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聂荣臻元帅？

说起聂帅，人人都知道他在根据地建设上的厉害。当年115师分兵，聂帅仅仅率领3000余人留守太行，就建立起来了赫赫有名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人口规模达到1200万，县治108个，这种成就，即便夸到天上都嫌不够。——在这方面，聂帅真是太强了。

然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曾经威名赫赫的晋察冀却沉寂了下来，再没有取得过耀眼的战绩。我们都知道，解放战争期间，我军有四大野战军，这其中就不包括聂帅的华北，——当年抗战第一的晋察冀，居然落到了这个地步。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落差呢？很多人说，聂帅打仗不行。这当然是一个原因，论打仗，聂帅确实比不了林粟刘彭，但也不至于让晋察冀曾经最大的抗日根据地连一个主力野战军都混不上吧。

其实，晋察冀落到这个地步，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聂帅的一招失误。

1945年重庆谈判，国共双方达成协议，其中关于军队问题，《双十协定》中是这么规定的：军队整编分为两期，第一期结束时，国民党军缩编为90个师，共产党军缩编为18个师；第二期结束时，国民党军缩编为50个师，共产党军队缩编为10个师。

此后，1946年3月，中央下达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各解放区开始实行精兵简政，第一期把军队精简1/3，第二期再精简1/3。

这个指示自然是向各解放区都发下去的，但是，各大解放区的领导人都心领神会，并没有按照指示实实在在的执行，举个例子，中原解放区仅仅撤销了一个旅的番号，而西北解放军则是把四个旅合并为两个旅，裁撤下来的总人数才2千多人。

可是，我们的聂帅得到指示后，竟然实打实地、真心实意地执行了起来，经过聂帅的整军复员，整个晋察冀解放区共裁撤了多少军队呢？这个数字是16万4千人，虽然其中有5万多人从野战部队转到了地方部队，但晋察冀总兵力依然减员11万人。——而且，更加重要的是，这11万人大多数都是主力部队，是百战老兵。

此前，晋察冀总兵力32万，聂帅整军后，只剩下了15万人。

聂帅这么大规模裁减兵力，是因为他所面对的敌人压力小吗？

当然不是，当时，晋察冀当面的敌人，有孙连仲部、阎锡山部、傅作义部共13个军，38个师，共33万6千人，如果把地方军队算进去，能有37.9万人。

你说，聂帅这是图什么？

究其原因，就是聂帅天真的相信了国民党的“和平”，他后来自己检讨说，“我们的领导机关过多的相信了和平，就是所谓的和平幻想问题”。

由此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大同集宁战役、张家口战役先后失利，从此后曾经威名赫赫的晋察冀再也没有缓过劲来。

这里我忍不住又要说一下粟裕，当年中央下发了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在指示中，还特别提到了华中，说华中负担太重，应该立刻精简兵员，粟裕是怎么说的？他说：毛主席说过，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颗子弹都要保存。华中敌我兵力对比悬殊，我军不是太多，而是太少。针对中央的指示，粟裕说，中央的精神是“精兵”，所以我们要把老弱病残精简下去，而不是削弱主力部队的战斗力。于是在这场精兵简政的运动中，粟裕麾下的华中野战军一共裁减了1017人，而且都是老弱病残。而同时，粟裕还借这个机会，把一部分地方部队上升为主力部队，使得华中野战军兵力从原来的4万人扩充到了6万人。

要是粟裕也象聂帅那么搞，能有后来的七战七捷吗？

所以说，什么事情都怕比较。很多人都说粟裕政治能力不行，要我说，粟裕的政治能力可太强了。

除了指挥大兵团作战之外啥都行。

这已经是很高的褒奖了，毕竟能指挥大兵团的也就那几个，或者说能指挥好一个兵团的也并没有很多。政工、建军、统战、根据地建设和巩固、坚持游击运动战抗击日本鬼子，也都很需要能力的，而且聂后来还能搞科技。

陈和罗也是这个技能，个人读材料认为陈在军事指挥上比聂强，至少作战总结写得比聂像回事多了。等到我军需要大兵团作战的时候，罗就和林搭班子了，陈也有粟来具体指挥，但是聂只能自己玩，还身处要害地区、碰上了傅作义。解放战争初期，华北因为和平主义思想裁军裁多了，还裁了不少骨干，加上聂的指挥能力不行，始终没有大的战果，城市攻坚战也一直玩不转，打石家庄需要老总亲自上。之后聂终于写了一些像样的作战总结，但没过多久，战术指导之类的还是一律抓瞎……

聂系的杨成武跟聂的情况其实挺像的，政工出身，在晋察冀搞得风生水起（擅长声情并茂地吹自己，这也一样），但解放战争杨得志一来华北，他也只能做政委。华北第三兵团奔袭包围张家口是一次重要机会，但因为领会中央意图、判断敌情有误，被中央训了一顿（没关系，华北第二兵团和东北先遣兵团都被训了），最后结果倒是也没有太不好。抗美援朝时20兵团入朝不算早，最露脸的应该是金城战役，可惜杨成武生病没在，错过一个亿。

