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绝大多数都是坏的吗？为什么我看纪实小说有很多好的地主？地主很坏的印象属于幸存者偏差吗？
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
一、为什么会产生“地主绝大多数都是坏的”的普遍印象？
这种印象的形成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与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变迁以及宣传导向密切相关：
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叙事： 在很多进行过土地改革的社会，尤其是在20世纪的中国等国家，革命的胜利是建立在“打倒地主”的基础上的。为了证明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当时的宣传机器会着力渲染地主的剥削、压迫和罪恶。通过文学作品、戏剧、电影、新闻报道等多种形式，地主被塑造成压迫农民的形象，成为阶级斗争的代表。这种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民众的集体记忆。
历史的“胜利者书写”： 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在土地改革中，农民阶级（以及代表他们的政权）成为了胜利者，他们自然会从自己的角度来叙述和解释历史。对于那些在旧制度下遭受剥削的农民来说，地主无疑是他们痛苦的来源。这种叙事强调了地主的负面特质，以合理化推翻旧制度的行动。
普遍存在的贫富差距和权力不对等： 纵观历史，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其所有权往往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必然导致权力上的不对等。地主作为土地所有者，往往拥有对农民的支配权，包括收取地租、决定雇佣关系等。在没有法律约束或监管的情况下，权力很容易被滥用，导致一部分地主对农民进行剥削，甚至欺凌。这种负面现象的存在，即使不是普遍，也足以留下深刻的印象。
文学艺术的放大效应： 文学艺术作品为了戏剧性和感染力，往往会聚焦于冲突和极端。描绘剥削和压迫的地主，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和愤慨，从而成为文学作品中常见的角色。而那些温良恭俭让、善待佃农的地主，可能因为缺乏戏剧性而被忽略。
二、为什么纪实小说中有很多“好的地主”？
纪实小说（或历史小说、传记等）之所以能展现“好的地主”，原因在于其叙事的目标和视角更为多元：
追求真实和复杂性： 纪实小说的目标是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人物和事件。作者通常会进行深入的研究，查阅史料、采访当事人或其后代，力求展现人物的多面性。他们不会仅仅为了意识形态而简化人物，而是会去理解地主作为一个群体，其内部也存在多样性。
反映社会的多样面貌： 任何社会群体都不是铁板一块。即使在封建或半封建社会，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一部分地主可能秉持传统的道德观念，注重家族声誉，对待佃农相对仁厚；他们可能资助教育，参与地方公益事业，甚至在某些方面成为当地的“家长”式人物。这些“好的地主”是社会真实构成的一部分。
历史研究的深入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研究越来越深入和细致。学者们能够接触到更多不同角度的史料，包括一些旧时代的个人日记、信件、账簿等，这些都可能揭示地主生活和经营的更复杂层面，发现那些被宏大叙事所掩盖的个体故事。
叙事角度的转变： 随着社会发展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人们对历史的解读也会随之改变。对于“地主”这个群体的评价，也从单一的“剥削者”标签，逐渐转向对个体行为和时代背景的 nuanced 理解。纪实小说作者往往能捕捉到这种转变，并将其体现在作品中。
对“好”的定义的不同： 在某些纪实作品中，对“好”的定义可能与政治宣传中的“好”不同。例如，一个“好的地主”可能不是一个革命者，但他可能是一个勤恳的经营者，带领家族和雇佣者共同发展；他可能在灾荒年间救济过灾民；他可能是一个有文化、有修养的士绅。这些特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也可以被视为“好”的体现。
三、地主很坏的印象属于幸存者偏差吗？
是的，幸存者偏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但不是唯一解释。
幸存者偏差是指：当你在分析事物的时候，那些“存活下来”的样本（或者更常被关注到的样本）并不能代表全部的样本，因为那些“未存活”的样本（或者被忽略的样本）可能因为其特性而无法参与到你的分析中来。
在这个语境下：
幸存者（被广泛宣传和记住的地主）： 那些被记载下来、被写进文学作品、被作为阶级敌人批判的“坏地主”，他们成为了“幸存者”，因为他们的行为方式或身份特性（比如剥削严重、与革命对抗）让他们在历史叙事中留下了痕迹，尽管是负面的。这些负面形象被放大和固化，形成了普遍印象。
未幸存者（未被广泛记住的地主）： 那些相对温和、没有引起太多社会冲突、或者在土地改革中未能发出自己声音的地主，他们可能就未能成为历史叙事中的焦点。例如：
温和的地主： 他们可能对佃农相对宽厚，或者采取比较灵活的经营方式，没有形成极端矛盾，因此在革命语境下，他们可能“不如”那些极端的例子那么有“代表性”。
已经消亡的群体： 那些在更早时期就已经因为各种原因（经济衰败、无嗣、战乱等）失去土地或家族衰落的地主，他们的故事可能没有被记录下来。
不善于发声或被剥夺话语权的地主： 那些没有像革命者那样掌握话语权的地主，他们的辩护、他们的善行，往往难以流传下来。
所以，我们对“坏地主”的普遍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历史叙事选择了那些最具有戏剧冲突性和最符合特定政治诉求的群体。 那些“好的地主”的故事，因为不具备这种“戏剧性”或者缺乏足够的话语权来记录和传播，所以相对而言不那么为人所知。
总结：
“地主绝大多数都是坏的”是一个过度的概括，是不准确的。 地主群体像任何社会群体一样，内部存在多样性，既有剥削压迫者，也有相对仁厚者、甚至可能对社会有贡献者。
纪实小说之所以展现“好的地主”，是因为它们追求历史的真实性和复杂性，反映了社会的多样面貌，并能从更客观或更人文的角度去审视历史人物。
地主很坏的印象，确实很大程度上是幸存者偏差的体现。 历史的宏大叙事倾向于选择那些具有代表性（即使是负面代表性）的故事，而那些不那么冲突、不那么具有“教育意义”的个体故事，就容易被忽略或遗忘。
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辩证地看待历史和不同社会群体。历史的真相往往比单一的标签更为复杂和 nuanced。
网友意见
如果你看《乱世佳人》的话，恐怕也会说，“奴隶主里面也有好人啊”。
那按照这个意思，奴隶制也应该保留？黑人应该一代代都当奴隶？
马克思最“残酷”的地方在于，它从来不是以人性和道德为标尺去评判社会，而是以生产力为核心。好与坏在滚滚而来的生产力面前，并不重要。
其实在民国年间，倒也有不少大地主变卖家产后投身工业，成为民族资本家。在TG的评价体系里，相较于其他地主，他们就是可以争取的进步势力。
至于说地主本身坏不坏，我想倒不如直接用数字来说话。
民国时期，一亩小麦的亩产也就是一两百斤左右。抗战期间，TG为了执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暂时停止了土改，推出了“双减双交”，规定地主的地租一律照原租额减收25％，地租的最高额不得超过37.5％。按照这个比例反推，就知道当时即使在TG控制的地区，农民交租的比例依然高达近50%。
假设一个正常人一年需要吃三百斤左右的粮食，一对夫妇平均生育两个孩子，那么这一家人一年就要吃掉1000斤左右的粮食。按照50%的交租比例计算，他们至少要种20亩地才有可能勉强吃饱。如果想要日子过得稍微好一点，能有点余钱去买点其他日用品，那就得要种30~40亩地才有可能。
在几乎没有现代农业机械的民国，一家人种三四十亩地是什么概念？
那意味着，整天除了种地，你完全不需要干别的事情了。但与此同时，农民这么辛苦，却只是刚刚温饱。
当然，能让农民种粮食的地主，都算是有良心的地主。更极端的地主，会直接让佃农去种各种经济作物甚至毒品，在将这些东西卖出后，分给农民一点仅够生活的钱。
而农民一旦离开了土地，基本上没有任何活路。
跟地主比起来，今天的996也可以算是另一种形式的剥削，这一点我不否认。然而，即便是被骂血汗工厂的富士康，普通工人996加班下来一个月也能挣五六千块钱。有了这些钱，他们不仅能够温饱，还可以去进行各种休闲娱乐。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必完全依附于富士康。在广东不想干了，可以去浙江、江苏、河南……这种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以前的农民所奢望的。
而在地主的土地被没收之后，通过工业化的种植，农民的收益也在提升。我家有亲戚就在黑龙江种地，他们一家人租种了四五百亩地，每年的收入也有十几二十万。在这个角度上说，如果城镇化可以继续吸纳更多的人口，那么当农民数量缩减到千万规模的时候，大多数农民的生活其实也可以过得不错。
虽然同样是被剥削的群体，但今天工厂工人的生活比起地主时代的佃农，简直可以说跨越了几个等级。
现在可以说一说地主为什么是“落后”的阶级。其实道理很简单，地主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而土地的产值是非常低的。一亩地顶天了不过能产出几百斤粮食，就算你是坐拥千亩土地的地主，一年也不过能产出几十万斤粮食而已，能养活三五百个人就不错了。但现在国内随便一个二线城市，每平方公里的产值都在千万级甚至几个亿，可以轻松养活几千人。而在工业化之后，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也完全可以用机械来替代。这样，工人能生活得更好，而农民也不必那么辛苦。
对了，现在被很多人群嘲的黑龙江鹤岗，它的政府驻地向阳区面积8平方公里，年GDP则有13亿，平均每平方公里产生的GDP也有1亿多元。但同样的土地，哪怕是用来种毒品，也远远不够看的。
农民喜爱鸦片，因为“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鸦片之利，数倍于农。小民无知，孰不弃农而趋利乎？”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十六年九月壬午)。“种罂粟一亩所出，视农田数倍，力又复减省”(郭嵩焘)。
根据后世学者测算，一亩罂粟地大概能收获50两鸦片，1两鸦片约值大洋1元，1元大洋可以买40斤左右的大米，一亩鸦片就能换来2000斤大米。亩产千斤的粮田，到哪里去寻找呢？即使扣除了各种成本、缴纳了各种税费，鸦片的收成也大大高于粮食，令农民足以达到温饱有余。
按照清朝的亩产测算，一亩鸦片可以换来2000斤大米，就算按照10块钱一斤大米来计算（这已经算是很好的大米了），那么一亩地的利润也就是2万元（目前我国许可的罂粟种植，一亩地的利润差不多是五六千元）。但在今天，要是一个占地1亩的工厂年利润还不到两万，干脆早点关门回家算了。
所以，很多人都说毒品暴利，但为什么直到今天，毒品的主要产出地都是那些比较贫困的国家和地区？
因为毒品的那点利润，跟工业生产的利润比起来是完全不够看的。凡是有点能力的国家，正儿八经搞工业化，怎么干都比贩毒都挣钱……
事实上，英国当年搞鸦片战争的最主要目的，还是在中国拒绝贸易的情况下，想用这种高成瘾性的药物从中国捞钱。但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市场完全放开之后，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往中国卖的最多的，其实还是各种工业品。
关于地主坏不坏，从道德上我给不出答案。但我可以说的是，今天的年轻人宁愿在大城市送外卖，也不愿回农村种地，更不可能愿意回到民国当佃农。这些人的选择，恰恰就说明了地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如果历史重来一次，这些人也会跟着TG再次消灭地主的。
评论区的小伙伴儿们，别幼稚了，你们把全中国的老板都干掉，你们也不会变成有钱人。不信？想想1978年以前……
目前的历史时代下，公司这个组织形式，还是相对先进的。
如果你们觉得可以提出更加厉害的组织形式，让生产力进一步的解放，我就听你们的。
原回答：
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在北满的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老百姓拒绝土改。土改干部特别不理解，就问原因。
老百姓说：我们家给东家好几代人打工，是东家养活了我们，就这么的把东家地给分了，太对不起东家了。
消息传到林彪那里，林彪说：群众有怨言，是我们基层干部的问题，你们要让群众明白，到底是谁养活谁，东家不劳动，凭什么说是他们养活了老百姓。让老百姓明白了是谁养活谁的道理，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
土改工作队根据林彪的指示，耐心的向群众解释。到底是谁养活了谁？谁是社会的蠹虫？等等一些生产力之间的关系。
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土改工作就顺利完成，东北联军的粮食供应有了保障。
地主都是坏的，太过脸谱化了。有些地主真的跟长工一样干活，很勤劳的，这个无可否认。但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生产力才难以得到释放。
乡绅、地主、退休了的官员，这些人盘根于基层农村，他们是这片土地的真正掌握者，所谓的皇命难以下乡。
再啰嗦一句，现代社会，老板通过剥削你的剩余价值来获利的。但是，你和你同事，老板，是互相合作的成全关系，没有什么谁养活谁。
至于地主与佃农的关系……评论区讨论吧，说多了这篇回答可能被和谐。
毛选中为什么要反复强调“团结中农”？教员为什么如此重视中农？
因为，中农才是旧社会农民个人奋斗的终点，一个农民如果仅仅凭借勤劳、聪明、有力气，他最多能奋斗成中农，不可能再向上了。一旦超出这个终点，他一定是因为使用了别的手段。比如仗势欺人、勾结官府、放高利贷、强买强卖。。。。。。
中农是当时最能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贫下农也在推动生产，但是效率没有中农高。到了富农、地主，就开始阻碍生产力发展了。因为他们自己不参加劳动，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还要对加大对农民的剥削。
如果说在治世，地主富农还有组织大规模耕种的积极作用，在乱世，他们就只有欺压下层人民，支持反动统治的作用了。
为什么孔子会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因为在邦无道的时候，获得财富和地位的方式就是巧取豪夺。在清末民国时期，整个社会的秩序已经被全部打乱，“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如果说，在城市里还有大军阀维护一定的秩序，在乡村就完全变成了私兵和私刑的天下。
