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统治下的荆州，是否比蜀汉统治下的荆州更为殷富，平和？
荆州是三国时期最重要的战略要地之一，地势险要，水陆交通便利，沃野千里，人口稠密，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赤壁之战后，刘备在诸葛亮的规划下取得了荆州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南郡、武陵、长沙、零陵、桂阳等（即所谓的“南荆”）。
后来，由于关羽北伐导致了与东吴的矛盾激化，东吴趁机偷袭，夺取了荆州大部分地区（主要是南郡、零陵、桂阳等中上游地区），刘备集团只剩下了荆州南部的一些零散地区（如公安、江夏部分地区，后来称为“公安系”）。
因此，当我们将“东吴统治下的荆州”和“蜀汉统治下的荆州”进行比较时，实际上是在比较刘备早期统治荆州的大部分时期与东吴后期控制荆州大部分地区的情况。这个时间跨度上存在一些重叠和变化。
让我们从殷富和平和两个方面来详细分析：
一、 殷富程度的比较：
要判断哪个时期更殷富，我们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 自然资源和人口基础：
荆州整体而言，无论在谁的手中，其自然资源和人口潜力都是巨大的。 荆州地区（尤其是长江中上游）土壤肥沃，适合农业生产，河流纵横，水运发达，为商业提供了便利。
在刘备集团早期控制荆州时，他们继承了相对完整的荆州地区。 诸葛亮对荆州的治理也是非常有远见的，他深知荆州是蜀汉集团发展的根基。
农业： 刘备集团在荆州推行了一些农业政策，鼓励生产，并利用荆州的资源招募兵马、发展经济。当时的荆州为蜀汉提供了重要的兵源和财力支持。
商业： 荆州作为水陆交通枢纽，商业贸易也相当发达。刘备集团也在此基础上进行发展。
在东吴夺取荆州大部分地区后，东吴也继续利用荆州的这些优势。
东吴本身就拥有江南的富庶之地，但荆州作为长江上游的屏障和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对东吴的经济也至关重要。 东吴对荆州的开发主要体现在其作为战略基地和经济补充的地位上。
东吴统治下的荆州，其经济发展也受益于江南经济的整体繁荣。
2. 治理策略和经济政策：
蜀汉统治下的荆州： 诸葛亮在荆州时，其首要任务是为刘备集团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并为北伐中原积蓄力量。他的政策更侧重于 “发展实力，为未来扩张做准备”。虽然他注重经济发展，但整体而言，蜀汉的经济重心和主要投入方向是益州，荆州更多是作为其“前哨站”和“粮仓”。
东吴统治下的荆州： 东吴统治荆州时期，更多的是将其视为抵御曹魏和稳定东吴西部边境的重要战略据点。
东吴的统治者们，特别是孙权，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视。 他们在江南地区的开发成就斐然，而荆州作为连接东西的重要区域，其经济也被纳入东吴的整体规划中。
在东吴治下，荆州为东吴提供了大量的兵役资源和部分经济支持。 但值得注意的是，东吴可能更侧重于维持荆州的战略地位，而未必像诸葛亮那样将其视为蜀汉集团的生命线去倾注发展资源。
在东吴丢失荆州（尤其是诸葛亮去世后）以及后来的战乱中，荆州地区也遭受了巨大的破坏。 例如，夷陵之战对荆州造成了很大影响。
3. 战乱和外部压力：
蜀汉统治下的荆州（早期）： 在刘备集团早期统治荆州时，虽然也面临曹操的威胁，但尚未发生大规模的决定性战争。诸葛亮在荆州期间，相对能够进行有计划的发展。
东吴统治下的荆州（后期）： 东吴夺取荆州后，虽然成功抵御了曹魏的几次进攻，但荆州地区仍然是三国交战的焦点之一。特别是关羽北伐失败后，荆州大部分地区落入东吴之手，但其后期的稳定性和发展也受到了一些外部冲突的影响。
夷陵之战后，荆州遭受了重大打击。 虽然东吴获胜，但其付出的代价也很大，对荆州的生产力和人口都有一定影响。
曹魏也对荆州觊觎已久，并进行过多次攻势。 东吴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来维持对荆州的控制。
综合来看，在“殷富”方面，情况比较复杂，很难简单地说哪个更胜一筹，因为时间点和侧重点不同：
从相对的稳定和发展潜力挖掘来看，蜀汉早期统治下的荆州（尤其是在诸葛亮主政时期）可能更注重整体实力的提升和为长远发展打基础。 诸葛亮对荆州的规划和投入，是为了支撑整个蜀汉集团的生存和发展。