不过，同为聂系、跟杨成武情况相似（甚至转行当军事干部比杨成武还晚）的邓华被林带去东北之后，居然能在一群老资格和猛将之中脱颖而出，干到兵团司令甚至志愿军二把手……应该是得感谢林等人的培养吧？要是继续在聂手下，估计兵团司令和上将都没戏了。

高配版许世友：和尚用“莽夫”人设掩饰精明，聂帅段位就高多了，用“厚道”人设通吃四方。

聂帅为人如何，其实很难评价，仅举个例子。

赵侗离开八路军后，跑到国民党那边，重新组织一支人马，称要回东北老家打游击，但我军判断这是假的，赵侗此举居心叵测，是想制造摩擦。

在路过根据地时，聂帅消灭了这只队伍，其中是非曲折，非常复杂，就不展开了，直接说后续。

聂帅晚年坚决否认赵侗是他杀的，在写《聂荣臻回忆录》时，还特意强调，赵侗是贺帅杀的：

赵同本人后来也带了十来个人逃跑，后来跑到重庆。

国民党政府好不容易在敌后找到这样一个一心投靠它的人物，于是大肆吹嘘他，又是给他下“委任状”，又是给他配电台、密码和各种新式武器，派他回华北来，同我们争地盘，搞磨擦，破坏我党建立的敌后根据地。

一九四0年初，他回来的时候，走到石家庄以北的一个地方，正好碰上从冀中回晋西北的一二O师部队，在那里打了一仗，把他带的队伍消灭了，缴获了许多文件和战利品。

我对贺老总说，你们做了件好事，不然的话，任他发展起来，还会出现许多麻烦。

在聂帅的回忆录里，消灭赵侗全是贺老总的功劳。

但他两个晋察冀的老部下，却给了另一种不同的答案：

时任晋察冀军区四分区代理司令员的叶长庚，在回忆录《从脚夫到将军》中，专门用一章“假挺进窜犯解放区，行正义排患除祸根”来描写此事，说奉聂帅之名消灭了赵侗，被聂帅表扬。

亲自参与伏击赵侗的肖锋，在其回忆录《肖锋征战记》中对此也十分满意：聂帅亲自下令，必须歼灭这股顽匪，自己出色完成任务，得到嘉奖。

为何当事人聂帅，在回忆录中对此只字不提，其中奥妙，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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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帅的回忆录很有特色，不时会在一本正经的回忆中插两句生活化场景，显得举重若轻。比如，八一起义前他带着刚从张发奎那里拉来的队伍到达南昌，他的回忆是：

到南昌那天，天气热得很。我买了个大西瓜，一下子就吃了一多半。

西安事变，多么紧张的事情，大家知道聂帅当时在干什么吗？

那时候东北军对我们几乎可以说没有敌对情绪了,不断有东北军的比较高级的军官到我们军团部来,我们中央的代表也驻进了西安。我本人也一度化装进了西安城去镶牙。

其实这种举重若轻的功夫，还经常体现在聂帅极为优秀的地下工作当中。

早在法国留学时期，聂帅就展现出了卓越的地下工作才华。1921年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发起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结果参加的学生被捕了一百多人，其中包括赵世炎、蔡和森、陈毅等多位骨干人物。这时候聂帅登场了，他一个人频繁出入关押学生的兵营，结果营救出赵世炎等三位学生：

学生们虽然被关押着,但是还不象当时国内镇压手段那么严厉,看管也不甚严格。我用领事开的通行证,先后从里面救出来三个人,其中一个是赵世炎,另两个人的名字记不起来了。我进兵营时,警察检查通行证,出来时我不在被拘留者的名单中,通行比较容易,有的时候不检查通行证。我就把通行证交给赵世炎他们,因为外国人看中国人都长得差不多,一次出来一个,他们就这样混了出来。其余的一百多人,被法国警察押到马赛,遣送回国了。蔡和森、陈毅等同志就是这次被遣送回国的。

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风险其实是极高的，胆大心细者方才如履平地。

广州起义失败后，聂帅留在广东省委工作，期间曾经三次遇险，但都被他机智地化解了。

第一次是某天他出去接头，回来就发现不对劲儿：

我回去时,在门口看到我雇请的那位阿姨,正把我的行李搬到楼下,我心里感到很奇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警慢性驱使我没有吭声。那位阿姨倒是个好人,很机警,看到我,给我使了个眼色,我知道有问题了,就转身走了,没有进去。后来得知,因为我把住址写了一个小纸条给省委秘书长沈宝同,好有事联系。有个农民党员到香港找省委接头,敌人一直跟踪到省委,于是省委机关被破获,我那个写有住址的小纸条落到了敌人手里,敌人随即按纸条到我住处来抓人,恰巧我外出,又在楼下碰到了阿姨。那时敌人已经把与我住在一起的杨剑英同志抓了起来,正在房间里等候,我要是进去,也就被捕了。

