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俄时期，乌克兰人与白俄罗斯人的社会地位如何？与俄国境内的非斯拉夫民族相比呢？
为了更详细地说明，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 法律地位与民族认同
法律上的“俄国人”： 帝俄法律体系倾向于将所有臣民统一视为“俄国人”，但这种统一是以俄语和东正教为基础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虽然在法律上是帝国的一部分，但在实际操作中，他们的民族特性常常被压制。
“小俄罗斯人”与“白俄罗斯人”的称谓： 帝俄政府和精英阶层倾向于使用“Малороссия”（小俄罗斯）和“Белая Русь”（白罗斯）来称呼这两个民族，这本身就带有一定程度的等级区分和文化归属不确定性。这种称谓暗示了他们是“大俄罗斯”的一部分，而非独立的民族主体。
区分于非斯拉夫民族： 相较于高加索、中亚或西伯利亚的非斯拉夫民族，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在语言、宗教（大部分是东正教）、以及部分历史文化上与俄罗斯人有更深的联系。这使得他们在帝国框架内，至少在理论上，比那些拥有显著语言和宗教差异的民族更容易被纳入主体民族的范畴。然而，这种“接近”也成为压制他们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理由。
二、 社会经济地位
农业社会为主： 在帝俄时期，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大部分地区仍然是农业社会。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社会阶层（例如地主、富农、贫农）以及地理位置（例如近城市还是偏远乡村）。
经济发展的差异： 乌克兰的部分地区，尤其是西南部（例如今天的乌克兰南部，被称为“新俄罗斯”），由于农业发达，经济相对较好，吸引了大量人口和投资。相比之下，白俄罗斯地区则相对贫困，经济发展较为缓慢。
对俄国经济的贡献与剥削： 乌克兰作为重要的粮仓，其农业产品为整个帝国提供了重要的支持。白俄罗斯地区也为帝国贡献了劳动力和资源。然而，这种贡献往往伴随着经济上的剥削，例如高昂的税收、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以及部分资源的过度开发。
城市化与工业化：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些城市（如基辅、哈尔科夫、敖德萨、明斯克）逐渐兴起。在这些城市中，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社会地位会因职业、教育程度和与俄国精英的关系而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俄国人在城市管理、经济和工业领域通常占据主导地位。
三、 文化与语言政策
这是帝俄时期对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压制最显著的方面。
俄化政策的推行： 帝俄政府推行强烈的俄化政策，旨在将帝国各地的居民同化为俄国人。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语言压制： 乌克兰语（也被称为“小俄罗斯语”）和白俄罗斯语在公共生活、教育和出版物中受到严格限制。
乌克兰： 1863年的《瓦卢耶夫法令》和1876年的《伊姆斯法令》是两次重要的打击。瓦卢耶夫法令禁止使用“小俄罗斯语”出版任何书籍（除历史年代记外），认为其“不存在独立的语言，只有古俄罗斯语言的方言”。伊姆斯法令则进一步禁止了使用“小俄罗斯语”出版书籍、刊登广告、演戏、甚至在音乐会上演唱歌曲。这极大地压制了乌克兰的文化和民族意识的传播。
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语的境遇更为严峻，由于其更接近俄语，政府认为其更像是俄语的变体，因此限制更为彻底。白俄罗斯语的书写传统也相对薄弱。
教育限制： 在学校中，俄语是唯一的教学语言，禁止使用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这使得年轻一代难以学习和传承自己的母语和文化。
宗教控制： 虽然大部分人信奉东正教，但教会的语言和教义都受到莫斯科的严格控制。对其他宗教，如天主教（在部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区较为普遍）和犹太教，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压制。
文化活动限制： 民族歌舞、文学创作等活动常常受到审查，甚至被禁止。任何试图复兴或传播民族文化的行为，都可能被视为分裂主义或反政府活动。
与俄国境内非斯拉夫民族的对比：
