对美汇率，而导致的间接的对美“补贴”，也包括这种情况下美元外汇储备的贬值，同时还有美元升值时，为了维持固定汇率而损失的大量外汇储备，听起来有点两面打脸的意思。但实际上选择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保持本国货币币值对美元的稳定，好处在于总体来看有利于对外贸易。一方面，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进口国，其商品需求量极大，相对于美元的币值稳定，可以降低产成品进出口双方面临的汇率风险，从而使对外贸易更顺利的开展，另一方面，出口企业往往有原材料需要进口，而由于美元的特殊地位，其进口原材料往往以美元计价，所以对美元的汇率稳定也有利于控制成本变动风险，最后，稳定的汇率也有利于吸引和稳定外资，利用外部资源发展自己。在次贷危机之前的相当长时间里，中国的对外贸易在“三驾马车”中扮演重要角色，并形成了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原料国提供原材料的全球大循环格局，中国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成为“世界工厂”，并在激烈的竞争中形成全球唯一的全产业链国家。

三、人民币放弃汇率目标的现实基础

根据IMF评估的结果，早在2018年，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超过了美国，这意味着即使不扣除美国GDP中巨量金融虚拟成份，中国的物质财富总量都已经超越美国，人民币和美元的挂钩似乎并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了，这可以从一下几方面现实原因加以考虑：

一是，从人民币自身角度。人民币和美元好比是大海上的两艘船，当一艘船很大另一艘很小的时候，这种挂钩对小船可以起到抵御风浪的稳定作用，但是当两艘船已经达到同等规模的时候，这种挂钩就变得不再稳定且成本极高。人民币作为巨大物质基础的价值尺度本身已经具有极高的稳定性，挂钩美元作为过往汇率制度的政策的一种习惯性延续需要重新被审视。

二是，从对外贸易角度。作为全球疫情控制最成功的大国，中国似乎又重新回到2008年以前那种“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原料国提供原材料”的老路子上，但是这次更准确的提法是“中国生产、世界消费，原料国提供原材料”，且中国的产能短时间内很难被代替，这不仅是现实层面的供给能力，更重要的是此次新冠疫情也向世人昭示了中国体制本身的稳健性，这种能力延伸出的产品供给稳定性，在全球具有极高的稀缺性。疫情后各国刺激下的需求旺盛和产量相对不足也使得买方市场正在向卖方市场扭转。以上原因使得靠与美元挂钩来获得并维持对外贸易的竞争力的做法，变得似乎变得不再必要。且应对美国天量的印钞，为了维持兑美元比价，同步开启印钞模式，加剧输入通胀，得不偿失。

三是，从国际竞争角度，国际货币地位的竞争是游戏规则制定权的竞争。二战以后美元牢牢的把握住了这项权力，这背后诚然有美国无与伦比的科技实力，十几个航母战斗群的军事实力，还有文化渗透的软实力作为保障，但是归根结底，美元霸权的存在形式始终是因为美元是全球最广泛的物质财富的价值尺度，但随着美元制造业的不断“空心化”，其本土物质财富创造的能力被极大的削弱，这也直接代表美元作为价值尺度所衡量的美国本土物质财富在萎缩；不仅如此，几轮QE下来，加之美国在抗疫上的不力，国内撕裂的各种乱象丛生，人类文明“灯塔”形象的破灭，使得全世界开始反思当下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霸权的根基在不断动摇。此时，美元能够间接充当中国物质财富的价值尺度的权力，在美元维持其货币霸权地位中已经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恰在此时，中国央行吹风，人民币要放弃汇率目标，收回美元对中国物质财富价值尺度地位的权力，如果真的付诸行动，这对于美元实际上无异于“釜底抽薪”。

引述完毕！

所以，要看大的战略方向，所谓的超越了谁谁谁没有用的，我们的对手只有一个，世界货币这个问题上，没有第二！只有第一！

要点脸吧。

就这个双汇率，高贬值率。

算了，你们说啥就是啥。

这种文章我看都不想看。

就好像日本写论文证明自己在疫情控制方面，是世界排名第三的国家一样。

第一是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