第二次更险，他去开会，正要上楼，发现与会人员都被抓起来了，正往下走：

这个时候如果我稍有惊慌犹豫的表情,就会引起敌人的怀疑。我镇静了一下,硬着头皮,大摇大摆地继续往上走,和敌人擦身而过,敌人反倒没有问,就脱险了。

第三次则是在电车上遇到了叛徒：

秘密工作很重要的一条,就要学会跳车。这次我在电车上碰到叛徒,他还跟我点头打招呼,我知道不妙,随后在电车还没到站停靠,我就赶紧跳车跑了。好在那时香港电车的门是不关的,只要你有训练,可以随时跳车。总算又躲过了一次危险。

后来聂帅先后被调到顺直省委和中央特科。立三路线时期，他被派往镇江组织起义，一次他去街上买地图（熟悉一下地形），回到旅馆就发现不对劲儿，他房屋的门开着，有两个人正在翻东西，于是聂帅赶紧跑：

从旅馆出来,到哪里去呢?这时已经傍晚,街上行人逐渐少了,老在街上转是有危险的,就只有到澡堂里去,好在当时镇江的澡堂特别多,而且是通宵开放的,用洗澡来消磨时间。当天晚上,在这家澡堂洗了澡,躺一段时间,到另一家澡堂,又洗个澡,躺一段时间,一夜间连换了三个澡堂,洗了三次澡,才挨到天亮。早晨,街上有行人了,天下着小雨,还有些凉意,我雇了一辆人力车,把帘子放下,到了火车站,坐上火车,回到上海。

后来聂帅又转到军委工作，在上海工作有一个特点，就是更容易遇到叛徒：

做地下工作,能靠近热闹地区就很有利,成夜不断活动方便,一旦遇到敌人,也容易摆脱。有一次,遇到叛徒盯梢,我在人群里一挤,然后进了百货公司,上了电梯,发现那个叛徒也跟上了电梯,于是我就向人多的地方挤,又上了电梯,这样,三转两转,就把那个叛徒电掉了。要是在人少的地方,就麻烦了。

当然，聂帅的这些工作经验，看起来很传奇，其实后来都被写到了地下工作教材当中。马识途的名著《在地下》是我见过的最详细的地下工作手册（不过是解放后写的），其中有很多内容与聂帅的经验耦合。比如在谈到交通站如何接待下级组织成员时就谈到：

我曾经到一个小城市检查工作,以检查什么病或以戒大烟为托辞住进当地天主堂医院,白天照常接头工作。政特后来发现上级来了领导人,可是在这个不大的城市中遍查,竟然找不到我在那里。还有一种临时办法也用过,就是某些澡堂可以晚上在其雅座(单独澡房)洗澡,然后喝茶在躺椅上睡一夜晚,这样也无特务来打扰。还有当时国民党地区大烟馆很多,可以约人晚上一同进烟馆找个铺位烧大烟过夜,特务对于抽大烟的人是不会从政治上怀疑的。至于一时追捕无处可走,到妓院去,听说也曾有同志这么作过,当然也不失为一种紧急方法。

再比如谈到盯梢和脱梢的时候，马识途谈到七种方法，其中第五种就是：

第五,坐电车、汽车、人力车或自车行走掉。有一种场合,就是公共汽车或电汽车快要关门开车了,你突然跳上去,敌特不防备,隔你又较远,等他赶来,车子网好开走。这要观察好,赶得巧才行。

地下工作说起来传奇且刺激，但这里面不知浸润了多少革命先烈的鲜血，聂帅在白区工作收尾总结时写道：

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回到香港起,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离开上海止,我在白区工作了整整四年。这四年期间,无论是在香港、顺直省委和上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处在“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统治时期。
……
白区斗争是残酷的,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面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教训是沉痛的。每当我回忆起过去的情景,就感到心头沉重。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志,所存无几了。在莫斯科一起学习军事的,现在也只有我一个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多么艰难啊!广州一个红花岗,上海一个龙华,南京一个雨花台,北平一个小西天,不知有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被杀害,那里的土地上不知埋了多少忠骨。为中国革命而献身的人,何止万千！

“福帅”

打了一辈子的仗,没受过一次伤,搞过地下工作,没被捕过,算是命大福大之人。在睡梦中不知不觉去世。

城南庄事件:到底是谁救了毛泽东?