更“接近”但更被控制： 与波兰人（尤其是在被瓜分后被纳入帝俄的部分）、芬兰人、波罗的海三国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相比，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在宗教和部分历史文化上的“亲近性”使得他们更容易被俄化政策的目标所锁定。帝俄政府认为，既然语言文化上有“相似之处”，就应该更容易被同化。
“异化”的程度不同： 相比之下，例如中亚的突厥语系民族、高加索的各种民族，他们的语言、宗教（伊斯兰教）和文化传统都与俄罗斯人有显著的差异。因此，帝俄在这些地区推行的政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这种差异，但依然强调臣服于帝国中心。然而，对于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帝俄政府的目标是更彻底的文化和政治同化，将他们视为“劣等的兄弟”，而非完全独立的民族。
“分而治之”的策略： 尽管如此，帝俄政府也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例如，通过鼓励一些亲俄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精英，试图在这些民族内部制造分歧。
四、 民族意识的兴起与反抗
尽管受到压制，但帝俄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也促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民族意识开始觉醒。
知识分子的作用： 许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尽管在俄国接受教育，但开始研究和推广本民族的历史、语言和文化，成为了民族复兴的推动者。例如，塔拉斯·舍甫琴科在乌克兰文学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民族运动的萌芽： 一些民族主义团体和运动开始出现，主张民族自治甚至独立。这些运动在地下活动，并遭受了帝俄当局的严厉镇压。
与俄国革命运动的关系： 一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也与俄国境内的革命党派（如民粹派、社会革命党、布尔什维克）有过合作，希望通过革命来争取民族解放。但这些合作往往充满矛盾，因为许多俄国革命党派也未能完全摆脱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观念，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民族诉求持有保留甚至反对态度。
总结：
在帝俄时期，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在法律上是帝国的一部分，但他们并非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与帝国内部的非斯拉夫民族相比，他们因为与俄罗斯人在语言和宗教上的“亲近性”，反而成为了更严厉的俄化政策的目标。帝俄政府试图通过压制他们的语言文化，来将他们“同化”为俄罗斯人。然而，这种压迫也激发了他们的民族意识，为后来的民族独立运动埋下了伏笔。总的来说，他们在帝俄时期是一个被压迫但又充满生命力的群体，其社会地位与其民族身份的认同和表达密切相关。
网友意见
我不知道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但我知道白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是沙俄帝国的同化对象之一。
准确的说，根据1832年沙皇政府制定的《社会构成法》，规定了俄罗斯族为统治民族，处于绝对优势并垄断了政治统治地位。俄罗斯族享有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等方面的特权。
而沙俄境内的第二大民族乌克兰族被视为所谓“小俄罗斯人”。一般来说，沙俄政府对于其控制下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区实施了大规模同化政策。因为经过波立联邦漫长的统治，他们已经明显不同于普通俄罗斯人了，尤其是白俄罗斯族，他们的波兰化程度很深。
在波兰立陶宛联邦时代，据说最初仅有白俄罗斯一部分地区的拜占庭礼信徒因为1595年至1596年的布雷斯特联盟而与天主教会完全共融，“他们也可以保留在礼仪中使用的斯拉夫语”。不过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一群体在不断增长。
尽管在1700年，大量的乌克兰的信徒也加入该联盟中，但白俄罗斯信徒仍然占该宗教组织的1/2。而根据一名历史学家在1795年的资料，在白俄罗斯有80%基督徒是希腊礼天主教（属于东仪天主教会的22个成员之一）、14%是天主教，仅有8%的人民信仰东正教。