所以在旧社会农村，一个地主或者富农，如果没有武装势力对他进行保护，土匪、恶霸、村长、保长、小军阀就会一拥而上把他吃干抹净。只有依靠这些恶势力才能在农村保有住自己的财富，而依靠的方式就是替他们做基层话事人，为他们搜刮、抓壮丁，同时自己也能在这种变相的包税制下获得额外的收益。
可以说所谓“好的地主”大概只能在封建王朝的稳定期出现过，到了清朝末期就已经所剩无几了，到了民国末期“好的地主”早已经被各种势力赶尽杀绝。那些纪实小说里面的“好的地主”其实就是作者对自己祖辈的一种想象。毕竟就是日本鬼子，还给小孩儿发过糖呢。要想在一个恶人的一生中找出几件好事，添油加醋写本书，还是很容易的。
我外公的爸爸，就是地主，你要在当地找个上了年纪的人问：“XXX，当年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老人们都会说：“XXX是个大好人啊，以前这里的地都是他们家的，那条河就是他们家的护城河，你小时候读书的那个小学，都是他们家的房子，我们都是给他家种地的，他对我们不错，总有我们一口吃的。可惜后来新四军来了，他们家被抄家了，X老爷也被枪毙了……”
在许多传统中国农民心里，有钱，有土地，就是“大善人”、“大好人”，可惜，这样的大善人，正是中国进步的最大阻碍。因为他们牢牢掌握着广阔的土地、庞大的生产资料，与众多劳动力建立了人身依附关系。这些东西，阻碍了中国的工业化，无法建立现代国家的基层组织，无法解放发展生产力。
诸位啊，不要被文学家的春秋笔法给搞糊涂了，我们反对的不是地主本人，也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反对整个地主阶级。地主本人的好坏，没有什么意义，无论他是修桥铺路大善人，还是敲骨吸髓大魔王，无论是满腹诗书田墨轩，还是埋头苦干白嘉轩，都阻碍了近代中国的发展。
好地主、坏地主，都没有意义，美国小说《飘》也为南方奴隶主洗地，说黑人在南方种植园过得不错，生活水平不低，奴隶主往往把他们当做家人。是的，在南北战争后一段时间，许多黑人确实怀念在种植园当奴隶的生活，因为主人把他们当资产，不会饿着他们。
印度今天也有这样的情况，郭杰瑞曾去印度采访一位上层社会的印度高种姓精英，满嘴英文，住着别墅，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郭杰瑞发现他家养着一位低种姓奴仆，住在别墅外的一个类似于狗窝一样的棚子里，郭杰瑞很惊奇，那位精英老爷说：“有什么好稀奇的，他从小就在我们家干，我们给他吃给他穿，帮他找老婆，他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如果这位老爷拍着那位奴仆的肩膀问：“说，你幸福不幸福？”你说人家敢说不幸福吗？
我们反对剥削阶级，并不是因为剥削阶级中某个人的人品不好，南美的毒枭有时候也做善事呢，也为家乡修桥铺路呢，但能够认为满手血腥恶贯满盈的他们是“大善人”吗？
中国的地主，大约也是这么个情况，所谓对佣人好，对仆人大方，对长工客气，把下人当“家人”……这只是上层阶级偶然施舍的“慈善”而已，强者对弱者，本来就不需要穷凶极恶，因为他知道，你依附于他，等闲不敢反抗他，违背他的意志。但是如果你真的反抗他，违背他的意志，下场是很惨的，诸位可以翻一翻近代史料，看看当年有多少农民被地主打死、逼死、折磨致死。
没有什么好地主、坏地主，也没有什么大恶人、大善人，只有腐朽落后、残酷压榨农民和佃户的地主阶级。
（国民党政府）地政署调查了十一个省的情况，发现一千五百户大地主平均每户有两千多亩地。对这十一省的七十万农户的调查表明，这些农户平均每户有地十五亩多，比大地主少一百三十倍。
——（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
华北荒年期间，农民为了借粮度过春荒，必须拿地作抵押，两三年内无力赎回就完了。七口之家因此而有三、四口人饿死的是常事。土地集中的结果造成许多肥田的尸骨，但也造成千千万万要求土地革命的人们。
——（美.白修德.《中国惊雷》）
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粗暴的生产关系———地主只出租土地，种子、肥料、人工、畜力和农具都由佃户负担，租田时就在契约上定下来每亩要交多少租粮，以后无论年成好坏、收成丰歉，订的租子一斗一升不能少。一般佃种7亩田，秋后要缴纳10石稻谷，夏季还缴纳部分麦租。
由于这地租、高利贷和各种苛捐杂税的盘剥，加之战乱不断，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又非常落后，旱、涝、病虫灾害频繁发生，因此农业生产水平极其低下，粮食产量很低。那年头麦子单产不足一石，水稻也仅每亩两石左右。而地租每亩要一石二斗五至一石五斗稻不等。佃户送租谷进仓，那些管家、账房或庄头还要从中作梗渔利，在验收租谷中百般挑剔，过数时用躬腰淌子刮斛、刮斗，刮过后这斛或斗里的稻子都是冒尖进仓，这样佃户从家里挑来一石稻子，三下五除二只剩八斗。每年交完租子，再加其他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还有什么虚田实租、尾欠租加利、看稻费、写田礼、高利贷滚利等，这样佃户辛苦一年，所剩已不足裹腹。秋后冬春，很多户只能连锅一担，泥门逃荒要饭（旧时拖家带口外出逃荒时，都用土墼塞门，再用泥封好，故叫泥门逃荒）。
地主家大年三十算账收钱收利息，往年的陈账加上本年的新账，逼着人还钱，不还钱就在大过年，别人来来往往拜年的时候把人绑在集市上，给别人看着。你要反抗，腿给打断了，你要是武德充沛，直接报你一个“通匪”，剥皮点天灯杀全家都有可能。
佃农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就被租子、高利贷一套连招之下，盘剥成卖儿卖女的杨白劳。地主和地主的后人还会说：这是你自愿的。
更重要的，地主阶级作为近代中国的基层统治者、作为社会精英、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却只顾不断积累土地和财富，不顾国家兴亡，不顾国家前途。他们掌握着巨量的生产资料，掌握着劳动力人口，却不肯为社会的进步做任何贡献，反而成为阻碍中国现代化、工业化的最大障碍。当时的民族资本家想要在郊区开个工厂，都会被地主阶级百般阻挠、百般敲诈，最终一败涂地。
再举个例子，地主可能会修桥铺路，在家乡种树，但他们绝不会组织人工兴修水利，大家可能觉得奇怪，因为兴修水利会使得生产力更发达、粮食产量更高，大家收入都会增加，为什么地主不做呢？因为兴修水利之后，干旱洪涝少了，土地的产出增多了，大多数农民的收入也就增加了。那么，就不会有更多的农民因为灾荒卖出土地、成为佃农、甚至借高利贷、卖儿卖女卖自己了。地主就不能乘机侵吞土地、房产和劳动力了。
对于地主来说，发展生产力不重要，饿死多少人也不重要，趁机兼并田亩侵占生产资料才是最重要的。大规模兴修水利、生产化肥、农业机械化，根本上提高农村的生产力，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情。
地主阶级不能主动解放生产力，不能普及教育，不能传播现代科学知识，更不能有效组织起规模化的生产，他们只会用积攒的财富，去购买西方的工业制成品。让中国继续在半殖民地的深渊中沉沦。他们建立的人身依附关系，让劳动人民无法认识到自己的人权，无法理解自由和平等的真正含义，不懂活着是为了什么。
所以，无论如何，要感谢一个先进的政党，一个强大的组织，一群充满理想主义光辉，而又实事求是的人，摧毁了那个一潭死水的旧世界，建立了今天这个新世界。
哦，对了，我外公很小的时候，就成为了红小鬼，后来加入了新四军，再后来成为了解放军，跟着百万雄师渡过了长江，把他自己出身的那个阶层，打了个粉碎。
房东绝大多数都是坏的吗？为什么我看知乎上有很多好的房东？有的好房东还有四套房。
那么请问租鸡青一的各位打工人，你们租房开心吗？
假如刘姥姥写《红楼梦》
“刘姥姥进贾府”，是《红楼梦》中一段十分精彩的故事。特别是第二次，姥姥不过是陪贾母逛了一回大观园、说了几个笑话、编了两个故事，收获却是超乎想象，我这里稍稍盘点一下：
现金：白银108两（王夫人给100两、王熙凤给8两）
衣服：高档成衣两套（贾母赠），袄子两件、裙子两条（鸳鸯赠），青纱一匹、茧绸两匹、绸子两匹
粮食：御田粳米两斗（约合25斤）
其他：各样内造小饽饽儿、各种药品、各色果子干果、两个锞子（金或者银锭）、一个成窑钟子
网上有人按照当时的物价折算，上述物品总价值在100万元以上；就算不那么夸张打个大折扣，咱算他10万元，也是非常惊人的了——要知道刘姥姥家跟贾府压根算不得什么亲戚，只是偶然串个门子居然就有10万块的赚头，这种好事上哪找去？
如果让刘姥姥来写《红楼梦》，她笔下的贾府一定是最美好的——阖府上下慷慨大方且不说，待人还很和蔼；贾母、邢夫人都是诰命夫人，却跟她一个平头百姓平起平坐；贾府的小姐们个个都是女神，长得漂亮还能诗善画；少爷天真烂漫，听个故事都能当真；就连贾府的丫鬟下人也是讲文明懂礼貌，对她礼敬有加。总之，这样一个慷慨大方、和谐美好的贾府，最终居然会被罢官抄家，真是没有天理了。
刘姥姥是不是好人？肯定是，她没有做任何坏事，反而还在紧要关头帮了落难的巧姐一把；她说的是不是实话？当然是，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她亲身经历、亲眼看到的；那么，她看到的是不是真的贾府？
当然不是。
第四回，薛蟠为了抢夺英莲直接让手下将冯公子活活打死，贾雨村畏惧贾府薛府的势力来了个“判断葫芦案”，如果冯公子来写《红楼梦》，贾府就是让他冤死的帮凶；
第十五回，王熙凤借贾府权势威逼原长安守备就范，如果这位守备来写《红楼梦》，贾府就是贪赃枉法的罪魁；
第二十五回，贾宝玉勾引金钏儿被王夫人发现，王夫人反而怒骂金钏祸害公子，羞愤难当的金钏跳进自杀。如果金钏来写《红楼梦》，贾府就是吃人的魔窟；
第四十八回，贾赦为了要石呆子收藏的扇子，指示贾雨村虚构罪名，把石呆子逼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如果石呆子来写《红楼梦》，贾府就是欺压良善的劣绅；
……
以上这些还是有名有姓的，没名没姓的还多着——黑头村全村人都是宁国府的佃户，一年光上缴给贾府的白银就多达2500两，野猪、汤猪、獐子都是论几十只，柴炭居然要几万斤。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知道要多少佃户连年辛苦劳作才能换得这些贡品，可负责接收的贾珍却仍然嫌少。如果让这些佃户写《红楼梦》，贾府不就跟喝老百姓血的吸血鬼一样？
刘姥姥是好人，金钏儿、石呆子还有黑山村的佃户也不是坏人，他们都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事，说出来的内容却大相径庭。这其中固然有“屁股决定脑袋”的成分，但从根本上说还是源于利益冲突。金钏儿、石呆子等人与贾府存在利益冲突，要么是贾府想要的东西他们不给，要么是他们没有按贾府的要求行事，所以贾府一定会对付他们；而刘姥姥完全是外人，跟贾府没有任何利益冲突，阖府上下乐得在她面前充大方、做好人，反正那点赏赐对贾府来说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这些年来总有文章宣扬什么“骨子里的修养”，却忘了追究所谓的“修养”背后隐藏了多少血腥。他们说什么路易十六的王后在被绞死之前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还不忘记说“对不起”是有修养，却忘记了这位王后骄奢淫逸几乎掏空了法国国库，老百姓在她夫妇的统治下民不聊生；说什么杜月笙是“慈善大王”主持红十字会捐了很多款，却忘记了这个流氓头子垄断上海滩的毒品交易大发其财……
刘姥姥的故事告诉我们，某些大人物凭借其身份地位非法攫取声望、财富后，更容易为自己粉饰太平；他们可以给与自己没有利益冲突的人捐款捐物甚至流下几滴眼泪，让公众沉醉于其“亲民”形象并迅速洗白自己。你欣赏他们的“修养”，就是为他们的吸血鼓掌。
看来你的房租还是太低了。
1、都说五毛特效
都说演员高价片酬
然后说我要是公司老板，我绝对不会这样
那么问题来了
你就这么简单操作一下，就能轻松洗钱或者偷税漏税几千万上亿，相当于捡钱
你干不干？
2、同样的，你是一个地主，你修水利，大家都增产了，你多收了几千斤粮食，也就多收入几贯钱
但是农民家里多收入了几十斤粮食，那么你就是出到几十贯，农民也不会卖地
然而，你把水渠挖了，或者天下大旱，虽然你少收了几万斤粮食，可农民家里少收了几百斤，就活不下去了
古代皇权不下县，粮食税收是你负责，而且族长也是你兼任
你能忍着这么大的诱惑，不去想办法让农民交不上税，不得不找你借钱，然后利滚利接着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拿几十斤粮食换他家的地？
让他进来给你当长工然后交给他一本《弟子规》让他认真学习世世代代效忠你家？
如果你不这么干的话，那么你的田地变少，隔壁村的地主田地越来越多
然后你过了几代，你的后人就得到隔壁村的地主家里去当长工学《弟子规》了···
最简单的例子，大航海时代，白人去非洲找一个部落，我给你枪，你去抢隔壁部落的人来当奴隶卖给我，你要是不答应，我就去找隔壁的部落。
或者我们军阀混战的时候，可以说卖国都卖不出价格来，就是这种情况，你不干我找别人··
3、·所以马克思不说好人坏人，和儒家或者宗教不一样
儒家是说你要做个好人啊，你要当好人啊，你不能干坏事啊
“共产主义者从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
黄老之学，也就被逼着变成道教之前的学说，也是类似的看法，张良的素书里边，也是说宇宙自有规律，我们不过是适应这种规律罢了
4、古代识字率低，能留下来说法绝大部分都是地主家孩子写的，能写到底层平民的万中无一。所以我经常推荐大家看建国后的伤痕文学是怎么描写饥饿的，因为解放前再大的饥荒也饿不到他们，这一回竟然管你是谁，一起挨饿吧，所以亲身经历以后写的那叫一个感同身受、杜鹃啼血。
5、大家知道万历派太监下去收税，开始的时候找有钱人收，结果经常被见义勇为的“义民”们打死、烧死，扔长江里落水等等，后来太监下去收税也一样是找那些贫民下手了，这时候“义民”就看不到了。
当然这也是饮鸩止渴，和汉朝皇帝卖官一样，虽然有钱干事儿了，但底层负担更重了，最后天下大乱。
换句话说，像指捐、借捐、亩捐、房捐、铺捐、船捐、盐捐、米捐、饷捐、卡捐、炮船捐、堤工捐、板厘捐、活厘捐、草捐、芦荡捐、落地捐等‘’捐税‘’这些捐税，大地主是不用交的····
层层下压，还是最底层倒霉
假设上边或者外敌入侵没钱，只能加一个新的税种，收两年前，把这事儿扛过去，但是扛过去之后，下边还是接着收这个税种···
王朝末期就是这个情况，你想当好地主都没得当
6、我们是消灭地主阶级，不是消灭地主这个人
单纯消灭地主个人，不提高生产力或者改变生产关系的话，新的地主还是会改头换面的出来
要么用资本家替代地主，要么直接用人民公社，不然地主还是会出来
井冈山时期，湖南省委夏姬八乱指挥，要把地主都杀光，让老毛给怼回去了，然后老毛做冷板凳，灰溜溜的去写书···
当时真的有分完地以后，开始是单干，很多烈属家里孤寡老人根本竞争不过，没几年地就只能又卖了，不卖地就得饿死啊，后来才逐渐有的驻军帮助孤寡老人干活，或者村里的互助小组等方式才得到了缓解。
7、结合上一条，其实地主就算全是儒家传统意义上的好人，撞上了大航海时代的欧美资本家，也是白给···········就像康熙再是儒家鼓吹的千古一帝，或者金庸说的千古一帝都是胡人血统汉人是没有的之类的，也架不住和康熙同时代的人是牛顿是莱布尼茨啊········
8、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还是很夸奖的，资本主义在短短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的文化、资源、产品，远远超过了前边几千年创造的之和····
就算你是诸葛亮，你手里一千魏武卒对抗对面十万龙虾兵，也是根本没法打的