裘伟廷

1948年5月, 毛泽东住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 突然遭遇了一次敌机轰炸。当时, 他正迷迷糊糊睡着觉, 随即被人强行架出房间, 由此逃过一劫———炸弹在离他们不远处爆炸, 否则中国的历史可能会因此改写。那么, 到底是谁救了毛泽东……

炸弹爆炸在毛泽东的屋前

自从1935年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 延安就成了“红色首都”。解放战争期间, 为了快速击垮解放军, 蒋介石自然把矛头指向了延安, 他命令嫡系胡宗南部队向陕北进军。当时国民党军队用来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总兵力共24个旅25万人, 而在陕北战场上的人民解放军, 全部兵力仅约3万人。面对这样悬殊的兵力劣势, 毛泽东召开了中央会议, 最终决定撤出延安, 并决定部队先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进行休整。

保定有国民党军272师刘化南部的一个机场, 距城南庄只有150多公里, 平时敌机经常来搔扰轰炸, 而轰炸之前, 一般都是先派侦察机进行低空侦察。那时候晋察冀军区的“防空体系”就是司号员, 他除了对每日的作息时间和部队的行动吹号, 还兼管防空。

1948年5月18日清晨, 一阵“隆隆”的马达声从天空传来, 打破了城南庄山野的宁静。由于毛泽东当时正落脚在那里, 因此天空传来飞机马达声格外令人心焦。当防空号接连响起时, 敌机已飞临城南庄上空不远。此时, 先有一架野马式敌机飞来, 在上空盘旋侦察;接着, 后面又有几架敌机跟上来———这是B-25轻型轰炸机。

随着第一轮炸弹发出令人心悸的尖啸声落下来, 一阵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此起彼伏, 人们惊骇地看到, 敌机投下的炸弹接连落在毛泽东住处和军区机关平房, 爆炸引燃的大火和腾起的烟雾遮挡住人们的视线。这次敌机在城南庄一共投了5枚炸弹 (另有说法是4枚) , 其中一枚落到了驻地的东南, 一枚落到房后的山坡上 (这一枚没爆炸) , 两枚落到距司令部小院40多米的土岗下面, 另外一枚正好落在毛泽东居住的小院里。敌机投下的是杀伤弹, 毛主席住的两间房子的门窗全被震飞了;弹片飞进屋里, 把放在屋角的两个热水瓶全打破了。

空袭刚结束, 人们纷纷返回住地灭火。人们看见毛泽东的住房已经被炸塌一半, 空气中弥漫着家具烧糊的刺鼻气味。由于空袭发生就封锁了消息, 聂荣臻交代要进行严格保密。而从敌机轰炸的情况来看, 敌人不但知道毛泽东从陕北来到了城南庄, 而且还知道他住的准确位置。这表明, 肯定有奸细通风报信。聂荣臻命令保卫部门调查, 但一直没有结果。直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 通过查阅敌伪档案, 才把谜底完全揭开。原来, 当时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开设了一个烟厂, 烟厂经理孟宪德被国民党特务收买, 加入了特务组织, 还把晋察冀军区机关司务长刘从文也拉了进去。敌之前, 毛泽东一行已经安全进入防空洞, 人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此后, 毛泽东一行被紧急转移到20多里外另一座地形隐蔽的花山村居住。当毛泽东得知他的住处附近还有一颗炸弹没有爆炸时, 当即讥讽说,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美国人白送给蒋介石的炸弹也有不灵的嘛

显然, 这次敌机轰炸城南庄是有备而来的。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来阜平县是秘密的, 4月13日毛泽东到城南庄以来, 机之所以能精确地定位轰炸城南庄, 就是他们给敌人送的情报。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 被敌人、匪特视为刺杀、轰炸目标的例子不胜枚举。然而城南庄的这次轰炸, 则是敌人众多阴谋中最接近得逞的一次, 也是毛泽东经历的最大的一次危险。如果当时没有他身边人的当机立断和忠诚守护, 中国的历史可能会因此改写。那么, 当时在将毛泽东“请”进后山防空洞的过程中, 是谁起了主导或关键的作用?或者用更通俗的语言讲, 就是在这一事件发生过程中, 到底是谁救了毛泽东?对此, 历来有多种不同的说法。

聂荣臻的说法

关于毛泽东在城南庄轰炸中怎样脱险, 聂荣臻的回忆被人们引用最多。1986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聂荣臻回忆录》, 就有关于城南庄事件的内容;不过相关内容最早刊登于1983年12月15日《光明日报》第一版, 标题是《在城南庄和毛泽东同志相处的日子里》。

在《聂荣臻回忆录》里, 聂荣臻是这样说的:“那天早晨, 收听完广播, 我正在吃饭, 听到有机群的轰鸣声。……我急忙走到院里, 敌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大了, 在城南庄上空盘旋侦察。接着后面传来一阵轰鸣声, 声音很沉重, 不多时, 又飞来两架敌机, 这时已经看清是B-25轰炸机。于是, 我疾步向毛泽东同志的房间走去……”