另一些资料显示，在1795年波兰-立陶宛王国于最后一次被俄普奥三国瓜分时，属于波立联邦的立陶宛大公国部分有大约五分之四的农民是东仪天主教会信徒。
对于当时前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各民族而言，东仪天主教成为联结包括波兰族、立陶宛族、白俄罗斯族和右岸乌克兰族在内的波立联邦各民族的纽带（当然，立陶宛族和波兰族主要信仰罗马天主教）。第一次瓜分波兰后的1773年，沙俄就已经派遣哥萨克在俄占波兰地区的波多利亚和沃里尼亚（即沃伦地区）对东仪天主教徒进行了系统性迫害。
不过在1830—1831年的波兰十一月起义中，包括波兰族、立陶宛族、白俄罗斯族和右岸乌克兰族在内的波兰各族在俄占区发动了武装起义，但起义在沙俄政府的镇压下失败了。这次失败的起义使得沙俄政府对前波立联邦中的白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进一步实施了有针对性地分化和同化政策。
1839年这些地区的东仪天主教会被东正教会合并。在19世纪40年代，帝俄政府当局将东正教定为国教，其他宗教全定为非法。在这一系列强制同化过程中，许多白俄罗斯天主教贵族遭到了清洗，一些神职人员及教众迁移到了奥属波兰（加利西亚地区），另外一些拒绝承认东正教会的司铎和信徒则以秘密的方式继续信天主教。
到1863年起义失败后，沙俄对于包括东仪天主教会在内的其他宗教进行了大规模的压迫，没收属于教会的土地，关闭了绝大多数的修道院，并禁止少数幸存的修道院接纳新的信徒。一些数据显示，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地区的1/5的罗马天主教教区遭到了解散，帝俄政府还驱逐了提出抗议的主教。并且在进入1870年后，俄国甚至试图在维尔诺教区使用俄语代替波兰语进行宗教仪式。但通常来说，帝俄政府对罗马天主教会的压迫远没有对待东仪天主教会那么激烈。
在1863年波兰各族大起义失败后，波兰文和白俄罗斯文在帝俄境内都已经受到禁止，这对于白俄罗斯族来说又是一个重大打击，白俄罗斯族的爱国者们只能徒劳地面对东仪天主教会（几乎）被摧毁的事实。因为当时白俄罗斯族聚居区完全被俄国控制，所以他们在帝俄政府的强制同化政策下往往被迫改宗东正教。
1905年前，白俄罗斯民族复兴的阵营在遥远的克拉科夫、波兹南（波森）和维也纳。由于当地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这些白俄罗斯族仍然信奉东仪天主教、使用波兰语（或者对内还使用白俄罗斯语）。零星分布的白俄罗斯族和普通波兰族杂居、通婚，实际上与后者几乎没有区别。有观点认为，这些白俄罗斯族的民族意识并没有从“波兰人”这个概念中分离出来，后来他们往往就完全融入到了波兰族的海洋中了。
当然，在帝俄境内，也不是所有白俄罗斯族都改宗东正教了。在1905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开始允许宗教自由时，帝俄境内还有多达23万名白俄罗斯族希望可以再次与天主教共融。但“由于沙俄政府拒绝让他们形成一个拜占庭礼天主教社区”，他们就改用拉丁礼，并正式进入天主教。
而按照沙俄《社会构成法》的规定，其余各民族为“异族人”。很显然，以爱沙尼亚族为例，作为波罗的海芬兰人一支，他们是乌拉尔语系民族，与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完全不一样。根据该法律，包括爱沙尼亚族在内的其他各民族被划归为“异族人”。
由于这些异族人和沙俄的宗教、文化差异太大，且当地的社会与沙俄社会也非常不一样，情况更加复杂，出于对当地统治阶层（地主贵族阶层）力量的忌惮，俄国统治者在埃斯特兰和立夫兰等地较为谨慎地推行俄罗斯化政策。而没有加紧在政治、社会、民俗以及宗教等领域进行扩张，使其保持了相对独立的生活，不过某些类似于爱沙尼亚族的非斯拉夫民族也因此而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民族特性，而不是被轻易同化了。
而有趣的是，由于奥属波兰地区（加利西亚地区）出于维护封建统治和削弱波兰贵族权力的考量，几乎没有大规模对乌克兰族进行过强制同化。于是在1931年的波兰第二共和国，根据该国当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当时的史坦尼斯拉维夫省（属于加利西亚地区）的一百万余乌克兰族几乎都信仰希腊礼天主教，据说“登记为东正教的人数则不足一千”。
可以说，奥匈帝国政府出于维护统治和与帝俄政府博弈的需要，支持了加利西亚乌克兰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信仰。也就是说，波兰被瓜分123年（一个多世纪）后，东仪天主教会在奥属波兰（加利西亚地区）成了民族信仰，这也是白俄罗斯族明明比乌克兰族更加波兰化，但后来白俄罗斯族却反倒更亲近俄罗斯，更广泛地使用俄语和信仰东正教，而乌克兰族则没有被俄罗斯人同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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