清朝还赔款几千万就逼出来太平天国，法国还赔款几十个亿屁事儿没有，清朝有英国人帮忙管理海关，不再用儒家那些人以后，还几个亿也比较容易了····
这就是资本主义，他直接全方面的压制了地主········更不用说社会主义了，俄罗斯从二流列强摇身一变世界两强，中国从三流列强都能进来打秋风变成世界一级。
9、前几年也都说资本家是好人，结果这两年要么福报要么你不是我兄弟····················
10、2020年6月10日更新
其实地主就像是螺旋桨飞机，可能有当年红男爵的座驾，有埃里希哈特曼、巴克霍恩的座驾，有各种功勋机。
但是喷气式飞机甚至航天飞机都已经出来了，你要么被淘汰，要么自己改进自己。
就是这么简单
这并不是你说，我这个飞机当年为党国流过血，我为党国立过功、我要见湿座，我要见湿座！！
抱歉，我们针对的不是你这一架飞机，我们针对的是你们所有的飞机
你们落伍了···
当年你们比奴隶贵族进步，但是现在你们比资本家落后
奴隶贵族也有周公也有管仲，也有孔子这样的吹鼓手拼命鼓吹三代的时候奴隶制度是多么的好，奴隶主也有好人
但是面对地主，也都逐渐消亡了···
说难听点，一个管仲秒掉地主里边所有的“好人”没问题吧
但是奴隶主阶级还是消亡了
就是这个样子的。
11、2020年6月11日更新
美帝南北战争，我们看乱世佳人，看别的文学作品和回忆录
南方大地主大农场主都是好人，
他们自己生产的棉花高价卖给英国人，换的钱能买英国的质量好又便宜的工业产品，奴隶待遇还不错
北方资本家收购南方的棉花价格不高，卖的工业品又贵质量又不好，工人待遇非常差
最后仍然南北战争开打，北方的坏资本家彻底摧毁了南方的那些好地主
然后南方生产的棉花只能低价卖给北方，还要高价买北方那些质量不好还贵的工业品
但是几十年后，美国工业实力世界第一
一战二战以后，美帝彻底全球独大
这时候美国人哪怕是再穷的一个小loser，去亚非拉养老教教英语，都能高人一等，享受荣华富贵。
南方的农场主是好人，北方的资本家不管从什么方面来说都是坏人
但是资本家赢了以后，美国才能发展
如果南北战争北方输了，北方的资本家赚不到钱逐渐倒闭
那么美国南方种植园模式发展到最后，也就是大号的澳大利亚或者富裕的巴西。
就是这么简单
所谓历史大势，浩浩汤汤
这要看你看的纪实小说的作者是谁或者作者背后的人是谁，作家张映泉曾经被刘文彩的后人所托，拿着刘文彩的后人写的材料写了洗白刘文彩的文章，结果被卡审查不许发表。张映泉不服，去大邑县，自费实地采风，问老乡查资料……
结果张映泉说：即或是按旧社会民国法律，枪毙刘文彩一千次都不过份！ 杀夫夺妻，强奸少女，霸人田产，贩卖毒品，登门逼租，可谓无恶不作。如果用土改的政策去给他定性，仅他杀害无数共产党人这一条罪状，皇天后土就饶他不得。贪官、污吏、土匪、恶霸、流氓、地痞……等等角色的恶行，他一个人占全了。遂写了这本书《天府长夜——还是刘文彩》。
加个图，看来知乎已经被渗透了
谈论地主，不谈论工业革命以前的土地市场是没有意义的。由于土地在金融产品成熟以前的时代是非常流行的，所以土地拥有者往往依靠是的非经济手段获取土地。有时候是通过的有限的金融资源——大地主能利用多余的土地作为抵押来进行高风险的土地兼并事业(例如囤积粮食)，或者更著名的手段是单纯利用政治。这在社会主义理论中称为“超经济剥削”，也是亚洲普遍存在的土地集中问题的根源。
在这个环境下，单纯讨论品格好坏倒是没啥意思，因为地主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特权和金融特权，无论人好人坏，制度使然。金融特权来源于金融市场建设的不完备，这允许地主以手中持有的资源来不断增强；而政治特权也是来源于地主的持有的资源，因为政治的本质是收买能够提供资源的支持者，并且为自己牟利，那么没有资源和政治权利的群体必然是被损害的。反过来，赋予关于土地的政治特权也好，土地改革也好，政策制定者往往是单纯以政治目的制定。
在日本现代史专家Mikiso Hane的关于农民的著作中，曾经写过这样的“好地主”的故事：一个破产的农民的埋怨，他的父亲和哥哥都被征兵了，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死在了战场，家里劳动力死光了，土地改革了，接近破产的政府对他家族征收了重税，自己也破产了，手上的政府赎买土地的债券很快一文不值，只能看着佃农占有他们家族传承的土地。大多数地主战争期间为了政府号召去海外打仗，等到回国了，发现自己爱国的结果是一无所有。实际上，在江户时期实行的兵农分离，已经将封建贵族和土地所有权分离，所以日本地主的形成并非是因为政治特权产生“超经济剥削”，而日本在江户末期开始普及农民共同合作下的小额贷款，也没有亚洲国家普遍出现的金融可获得性问题，很大程度上明治维新后出现的日本地主们是依靠竞争优势产生的。而日本传统的农村共同体的责任，日本地主也不能逃脱，这点在1925年普选权普及后进一步强化了，当时兴起的农民运动往往以地主妥协而告终。而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接近2％，甚至超过近代农业革命发源的英国，在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间的英国约为0.5％，工业革命后则为1％。我们也不能认为日本在战前的农业结构是不利于经济的，实际上日本政府在20年代以前长期不干涉农业，恰恰是因为农业增长喜人，不必担心用稀缺外汇储备买外国粮食。
在1945年，日本经济官僚机构、政党组织和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合谋推动了土地改革，因为他们认为这都符合他们的利益。日本的经济官僚和政党组织早在30年代就认为土地分配不均不利于军队建设，因为农村是广大兵源来源地，所以采取了控制地租和通货膨胀的方式，将地租从50％降低到了18％。虽然战后没有了军队需求，但是经济官僚已经建立了控制农业的组织，继续保持这一组织有利于增加官僚权力，并且切割为不具影响力的小农有利于保证这一组织的权力，于是诞生了囊括2000万小农的日本农协。对于政党组织来说，他们的大量成员已经来源于拥有农业人脉的经济官僚了，可以通过对农协的组织加以利用，监视农民的投票，并低成本给农民支持者回报，这样就可以打击左翼政党。对于盟军来说，他们坚持3d策略，其中民主（democracy）需要拥有个人财产的选民支持，这就要分散化（decentralization）经济权力，由此他们就认为日本民主的破坏和走向战争很大程度来源于经济结构，这一结构产生大量无土地的农民和城市贫民，绝望中他们走向邪恶的战争。
流行的土地改革，往往是像日本的土地改革一样，其实是出自纯粹政治需求，没有善良，没有邪恶，只是政策制定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博弈。尤其是当无土地的农民和小农根本没有政治权利的时候，他们的命运就只能任凭政治博弈来决定了。
至于土地改革是否有利于社会长期发展，普遍规律来看，土地分配越合理，越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超越社会主义理论的“超经济剥削”解释，典型的地主-佃农关系，或者农奴农场、大种植园(统一称之为土地集中的农业结构)，明显不利于经济发展，典型的影响经济的路径有三种。
第一条通道就是通过影响政策，来巩固既有利益，从而实现经济制度的自我延续性。最典型例子是巴西早期出现的蔗糖种植园寡头的农业结构，这种农业结构使得大片原始森林长期不被开垦，因为这会为从东欧逃难来的移民提供独立农场，只会提高种植园劳动力成本，并增加市场竞争。这样巴西一方面有大片未开垦的原始森林，一方面又有大量城市贫民和无土地农民。在蔗糖市场不利而咖啡市场兴起后，蔗糖种植园主还阻止巴西农业转型。而早期经济都是以农业为主，土地越集中，政治权力越集中，就会越阻碍经济转型。所以，拉丁美洲和美国南方明显掉队了，即使美国南方的棉花种植园是完美符合规模经济的。
具体来说，土地集中的农业结构对劳动力要素配置、人力资本培养、贸易政策、金融结构起长期负面影响。
大土地所有者往往推动抑制劳动力自由移动的政策，以降低雇佣成本，从而影响劳动力要素合理配置，增加了工业成本。如英国早期的济贫法为代表的补贴农民的法律，都通过政府财政救济来降低了地主的雇佣成本。典型的种植园和农奴农场往往直接禁止农业奴隶迁移。进一步来说，由于农业所需要的技能很低，大土地所有者没有动力支持政府普及教育(这会对地主增税)，这就影响了工业劳动力的质量。
贸易政策往往由于农业和工业利益不一致而分离。这一点因不同的农业结构而不同，谷物种植可能倾向于贸易保护，表现为英国的《谷物法》限制谷物进口，英国工业被农业绑架而丢掉海外市场；种植园经济则鼓励自由贸易，表现为美国南北的贸易争端，北方的工业无法得到保护，被迫和欧洲产品直接竞争。
而农业结构对金融结构则非常复杂。有的土地集中的农业结构会鼓励出现一种高利贷式的金融结构，可能像法国和中国南方，因为地主可能会希望用这种金融特权增加土地，当地的自耕农比例会更低；有一些可能催生高效率的统一银行体系，例如美国南方的种植园需要跨州合作、出口到欧洲；墨西哥和巴西代表拉丁美洲则催生了地方寡头式银行，因为政府的权力限制不可置信，一旦银行做大肯定会被抢劫，所以这种银行往往是地方经济寡头合资运营的割据银行，有地方实力派的庇护。
土地集中的农业结构往往不利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前者不绝对，例如美国南方的统一银行体系优于北方自耕农群体所影响的原子化的几千家小银行。后者也不绝对，例如法国的农业分散化反而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增长缓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高利贷式金融结构保留了下来；而中国南方的土地集中反而催生了风险资金，表现为优于自耕农比例更高的中国北方的经济增长。
第二条就是激励机制压倒规模效应，在一定的技术和环境条件下，存在一个边际不断盈利的规模，但是随着规模扩大，就要雇佣大量佃农。一旦大土地所有者本身不善于经营农业，如中国依靠政治特权的乡村士绅，那么这种土地集中的农业结构就会抑制规模效应，表现为不利的激励机制压倒规模效应，大农场反而效率低于小农场。
由于所有权等因素，大农场往往不便于设计激励机制。典型的农奴制和庄园奴隶制采取的是固定工资，往往只保障基本的生存需要，努力工作不会使得农业奴隶生活有明显改善，这会导致偷懒。而采用分成的薪资制度下，佃农就会采取激进的短视策略，例如大量使用肥力而不顾土地潜力，希望能赶快取得好收成购买自己的土地，一些成功的佃农依靠自己的努力、对土地的了解和命运的垂青(好气候)，一步步成为了富有的农民，代价是那块土地的长期效率损失。
第三点就是大量农业劳动力被压低了工资（相比自由耕种），他们往往只能购买一些基本需要的商品，而无力购买改进生产效率的工具和机械，自然不需要信贷资源了。这就会压低对非农业需求，从而持续性的影响产业转型。
这些土地集中的农业结构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普遍的，即使没有地主，也不代表就不存在。大革命后的法国就像失血过多一样，他的农业和工业长期处于萎靡状态。我们可以看到自耕农普遍存在的美国(1860前的美国北方或者1860年后的美国)，比起拉丁美洲，银行业危机发生频率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际上这是因为美国自耕农代表的农业利益，发挥了其他国家大地主代表的农业利益的作用，这被美国容易被大众影响的政治体制所放大。在南北战争消灭大地主后，虽然南方的土地和金融结构都彻底原子化了，但是农业利益没有消亡，贸易政策依旧是工业化的北方和农业化的非北方争论的焦点，直到农业作为政治势力退出历史舞台。
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土地改革后的农业结构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往往是取决于是否成功解决这三条渠道，很可能土地改革本身是偏向于负面的或者完全负面的。
在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的威权统治下，党将大种植园主持有的土地分散化，并重组为集体农场，这样党的负责人就可以有效监视农民的投票。党有时候给一点甜头，例如党控制的制造业企业和银行会给支持者提供低成本的工具，作为回报，农民要效忠于党。本质上这是消灭竞争，劳动力在党的监视下无法自由流动，党也不需要他们前往城市，因此不需要高效率的教育；贸易是保护的，因为要换回党监视下的工会支持；金融结构是孱弱的，银行家知道政府随时会抢劫银行；在新的农场下依旧不存在有效的激励机制。这种土地改革，造就了不存在竞争的农业结构，墨西哥的农业问题依旧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反过来，土地分配不均衡是否需要土地改革也是一个问题。虽然，土地改革的重要性不同小可，然而近代第一场农业革命恰恰出现在圈地的英国。近代最早的农业技术进步来源于荷兰，而成就于英国，荷兰和英国都出现了一群善于务农、竞争力强的富农群体，这批高效生产者拥有的土地规模越来越大，这是当时两国农业领先的关键。
当时的英王打击大封建贵族，将夺取的土地在货币化的市场上出售。而封建主已经因为多年战争财政破产，能够购买土地的主要是生产力强的富农，或者封建主购买后转租给富农，又或者富农直接充当“职业经理人”。因此，传统的封建贵族控制的低效率的大庄园日益减少。善于务农的群体逐渐变得富裕，经营规模也日渐扩大了，形成了最初的乡绅群体。
英王能抢劫贵族，自然也能轻松抢劫乡绅，所以，英王的财产保证完全没有可信度，随时可能因为缺钱去掠夺土地。但是，由于乡绅和农业结合更加紧密，这些出售的土地生产率更高，产生的税收就更高了。这时英王抢劫的乡绅土地，购买者担心抢劫，价格只能大跌；而且封建主不善于务农，自耕农或者佃农都是竞争失败的低效生产者，长期税收必然下降。这样英王的最优选择就是克制权力的使用，产权就固定在乡绅群体了，达到了高效率的产权分配。现在农业不振的英国那时候以“欧洲粮仓”著称，反而大力出口粮食。
英国土地兼并促进了乡绅化的富农，这一中产阶级依靠所处位置进一步承担地方职位，最后依靠自己控制的独一无二的资源——与土地的紧密经济联系、地方关系和基层政治经验，获得了政治话语权。进一步，乡绅群体依靠自己的政治权利，促进了限制君主专政的光荣革命，也就形成了托利党。
这和习惯于依靠政治特权或者经济特权的中国士绅不同。中国的士绅特权通过第一路径，也就是操纵政治权力来持续抑制乡村出现富农这一中产阶级。从来使得中国的农业增长一直低于实际潜力，古代中国政府赋予的一系列士绅免税权利，都在加强这种无效率的扭曲。从根本上来说，必须要出现一个制度，使得善于经营生产要素的生产者合理得获得产权，农业经济才能根本上发展起来。
而传统的欧洲也存在类似的结构，很多国家也试图做一些改革来使得产权合理得分配到生产者手上，以提高生产率。然而没有土地的人自然没有资产，也没抵押贷款，那么就无法通过购买土地来分配产权了，所以往往需要政府介入土地再分配。但是，拥有土地的人政治权力恰恰更加强大，这进入死循环了，这就是经济制度的自我延续性，需要外力来打破，往往是战败。例如德国和俄国外战不利，就开始削减支持政府的容克和地主的权力了，很明显改革是妥协性的，德国容克地主利益和俄国农场主利益的冲突，是二国同盟解体的关键因素，在法俄同盟中也可以看到农业结构的长期影响。
等到金融的可获得性大大提高后，也就是改变这个回答的第二句话后，土地才会失去往日的价值。一方面，小农也能获得小额贷款，就会消除地主和小农的投资回报率差距，地主就无法就无法利用金融特权兼并土地了。从根本上说，在没有股票、国债或政府年金的年代，土地确实是很好的投资品，甚至由于其缺乏流通性而更加保值。不过，农业是一个很低技能的产业，而且农业的需求仅仅略高于人口增长，这就使得目前技术条件下发展很好的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率增长可能也就是3％，发达国家仅仅为1％，而考虑到劳动力雇佣和土地流通性等问题，买土地还不如投资国债了。