毛泽东的工作习惯是通宵达旦, 这时正是他睡觉的时间。聂荣臻走到屋内的时候, 毛泽东刚刚换上蓝布毛巾睡衣, 正躺在床上休息。聂荣臻以很轻而又急切的声音说:“主席, 敌人飞机来轰炸, 请你快到防空洞去。”毛泽东听了聂荣臻的话, 坐了起来, 依然像平常那样不慌不忙, 很风趣地说:“不要紧, 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 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轰炸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大, 马上就要飞到司令部驻地上空了。聂荣臻见毛泽东不想进防空洞, 越发急了, 连声说:“主席, 我们要对你的安全负责。国民党的飞机来了, 你必须立刻离开。”聂荣臻正着急的时候, 军区参谋长赵尔陆带着几名警卫员跑进来了, 他们齐声喊道:“毛主席, 快进防空洞吧!”然而, 毛泽东仍然若无其事地坐在床上, 没有要走的表示。

聂荣臻见毛泽东不肯离开, 只好采取断然措施了:“警卫员, 快取担架来!”一会儿, 警卫员扛来了担架, 聂荣臻向赵尔陆递了一个眼色, 俩人一起动手, 硬是把毛泽东扶上担架, 抬起来就走。在场的警卫员赶忙跑过来, 七手八脚地接过担架, 一溜小跑地向房后的防空洞奔去。直到大伙抬着毛泽东走进防空洞里, 聂荣臻这才放下心来。

大伙刚把担架放下, 就听见外面传来轰隆隆几声巨响, 敌机投弹了。炸弹接二连三地爆炸, 城南庄升起了一团团浓烟……在聂荣臻的回忆录中还有这样的记载:“这次敌机轰炸城南庄, 一共投了五枚炸弹。敌机投完炸弹就飞走了。我出来一看, 敌机投下的是杀伤弹, 我们小院里别的房子完好无损。但是, 毛泽东同志住的那两间房子, 门窗的玻璃震碎了;房里的两个暖水瓶, 被飞进去的弹片炸碎了;还有买来的一些鸡蛋, 也被弹片崩了个稀烂。”

有的文章没有说聂荣臻亲自抬担架, 而是聂荣臻指挥卫士们抬担架, 比如:“这时候, 聂荣臻快步走了进来, 见毛泽东坐在床上, 连衣服还没穿, 冲卫士们把手一挥:‘还磨蹭什么?快把主席抬走!’卫士们七手八脚, 连人带被子把毛泽东弄到了担架上, 抬上就往外跑。刚出侧门, 还没到洞口, 就见一架飞机一掠而过, 接着听到一阵尖啸, 随着震耳欲聋的一声巨响, 只见一股巨大的烟尘从司令部院里腾空而起, 沙石飞溅, 遮天蔽日。‘哎呀, 好险!’聂荣臻倒吸了一口冷气, 连忙将毛泽东抬进了洞里边。”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聂荣臻传》中, 聂荣臻的秘书范济生关于“城南庄事件”回忆说:“聂总得知敌机转向我们驻地方向飞来, 随即到院中观察。敌机一到, 聂总就去动员毛主席进防空洞。毛主席工作了一夜, 刚刚上床休息, 不肯去。敌机对驴驮子一扫射, 聂总要我搬来行军床, 要几个人用担架把毛主席抬到防空洞去。毛主席见此情景, 说‘自己走, 自己走’。这时, 先来的那架战斗机刚走, 又来了一架B-25轻型轰炸机。聂总等人陪同毛主席刚到防空洞时, 敌机就投下了第一枚炸弹。我到防空洞时, 看到聂总、赵尔陆用身体挡着毛主席, 毛主席从他们两人之间向外看。听不到敌机声了, 聂总要我向冀晋军区了解敌机活动情况, 得知敌机确已全部飞走, 聂总才请毛主席回房休息。”

这里提到当时准备了用担架抬毛泽东, 但没有明说聂荣臻和赵尔陆用担架抬毛泽东, 还提到毛泽东说“自己走”, 以及“聂总等人陪同毛主席到防空洞”。不管情节有何不同, 但范济生的说法肯定聂荣臻在危急时刻救了毛泽东, 这一点与《聂荣臻回忆录》里的说法是一致的。

警卫员的说法

当时, 毛泽东的一些警卫员亲身经历了毛泽东在城南庄遇险事件, 他们是怎么回忆的呢?原卫士长阎长林在《在大决战的日子里———毛泽东生活录实》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出版) 中, 提及了毛泽东在城南庄的遇险事件;从1947年转战陕北时就担任毛泽东警卫员、后来又当卫士长的李银桥, 也在《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 中谈到这件事。他们的说法相近, 综合起来,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

这一天早晨, 毛泽东吃了安眠药刚睡下不久, 城南庄北边的山顶上, 防空警报就响了起来。那声音就像惊雷一般在李银桥的心中轰鸣;再不能犹豫了, 阎长林大喊一声:“照彭老总说的办!”据称, 还是在撤离延安时, 彭德怀不放心毛泽东的安全, 曾特地叮嘱阎长林, 在特别危急的时候, 不管主席同意不同意, 把他架起来就走, 到了安全地方再讲道理。

说时迟、那时快, 李银桥第一个破门而入!身穿蓝条毛巾睡衣的毛泽东, 依然躺在床上睡着。李银桥急了, 站在毛泽东身边贴着他的耳朵大声叫道:“主席!主席!有情况!”毛泽东被惊醒了, 两眼蒙眬望着身前的李银桥。阎长林见状, 不由分说地和石国瑞一起上前扶毛泽东坐起身, 大声报告说:“主席, 敌机要来轰炸了!刚才已经来了3架侦察机, 现在防空警报又响了, 肯定来的是轰炸机, 请主席赶快到防空洞去!”