东吴统治下的荆州，虽然也利用了荆州的资源，但其发展更多是作为东吴整体国力的一部分。 东吴的富庶主要集中在江南，荆州对其而言更多是战略屏障和物资来源。如果从绝对财富总量和经济政策的倾斜度来看，或许东吴江南地区的富庶更为突出，而荆州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从一个地区被统治的“发展繁荣度”来看，蜀汉早期对荆州的投入和利用，可能使其在被纳入蜀汉版图的那个阶段，获得了更集中的发展资源和战略目标。 当荆州大部分落入东吴手中后，虽然东吴也治理，但其战略重心也分散在其他地方，而且后期战乱对荆州的打击也可能比蜀汉早期更频繁。
因此，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蜀汉在夺取荆州初期，诸葛亮将其视为核心发展区域，并可能投入了更多针对性的发展政策，使其在那个时间段内获得了一定的繁荣。而东吴统治下的荆州，虽然也保持了一定的经济活力，但其发展方向和程度，更多是服务于东吴整体战略，且后期也受到战乱的较大影响。
二、 平和程度的比较：
平和与否主要取决于战乱的程度、内部的稳定以及百姓的生活状态。
1. 战乱情况：
蜀汉统治下的荆州（早期）： 刘备集团刚接手荆州时，也经历了一些内部的整合和与东吴的摩擦，但总体上，在诸葛亮主政期间，荆州作为蜀汉的根基，其内部相对稳定，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消耗性战争。
东吴统治下的荆州（后期）：
夷陵之战（公元221222年）： 这是一场对荆州地区造成毁灭性影响的战争。刘备为了报关羽之仇，率军进攻东吴，结果被陆逊大败，导致蜀汉损失惨重，也对荆州地区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虽然东吴是胜利者，但这场战争的余波和对荆州的直接影响是巨大的。
曹魏的威胁： 曹魏在后期也多次攻打荆州，东吴需要在此投入大量兵力防守。
东吴内部的摩擦： 虽然不如蜀汉那种与外部曹魏的直接冲突，但东吴在荆州的统治，也可能存在与荆州本土士族之间的关系处理问题，以及内部的权力斗争。
2. 统治的稳定性和百姓生活：
蜀汉统治下的荆州： 诸葛亮在荆州时，努力安抚百姓，发展生产，为民休养生息。虽然也需要承担一定的兵役和税负，但总体上，这一时期荆州百姓的生活相对安定。
东吴统治下的荆州：
战乱对百姓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夷陵之战的惨烈，以及持续的军事对峙，都可能导致百姓流离失所，生产受损。
东吴对荆州的治理，其政策可能更多是维护其战略地位，而非像蜀汉那样将其作为核心发展基地去“经营”。 这也可能导致在“平和”程度上存在差异。
东吴在荆州的统治，在初期可能相对稳定，但后期随着战事的频发和政权的不稳定，荆州也成为了一个需要不断投入兵力镇守的区域。
因此，在“平和”程度方面，东吴统治下的荆州（尤其是在后期）很可能不如蜀汉早期统治下的荆州。
蜀汉早期统治的荆州，虽然也面临外部压力，但内部的安定和发展，以及为未来北伐打基础的策略，使得这一时期相对平和。
东吴统治下的荆州，尤其是夷陵之战后以及后续的战乱，使得荆州地区经常处于军事对峙和冲突的边缘，百姓的生活也因此受到更大影响。
结论：
总的来说，很难用绝对的“是”或“否”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涉及的时间段、侧重点和“殷富”、“平和”的具体衡量标准。
殷富方面： 蜀汉早期统治下的荆州，在诸葛亮的规划下，可能得到了更集中的发展资源和明确的战略目标，使其在当时相对更为活跃和有潜力。东吴统治下的荆州也保持了一定的经济活力，但其更多是作为东吴整体版图的一部分，且后期也受到战乱影响。
平和方面： 东吴统治下的荆州（特别是后期）可能不如蜀汉早期统治下的荆州更为平和。 战争的影响，尤其是夷陵之战，对荆州造成了显著的破坏和动荡。而蜀汉早期在荆州的统治时期，相对更加安定，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所以，如果一定要做出一个区分，那么可以说：蜀汉早期统治下的荆州，在被纳入蜀汉版图的那个阶段，可能在发展潜力和内部安定方面表现更佳。而东吴统治下的荆州，虽然也是战略重地，但后期的战乱和不确定性可能使其在“平和”程度上有所不及。
网友意见
已知东吴治下荆州叛乱：
建安二十年，督孙茂等十将从取长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县吏共入阴山城，合众拒岱，岱攻围，即降，三郡克定。权留岱镇长沙。 安成长吴砀及中郎将袁龙等首尾关羽，复为反乱。