你有纪实小说，我有纪实文学。你说哪个更靠谱？
随便举个例子。
西北大灾荒曾经持续约有三年，遍及四大省份，我在一九二九年六月访问蒙古边缘上的绥远省的几个旱灾区。在那些年月里究竟有多少人饿死，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大概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这件事现在已经被人忘怀。一般都同意三百万这个保守的半官方数字，但是我并不怀疑其他高达六百万的估计数字。
这场灾难在西方世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甚至在中国沿海城市也是如此，但是有少数几个中国国际赈灾委员会的勇气可嘉的人，为了抢救一些灾民，冒着生命的危险到这些伤寒流行的灾区去。他们中间有许多中国人，也有一些外国人如德怀特·爱德华兹、o.j.托德和一个杰出的老医生罗伯特·英格兰姆。我有几天同他们一起，走过许多死亡的城市，跨过一度肥沃、如今变成荒芜不毛之地的乡野，所到之处无不感到怵目惊心。
我当时二十三岁。我想我是到东方来寻找“东方的魅力”的。我以为自己是个冒险家，那次绥远之行就是那样开始的。但是在这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蓦然看到了人们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我在绥远度过的那一段恶梦般的时间里，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在我眼前活活饿死。
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一个辛勤劳动、“奉公守法”、于人无犯的诚实的好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这种景象真是令人惨不忍睹。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即使是个二十岁的青年，行动起来也象个干瘪的老太婆，一步一迈，走不动路。他早已卖了妻鬻了女，那还算是他的运气。他把什么都已卖了--房上的木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象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曾经是一个人！
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嶙，乳房干瘪下垂，象空麻袋一样。但是，女人和姑娘毕竟不多，大多数不是死了就是给卖了。
我并不想要危言耸听。这些现象都是我亲眼看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在灾荒中，千百万的人就这样死了，今天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中国这样死去。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过新尸，在农村里，我看到过万人冢里一层层埋着几十个这种灾荒和时疫的受害者。
这是《红星照耀中国》里面描写的惨状。
但让斯诺吃惊的不是这个。
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许多这种城市里，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小麦的商人、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警卫保护着他们在大发其财。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城市里，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将，那里有的是粮食谷物，而且好几个月一直都有；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万万吨的麦子小米，那是赈灾委员会收集的（大部分来自国外的捐献），可是却不能运去救济灾民。为什么？因为在西北，有些军阀要扣留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一节也不准东驶，而在东部，其他国民党将领也不肯让车皮西去--哪怕去救济灾民--因为怕被对方扣留。
当然也有人在想办法，结果……
在灾情最甚的时候，赈灾委员会决定（用美国经费）修一条大渠灌溉一些缺水的土地。官员们欣然合作--立刻开始以几分钱一亩的低价收购了灌溉区的所有土地。一群贪心的兀鹰飞降这个黑暗的国家，以欠租或几个铜板大批收购饥饿农民手中的土地，然后等待有雨情后出租给佃户。
然而那些饿死的人大多数是在不作任何抗议的情况下死去的。
“他们为什么不造反？”我这样的问自己。“为什么他们不联成一股大军，攻打那些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却不能让他们吃饱、强占他们土地却不能修复灌溉渠的恶棍坏蛋？为什么他们不打进去大城市里去抢那些把他们妻女买去，那些继续摆三十六道菜的筵席而让诚实的人挨饿的流氓无赖？为什么？”
他们的消极无为使我深为迷惑不解。我有一段时间认为。没有什么事情会使一个中国人起来斗争。
我错了。中国农民不是消极的；中国农民不是胆小鬼。只要有方法，有组织，有领导，有可行的纲领，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们是会斗争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上述这种背景下，我们得悉共产党人在西北特别受人民欢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因为那里的情况对于农民群众来说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都没有根本的改善。
这方面的事实已经等到你万万没有想到的一个人士的生动的证实，我在这里指的是斯坦普尔博士①所提出的精彩报告，他是国际联盟派赴南京担任顾问的著名的卫生专家。他的材料是这方面最精彩的材料。斯坦普尔博士最近在陕西和甘肃省的国民党统辖区进行了考察，他的报告所根据的材料除了是向他提供的官方材料以外也有他本人的观察。
〔①见斯坦普博士著《西北各省与其发展前途》，由国家经济委员会非公开出版（一九三四年七月南京）。不幸，像斯坦普博士和国联其他调查华南和华中的专家的许多说明问题的报告一样，这本书没有公开发行。〕
他指出在“公元前二百四十年据说有一个名叫郑国的工程师”在中华民族的摇篮、历史上有名的陕西渭水流域“修筑了一个能灌溉近一百万英亩土地的灌溉网，但是后来年久失修，水坝崩塌，虽然经常修筑了新的工程，到清朝末年（一九一二年），灌溉面积只有二万亩不到”——约三千三百英亩！他弄到的数字证明，在大灾荒期间，陕西有一个县，死的就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人口；另一县死的有百分之七十五；如此等等。据官方估计，单在甘肃一省就饿死二百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要是官厅禁止囤积粮食，交战的军阀没有干扰赈济物资的运输的话，这些人有许多是可以不死的。
这里引述一段这位日内瓦来的调查人员关于红军到达以前在西北见到的情况的话：
在一九三〇年灾荒中，三天口粮可以买到二十英亩的土地。该省（陕西）有钱阶级利用这个机会购置了大批地产，自耕农人数锐减。中国国际赈灾委员会的芬德莱·安德鲁先一九三〇年报告中的下述一段话充分说明了该年的情况：
“……该省外表情况比去年大有改善。为什么？因为在甘肃省内我们工作的那一地区，饥饿、疾病、兵燹在过去两年中夺去了大量人口，因此对粮食的需求已大为缓和。”
许多土地荒芜，许多土地集中在地主官僚手中。特别是甘肃，有“数量大得惊人”的可耕而未耕的大批土地。“一九二八到三〇年灾荒期间，地主极其廉价地收购了土地，他们从那时候起就靠修筑渭北灌溉工程而发了财”。
在陕西，不付土地税被认为是件体面的事，因此有钱的地主一般都免税……特别可恶的一件事是征收在灾荒期间外出逃荒的农民在此期间积欠的税款，在欠税付清之前，他们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
斯坦普尔博士发现，陕西的农民（显然不包括地主，，因为他们“一般免税”）所付土地税和附加税达收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其他捐税“又占百分之二十”；“不仅捐税如此繁重惊人，而且估税方式也似乎很随便，至于征收方式则浪费、残暴，在许多情况下贪污腐败。”
至于甘肃，斯坦普尔博士说：
“在过去五年内甘肃税收平均超过八百万……比中国最富饶的、也是收税最重的省份之一浙江还重。也可以看到，这种税收的来源，特别是在甘肃，不止一两种主要的捐税，而是名目繁多的许多杂税，每种收集一笔小款，几乎没有一种货物，没有一种生产或商业活动不收税的。人民实际所付税款要比公布数字还高。首先，收税的可以从所收税款中保留一份--有时极大的一份。其次，除了省政府、县政府所收税款以外，还有军方领导人所征的税，官方估计这在甘肃省约一千多万。②
〔②这是个保守的估计，因为它没有提到甘肃和陕西两省军方主要的非法税收——多年以来一直是鸦片税。西安府给我的数字表明，冯玉祥将军控制这一带时，每年可从这一来源得到八千万元。从那时以后，此数无疑已大为减少，那是由于南京鸦片专卖的竞争，但仍每年有好几百万。〕
造成人民负担的另一个原因是地方民团，这本来是为了防范土匪而组织的，在许多情况下已堕落为鱼肉乡里的匪帮。”
斯坦普尔博士引证的数字表明，民团的维持费达地方政府总预算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当然，在维持大规模正规军的负担之外，再加上这一笔负担是很可观的。据斯坦普尔博士说，正规军的维持费占去了甘肃陕西两省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我在陕西遇到的一个外国传教士告诉我，他有一次曾经跟着一头猪从养猪人到消费者那里，在整个过程中，看到征六种不同的税。甘肃的另外一个传教士谈到，他看见农民把家里的木梁拆下来（在西北木料很值钱）运到市场上去卖掉来付税。他说，甚至是有些“富农”，虽然在红军到达之初态度并不友好，但也是无所谓的，而且认为“随便什么政府都不会比原来那个更坏”。
但是从经济上来说，西北绝不是个没有希望的地方。它的人口不多，许多土地都很肥沃，要生产大大超过消费，是轻而易举的事，只要改进灌溉系统，它的一些地方很可能成为“中国的乌克兰”。陕西和甘肃有丰富的煤矿。陕西还有一点石油。斯坦普尔博士预言，“陕西，特别是西安附近的平原，很可能成为一个工业中心，其重要性仅次于长江流域，只需把煤田用来为自己服务就行了。”甘肃、青海、新疆的矿藏据说非常丰富，很少开发。斯坦普尔博士说，单是黄金，“这一地带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克朗代克。③”
〔③在加拿大西北边境，上世纪末曾发现金矿。——译注〕
哦，顺带一提。西北大灾荒爆发的原因之一就是军阀强迫农民种鸦片。
在那条新修的汽车路上，沿途的罂粟摇摆着肿胀的脑袋，等待收割。新修的路面经过水冲车轧，到处是深沟浅辙，因而我们那部载重六吨的道奇卡车，有时也甚至无法通行。陕西长期以来就以盛产鸦片闻名。几年前西北发生大饥荒，曾有三百万人丧命，美国红十字会调查人员把造成那场惨剧的原因大部分原因归咎于鸦片的种植。当时贪婪的军阀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最好的土地都种上了鸦片，一遇到干旱的年头，西北的主要粮食作物小米、麦子和玉米就会严重短缺。
各位，人在做，天在看。
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地主阶级的存在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就这个问题我来说一声。
首先从结果倒推。
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用或温和或暴力的手段，取代了地主阶级及其政府(认真说起来这里边儿也许还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大事件)。
苏联老大哥搞了地主。
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tg就不说了，不然我也不会在这个问题下回答，至于老蒋，几次想土改，最后都没搞成。直到滚去了台湾才成功。也就是说至少在中国，不管大家立场如何，有一件事情大家都是公认的:地主阶级抑制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二战后崛起的国家基本上都经历过土地改革(特别是殖民地国家)。比如说中日韩印(当然印度的改革比较水，所以他们的崛起似乎也比较水)……
换句话说，从结果倒推，在近现代，地主阶级的存在已经严重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现在来看，农民还在，地主倒是不怎么见到了。这足以说明地主是被历史淘汰的一方。
那么从理论上推导呢？
明清时期中国为什么没有爆发科技革命？地主阶级应该在什么程度上对此背起怎样的锅？这些不是我想论述的。因为这些东西有点儿专业。足够写一篇论文，我没那个时间精力和水平去论述。
我们就简单粗暴的说一个结论:一个在近代落后的大国，想要崛起，就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砸工业和科技。
形式当然会有千百种，但本质就这样。当然小国不包括在里面。因为小国的生存方法可以有千百种。
那么这个大国想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砸工业和科技，就必须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1.它要有钱。而作为落后的大国，它显然是没有钱的。资源和财富也被列强刮了一波。那么主要的财富应该来源于广大人民的劳动，考虑到它很落后，那么主要财富应该集中在低端产业。
好吧，我就直说了吧，就是农业。
老大哥底子比我们强的多，不照样搜刮农民那养工业？想当年人家把农民口粮当余粮征收来换工业的时候，那画面太美我都不敢想……主席在第五卷里边儿都吐槽，说我们的农业发展模式优于苏联，因为苏联农业长期发展不到建国前的最高水平……
2.它要有大量的自由劳动力。注意大量的劳动力不算，大量的自由劳动力才是真的。详情可以参考俄国的农奴制改革，还有美国的南北战争。
3.这些劳动力应该是工业人口。换句话说，他们应该识字，受过教育。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由地主阶级主导的政府满足哪个条件呢？
很遗憾哪个条件都不满足。
社会财富大量集中于地主之手。地主往往把财富拿去购置田地，种植鸦片，发展武装，而不是去投资工商业。因为他们对工商业不熟，而且工商业有风险容易赔钱。但购置土地，种植鸦片，发展武装这些事情是稳赚不赔的。就算灾年来了他们也饿不死。还可以借机扩充一波土地。所以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信，大地主们往往都是盼着灾年的……
这种情况下不要说发展工商业。连农业都很难发展。因为地主本身也不投资农业。就像包租婆不会关心建筑技术一样。收房租就行了，干嘛要改进建房的技术？