趁着阎长林向毛泽东报告情况的空挡, 李银桥匆忙抓来毛泽东的那件带补丁的旧棉袄, 给毛泽东抬起胳膊硬穿上了。毛泽东终于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事情, 问道:“敌机丢了炸弹没有?”阎长林说:“刚才是侦察机, 没有丢炸弹……轰炸机一来, 就会丢炸弹的。”但毛泽东却不慌不忙说:“先给我点支烟吸。”李银桥忍不住又大声喊了一句:“主席, 来不及了!”

这时, 外边有人喊:“快!快!飞机下来了!飞机下来了!”鉴于情况万分紧急, 阎长林他们顾不上毛泽东吸烟了, 也来不及和毛泽东商量了, 于是阎长林和石国瑞、孙振国、李银桥, 一边口里喊着“快!快”, 一边搀扶着毛泽东就往屋门外跑。刚跑出屋门, 聂荣臻就来了, 他大声喊着:“快呀!快呀!飞机要丢炸弹了!飞机要丢炸弹了!”本来, 警卫员是想叫毛泽东躺在担架上再抬着跑, 由于出了屋就听见飞机的吼叫声, 也就来不及用担架了。几个警卫员搀扶着毛泽东, 一直往防空洞的方向跑去。

当刚刚跑到军区大院后门不远的时候, 轰轰的几声巨响, 敌机丢下的炸弹在大院里爆炸了, 黑烟滚滚, 弥漫半天空。警卫员们回头一看, 院里升起滚滚的浓烟。待敌机飞走以后, 他们回到大院看了看炸得一塌糊涂的房子, 真有些后怕:要是大家跑到防空洞的动作再稍微慢一点, 那后果真的不堪设想了!

权延赤在《毛泽东》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一书中, 也记录了李银桥的回忆:“情况万分紧急, 我粗鲁地将手一下插入毛泽东腋窝下, 阎长林顺手往毛泽东身上披了一件棉衣。石国瑞、孙振国便搀扶着毛泽东的另一只胳膊。‘快快快!’我喊着, 四个人连架带搀, 拖起毛泽东便往门外跑。”

在这些警卫员的回忆里, 阎长林、李银桥他们说到了“城南庄事件”发生的紧张性和严重性, 也说到了聂荣臻等人参与救助毛泽东的情况, 但并没有说到聂荣臻和赵尔陆用担架抬毛泽东的事, 而是用肯定的语言, 生动、仔细地描述阎长林和石国瑞、孙振国、李银桥等4个人一道搀扶毛泽东向防空洞跑的情况。

陈伯达的说法

在聂荣臻的录音整理稿中, 他明确表示, 城南庄被炸时陈伯达不在现场。然而陈伯达却说他当时就在城南庄, 而且陈伯达坚持说, 是他救了毛泽东。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在其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出版) 中, 对“城南庄事件”的情况用“陈伯达的说法”进行了叙述:

在阜平时, 陈伯达没有与毛泽东住一起, 是分开住的。5月中旬的一天, 国民党飞机突然飞临阜平上空。那天早上, 陈伯达听到飞机声响, 觉得情况不对, 赶紧往毛泽东住的地方跑。半路上遇到李云鹤, 她正慌慌张张找地方躲避飞机。陈伯达问她:“主席在哪里?”她说:“还在屋里, 我劝不动他。”陈伯达赶紧跑到毛泽东屋里, 见他正在犹豫, 就说:“飞机就在头顶上, 要赶快走!”毛泽东听陈伯达语气急迫, 马上与警卫人员离开住房。转过一道院墙后, 毛泽东听警卫人员说陈伯达还未走, 回头喊陈伯达。而陈伯达为转移飞机视线, 立在院中未动, 连声催毛泽东快走。待毛泽东到了安全处, 飞机已经开始向下俯冲了。陈伯达马上在一个低洼的地方卧倒, 炸弹噼噼啪啪落下来了, 正好落在院子当中爆炸了。屋子的玻璃全被弹片击碎了, 如果晚走一步是很危险的。

在毛泽东去世后, 曾有一些回忆录说, 那年城南庄遭轰炸的危急时刻, 是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参谋长赵尔陆用担架将毛泽东抬离住房的。对这一说法, 陈伯达明确表示, 这是不真实的。“一、他到毛主席住处时, 除有几位警卫人员外, 未见到其他人;二、当时情况很紧急, 来不及找担架, 而且毛主席并非不能走路之人, 坐担架岂不耽误时间;三、那位司令员和参谋长当时都不年轻, 而毛主席身高体胖, 并非此二人所能抬得动的。”关于这件事情, 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说, 陈伯达也跟他们 (指王文耀和陈伯达的另一秘书王保春) 这样说过:他在保外就医离开秦城监狱后, 用不多的生活费买了不少当时出版的回忆录看, 看到《聂荣臻回忆录》中所说毛泽东在阜平城南庄脱险的事情, 表示其中说法不真实。

