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到 2019年，北非以及中东地区的格局有何变化或发展趋势？

我至始至终认为，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以及紧随其后的“阿拉伯之冬”，实际上昭示着整个中东泛伊斯兰地区持续时间长达百余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终结。自凯末尔以来，以纳赛尔、巴列维等为代表的伊斯兰世俗主义领袖主导的一整套社会改革，时至今日已经全部归于失败。这些以各种名目的“自由军官组织”、“复兴党”作为执政核心、企图通过个人铁腕来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伊斯兰政治精英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无一例外败下阵来。这虽然令人扼腕，但并不出乎意料。

必须明确，伊斯兰国家的世俗化改革虽然符合历史发展方向，但在这一过程中，最底层的平民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参与进来。无论是纳赛尔还是巴列维，他们的统治基础都极为狭窄，仅限于军队和警察（即世俗化最早、最直接的受益者）。世俗主义领袖的政权力量并没有深入到基层——换言之，基层仍然牢牢地掌握在宗教势力手中。对于底层平民而言，他们的一生都与伊斯兰教紧密联系：他们没有钱去政府兴办的现代化医院，只能去清真寺开设的诊所；他们交不起世俗学校昂贵的学费，唯一能够入读的只有教授古兰经的宗教学校（意味深长的是，“塔利班”的含义即为“宗教学生”）；他们出生时接受伊斯兰长老们的祝福，临终时在神职人员的祷告中进入永眠。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于绝大多数民众眼中，扮演了开导者和救济者角色的教法学家远比世俗主义政治家来得更有亲切感——这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在历次土耳其大选中，拥有宗教背景的候选者总能轻松获胜。除此之外，平民所分享的世俗化改革成果也极为有限。尽管从经济发展指数来看，纳赛尔革命和白色革命的成绩十分可观，但高通胀率、巨大的贫富差距、腐败横行和特务统治同样令普通民众难以忍受。群众一方面饱受物价飞涨、基本公共服务短缺之苦，另一方面又对世俗统治集团的特权地位深恶痛绝。这种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都不想照旧生活下去的局面，为教法学家们的崛起提供了深厚土壤。

这就要提到近代伊斯兰历史上绝对绕不过的两个人：库特布和霍梅尼。

库特布被公认为近半个世纪来所有伊斯兰极端运动的理论鼻祖。无论是阿富汗圣战者，还是塔利班，亦或是穆兄会，本质上都是库特布的产物。库特布主义的诞生并非偶然，它实际上是世俗化道路逐步走向失败、阿拉伯民族主义逐渐式微的反映。纳赛尔不成功的社会改革激化了阶级矛盾，阿拉伯国家在对以战争中接连的军事惨败又进一步打击了阿拉伯社会主义、泛阿拉伯主义的政治威信。作为纳赛尔威权主义政府的积极反对者，正是库特布构建了系统的理论体系以批判纳赛尔等人的世俗路线，旗帜鲜明地表达了通过“圣战”的方式建立伊斯兰式现代国家的宏伟愿景。很有意思的是，他在《里程碑》一书（该书后来成为几乎所有伊斯兰圣战者的圣经）明确表达了建立“先锋队”以实现伊斯兰复兴的主张。库特布对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影响是惊人的，他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伊斯兰复兴理论，提供了具体的实现路径，还以一个殉道者的形象给予后世圣战者以巨大的精神激励。库特布主义不但被拉登、扎瓦赫里奉为圭臬，亦被沙特等海湾君主国家所接受作为对抗纳赛尔路线的理论武器。甚至可以说，当今中东世界所有以伊斯兰复兴为终极目的的政治力量，以及阿拉伯之春后政权先后落入伊斯兰宗教势力手中的政治局势，乃至IS等极端武装的全面兴起，归根到底都是库特布的遗产。

和库特布一样，霍梅尼的崛起本质上也是世俗化道路破产所带来的结果。霍梅尼的特殊性在于，相较于一直以民间异见分子的形象示人的库特布，霍梅尼本身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作为大阿亚图拉的他在伊朗社会的根基之深厚非常人可想象。而霍梅尼本人深厚的学识、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以及伊朗宗教信仰、民族成分较为单一的具体国情，也使其可以在伊斯兰革命中迅速脱颖而出，稳定局势并有机会实践他的政治理想。霍梅尼主导下建立的伊斯兰共和国，本质上是黑格尔式的国家主义、古希腊“哲人王”学说和伊斯兰传统的结合——最高领袖（相当于什叶派总教长兼武装力量总司令）本人虽然是伊斯兰教法的人间化身和终极阐释者，可以终身任职且领导着伊斯兰革命卫队，但其并不参与行政机关的日常运作。他本人尚须接受由88名教法学家组成的释宪会议的监督乃至罢免。日常行政事务由总统领导的政府负责，总统任期4年，仅可连任一次。参选总统者须由12位资深教士组成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审核通过，再经全民投票决出胜利者。而日常法律的起草和预算表决则由290名成员组成的伊斯兰咨询会议（国家议会）负责，其成员自31个省民选产生，有权罢免部长和弹劾总统。显然，霍梅尼所构建的政权体系带有明显的分权制衡色彩，这套体系的运行也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代议制民主的基本原则。此即霍梅尼长期宣传的理念：“既不倚东，也不靠西——伊斯兰共和国！”