所以，主席在某篇报告中得出结论(应该是主席，我记不太清了)，关心改进生产技术的往往是富农，而不是地主和贫农。
至于自由劳动力，全国大多数人口都是农民。农民很多又成了佃农，他们被拴在土地上为地主劳作。他们不自由。劳动力不自由的后果各位都清楚。你们应该还记得美国的南北战争。北方发展工业要自由劳动力，南方发展种植业要奴隶。结果你们都清楚。
最后关于普及教育的问题。主席1946年在《论联合政府》中说，我国还有80%的文盲。这个80%很明显，只是个估计值。但是请各位搞清楚，在那个时期，tg已经有了1亿多人口的解放区。tg扫盲效率各位都清楚。不说军队接受教育，不说到处办学校扫盲，就是在抗日根据地里，妇女都能学习生产识字，通过民主选举担任职务(比例似乎还不小)。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国仍有80%的文盲。
要是完全由地主阶级主导政府，估计全国文盲率得在90%以上。更别提普及教育了。什么时候地主会教佃农识字来着？
三个条件完全起到反作用。地主阶级被淘汰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当然地主中也会有好地主。但这里有个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通过不道德的手段扩张土地，其速度远远大于通过道德手段扩张土地的速度。最后大地主兼并中小地主。你要是时不时开仓赈灾，几代后就得去别家当佃农。
所以，各位人在做天在看。
至于消灭地主阶级后的结果，我就不说了。
大家可以把建国前后的每年钢产量拿出来比比，就什么都知道了。
哦哦，对了，民国的钢产量顺便要把东北那一块剪去。因为那长期在日本人手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日伪钢产量每年大概在八九十万吨的样子，东三省一度达到170多万吨，而国统区钢产量就没超过10万吨……
朋友，你完全搞反了，“地主坏”的印象不是幸存者偏差，“地主好”才是。
因为地主及其帮凶，通过威胁、绑架、囚禁、杀害等方式，让知道他们坏的人，要么不敢发声，要么为其张目以求自保。
正所谓：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当然，也确实存在一些表面不那么凶残，相对温和的地主。他们可能对农民有一些同情，平时也尝试过积德行善。但相比个人私德，地主的阶级属性才是最主要的。
温文尔雅的地主就不吃人了吗？
笑话。
下面给你看看地主阶级的嘴脸，看看什么是“万恶的旧社会，什么是“把人变成鬼”。
20世纪40年代，有位美国记者韩丁（William Hinton），到中国山西上党地区，对当地农村进行实际调查后，写下了《翻身》一书。书中有如下记载：
有一个张庄农民家的小孩刚刚才六岁，闹灾那年偷摘了他爹东家树上的几把叶子。地主抓住了这个孩子，用大棍打得他混身青紫，并且罚了他爹二十五块银元，相当于他整整一年的收入。为了熬过冬天，他只好去向亲戚借钱，直至十年以后，这笔债还没有还清。
也许那个地主也有许多说辞，比如“我要是不罚他，阿猫阿狗岂不都来我家偷东西”之类。
这种辩解现在我们无法理解，可在当时看起来却无比合理。事实上，你不剥削农民，可能很快就会失去地主的地位。
《翻身》一书中还有这样的记载：
有个太行山的农民，因为地主强奸他老婆而动手打了那个地主，就被拴住头发吊起来毒打，直到头皮从脑顶上撕裂，人栽到地上，流血过多而死。
以及这样的：
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的灾荒期间，郭春旺对佃户们毫不留情。苗家弟兄每年向他交纳租子。一九四二年他们打下的粮食还不够自己糊日，可是郭春旺硬要他们把租子交齐。他们想拿自己的一部分土地抵租，但被他一口拒绝了。
为了交齐租子，他们被迫向别人借粮。租子还清以后，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充饥，兄弟两个不到开春都饿死了。郭春旺另一家债户裴虎文的母亲，还够了他的三块钱后，没过多久也饿死了。还有一个叫黑胖的农民，把粮食、衣服和家具都给了郭春旺抵债。
灾荒最严重的时候，饿殍遍野，郭春旺把一切能征收的欠租都催上来，困积在自家墓地的墓穴里，等待机会粜售高价。很多粮食因为储存过久而霉烂掉了。
多么熟悉的场景，粮食宁可烂掉也不给你们这些要饭的！
你知道我们国家认定多少利息是高利贷吗？年息24%以上法律就不保护，而年息36%以上，应当要求返还利息。
可是你知道旧社会地主借钱给农民的利息是多少？
他（地主申金河）把一部分钱换成银元埋在后院。剩下的钱以很高的利息借给那些急于用钱的农民，月息高达百分之五十，这样不出三个月就能收回一倍或两倍于本钱的利钱。那些还不起债的人就把土地典给他，没有土地的就得拿牲口、大车、农具来抵偿。
月息50%！那年化利率是……
(1+50%)^12 - 1 = 12875%！
愿意借这种钱的，不是葬父葬母，就是给孩子治病。什么叫乘人之危？这就叫乘人之危！你要是还不上，那就得做牛做马，赔老婆、赔儿女。
有的农民讲述自己悲惨经历：
不论我出多大力气干活，欠下他的那笔债也休想还清。在那里干了几年，原先八块多的债反倒成了三十多块。我对他说：“给你干活是白贴工，越干债越多，不如叫我走了强。”可是人家不让走。字据上写的是七年，拿这就把我拴住了……只要我使坏一件工具，他就逼我赔高价。那年早季长，地特别硬，他催着快些锄，我一发慌，将锄把折断了。他一见就恼了，把我的工钱扣掉了好几块，足足够买两根锄把的。其实坏的那根也不是不能使，我还一直使了好长时间嘛。到年底我拿的工钱还不够买条裤子的。
而农民试图反抗，则会遭到残酷的镇压：
多少年来，佃户和长工们稍稍表示一下反杭，就要遭到残酷的镇压，因此，如果要向地主的权力发起进攻，农民便深为犹豫，这几乎成了本能。在地主阶级统治的两千年内，一次又一次的反叛都被镇压下去了。率众起义的首领们，不是被收买，就是被砍头，他们的追随者则被活活地剁成肉块、烧死、剥皮，或活埋。太行地区的地主曾经得意地向一些外国来访者们出示过他们用人皮制成的物品。
为什么自古以来，农民起义不断？为什么国共内战期间，农民心甘情愿给解放军当脚夫、送粮食？为什么解放后农民批斗地主时，会丝毫不留情面？
因为在人吃人的社会里，一两个地主的人品好坏是无关紧要的。他们靠剥削和压迫为生，不彻底把他们消灭，中国人民没有好日子过。而任何美化地主的言行，都值得我们警惕。
人们不难理解，只有当农民被逼得忍无可忍时，他们才会行动起来。不过，一旦行动起来，他们就要走向残忍和暴力的极端。他们如果要动手，就要往死里打，因为普通的常识和几千年的痛苦教训都告诉他们，如果不是这样，他们的敌人早晚要卷土重来，杀死他们。
我的其它回答，欢迎大家指正：
很简单，屁股决定脑袋。
能幸存下来的地主基本只有大富农和宗族地主，而现在所谓的地主后裔大部分也就是这两者的后代，他们自然觉得地主都是带善人。因为他们的祖宗的确没干啥坏事并且幸存下来了，所以他们就认为天底下所有的地主都是和他们祖宗一样，只是因为他们更有钱才被枪毙的。自己祖宗没被枪毙并不是因为没干坏事，而是因为没那么多钱才幸免于难。想到这里这些人内心莫名的窝火，便跑到网络上指点江山，恨不得直接拍部电影来怒斥那些“愚昧无知”的吃瓜群众才能满足自己内心的不平衡。
至于那些危害四方的地方一霸？不好意思，人家都已经被枪毙了，已经不是人了，自然已经不是地主了。除了被他们欺负过的百姓，没人知道这些人都干了些什么。他们的后代也装作不知道。他们还要跳出来装作前者，说我的祖宗没干坏事，就是太有钱才被枪毙的……然后与前者交好，说咱们其实是一类人，应该互相帮助，我的祖宗也是地主，只不过我家比你家有钱所以我祖宗才被枪毙，你一定得帮我啊。然后本来就窝着一肚子气的前者更加生气，义愤填膺的抱着键盘冲向了网络世界……
然后就像现在这样，后者的后代教唆前者的后代在那里洗煤球。一个蠢，一个坏。一个认为自己祖宗没错，一个自我催眠认为自己祖宗没错。
就这样。
有句俗语，叫做“敢怒不敢言”。
还有句诗，叫做“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如果你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地主家的狗腿子问你，六子，你吃了几碗粉？你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剖开自己的肚子证明。你死了。那么，有几个人会为你悲伤呢？
当然，做出如此壮举，看客们会将你的事迹传颂好久的。每当他们闲聊的时候，就会磕一口瓜子，吐着瓜子皮，说一声，那个谁家的小六子，呸，真是个憨子。
但是总归是谈不几天，也许过了年，大家就把你忘了。
就像孔乙己。
孔乙己，如果不是鲁迅记录了他的悲哀，有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孔乙己这样的人呢？
不不不，没有任何人记得孔乙己，
因为孔乙己也不是他的名字，而是他的外号。
就连鲁迅，都没有记下他的名字。
这还是一个读书人，和另一个读书人有交集、因而得以留下一点痕迹的读书人。
倘若是六子，倘若不是张麻子打下了碉楼，恐怕也不会有人记得他的。
因为六子已经没有机会去写下他的文字，去记录他的遭遇了。
能够记下这一切的，除了将被革命军枪毙的黄四郎，大概只有武举人。
武举人大概会说，黄四郎是个坏人，也是个好人，他做了一些坏事，也做了不少好事。
武举人大概不会说六子吃粉的事情。因为他也有份。
有份的人很多，他们大概都不会说。
他们说的，大概是黄四郎修桥铺路，赈济灾民，扶危济困的事情。
儒家总是说，我们是教人修身养性的，是教人克己复礼的，是……黄四郎说，我要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五子登科！对此，儒家没有办法约束他。儒家只能去约束弱者。比如说，约束女人。儒家没有办法保护女人不被黄四郎抢走，但是儒家可以对女人说你被黄四郎抢走了，儒家可以尽情地嘲讽女人，让她们去死。
鲁迅说，怯懦者只会向更弱者挥刀。
儒家就是这样的怯懦者。
他们的理论没有强大的约束力，所以他们约束不了真正的加害者，只能约束好人。
强盗在抢劫杀人，儒家只能约束被抢、被杀的好人，却不能约束强盗。
等到好人被杀了，只剩下了强盗。儒家会走到强盗的面前说，你要如此如此，才是君子。于是强盗对所有人说，你们都要学。等到强盗死的时候，所有人都说，强盗是君子。
能够说强盗是强盗的人，都已经死了。活着的那些，都是被老虎吃掉以后，变成的伥鬼。
儒家就是为老虎训练伥鬼的人。
地主是不是坏的？
这个问题，就好像一个律师，在问我们：
杀人犯与亲人生离死别，可怜吗？
但是律师从来不会问我们：
被杀人犯杀死的人，连遗言都来不及留下，连和亲人见最后一面都来不及，他们可怜吗？
辛劳的父亲抚摸着被烈日晒破皮的脖颈，满心想着几天挣的钱可以给孩子买一个会鸣笛会闪光的小汽车，突然一阵剧痛袭来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法医赶到的时候只看到他的尸体倒向回家的方向。
美丽的母亲习惯性的拢着耳边的碎发，高兴地去接孩子放学，今天炒了一碗蕃茄炒蛋，又酸又甜又香又可口，孩子一定喜欢。突然一个冰凉的东西划过脖颈，她的世界就黑了下去。警察感到的时候只看到她的尸体倒在路边。
对，他们都不可怜。因为，他们竟然没有一个人去找律师，让律师问一问：
受害者与亲人生离死别，不可怜吗？
对啊，他们怎么不去找律师呢？
因为他们死了，大律师。
死人怎么会说话呢，大律师？
有人说，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做刑事律师了。强奸妇女强迫卖淫，判处个一两年三四年就可以了。这样的案子就是愿意做刑事律师的人干出来的。你就是抢了别人一条狗，他也得判个三年吧？
更不要说，司法领域不只是有律师一个岗位。他们还可以在监狱里，为黑社会老大减刑。不就是抢劫杀人组织黑社会嘛，你发明个无刷电机，死刑可以减到直接出狱。
正是这样的人，才会说：
世界上有好多好的地主。
地主当然是好的，不然的话，“我”的钱，怎么保卫呢？
《民族企业家》和《爱国资本家》这些话题在知乎热度怎么样不会有人不清楚吧？
不会吧不会吧，居然真的有人会认为地主是好的？
东鸽至少嘴上还说大家都是我的兄弟，兄弟出了事直接一脚踢开，说不愿996的都不是我的兄弟，在现代社会都能把地位比他低的女生当性奴隶一样玩弄，不会特么真的有人会以为民国地主是什么好东西吧？
一口一个你也配姓赵，比东鸽残暴百倍。
你们当初骂起澳门赌王和杰克马的福报可是一点不留情的啊。
地主这个阶级就是坏的，就算这个人表面再好也是坏的，一个绑架犯，每天打你，每天缺吃短喝的喂你，羞辱你，甚至强奸你的妻女，和这个绑架犯对你嘘寒问暖，称兄道弟，是没有区别的，他们的目的都是勒索金钱，拿不拿到钱都会撕票。
我相信某些民国地主家里的少爷，或许读了几年新学，脑子里有了点自由民主的思想，但是他敢对抗整个地主阶级吗？
他如果给佃农减赋，其他地主怎么看，直接给你按一个通共的罪名，屠你全家分你田产，国民党干的这事可不少，海南岛的黎族奴隶主都被“通共”了，还特么好地主，知乎上精神地主有一个算一个，又蠢又坏。
泰国和菲律宾、印度哪里多的是私人地主，想看“好地主”什么标准吗？
强奸你妻女后，恩准你跪在他们旁边陪他一起看美国电影，因为这几年生产力发达，粮食不值钱了，你还能吃饱呢，真是太好了。
自耕农，乃至佃户的本性是坏的吗？
可为什么自耕农遇到天灾就得卖地破产流离失所，
为什么佃户在减产时就得因为交齐地租家破人亡，
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坏的地主违反规则固然可恨，
难道那些在封建制度法则里看似温良谦恭的地主们就不是剥削农民了？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怒火。
你平时看到的是“我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兄弟”，但你没看到的是当天灾来临时的“谁不996谁就不是我兄弟”。
题主一没匿名提问，强过很多藏头露尾的匿名渣渣；二是自己写了回答，没有一击脱离；三对多个回答点赞，乐与同大家讨论。无论题主对这个问题看法如何，这三点都说明题主针对问题的态度端正，就冲这个态度，我也来写个回答。时间上和空间上，离咱们最近的地主就是民国地主，就以民国地主为例，从上到下，从全国到山东，看看地主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为什么山东放最后？因为题主疑问出自一个描写山东菏泽巨野地主的“纪实小说”。“纪实小说”和正式档案都可以用于历史研究，但二者孰轻孰重，我相信观众朋友们都清楚。咱们就从档案开始，先看看孙中山先生怎么描述当年的农民：
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为尤甚。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殖荒侥，以均地力。农民之缺乏资本，至于高利借贷以负债终身者，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供其匮乏，然后得享人生应有之乐。
——1922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再看看孙中山先生怎么描述当年的地主：
有其地者，不劳心，不劳力，无思无维，坐而享其利矣！细考此利何来，则众人之劳力致之也。以众人之努力焦思以经营之社会事业，而其结果则数百十之地主享其成，天下不平等之事，孰过于此？
——1922年，孙中山《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
至此，我也提一个问题：从孙中山先生宣言来看，地主绝大多数都是坏的吗？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常公是怎么描述当年的地主：