陈伯达在一篇未写完的手稿中回忆道, 1971年逮捕后被送监牢时, 他原来不知道叫他去什么地方, 一看到让他进监牢, 很抵触, 不愿进去, 就大声喊:“我在阜平救过毛主席!”结果他还是被推进了监房。监房七八平方米, 条件很差, 只有一张没有一尺高的床。他怎么也想不通。第一天晚上, 在铺盖的掩护下, 他用牙咬破手腕想自杀, 但是没自杀成。不久, 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 陈伯达被换到楼房的三层, 整个三层就他一个人, 吃饭几菜一汤, 比在家吃得还好, 也可以在走廊里活动。这种优越的生活一直延续到毛泽东逝世。陈伯达对这种待遇也很纳闷, 心想, 可能是他喊“救过毛主席”的话被汇报上去了, 毛主席发话了。事实和原因可能是这样, 否则, 没法解释陈伯达在监狱里待遇的变化。

谜团仍然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传1893—1949》, 在谈到毛泽东城南庄脱险这件事时, 采用了《聂荣臻回忆录》中的说法。后来, 其他相关文章大多也是如此, 认同聂荣臻的回忆。但是也有人比如汪, 却不认同聂荣臻的回忆。关于这件事情, 汪曾对人说:“毛泽东那身架, 他们能抬得动吗?要抬, 还用他们, 好几个警卫人员干什么去了?说‘他们抬’, 这明显违反常识。”据称, 聂荣臻回忆此事时, 已是80多岁高龄, 且年隔久远, 细节上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叶永烈在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兴亡》一书中谈到这件事情时, 曾说“所有有关人员的回忆录中”, “陈伯达的回忆是可信的”。因为在陈伯达被押进秦城监狱的时候, 毛泽东还健在, 他不能、不会也不敢胡说, 试想:如果不是事实, 他怎么敢拿这样的事往自己脸上贴金呢?从阎长林、李银桥所叙述的情况看, 毛泽东这次所遇到的险情确实严重, 因此, 我们应该说, 陈伯达确实做了一件“好事”、“大好事”。陈伯达对于做的这件好事, “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 只是在被押进监狱的危难情况下才急切地喊出来了。

但也有人认为, 陈伯达说法有合理的部分, 也有存疑的地方。首先, 陈伯达强调了当时毛泽东不想走, 这一点和聂荣臻、阎长林说法是一致的。聂荣臻劝毛泽东离开, 陈伯达劝毛泽东离开, 阎长林劝毛泽东离开, 并不矛盾。第二, 陈伯达叙述在半路碰到先跑出来的李云鹤, 这点也与众人回忆相符。但是陈伯达说他救了毛主席, 公安部门敢核实犯人是否救过他?如果是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 或许有可能当面询问毛泽东, 别人谁敢?至于陈伯达在监狱中的待遇好转, 只能证明监狱当局相信了陈伯达的说法, 并不能认定陈伯达的说法属实。

总而言之, 通过一些当事人的回忆结合有关资料进行分析, 我们可以得到这几个结论:

在城南庄事件发生时, 毛泽东身边不止一个人, 而是许多人用不同方法救助毛泽东。因此实际情况应该是众人救的毛泽东, 是集体的功劳。这“众人”包括聂荣臻、赵尔陆、范济生、陈伯达、阎长林、李银桥、石国瑞、孙振国等人。

救助人员曾预先准备了担架 (或行军床) , 但在救助毛泽东时, 应该说并没有用上, 而是采用多人搀扶着毛泽东往屋门外跑的方法。这是因为当时情况紧急, 刻不容缓, 显然抬着担架走要慢得多, 不如几个人架着毛泽东走更快些。

至于在将毛泽东“请”进后山防空洞的过程中, 是谁起了主导或关键的作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因此关于这一点, 根据现有的资料, 我们还不能对此做出断语, 或者说谜团仍然存在吧

聂帅最大优点是能力太全面了，缺点是能力有点均衡。

聂帅经历很丰富，留过法，黄埔军校当过教官，最早进行军事斗争，很早就意识到培养军事干部的重要性，干过白区工作，组织工作和特科工作都不错，在苏区是优秀的政工干部，关键时候政治立场坚定，建设根据地能力绝对一流，军事能力也可以，建国后抓国防科技工作也非常好。

这么全面的干部，其实真不多。

以同样是政工元帅，甚至被普遍认为是政工元帅天花板的罗荣桓比。在苏区时候，聂的地位远高于罗，而且聂作为一军团政委和林搭档，可能是林之前之后所有政委搭档里感觉最好的一个，远胜过和罗帅搭档的舒适。后来建设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和山东根据地又是最佳的两个。

