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犯人在童年时的悲惨经历也能成为辩护的理由？

在司法体系中，童年时的悲惨经历之所以能够成为辩护的理由，并非是为了开脱罪责，而是为了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犯罪行为的根源，并在量刑时给予更审慎的考量。这其中的逻辑并非简单地“因为童年不幸，所以可以不负责”，而是涉及到对人类心理、行为塑造以及社会责任的复杂探讨。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童年是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在这个阶段，个体的认知、情感、社交能力以及道德观都在经历飞速发展。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孩子遭遇了长期的虐待、忽视、家庭暴力、亲人离世的创伤，甚至是长期的贫困和不稳定环境，这些经历会在他们的内心深处留下深深的烙印。

例如，长期遭受身体或精神虐待的孩子，可能会在成长过程中形成扭曲的认知模式，他们可能认为暴力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或者对权威人物充满不信任和敌意。长期被忽视的孩子，则可能缺乏安全感，难以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甚至在成年后出现反社会人格。父母的严重酗酒或吸毒，不仅直接影响孩子的生活质量，也可能导致孩子从小就暴露在危险和不确度的环境中，对他们的心理健康造成严重损害。

这些童年创伤并非仅仅是“不幸的经历”，它们会实质性地影响一个人的心理结构。研究表明，童年逆境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与成年后多种心理健康问题，包括抑郁、焦虑、物质滥用、冲动控制障碍，甚至精神分裂症等都存在显著关联。这些心理健康问题，尤其是那些影响认知功能、情感调节和冲动控制的，可能会直接削弱一个人对自身行为的控制能力，甚至影响其对行为后果的判断。

因此，在辩护中提出童年悲惨经历，其核心在于论证这些经历如何“实质性地”影响了被告的心理状态和行为能力。这通常需要专业的心理学、精神病学鉴定来支持。辩护律师可能会引用鉴定报告，详细阐述被告所经历的创伤类型、持续时间，以及这些创伤如何导致了特定的心理障碍或人格缺陷。例如，如果被告患有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而其PTSD的诱因恰恰是童年时遭受的暴力，那么在审判过程中，就可以据此探讨其犯罪行为的发生是否与PTSD的症状（如易怒、冲动、回避等）有关。

更进一步，这些经历有时会影响被告的“犯罪意图”和“犯罪能力”。在某些司法体系中，例如英美法系的“精神失常”辩护（insanity defense），或者更广泛的“精神缺陷”辩护（diminished capacity），会对被告的犯罪意图（mens rea）产生影响。如果一个人的心智因童年创伤而严重受损，导致其无法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或者无法形成必要的犯罪意图，那么其罪责可能会被减轻。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童年悲惨经历并非“免罪金牌”。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不是用来完全否定犯罪行为的，而是作为一种“减轻情节”或“影响量刑的因素”。法律仍然要求成年人对其行为负责，但 sentencing（量刑）环节允许法官在考虑所有因素后，做出更公正、更符合人道的判决。

一个曾经遭受严重虐待的成年人，尽管可能因为心理创伤而更容易走向极端，但如果他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错误且违法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自己的冲动，那么法律仍然会追究其刑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童年经历可能会影响刑期的长短，或者促使法官考虑非监禁性的刑罚，如社区矫正、强制心理治疗等。

此外，提出童年悲惨经历作为辩护理由，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警示。它提醒我们，犯罪行为的发生并非孤立事件，很多时候是长期社会问题和个人不幸经历的累积结果。通过关注和理解犯罪者的成长经历，我们也能更好地反思教育、家庭和社会保障体系是否存在不足，从而预防未来类似悲剧的发生。

总而言之，犯人在童年时的悲惨经历之所以能成为辩护的理由，是因为这些经历可能深刻地影响了其心理发展、行为控制能力和对是非的判断，从而影响了其在法律上的罪责程度。但这并非是推卸责任的借口，而是为了在复杂的司法过程中，实现对事实更深入的探究，以及对罪与罚的更精准、更人道的权衡。司法体系在处理这类案件时，需要在维护社会正义与体现个体特殊情况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网友意见

在刑事辩护里，我们常用一句话，叫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

我国采用的是劳动改造制度，而且不像英国，动不动就是有期徒刑上百年，我国无期徒刑的实际服刑期可能只有十几年。隐含的意思是，我们认为没有罪大恶极到必须判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都可以在劳动改造后重新做人。所以判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罪犯消除犯罪冲动，为自己的行为赎罪，然后重新融入社会。那么，如果本身是社会亏待了犯罪嫌疑人，可不可以减刑？

如果不单独讨论幼时有心理阴影这种情况，换个例子，可能更好理解。

我最近有个案子，当事人购买了一个有经营资质的药店，换经营主体重新办证时，政策改了，不符合条件，变成了非法经营。

从罪刑法定的角度来讲，明知没办下来证还卖药，是犯罪。但是再分析一层，这是他们主观恶意大所以才这么办的吗？

这对中年夫妇，用尽积蓄还借钱才盘下药店，卖方也确实给了他们一个有资质的店铺，不可能追究违约责任，如果不继续开，损失怎么办？

在跟检察院法院交涉的过程中，我们选择用政策不稳定性的社会因素来辩护，经过多轮协商，刑期一降再降，到了当事人能够接受的程度。

再来一个例子，某个服刑20年刚释放的当事人，本想自力更生，因为疫情导致小本生意不好做，误入了吸毒贩毒的圈子。跟检察官沟通的时候，我们同样提出社会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帮助不足，对再犯这一现象不应只追求再次判刑，而应当考虑怎样才能让其融入社会不再犯罪。另外其父年迈，其子苦苦支撑家庭，请求从轻处理。这两个理由其实也并非法定从轻情节，但同样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so，在辩护的时候，并不是只有写在法律里的理由才能为当事人减轻刑期，执法的也都是人，不要忘记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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