各位同志或许还不知道我的个性；我是一个从孤儿寡妇家庭中出身的人，九岁的时候就死了父亲，我的母亲忍痛抚孤，一般土豪劣绅都要觊觎我家的产业，都要欺侮我们，压迫我们，甚至于亲戚朋友，也冷淡我们，对于我的家庭，祗有漠视，没有扶助，我母亲一方面要抚养孤子扶其成年，一方面要对抗土豪劣绅，应付亲戚邻里，真是万分的辛劳，万分的痛苦！在这种悽凉孤苦的环境之下，受尽了种种委曲，无可申诉，惟一的希望就是把我抚养成人！
我在十九岁的时候，是在我本县的龙津中学肄业的。因为当时痛愤乡里土豪劣绅的横行，目击我们国家遭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尤其是那时看到日本以一个弱小的国家，能够奋发图强，战败帝俄，予我精神上以最大的刺激。
等到常公掌权，他老家的地主又是个什么样呢？
1932年6月12日，电令江浙省府，严催欠粮，惩罚土劣。发电已，曰：「各省民财两厅，对于清丈土地，清查欠赋，多不注重，致税捐仅收之于穷民，而于富豪则不去过问，如何能使税收发展也？古云，不患贫而患不均，信然！吾尤患吾政府之无能力也。」
至此，我提第二个问题：从常公所言来看，江浙地主绝大多数都是坏的吗？
看完民国两任领导的发言后，我们再来看看当时富足地区的地主。比如民国起家之地的广东
1938年香港工商日报记载，广东人口中七成为农民，农民中又以农奴、佃户为最多。这些人为了给地主交租不仅倾家荡产，还要卖儿卖女，剥削之下，认命的农民沦为乞丐，不认命的农民变成土匪。
民国起家之地如此，那么广东隔壁的福建如何？
1932年期刊《新创造》记载，地主只靠自己一人是剥削不了农民的，所以要招兵买马组成私兵，榨取穷人，全国如此，福建最甚。
福建往北是江浙沪，江浙地主常公已经骂过，那上海是不是没事呢？
1947年大公报记载，上海一亩地无论好坏，要收租米100斤，再加上肥料30万元，雇工费20万元，钱、肥合计约折米104斤。仅租金、肥料、雇工三项，农民一亩地的年支出至少要204斤米。以产量最好的年产300斤良田计算，农民一年劳作有68%都归了地主。而农民自己支出的种子、农具、耕牛、一家老小的日常开销，苛捐杂税，都靠剩下的32%。实际上良田稀少，一般产出只有100斤，仅够交租，农民即使不算种子、农具、耕牛等开销，一亩地也要倒贴104斤米。
即便是年产300斤的良田，还要假定在下列六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
（一）绝无水、旱、风、雹、虫、病各种灾害。
（二）身体熬练，绝无妨碍工作之疾病。
（三）精明会转计（本处会转计谓会计算）。
（四）所养猪牛不病不死。
（五）冬季整晴不雨。
（六）终年勤劳，全无休息。
事实上呢，六个条件具备者乃很少的，尤其是第三和第五个条件。穷苦佃农学识不足，总是老实者多精明者少，在生存竞争十分剧烈之今日农村，此点关系荣枯极大；而冬天往往风雨连绵，害得穷苦农民大大减少砍柴挑脚之收入。至第一条之天然灾害，第二条之疾病，第四条之牲畜病症，都是在所难免。第六条则表示中国之佃农比牛还苦，因牛每年尚有休息，人则全无。然事实上佃农不能个个这样终年无一天休息地做苦工，稍一躲懒，亏折跟来了。结果愈加穷困。
江浙沪往北是山东，最后再说，山东往北是天津，做为一直在民国城市排名第二、第三名浮动的沿海发达城市，天津工厂总数一度占全国13%，工人占8%，产值占7%。这里的地主会不会好点？
1948年大公报记载，农民足够善良，地主却一毛不拔，一有征收就转加到农民身上，农民重压之下，已经不求免税，只求地主能公平负担。
天津隔壁是河北，河北平原辽阔，河流众多，农民日子会不会好一点？
1948年益世报记载，河北省主席直言：
地主不纳粮，不纳租，同基层干部狼狈为奸，鱼肉人民，无恶不作。
河北隔壁是山西，表里山河，三皇所在，人民繁衍千年，到了民国活得如何？
1935年期刊《农村经济》记载，山西租税虽然不像四川那样变态，提前预收70年（2005年），但逐年增加，民穷财尽，已无活路。
山西南下是陕西，十三朝古都所在，汾渭平原沃野千里，到了民国也得破产
1934年期刊《地政月刊》记载，外有工业列强经济侵略，内有军阀混战兵过如匪，近有土豪劣绅重租高利，陕西的好地主去哪了？
陕甘一体，刚说了陕西地主重租高利，咱们看看甘肃的高利贷好不好？
1936年香港工商日报记载，甘肃高利贷最高有100%，甘肃农民比广东的农民还惨，广东农民是倾家荡产，卖儿卖女，甘肃农民除了倾家荡产，卖儿卖女，还要卖老婆。
陕西往东是河南，河南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出人出钱全国第二，牺牲巨大，念其功绩，人民负担能不能轻点？
1948年新民报直言：
河南的农民怎样生活下去？说也简单：
能活着，他总要生活下去，无论他在怎样的痛苦条件之下。
不能活着，他便悄悄地死去，也不管他怎样的死法。又谁来注意他呢？
河南向南是安徽，前边已经说了十一个省的地主，为了避免审丑疲劳，咱们看看民国教育界是不对农民好点？
学田是以地租收入供学校、书院花费的田地，按说这些学校地主收租办学，教书育人应该有点品德吧？结果安徽主席刘镇华下令，要消灭以学田为工具的“二地主”，如有反抗，按“剿匪”论处。刘镇华以前是怎么“剿匪”的呢？请参考这个回答：
你说这地主是怎么混得连国军都不待见，欲杀之后快呢？
安徽往南是江西，常公南昌行营所在，但考虑到常公老家江浙沪地主都一德性，江西地主也不例外。
1947年新民报道农村现状一篇，作者直言：
地主，高利贷，不良干部三支吸血管下的农村，不是民国大师笔下的农村。
笔者故乡几十年来没有受过共匪的骚扰，没有受到日寇的侵略，情形已悲惨如此，何况那些战地的农民？
江西往南是广东，前边说过了，咱们往西去湖北，九省通衢，地主自然和其他省份一个样
1927年期刊《东方杂志》记载，湖北农民畏绅如虎，地主操纵之下，别说人了，畜牲都在年年死。
湖北南下是湖南，那可是自古就有“湖广熟天下足”之称的地方，佃户会不会好一点呢？
1948年大公报所载，地主利用垄断文化的优势，向知识匮乏的佃户曲解限租政策，受骗的佃户负担不但没减轻，甚至还加重了。至于减租告示，已经被地主们拿去卷烟抽了。
湖南南下是广西，山水甲天下，人杰地灵的地方有没有好地主？
1935年《中国农村经济资料》记载，广西地主自组民团，鱼肉乡里，农民生活陷于绝地。
广西往北是贵州，贵州矿产丰富，水系发达，然而民国吗，你懂的
1935年《贵州留平学生会会刊》记载，贵州人口八成是农民，地主寄生在这些农民身上榨取苛求，农民苟延残喘，农村崩溃破产。
贵州往西是云南，风景秀丽，四季如春，省会的人民过得如何？
1935年《中国农村经济资料》记载，农民生活困苦，只得向地主借贷，按最低利息一月4元算，不算复利，借100元一年利息就是48元，借100还148，你问问索罗斯他一年有没有这么高收益？
云南北上是四川，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称谓的四川如何？
1934年香港工商日报记载，1934年时四川地主收租已经预收到1984年了，如若欠缓，直接上刑，农民对收租者“畏如崇鬼”，地主对收租者“迎作财神”
天府之国的地主仅满足于收租吗？
1949年大公报记载，重庆地主一直生不下孩子，见佃户家小孩可爱，就要佃户把孩子过继给他。佃户不肯，地主先毒死佃户家中牲畜，后又打死佃户15岁的孩子。结果，佃户反被地主诬告“妨害权利”
这就是民国时期的“天府”。
至此，我提第三个问题：从上述内容来看，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天津、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这十九省的地主绝大多数都是坏的吗？
通过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地主们在平时通过各种手段榨取了大量资源，所谓“受万民供奉当负万民责任”，那需要他们负责时，又是什么表现呢？
我们请抗X领袖常公来说一说：
从军大多数仍旧是平民的子弟居多，甚至很多鳏老寡妇不惜他孤子单丁，送他来当兵服役，而富绅地主有多数的子弟反而设法躲避，不肯应征，一般保甲长又从而庇护舞弊。各位看这种地主富绅，如果将他们冷酷自私的事实揭露出来，该是何等的羞耻。这种事情又是何等的不公平。现在我们征粮也是要一样的注意到地主和富绅，不能任令他们规避隐匿。须知父兄不遣子弟从军，非有特殊的苦衷，已是不能宽宥，若果征粮再逃避，不肯依照法令应征，遭逢国家这种大难，看到同胞流血牺牲，而他们连自己所多余的粮食都不肯贡献一点。这种不知自爱自助，而只知自私自利的人，不要说不能作民众的表率，就是作一个现代普通人民的资格都没有了。
这种不明大义的富户，不仅忘却了我们前方流血的军民，而且也没有看见他当地周围痛苦的同胞，根本把自己看成一种特殊的阶级，对国家民族连到对他自己的后世子孙，完全不负责任。这种不明大义不识大体的人，地方父老应该予以纠正，加以痛绝。政府对于这种自私自利的人，当然不必姑息，应该根据法律执行到底。
这样的人不惟政府无法宽容，就是社会全体亦应鸣鼓而攻，羞与为伍，现在一般贫苦的老百姓，自动的贡献他们应出的粮食，而且远道输将，并无异议。倒是一般地主富绅，反而计较多寡，实在丧失了作现代国民的资格，也可以说丧尽了天良。
如果我们一般有粮的人还不觉悟，还要和政府斤斤较量，那他这种只顾一己享受，不顾国民义务的行为，说得沉痛一点，就简直和不知廉耻，不明礼义的败类一样，根本不配作国家的公民。现在沦陷区多少同胞，天天盼望向政府纳粮而尚不可得。我们后方各省富绅地主要知道，如果那一天政府不能来征收你们的粮食，那你们本身和你们的世世子孙已经作了敌人的奴隶牛马
至此，我提第四个问题：从抗战时期的表现来看，地主绝大多数都是坏的吗？
孙中山先生说过农民失地沦为佃户，是痛苦最深的人民。在旧社会，受剥削佃户之多，甚至出现了以佃户命名的村落。以“佃户”搜索可见下图
如图所示，全国以佃户为名的村子，主要集中鲁南和苏北，大家可以想想这些地方的人民被地主压榨成了什么样，以至于出现了成群的佃户村。
题主看的纪实小说写的就是鲁南地主，我们再看鲁南，以佃户为名的村子，主要集中济宁曲阜，临沂莒南，还有一个就是题主那本纪实小说中提到的菏泽巨野
咱们先讲讲济宁曲阜和临沂莒南的地主，让大家判断下这些寄生在佃户村周围的地主，是群什么东西。
以曲阜最大的地主为例，万世师表、斯文在兹、好礼尚德、
勿要嗜利忘义，勿要有辱圣门
吾族务要恪遵祖训，以伦理为纪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顺；一家雍睦，端由于此。即同宗相处，须要安分守己，尊莫凌卑，强莫欺弱
曲阜看完看莒南，莒南地主有一个很出名的案例，在今天仍有警示意义。如今因宠物管束不力，各种伤人事件随处可见，发展到现在，大家对上街不拴绳深恶痛绝，对抓捕流浪野兽的行为纷纷点赞。
而莒南的地主，就搞过一次上了银幕的宠物纠纷。莒南大店、筵宾、沟头的地主，多是地主官僚，庄陔兰曾任清翰林院编修，民国山东省议会会长，庄德孚举人出身，庄明远曾任国民党军长等职。大店地主少爷庄善昌和家丁骑马打猎放鹰，结果这鹰跑到贫农魏学墩家抓了人家的母鸡。魏学墩见鸡被老鹰抓了，以为是野鹰，就把鹰打死了。
魏家查看死鹰时，才知道是地主家的鹰。这时庄善昌赶到，发现鹰被魏家打死了。气急败坏之下让家丁把魏学墩打了一顿。随后告诉魏学墩，一要赔钱，二要为鹰披麻戴孝甩老盆，以亲爹送葬的形式安葬老鹰。魏学墩是个贫农，只能将自家的二亩地赔偿给庄善昌，并且借钱为鹰做了一副棺材，全家人披麻戴孝给鹰出了一回大殡。
这个故事在解放后被拍成电影，画成连环画，有时间和兴趣的观众可以了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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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出鹰殡，地主还有玩其他的畜生殡，整个山东省，东到荣成，北到蓬莱都有地主逼农民出狗殡的行为，名气大得连日本鬼子都跟着学。在莒南以北200里的潍坊安丘，1944年，当地日本鬼子养的狗被毒死，鬼子听闻当地有出狗殡的“传统文化”，也学地主的样子，命令当地百姓给狗披麻戴孝出狗殡。
各位观众，日本鬼子让中国人给狗出殡算不算坏？
最后，我们回到菏泽，既然题主已经看过了小说，对菏泽巨野地主已经有了一定认识，我就不再赘述。我说一个菏泽曹县地主的事，大家可做参考：
抗战期间，山东救国团体为了发动民众，把取消鲁南地区的初夜权作为改善雇工待遇的一项内容。1940年8月11日，山东省各界救国联合总会会长霍士廉在山东职工联合大会上报告：“鲁南许多落后的地区，仍存在着超经济的剥削和惨无人道的野蛮行为，如初夜权。”(42)由此可知，初夜权在鲁南是比较显著的社会问题。1943年12月，陈毅经过鲁西南，他的《曹南行》诗称：“毫邑汤都史所传，至今豪霸圈庄园。蜀客多情问遗事，居停首说初夜权。”(43)
(42)《山东职工运动的总结——一九四○年八月十一日霍士廉在联合大会上的报告》，山东省总工会、山东省档案馆合编：《山东工人运动历史文献选编》第2集，1984年打印本，第20页。
(43)陈昊苏编：《陈毅诗词全集》，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年，第123页。
——《近代苏鲁地区的初夜权：社会分层与人格异变》，作者马俊亚，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曹县邻县是同属菏泽的单县
抗战时任丰县、鱼台等地妇女部部长的张令仪写道：抗战初，在鲁南，“我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事：佃贫家的人新婚之夜，新娘要被地主享有初夜权”(39)。据她叙述，1938年她在单县任县委委员时，中共县委书记张子敬(40)亲口对她说，因佃种了单县辛羊区张寨地主的田地，张新婚时，妻子被张寨的地主施行了初夜权。她认为：“鲁西南的初夜权不是潜规则，而是一种比较普遍的不成文法规。农民根本无力抗拒。地主实施初夜权主要是为了满足其荒淫的肉欲。”(41)
(39)张令仪：《在革命队伍里》，何以祥等：《似火青春——八路军(临汾)学兵队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187页。
(40)张子敬，1913年生，曾任中共单县县委组织委员、单县县委书记。1939年5月，任苏鲁豫区党委巡视团主任。
(41)2011年1月11日，笔者与张广杰在复旦大学医学院老干部处对张令仪(1921年生)的访淡。
最后我提第五个问题：从上述内容来看，鲁南地主绝大多数都是坏的吗？
结合前边问题，大家觉得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天津、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这二十省的地主如何？
相关回答
在这里我们必须做一个严格的区分，即旧式的地主-佃农的社会结构相对于现代的资本主义式的社会结构的落后性和地主阶级本身的道德修养是高是低，还有地主本人是好是坏是几个既有联系，但是又相互区别的概念。这一点在我们政治教育中可能也讲的不是很清楚。
事实在地主和佃农关系问题上，“地主会照顾佃农，佃农的生活其实很有保证”这样的说法早就被提过了。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经典作家恩格斯本人也说过类似的话。
在面向工人的宣传册《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明确指出了，穷人自古就有，奴隶，农奴都是穷人，但是无产阶级则是一个新生阶级，而且是所有历史上受压迫的阶级中最受压迫的。因为农奴（在中国则是佃农）和地主之间是存在人身依附关系的，而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对于佃农来说反而是一种生活保障。而地主同样也会提供给佃农特定的保障，以保证其劳动，因为其人身以及劳动都是地主自己所有的。而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们也能看到佃农攒钱购置土地艰苦奋斗后也成为小地主的事情。所以，传统社会中，佃农可以生活在竞争之外。除了没有完整的个人权利，甚至不被地主当作人来看之外，仅就生活质量上来说，和早期无产阶级相比真的是更好的。因为早期的无产阶级是被彻底抛入了市场之中，除了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之外，是真正的一无所有。