秘所领都督廖式杀临贺太守严纲等，自称平南将军，与弟潜共攻零陵、桂阳，及摇动交州、苍梧、郁林诸郡，众数万人。
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盖领太守。后长沙益阳县为山贼所攻，盖又平讨
於是诸县及五谿民皆反为蜀（樊伷，习珍）。会刘备东下，武陵蛮夷蠢动，权遂命骘上益阳。备既败绩，而零、桂诸郡犹相惊扰，处处阻兵。
江陵令姚泰领兵备城北门，见外兵盛，城中人少，谷食欲尽，因与敌交通，谋为内应。
已知蜀汉通知下荆州叛乱：
？？？？
已知东吴治理下民生：
又闻民间，非居处小能自供，生产儿子，多不起养；屯田贫兵，亦多弃子。天则生之，而父母杀之，既惧干逆和气，感动阴阳。
孙权赤乌五年……其户五十二万三千，男女口二百四十万。（王）濬收其图籍……户五十二万三千……男女口二百三十万。
生孩子不能养，无战乱的环境下人口还能倒退。假设东吴历代统治者不会缺心眼到从自己的核心领土抽血补偿荆州这个后娘养的熊孩子，不然判断荆州地区人口是负增长应该没啥问题。
很多吴粉喜欢拿东吴两次袭取荆州成规模投降来试图证明蜀汉治下民怨沸腾。这就非常可笑了，守将主动投降和民众自发起义的差距估计比柯基跟光头的差距还大。 史书上写的清清楚楚，荆州的所有投降行为全是守将的自发行动。郝普第一次抵抗了一阵子最后被威胁杀妈才投降，如果关羽当时将郝普全家迁往成都，郝普能死战到底都说不定。 一座城池能不能坚守百姓的意志固然有所帮助，但是决定因素还是拥有暴力机器的守将自身的反抗欲望以及城内的资源。就算是糜芳已经开城投降的大前提下城内的士兵还密谋伏杀吕蒙只是被虞翻识破了，士卒这种程度的组织度和向心力三国时期有几例？
既然要比较受到进攻时的情况那自然要控制变量不是？为啥要拿魏国的正面进攻跟东吴的背刺对比， 同样是魏国的进攻，关羽能反杀打爆曹仁推进到襄樊。 东吴进入襄阳被打飞然后被推回江陵，是不是说明关羽比东吴在南郡更得民心？ 再退一步说 ，曹操兖州被张邈与陈宫叛迎吕布，郡县皆应。荀彧、程昱保鄄城，范、东阿二县固守。最后战胜了吕布，是不是说明这两县一城的百姓因为曹操的善待同仇敌忾？ 然而实际是什么？ 是岁谷一斛五十余万钱，人相食；初，太祖乏食，昱略其本县，供三日粮，颇杂以人脯，由是失朝望，故位不至公。这些百姓有不支持的选择权吗？难道他们都是现代曹粉穿越，为了大魏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吴粉平时黑黑关羽脾气垃圾不会和同僚相处导致关键时候没人愿意替他卖命倒也合理。 黑民生真的是滑天下之大稽，蒙曰:“羽素勇猛,既难为敌,且已据荆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胆势益盛,未易图也。 这个恩信大行既然不是对士大夫和同僚，不是对百姓还能是对什么？对外星人？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只抓着后半句黑前半句就是死活看不进去吗？
至于吕蒙进入江陵内的表现，虽然不否认吕蒙是个军纪严明，没有性格缺陷的好将领。但是这只是他的部曲在夺取江陵后的表现，那攻占其他几郡的吴军呢？或者说他死后江陵城内被曹魏围攻的吴军呢？ 有没有像吴粉 @仅以身免刘跑跑 主张的将关羽留在江陵的女儿抓起来做军妓的现象？ 说不准吧？如果东吴占领荆州这几十年每个地方的治理都能达到这种比现代文明大多数地方还优秀的水平那开头列举的这堆叛乱从何而来？ 况且退一步说这种士兵拿一个斗笠就处决的现象也绝不可能是常态，上文提到了吕蒙知道了关羽治下荆州民众声望高，他要瓦解军心只能做的比关羽更好，所以只能不惜血本。 十三年春，权复征黄祖，祖先遣舟兵拒军，都尉吕蒙破其前锋，而凌统、董袭等尽锐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亡走，骑士冯则追枭其首，虏其男女数万口。 吴军屠城的时候吕蒙在干什么？如果这时候他做了什么鹤立鸡群的善举为什么没有记载？ 这虏走的几万口男女莫非是吕蒙军法从事了几万人然后拿来给他补员的？
江陵沦陷后关羽士兵溃散也非常好理解，家人在敌人手上，继续抵抗自己和家人都有较大概率的死亡风险。 放弃抵抗家庭待遇如前甚至更好，除了可能有点对不起善待过自己的主帅外没有一点坏处。是个需要吃饭需要家庭的人都会做出一样的选择吧。要是关羽本来就对民众对士卒差，那问题就不只是士兵溃散了。士兵早就在江陵城下把他绑了送给吴军了，要是没胆子也可以直接进江陵城举报关羽行踪，关羽哪还能躲一个月跑到临沮？
最后贴一篇能侧面描写关羽在荆州地区声望的文章，说实话要是这上面的描述和记载都属实，那关羽被称为公元前五个世纪荆州地区最有声望的地方官一点都不为过。