从库特布和霍梅尼两位“先知”身上，我们不难看出，发端于凯末尔的中东世俗化运动，在七十年代末就已经实际上宣告破产。而且相较于逐步趋于僵化保守的世俗化统治集团，宗教学者们反而有着更高的政治素养和更敏锐的政治嗅觉。来自民间、与底层民众关系密切的他们一方面准确地把握了不断高涨的社会不满情绪，一方面又及时地对伊斯兰宗教信条予以现代化的改造以适应新的局势。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认为，伊朗革命和阿拉伯之春在根本上是一脉相承，它们都是对本国失败的威权主义世俗化道路的反动。只不过由于君主制的巴列维伊朗在一众伊斯兰世俗化国家中最为腐朽落后，故也最早发生了这种历史性的变化。

而比伊朗革命晚了近半个世纪的阿拉伯之春，又由于本世纪特殊的历史条件，呈现出与伊朗革命大为不同的面貌，也比伊朗革命更深刻地改变了这个世界。1980年的伊朗革命固然声势浩大（超过10%的伊朗人参与了革命），但其革命输出却不甚成功。原因在于彼时变局尚处于萌芽时期，阿以之间持续紧张的关系使得各威权领袖尚能依靠民族主义旗号和外部威胁来维系统治、动员民众，以地区秩序仲裁者和经济资源补给者的身份介入中东局势的美苏两大强权亦倾向于维持中东局势的总体平稳。然而，当时间迈入21世纪，伴随着苏联解体和美国在中东事务上日益明显的力不从心，依靠外部大国来维系中东稳定的图景已经成为过去时。，错失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中东伊斯兰国家经济发展乏力，偏偏对外战争结束带来的人口爆炸使得每年都有数以十万级的青年涌入狭小的就业市场，而政府根本没有能力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来容纳数量激增的青壮年劳动力。2008年以来的全球经济下行加深了中东地区的经济危局。互联网与卫星电视所呈现的外部世界景象，又进一步激起了底层青年的愤怒——既有对威权主义政体的怒火，也有对窘迫生活条件的愤恨。1979年发生于伊朗的一切，近半个世纪后又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重新上演。由此，在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与准备之后，火山最终在2010年轰然喷发。

席卷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之春虽然在一开始是以民主、自由等西式“普世价值”为主要口号的，但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历史性变革不但将中东世俗威权领袖拉下马来，还一举摧毁了冷战结束以降欧美大国所精心构建的国际治理秩序和价值体系。中东动荡局势所衍生的难民问题，将欧盟——这个被认为是全球化进程最重大的成果——在短短数年之内就四分五裂濒于瓦解；同时，难民问题的持续发酵，顺带激化了欧盟成员国由来已久的债务违约问题，并从根本上颠覆了欧美政治生态，以欧尔班为首的中东欧政治强人们高举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大旗，鲜明地表达了对布鲁塞尔的不信任，以反难民、反欧洲为主要纲领的“五星运动”、英国独立党、德国新选择党等极右翼党派来势汹汹，基民盟、基社盟等欧洲老大党几乎毫无招架之力；而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两大黑天鹅事件，则将西式民主的公信力和有效性置于极为危险的境地。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自IS在伊拉克兴起以来，数以千计的欧美青年以志愿者的身份主动投奔极端武装，不惜对自己法理上的祖国反戈一击。如果再联想起穆斯林移民始终无法融入欧美主流文化圈的不争事实，西方近20年来引以为傲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脆弱本质已经暴露无遗。显然，阿拉伯之春以及之后的阿拉伯之冬将西方因苏联解体而不断膨胀的理论优越感击得粉碎。文明冲突论本是西方炮制出来的新冷战理论，不曾想却成为一个意味深长的自证预言。

不仅如此，阿拉伯之春引发的持续动荡，还将中东乃至整个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搅得天翻地覆。如果没有阿拉伯之春造成的权力真空，埃尔多安的新奥斯曼或许仍然只停留在纸面方案，库尔德人不可能离独立建国的目标如此之近，伊朗的什叶派之弧也断然不会推进得如此顺利。如今，中东世界的各种矛盾在叙利亚战场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叙利亚政府军，叙利亚民主军，叙利亚自由军，沙姆阵线，伊朗革命卫队，真主党民兵，土耳其军队，以色列军队，乃至俄罗斯、美国等域外大国的正规武装，都在这片不大的土地上展开生死搏杀，并力图使局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参与方数量之多、力量之强、影响范围之广，都超出想象。无怪乎有些国际观察家将叙利亚战争视为新世纪的西班牙内战，这个比喻如此恰当，却又如此地让人毛骨悚然。

这或许是历史跟我们开的一个足够残酷的玩笑：在经历了近百年的摸索、挣扎和奋战之后，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2019年的中东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和80年前一般被阴云所笼罩：走到台前的右翼强人，一触即发的国际局势，软弱无力的传统政客，濒于破灭的一体化理想，死灰复燃的法西斯思潮和狭隘民族情绪……历史远未终结，大国之间的角力仍在持续，多灾多难的中东人民依旧在苦苦探寻自己的未来——尽管希望如此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