不仅仅是在中国，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关于南部蓄奴州是否废除奴隶制的问题也有类似的声音说，南方种植园中的奴隶其实生活条件还算不错。如果不让他们当奴隶而进入北方的工厂里面做工反而会是对他们的一种摧残。站在当时的具体社会情景之中的话，进化了近三百年的种植园奴隶制确实比野蛮生长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个人的保障更多。这种说法真的不算是耍无赖。
然而，暂时的保障并不能掩盖地主-佃农这种将大多数人束缚在土地上的生产方式相比较于自由市场交换和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的落后性。这就好比在哥白尼体系刚被提出的时候，其对于天体运行的计算准确性远远比不上已经发展了几百年的托勒密体系一样。但是假以时日，特别是有了开普勒加的Buff之后，哥白尼体系迅速体现了自己的理论优越性。同理，比起早期的野蛮资本主义，地主的庄园经济也显得含情脉脉且田园牧歌。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以及工人运动带来的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下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到百年时间内就把旧社会爆得落花流水，等到了20世纪之后，也就再也不会有呼吁“田园生活好”的声音出现了。
扯了这么多，我想说的是，所谓“地主绝大多数是好是坏”其实是个伪命题。诚然，作为一个阶级，地主阶级因其生产方式必然会需要为佃农提供这样或者那样的保障。而在微观上，一个地主也很有可能会对自己手下的佃农嘘寒问暖，关心备至，看起来像个好人。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佃农是人身依附与地主，从而因此是没有自主权的基础之上的。同时，地主的庄园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将劳动力强行附着于土地之上，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方式。即使它再怎么演变，也不可能比建立在自由市场和工业化生产的资本主义更先进的。即使在特定时间段，佃农相较于无产阶级可能有更高的人均寿命，更好的居住环境，从而显得地主们比资本家更有良心。但当资本主义的火力全开之后，创造出来的财富以及给人们带来的福祉则是旧式农业社会怎么都比不上的。
地主阶级被打倒和替代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他们的失败不因为他们是反派角色。地主的失败是庄园经济相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失败，是一种社会范式被更先进的社会范式所替代。即使大多数地主都是对佃农照顾有加的善人，也不妨碍作为一个阶级他们是落后的。而简单的把打倒地主阶级理解成因为地主们是坏人，所以作为被最先进的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先锋队TG在替天行道，替农民兄弟出恶气的话，反而是把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给降格成为旧式小说演义的道德说教了。我觉得，这是我们如今的政治教育必须让国民彻底明确的一点。
有人想给地主洗地，目的是想给地主维护的剥削制度洗地，反对土改，反对土地公有化。但是他们洗错了方向。
是因为地主坏才要消灭地主阶级的吗？不是，是因为地主维持的剥削制度坏。
地主个人的好坏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所维持的制度的好坏。当我们争论地主个人的好坏时，就偏离了问题的核心了，或者说我们上当了。
消灭地主阶级，与地主个人的好坏无关，只与他们代表的制度的好坏有关。他们代表的剥削制度是坏制度，必须消灭，那么他们也就要被消灭，无论他们个人是好还是坏。
比方说，奴隶制度是个坏制度，必须消灭。而要消灭奴隶制度，奴隶主自然就不能存在，所以奴隶主也就要被消灭。这个消灭，不是指肉体消灭，把奴隶主杀了，而是指消灭“职业和身份”，让奴隶主只能雇佣自由民，不再当奴隶主，去掉他的奴隶主身份。消灭奴隶主，与他们个人的好坏无关。即使一个奴隶主是全国著名的大善人，做了无数好事，也得消灭他，不能让他继续使用奴隶。让他继续使用奴隶，奴隶制度就不能消灭。
如果这个奴隶主不甘心被消灭，还想继续使用奴隶，顽固到底，指挥军队屠杀革命派，欠了血债，那么就必须从肉体上消灭他个人，清除阻力，并且血债血偿，杀一儆百。
如果奴隶制是好制度，就不要消灭它，也不要消灭奴隶主。即使有某些奴隶主是坏蛋，干了坏事，犯了法，也只要依法惩罚他们个人就行，奴隶主阶级还是要保存的。
赌博不好，要消灭赌博这个行业，那么赌王、赌神，开赌场的老板这些人，无论他们如何慈善，如何仁义，如何爱国，他们也都必须被消灭，要改行做其它的事。开赌场的老板不能再开赌场了，可以开澡堂子。赌王和赌神也都得金盆洗手。
封建制度是个很坏的剥削压迫制度，必须被消灭。那么皇帝也要被消灭，下台当普通人，财产充公。不管这个皇帝有多慈善仁义，多爱民如子，多么勤俭，多么英明，也不能让他继续当皇帝。可以让他当总统，都不能让他当皇帝。如果皇帝不甘心下台，指挥军队反抗，屠杀革命派，那么就必须打败他，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杀了他。
同样的道理，地主阶级代表的是一种剥削制度，这种制度也要被消灭。当然地主阶级就不能继续存在，他们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必须充公或者分配给被剥削阶级，让他们成为普通人，自食其力，和大家一样。即使某个地主比雷锋还好，比观音菩萨还仁慈，也不能保留他。如果因为他好，就单独保留了他的地主身份，那么这种剥削制度就不能被消灭。
如果地主阶级不愿意被消灭，阻挠社会进步，组织军队暴力顽抗，屠杀革命派，那么革命派就必须打败他们。如果他们欠了血债，也要血债血偿，杀一儆百。
革命派的目的是促进社会进步，改变不好的制度，不是杀人。但是如果他们干了坏事，欺压百姓，欠了血债，革命派当然要主持正义，为百姓申冤，让他们偿还血债。如果他们用暴力顽抗，屠杀革命派，革命派也要让他们偿还血债。
土地革命时有些地主被处决，都是因为上面的原因。不是因为革命派有意要杀地主，逢地主必杀，而是因为有些地主故意找死，硬朝枪口上撞，还有些地主血债累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土改时候，被处决的地主，都是双手沾满鲜血，民愤极大的。对于虽然作了恶，但是没有人命债的地主，基本不杀。能积极支持配合土改，平时作恶少，开明良善的地主，还会受到表彰优待，但是他们的土地仍然不能保留，因为新制度不允许一个地主存在，无论好地主还是坏地主。
想给地主洗地，不应该说多数地主都很好，消灭他们是错误的，他们是冤枉的。应该从制度着手，证明地主占有大量土地的剥削制度是优越的好制度，这样的好制度不应该被废除，从而就证明了消灭地主是错误的。如果不能证明地主占有大量土地的剥削制度是好制度，不管你证明地主有多善良有多好都没有用，他们也都必须被消灭，一个都不能留。
洗地要有水平！
看历史的话，最好还是看第一手的资料比较好。
有条件看县志的可以去看县志。
没条件看县志的可以去网上翻翻民国时期的第一手记载。
多多少少都是有的。
毕竟我们都知道，你不可能拿着一本三国演义去聊三国历史。
同样也不可能拿着一本水浒传去聊北宋历史一样。
你拿着一本所谓的纪实小说去聊民国一样的不可取。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需要的是客观上的绝对真实，而不是主观上的相对真实。
所以如果你不是在看热闹， 而是探寻真相的话，我还是建议你去看历史资料，而不是翻纪实小说。
能从那个时代活下来写纪实小说的，又有多少不是地主的后代
这才是幸存者偏差
知乎给我推了著名古墓派 @菜头会飞 的答案，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因为看了黑公公的收藏夹，以至于知乎以为我是不是有什么恶趣味。
既然古墓派用租房做比喻，那我就顺着这个聊一下吧。
因为搬迁的原因，我们单位员工基本都有一套闲置的房子，基本上都会用来出租。出租自然是为了赚钱，赚钱肯定会要想办法省钱。于是我就看到了以下操作：
同事甲用5万块钱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装修了他一百多平的新房用来出租，还包括家具，而且是装修完了马上就出租出去了。单位人都夸他好有经济头脑。
同事乙是把老房子出租，出租前电路短路，电热水器也被烧坏了，找师傅过来修，师傅说线路老化了，建议全部更换，不然以后用热水器的时候恐怕会有安全隐患，同事说没事，马上就要租出去了，用最便宜的方法修好就租出去了。
同事丙把三室的房子改装成了六室出租，布局极不合理，开门会碰到床，两面墙之间刚好放一张床之类比比皆是，我们好奇还有谁会租这种房子的时候，一家小公司租了下来放宿舍，就这布局还放的是上下铺的铁床！
……
你觉得我的同事们是不是都是人掉进钱眼里，尖酸刻薄的吝啬鬼？完全错了，在我的经历看来，他们其实都是很好的人，譬如我刚来的时候上班不方便，同事甲天天载我上班，想给他出点路费或油费，他坚决不要；同事乙经常带好吃的来办公室，而且慷慨的很，疫情期间号召捐款，她出手就是四位数；办公室来了新同事，租房时同事丙告诫他不要租陌生人的房子，要租熟人自己住的房子，新同事刚来人不生地不熟，她就帮忙找自己的熟人住的房子，而且帮忙谈到了亲情价……
他们都是好人，但是一旦他们站在了剥削者的位置，他们就不再是你认识的那个他们了。
至于古墓派说的最后那句话，我虽然也不满足条件，但是我不会支持。但是当有一天，有十亿年轻人住着三室改八室的上下铺宿舍，呼吸着刚装修完的房子散发出来甲醛，用着漏电的热水器的时候，我可不能保证他们不会去支持这位老古墓派说的最后那句话。
第一，消灭地主不是因为好还是坏，而是因为“挡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第二，最先因为“挡人财路如杀人父母”而消灭地主的，还真不是tg的土改，而是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共产党宣言》是1848年发表的。也就是说，在1848年以前，早在一七多少年甚至是一六多少年，就被资产阶级前辈收拾的差不多了。咱这边拖到1949年，已经格外开恩了。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
第三，“消灭”不仅仅是“咔嚓”（虽然也是消灭的一种）。除了肉体的消灭，地主阶级因为经济上竞争不过资本主义，日趋破产变成穷鬼，又或者赶上大潮求进步，主动摇身一变加入资产阶级（甚至比以前更富了），这都是“消灭”，阶级意义上的消灭。
第四，至于中国土改时出现过的一些虐地主的事情……不好意思，动手晚了，就跟癌症拖到晚期才治是一个道理。要是能早些时候由资产阶级动手，早发现，早确诊，早治疗，兴许好过一些。
资本主义并不反对私有制（相反还拼命维护），却照样要消灭地主阶级。
为什么？
还是那句话，“挡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不要总把小说当现实，多想想小说是谁写的，那个年代受地主最残酷剥削的人民，有几个能读书认字写小说的？
甚至有那些作者自己的祖上可能就是剥削人民的地主或者资本家。
尽量多看看以前穷苦劳动人民留下的东西，你的历史观才可能被修正回来：
邓芳芝（黄继光母亲）给毛主席的信：
敬爱的毛主席：
我叫邓芳芝，今年六十一岁，家住四川省中江县通山区石马乡第三村。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黄继光就是我的三儿。
……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受苦受难的农民。解放前，地主剥削我们，乡、保、甲长骑在我们的头上，祖传的几亩田地也被迫典当了，一家人少吃无穿，实在苦啊！一九四二年旱灾，我的几个儿子，都饿困在床上动也动不得。一九四九年二月，家里没有吃的东西，继光到河沟里捞虾子，碰着伪甲长的一条毛狗被人打死在河沟里。伪甲长不分青红皂白就一口咬定是继光打死的，叫他背死狗游街，还要我家给狗买棺材、做道场。那时，简直是没有我们穷人的活路啊！
伟大的毛主席：感谢您领导我们得到了解放、我们才翻了身，分了土地安了家，过起好日子来。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懂得怎样来保卫我们的好日子。继光在离家那天，就曾经告诉我说，他要到朝鲜去打万恶的美国鬼子，不消灭美国鬼子决不回家。他叫我在后方把生产搞好，多打粮食支援前线。听光儿说话这样有志气，我心里真是高兴。但我更明白这是您和共产党把他教育好的。
现在，继光虽然光荣牺牲了，但千千万万的青年都愿作我的儿女。他们都表示要学习继光的精神，为保卫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把战斗、工作和学习搞好，这就是我最大的安慰。我一定要鼓励他们为保卫祖国和世界和平，继续英勇杀敌和努力生产，早日打垮美国鬼子，为继光报仇。同时，我还要把我的小儿继恕教育好，教他学哥哥的样子，争取当国家的英雄和模范。
敬爱的毛主席：现在我的生活很好。四川省人民政府、遂宁专署、中江县人民政府的首长对我的照顾很周到；我一定要把慰问金投入生产，把生产搞得更好，多打粮食，支援我的亲人--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样才对得起我英雄的儿子，对得起全中国人民，对得起您--伟大的毛主席！我现在是村上的妇女代表，我要响应您的一切号召，在群众中起带头作用，争取当一个革命烈士家属模范，到北京来见您。
祝您健康！
邓芳芝敬上
一月二十二日
邓芳芝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信：
我亲爱的儿女们：
我是黄继光的妈妈。继光是我心爱的三儿。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去赶集，知道光儿在朝鲜前线牺牲了，当时我身上象割了一块肉，天下母亲谁不疼她的儿女！
就在这天以后，村里、乡里的人不断来看我，查区长、张副县长、遂宁专区兰专员都从很远的地方翻山越岭来慰问我。他们都说：继光在上甘岭战斗中，用自己身体堵住敌人的机关枪眼，让战友们冲上去，消灭了一千二百多个美国鬼子，为祖国立了大功。大家都说我养育了这样一个英雄，是很光荣的，叫我不要过分伤心。
大家对我的关心，教育了我，使我记起了光儿离家时说的话："妈妈，这回我志愿到前线去，要保卫我们翻身的胜利果实，保卫祖国和世界的和平。我一定时时记着妈妈的话，多杀美国鬼子！"现在，光儿是做到了他自己说过的话了。他为了多数人过幸福日子，牺牲自己，他有志气。
现在我走到那里，人们都称呼我"英雄的妈妈"、"光荣的妈妈"、"亲爱的妈妈"。北京、哈尔滨和辽东的海城……很多很多地方的青年学生们，都写慰问信给我，要我接受他们做我的儿女。四川省人民政府李井泉主席也亲笔写信慰问我，还派来了慰问团。还有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第三分团副团长尹超凡，也亲自跑来慰问我，他带来了你们的心意，他说你们都要认我做妈妈，要踏着光儿的血迹勇敢前进。我失掉了一个儿子，现在却有了千千万万个儿子。