孙权任用陆逊为荆州牧，按照一般的说法，极有可能是想利用陆逊的名望和与士人的较好关系，以拉拢、稳定荆州士家。
时荆州士人新还，仕进或未得所，逊上疏曰："昔汉高受命，招延英异，光武中兴，群俊毕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远近。今荆州始定，人物未达，臣愚慺慺，乞普加覆载抽拔之恩，令并获自进，然后四海延颈，思归大化。"权敬纳其言。
但在具体几个重要太守的设置上，从现有记载来看，孙权可能又安插了很多亲信，这些亲信很有可能贯彻了孙权严刑峻法、苛捐杂税的统治风格，与陆逊的治国思想相违背。但州牧陆逊实际上又管不了这些直接听命于孙权的二千石高官的行政治理，从而形成互相牵制。
南郡太守是诸葛瑾，他跟孙权的关系就不用说了，后来还有张纮之子张玄。
长沙太守孙吴时期只有一个记载，陈留人濮阳逸，而其子濮阳兴后来当上了东吴丞相。再加上长沙还是东吴龙兴之地，有孙坚孙策庙，还是南阳王孙和的封地。如此看来，濮阳逸很可能也是流亡北士集团的代表人物，可能跟孙权的私交也相当不错，才能当此要职。
武陵太守记载曾由孙权的妻弟谢承担任，后来还有孙韶之子孙恢，直接就是皇亲了。
武昌虽是陪都，当时也是一个郡，有一条记载是孙权曾任命士燮之子士廞为武昌太守，士廞就是来当人质的，孙权大概也不用担心他不卖力干活。
这点不知道是不是陈寿故意留的彩蛋，他在《陆逊传》中重点阐述陆逊的治国思想是主张以德服人、劝课农桑，但这与其它人描述下的孙吴荆州情况完全不符（孙登说武昌各种严刑峻法，吴简说长沙有砍人手足的酷刑，骆统说整个南方被孙权榨得郡县空虚、人丁稀少），甚至可以说是反过来的。还有一条记载是陆逊曾劝孙权减免赋税、减轻刑法，被孙权以乱世需要暴兵为由拒绝。
吴黄武五年（公元226年），生于江东儒学世族的重臣陆逊（183年-245年）上疏孙权要求施德缓刑，宽赋息调，以下是孙权的回信，为自己的法家政治经济政策辩护。谈到经济政策，他说如果坐守江东，现有的兵力的确足够，百姓的赋税可以减轻一些。但是要夺取天下，不得不赋税繁重。原文见《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第二》：
冬十月，陆逊陈便宜，劝以施德缓刑，宽赋息调。又云：“忠谠之言，不能极陈，求容小臣，数以利闻。”权报曰：“夫法令之设，欲以遏恶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罚以威小人乎?此为先令后诛，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为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为之耳。今承来意，当重咨谋，务从其可。且近臣有尽规之谏，亲戚有补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书》载 ‘予违汝弼，汝无面从’，孤岂不乐忠言以自裨补邪?而云‘不敢极陈’，何得为忠谠哉? 若小臣之中，有可纳用者，宁得以人废言而不采择乎?但谄媚取容，虽暗亦所明识也。至于发调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众济。若徒守江东，修崇宽政，兵自足用，复用多为? 顾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调，恐临时未可便用也。又孤与君分义特异，荣戚实同，来表云不敢随众容身苟免，此实甘心所望于君也。”
此外孙权对潘濬的部署似乎也是精心安排过的，在孙权自领荆州牧时，潘濬继续担任治中从事。而到了陆逊上任荆州牧以后，潘濬则被“升为”将军，但却被调出去带兵屯夏口了，之后又派往武陵和蛮族打仗。这么说陆逊应该是有一个自己的从事团队的，没准就是为了防范潘濬与陆逊不和。直到潘濬成为太常之后，才到武昌，开始与陆逊共事。这样似乎又形成了一道互相牵制的关系。
这么看，孙权统治下的荆州的确相对稳固，但是平和殷富就算不上了，而这两者也并不矛盾，因为孙权在玩政治（权术）方面确实堪称天才，是标准的马基雅维利prince式的。毕竟，历史上他要管的人可远远多于演义，周瑜、吕蒙至死不过太守，就足以催生了一大堆阴谋论题材了，吕范、蔡遗、濮阳逸、孙瑜等重要人物（以及名气大一点的步骘、吕岱）在演义里要么提都没提过，要么就是着墨很少的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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