可见聂帅的政工和根据地建设特长方面，绝对不逊色于罗帅。但相比之下，罗帅在资历、白区工作、军事能力等方面，是不如聂帅的。

但问题在于，就是军事能力强一点这一方面，最终坑了聂帅。

真正军事能力不足的政工干部，如罗帅、286，往往在使用上会让其与军事能力强的干部搭档，弥补了自身问题。聂帅偏偏是军事能力还可以的，所以在长征之后，基本上就自己军事也单练。

这一单练就出事了，解放战争就被傅作义连续吊打。

当然这事也有聂帅本身的责任。简单说还是自我感觉有点过好了。另一位与其类似的元帅陈毅，就早早意识到自己军事能力还达不到顶级，所以敢于放权，哪怕对小饶努力扶持要对付自己的粟裕，都能放手使用。这种气量和眼界，确实高于聂帅了。

所以直到现在，有人总拿解放战争事情说事，觉得聂不该元帅。

其实解放战争已经对聂影响够大了，如果不是解放战争表现这么拉胯，哪怕保持不温不火状态，很可能元帅里也得排第六的。掉这几位，就是解放战争时期表现不够好的惩罚。

至于很多粟粉诟病的那个事，其实真没多少说头。当时粟裕可是被两个半元帅批判的，彭大元帅开火最狠，老搭档兼亲家的陈帅也批判了，相比之下，被粟裕多次绕过汇报的聂帅批判才属于合情合理。粟裕解放后坐冷板凳很早，所以大家对粟裕的认识基本停留在解放战争了。但实际上，一直到八十年代前，总参谋长那个位置能量过大，又风口浪尖，坐到这个位置的人很难保持初心，后来的罗瑞卿、杨成武、黄永胜都证明了，总参谋长一当久，人就开始变了，成为众矢之的是大概率事情。罗杨黄会变，粟裕又怎么可能傻白甜？粟裕在刚刚树敌的时候就下台，某种程度说也算保护住了名声。至于那个事情的本质原因，如果参考后来罗杨黄的话，把责任全归到三帅身上是肯定不合理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聂帅在北京的故居！

聂帅在北京的故居位于位于景山东街吉安所右巷10号。距离景山东侧，故宫神武门后。

吉安所听着很吉祥，其实这是明清两代，停放宫女灵柩的停尸地，《京师坊巷志稿》载“吉祥所：凡宫眷薨逝，殡於此。”其所注位置为皇城正北，当是现在的建筑。《宸垣识略》言“吉安所，即明司礼监廨”。明代以来，拟宫人没有名称者，身故则不赐墓，停尸于吉安所超度法事，而后“易以朱棺，礼送之静乐堂火葬塔井中，莫敢有他者”。

后继者满清继承了明代传统，按满清律例，皇后、皇贵妃、皇妃、妃以上薨（读轰，死亡）了，在紫禁城内诵经治丧；嫔、贵人、常在、答应，及宫娥、秀女亡故，立即移至吉安所棺殓停灵，按品位治丧。有时需要佛教、道教、喇嘛教三教设法诵经，超度数十日，方能安葬。辛亥革命成功后，溥仪在紫禁城居住时，仍用吉安所为嫔以下治丧。院内古朴庄严，阴气逼人！

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聂帅选择此处作为自己的居住地，院落两进，头进仪门三间，东西各有顺山房五间。原有东西配房各五间，房顶同仪门，现只存东配房。原停棂大殿内的各式佛像，法器，交由文物部门保管，聂帅将大殿改造成会客室和餐厅，院内存放百年的各式尸体防腐物品，交由各科研单位妥善保管利用，将停尸房改建成温馨卧室，院内原古松柏树，都被保留，并种上聂帅喜欢的花草虫鱼，原本阴森恐怖的停尸房，变得温馨可爱！

说几件聂帅的事儿吧。

一：聂帅出版了回忆录。很多读者给聂帅也信：为啥你还专门写了一章批判林彪？林彪虽然后来叛逃了，但是他对革命也是有过功的。

二：国共和平后，聂帅大裁军。全面内战后晋察冀惨不忍睹，郭天民裁军不积极打埋伏，所以郭部打的最好。开会时郭在聂帅面前掀了桌子。从此郭天民坐了冷板凳。一直到朱总司令来了，才把郭天民解放到刘邓那边去。

三：朱总司令到了华北，发现华北野战部队连后勤统一都没搞…………

补充一件事。

四：负责搞情报侦听的曹祥仁，在晋察冀也混不下去。去了东北，从此在东北大展拳脚。林彪说：曹祥仁的二局，相当于几个纵队。

真是树挪死人挪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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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裁军，可以看看中央的指示。

裁汰老弱无职务无武器人员，合并机关，减少单位，充实部队，要能应付战争和和平两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