亲爱的儿女们，我象爱光儿一样地爱着你们。我希望你们也象光儿一样，在彭司令员的教导下，英勇作战，更多地消灭美国鬼子，为光儿报仇，叫全世界的人都过和平、幸福的好日子。
亲爱的儿女们，请不要记挂我的生活，人民政府和乡亲们对我照顾得很好。人民政府给我发了抚恤金。四川省各界人民还给我送来了许多慰问金和慰问品，从穿的衣服，烧火用的火钳，到生产上用的肥料，都给我送来了。
我虽然已经六十一岁了，但我觉得我并不算老，还有很多力量要献给祖国。我现在是村上的妇女代表，我要积极响应政府的各种号召，在工作中起带头作用。我准备把慰问金用到生产上去，为国家多打些粮食来支援你们。我还要把我的小儿继恕教育好，教他学哥哥的样子，争取当英雄和模范。
望你们常常来信，免得我挂念！
我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如果地主真那么好，有几个人会想要打仗闹革命的？有几个人会为了保卫革命果实献出自己生命的？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你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时候，人民才会发自内心的拥护你。
以下节选自金庸先生的自传小说《月云》：
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
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因为全中国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乱。
在宜官心底，他常常想到全嫂与月云在井栏边分别的那晚情景，全中国的地主几千年来不断迫得穷人家骨肉分离、妻离子散，千千万万的月云偶然吃到一条糖年糕就感激不尽，她常常吃不饱饭，挨饿挨得面黄肌瘦，在地主家里战战兢兢，经常担惊受怕，那时她还只十岁不到，她说宁可不吃饭，也要睡在爸爸妈妈脚边，然而没有可能。
宜官想到时常常会掉眼泪，这样的生活必须改变。他爸爸的田地是祖上传下来的，他爸爸、妈妈自己没有做坏事，没有欺压旁人，然而不自觉的依照祖上传下来的制度和方式做事，自己过得很舒服，忍令别人挨饿吃苦，而无动于衷。
金庸先生是地主家庭出身，家族在土改运动中受冲击，父亲被杀。当时金庸先生人在香港，不存在任何“胁迫”的可能，按理说金庸先生对“土改”不该有任何好感，但他却写出了上述的文字。
另附《月云》全文：
一九三几年的冬天，江南的小镇，天色灰沉沉的，似乎要下雪，北风吹着轻轻的哨子。突然间，小学里响起了当啷、当啷的铃声，一个穿着蓝布棉袍的校工高高举起手里的铜铃，用力摇动。课室里二三十个男女孩子嘻嘻哈哈的收拾了书包，奔跑到大堂上去排队。四位男老师、一位女老师走上讲台，也排成了一列。女老师二十来岁年纪，微笑着伸手拢了拢头发，坐到讲台右边一架风琴前面的凳上，揭开了琴盖，嘴角边还带着微笑。琴声响起，小学生们放开喉咙，唱了起来：
一天容易，夕阳又西下，
铃声报放学，欢天喜地各回家，
先生们，再会吧……
唱到这里，学生们一齐向台上鞠躬，台上的五位老师也都笑眯眯地鞠躬还礼。
小朋友，再会吧……
前面四排的学生转过身来，和后排的同学们同时鞠躬行礼，有的孩子还扮个滑稽的鬼脸，小男孩宜官伸了伸舌头。他排在前排，这时面向天井，确信台上的老师看不到他的顽皮样子。孩子们伸直了身子。后排的学生开始走出校门，大家走得很整齐，很规矩，出了校门之后才大声说起话来：“顾子祥，明天早晨八点钟来踢球！”“好。”“王婉芬，你答应给我的小鸟，明天带来！”“好的！”
男工万盛等在校门口，见到宜官，大声叫：“宜官！”笑着迎过去，接过宜官提着的皮书包，另一只手去拉他的手。宜官缩开手，不让他拉，快步跑在前面。万盛也加快脚步追了上去。
两人走过了一段石板路，过了石桥，转入泥路，便到了乡下。经过池塘边柳树时，万盛又去拉宜官的手，宜官仍是不让他拉。万盛说：“少爷说的，到池塘边一定要拉住宜官的手。”宜官笑了，说：“爸爸怕我跌落池塘吗？万盛，你去给我捉只小鸟，要两只。”
万盛点头，说：“好的，不过现在没有，要过了年，到春天，老鸟才会孵小鸟。”
“鸟儿也过年吗？它们过年拜不拜菩萨？”
“鸟儿不会过年，它们唱歌给菩萨听。到了春天，天气暖和了，小鸟孵出来才不会冻死。”
两人说着走着，回到了家，万盛把宜官送到少奶奶跟前，表示平安交差，宜官叫声“姆妈！”就回自己房去，他挂念着他的八只白色瓷器小鹅。
“月云，月云！拿白鹅出来排队！”
月云是服侍他的小丫头，答应道：“噢！”拉开抽屉，小心翼翼的把瓷鹅一只一只拿出来，放在桌上。她黄黄的脸上罩着一层阴郁的神色，小小的手指一碰上瓷鹅的身子就立刻缩开，似乎生怕碰坏了鹅儿。
宜官把瓷鹅排成两排，每排四只，左右相对，他唱了起来：“小朋友，再会吧……哈哈，哈哈，咦！”拿起右边的一只小鹅，仔细审视它的头颈。长长的头颈中有一条裂痕，“咦！”左手稍稍使劲，鹅颈随着裂痕而断，啪的一声，鹅头掉在桌上。“月云，月云！”叫声发颤，既有伤心，又有愤怒，小脸慢慢涨红了，红色延伸到耳朵，拿着没了头的瓷鹅的右手轻轻发颤。
“不是我，不是我打断的！”
月云吓得脸上有点变色，右手不由自主的挡在自己面前，似乎怕宜官打她。她和宜官同年，但几乎矮了一个头，头发黄黄的稀稀落落，如果宜官要打，她逃也不敢逃，两条腿已在轻轻发抖了。
宜官蓦地里感到说不出的悲哀，他也不是特别喜爱这些瓷鹅，只是觉得八只鹅中突然有一只断了头，一向圆满喜乐的生活忽然遇上了缺陷，这缺陷不是自己造成的，是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外力突然打击过来，摧毁了一件自己喜爱的物事。他应付不来这样的打击，瞧着左边一排四只小鹅，而右边一排只有三只，一只断头的小鹅躺在一旁。他忽然坐倒在地，放声大哭。
月云更加不知如何是好了，如果宜官伸手打她的头，她默默忍受就是了，哭也不敢哭，因为那个鹅头确是她不小心碰断了的。当时她马上去找大姐姐瑞英。瑞英是少奶奶（宜官的妈妈）的赠嫁丫头，她从小服侍小姐，小姐嫁过来时，小姐的爹娘就把她当作礼物，送给了姑爷家。姑爷在镇上管钱庄，时常不在家，小姐懦弱而疏懒，瑞英就帮小姐管家，管理官官宝宝们（别的地方叫少爷、小姐。在江南，如果老太爷、老奶奶在堂，第二代的叫作少爷、少奶奶、小姐；第三代的是官官、宝宝），管理厨子、长工和丫头。瑞英心好，见月云吓得发抖，叫她不用怕，出了个主意，把熟粽子的糯米煮成了糊，做成粽胶，把断了的鹅颈黏了起来。
瑞英听得宜官的哭声，忙赶过来安慰，唱起儿歌来：“宜官宜官乖官官，卖鹅客人不老实……”宜官问：“瑞英姐姐，什么卖鹅客人不老实？”
瑞英撒谎：“昨天街上卖这八只鹅给我们的卖鹅客人，是个滑头，八只鹅中有一只是断了头颈的。他骗我们，用粽胶黏了起来，假装八只鹅都是好的。”她又唱了：“宜官宜官乖官官，卖鹅客人不老实……”江南人一般上很有礼貌，不大说粗鲁的话，把卖瓷鹅的小贩称为“卖鹅客人”，这只鹅的头颈这样容易断，可能本来真的有裂缝，但瑞英只说他“不老实”，轻轻的责备一句话就拉开了。月云小小的脸上现出了一点点笑容，大大的放心了。
宜官心中落了实，找到了这一场灾祸的原因，不再是莫名其妙、毫没来由地忽遭打击。他知道是一个陌生人的“不老实”，不是身边亲人瞒骗他、欺负他，于是安心了。拿起床边一本昨天没看完的小说来看，是巴金先生的小说，他哥哥从上海买来的，不知是《春天里的秋天》，还是《秋天里的春天》，说一个外国小男孩和马戏团的一个小女孩成了好朋友，有一点少年人的恋情，可惜两个人在一起玩不了多久，就给大人硬生生地拆开了，不许他们两人再在一起玩。宜官看着看着，心里感到一阵阵沉重的凄凉，带着甜蜜的凄凉，有点像桌上那盆用雨花石供着的水仙花，甜甜的香，香得有些寂寞和伤心。水仙还没有谢，但不久就会憔悴而萎谢的。
瑞英见宜官脸上流下了泪珠，以为他还在为瓷鹅断颈而难过，轻轻拍着他的背，低声哼唱：“宜官宜官乖官官……”
月云把一只铜火炉移近到宜官身边，好让他温暖一些。宜官在朦朦胧胧中看到月云黄黄的脸，想到了妈妈在月云初来时的说话：“人倒是端正的，也没有跷手跷脚，就是乡下没啥吃的，养得落了形，又黄又瘦，快十岁了，还这样矮……”月云的妈妈全嫂说：“少奶奶，我们苦人家，吃饭有一顿没一顿的。镬子里饭不够，总是让她爸爸和哥哥先吃，男人吃饱了，才有力气到田地里做生活。我……我吃少了饭不生奶水，小娃子没奶吃要饿死，所以……所以学云常常吃不饱，热天里还没割稻时，米缸里没米，学云成天不吃饭……：宜官的妈妈叹气说：“真是罪过……”宜官斜眼瞧着学云，说：“学云不肯吃饭，调皮，不乖……”全嫂说：“官官啊，学云不是不肯吃饭，是想吃没得吃。”宜官有时不高兴了，就不肯吃饭，表示不满，最长久的一次，是因为妈妈给他做的拖鞋上绣的蝴蝶不好看，蝴蝶翅膀只绣一条边线就算了事，不像二伯父家静姐姐的拖鞋，蝴蝶的翅膀用不同颜色绣了实地，好看得多，后来妈妈央静姐姐绣了两块实地蝴蝶的鞋面，宜官才高高兴兴地笑了。在他不肯吃饭的时候，妈妈和瑞英常说他“不乖，调皮”，他以为学云不吃饭，也是像他一样使小性儿捣蛋。
学云是原来的名字。她爸爸初次领着她来宜官家里时，宜官的爸爸说：“学云的名字，听起来好像是岳云，那是岳爷爷的公子，冒犯不得，不如改作月云。”她爸爸连忙陪笑说：“好，好，少爷改得好，我们乡下人不懂事。”在那小镇一带，“学”字和“岳”字几乎相同，岳飞岳爷爷是在杭州就义的，杭州离那小镇不远，岳爷爷很受当地人尊敬崇拜。从此之后，学云就改成了月云。
在江南这一带，解放之前，穷苦的农民常将女儿卖或押给地主家或有钱人家做丫头。小姑娘通常是十一二岁，可以做一点轻松家务了；八九岁的也有。卖是一笔卖断，一百多块或两百多块银元，看小姑娘的年纪，以及生得好不好，人是不是聪明机灵，手脚是否伶俐而定；押是八九十块或六七十块银元，通常父母在十年后领回，但押的钱要归还。等于向主人家借一笔钱，不付利息，小姑娘是抵押品，在主人家做工，由主人家供给衣食，没有工钱。虽说是押，但贫农到期通常没钱赎还，不管是卖还是押，小姑娘十八九岁或二十岁了，主人家往往会做主将她嫁到镇上或嫁给别的佃户、长工，能收多少聘金就收多少。如果是买的，几乎像是奴隶，小姑娘伤痛病死主人家没有责任。押的丫头地位略好，虽然主人家常常打骂，有时罚饿饭，但有什么事要去和她父母商量，倘若不幸生病死了，往往会酿成重大纠纷，主人家少不免要赔一笔钱。
月云是押的，她父母爱她，不舍得卖。宜官的妈妈说她又黄又瘦，长得很丑，不值得买。
宜官在睡梦中似乎变成了书中那个外国小孩，携着马戏团小女孩的手，两人快快乐乐地在湖边奔跑，那个小女孩好像是月云，笑声很好听。他很少听到月云笑，就是笑起来，声音也决没有这样柔嫩好听。两人见到湖里有许多白色的鹅，白色的羽毛飘在碧绿的湖水上。这些白鹅慢慢排成了两排，隔着柳树相向而对，头颈一伸一缩，好像是在行礼。宜官做个鬼脸，唱了起来：“先生们，再会吧！小朋友，再会吧……”他忽然闻到一阵阵甜香，是烘糖年糕的香气，睁开眼来，见月云拿着一只碟子，送到他面前，笑眯眯地说：“宜官，吃糖年糕吧。”
快过年了，宜官家已做了很多白年糕和糖年糕。糖年糕中调了白糖和蜂蜜，再加桂花，糕面上有玫瑰花、红绿瓜仁以及核桃仁。月云揭开了火炉盖，放一张铜丝网罩，把糖年糕切成一条一条的烘热。年糕热了之后，糕里的气泡胀大开来，像是一朵朵小花含苞初放。
宜官接过筷子，吃了一条，再夹一条提起，对月云说：“月云，伸出手来！”月云闪闪缩缩地伸了右手出来，左手拿过一根竹尺，递给宜官，眼中已有了泪水。宜官说：“我不打你！”把烘得热烘烘的一条糖年糕放在月云伸出的右掌里，月云吓了一跳，“啊”的一声叫。宜官说：“烫的，慢慢吃！”月云胆怯地望着宜官，见到他鼓励的神色，似信非信地把年糕送到嘴里，一条年糕塞满了她小嘴。她慢慢咀嚼，向身后门口偷偷瞧了瞧，怕给人见到。宜官说：“好吃吗？吃了还有。”月云用力将年糕吞下肚去，脸上满是幸福满足的神色。她从来没吃过糖年糕，一生之中，连糖果也没吃过几粒。过去烘糖年糕给宜官吃，闻到甜香，只有偷偷的咽下唾液，不敢给人听到见到。
过了几天，全嫂抱着几个月大的小儿子，来看望女儿。瑞英留她吃了饭，又包了两块肉，让她带回去给丈夫和儿子吃。月云抱了小弟弟，送妈妈出了大门，来到井栏边，月云不舍得妈妈，拉着全嫂的围裙，忽然哭了出来。宜官跟在她们后面，他拿着一个摇鼓儿，要送给小孩儿玩。他听得全嫂问女儿：“学云乖，别哭，在这里好吗？”月云点头。全嫂又问：“少爷少奶奶打你骂你吗？”月云摇头，呜咽着说：“妈妈，我要同你回家去。”全嫂说：“乖宝，不要哭，你已经押给人家了，爸爸拿了少爷的钱，已买了米大家吃下肚了，还不出钱了。你不可以回家去。”月云慢慢点头，仍是呜咽着说：“姆妈，我要同你回家去，家里没米，以后我不吃饭好了。我睡在姆妈、爸爸脚头。”全嫂搂着女儿，爱怜横溢地轻轻抚摸她的头发，说道：“乖宝别哭，我叫爸爸明天来看你。”月云点头，仍是拉着妈妈不放。全嫂又问：“乖宝，宜官打你、骂你吗？”月云大力摇头，大声说：“宜官给我吃糖年糕！”语气中有些得意。
宜官心里一怔：“吃糖年糕有什么了不起？我天天都吃。”跑上前去，将摇鼓儿摇得咚咚的响，说道：“月云，这个给小弟弟玩。”
月云接了过去，交在弟弟手里，依依不舍地瞧着母亲抱了弟弟终于慢慢走远。全嫂走得几步，便回头望望女儿。
后来宜官慢慢大了，读了更多的巴金先生的小说，他没有像《家》中的觉慧那样，和家里的丫头鸣凤发生恋爱，因为他觉得月云生得丑，毫不可爱，但懂得了巴金先生书中的教导，要平等待人，对人要温柔亲善。他永远不会打月云、骂月云，有时还讲小说中的故事给她听。他讲故事的本领很好，同学们个个爱听他讲。月云却毫不欣赏，通常不信。“猴子只会爬树，怎么会飞上天翻筋斗？猴子不会说话的，也不会用棍子打人。”“猪猡蠢死了，不会拿钉耙。钉耙用来耙地，不是打人的。”宜官心里想：“你才蠢死了。”从此就没了给她讲故事的兴趣。
宜官上了中学。日本兵占领了这个江南小镇，家中长工和丫头们星散了，全家逃难逃过钱塘江去。妈妈在逃难时生病，没有医药而死了，宜官两个亲爱的弟弟也死了。宜官上了大学，抗战胜利，宜官给派到香港工作。月云没有跟着少爷、少奶奶过江。宜官不再听到她的消息，不知道她后来怎样，乱世中很多人死了，也有很多人失了踪，不知去向。宜官跟家里写信时，不曾问起月云，家里兄弟姐妹们的信中，也不会有人提起这个小丫头。
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因为全中国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乱。在宜官心底，他常常想到全嫂与月云在井栏边分别的那晚情景，全中国的地主几千年来不断迫得穷人家骨肉分离、妻离子散，千千万万的月云偶然吃到一条糖年糕就感激不尽，她常常吃不饱饭，挨饿挨得面黄肌瘦，在地主家里战战兢兢，经常担惊受怕，那时她还只十岁不到，她说宁可不吃饭，也要睡在爸爸妈妈脚边，然而没有可能。宜官想到时常常会掉眼泪，这样的生活必须改变。他爸爸的田地是祖上传下来的，他爸爸、妈妈自己没有做坏事，没有欺压旁人，然而不自觉的依照祖上传下来的制度和方式做事，自己过得很舒服，忍令别人挨饿吃苦，而无动于衷。
宜官姓查，“宜官”是家里的小名，是祖父取的，全名叫做宜孙，因为他排行第二，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宜官的学名叫良镛，“良”是排行，他这一辈兄弟的名字中全有一个“良”字。后来他写小说，把“镛”字拆开来，笔名叫做“金庸”。
金庸的小说写得并不好。不过他总是觉得，不应当欺压弱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所以他写武侠小说。他正在写的时候，以后重读自己作品的时候，常常为书中人物的不幸而流泪。他写杨过等不到小龙女而太阳下山时，哭出声来；他写张无忌与小昭被迫分手时哭了；写萧峰因误会而打死心爱的阿朱时哭得更加伤心；他写佛山镇上穷人钟阿四全家给恶霸凤天南杀死时热血沸腾，大怒拍桌，把手掌也拍痛了。他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但世上有不少更加令人悲伤的真事，旁人有很多，自己也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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