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英国的掘地派运动？此运动在之后的影响如何？

长文预警：

本回答分三部分，对基督教不感兴趣，或者关心键政而不关心键史都可直接跳转【3】。

既然我们使用中文来讨论掘地派运动，那么就应该从马恩两位导师讲起。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里面有这样一段论述：

虽然总的说来，资产阶级在和贵族斗争时有权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再洗礼派和托马斯·闵采尔，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均派[117]，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武装起义，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

恩格斯就此将掘地派运动纳入了共产主义的发展系谱之中。此处注意这个注释【117】，译者给出的注释是：

[117]恩格斯指“真正平均派”或“掘地派”，他们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极左派的代表。“掘地派”代表城乡贫民阶层的利益，他们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宣传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并企图用集体开垦公有土地的办法来实现这种思想。——第207页。

那么注释与原文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将“平等派”（levellers）与“掘地派”或者说“真正的平等派”（diggers）区分开来了，二者当然不能混为一谈。这里是恩格斯的疏忽吗？

【1】事件

1649年8月，刚刚被任命为爱尔兰总督的奥利弗·克伦威尔率领一支远征军从南威尔士起航，他的目标是在爱尔兰坚持反抗的忠于斯图亚特王朝的王党与天主教联盟。克伦威尔的部队一路向北在罗赫里达（Drogheda ）屠杀了3100名驻军中的2500多人、一些平民，以及他们所看到的所有天主教神职人员。对克伦威尔来说，这意味着“上帝对这些野蛮的可怜虫的公正审判，他们的双手沾满了无辜的鲜血”。克伦威尔在一封致下议院议长的热情洋溢的信中赞美上帝为英格兰的胜利，他将上帝的选民与“以色列的战车和马兵”^[1]相提并论。

与此同时，1649年的英国，正处在一场天灾与人祸的交杂之中。牛羊染病，庄稼歉收，食物稀缺，生活物资价格高昂。暴雨雪，饥荒，贫困，瘟疫，以及因内战而流的“无辜的鲜血”^[2]正在席卷英国。

一位小册子作者记录下了贫困民众的处境：

但愿议会和城市都能听到我们的口腹之欲！
啊，我们可怜的饥饿的孩子们的眼泪都要流干了！
啊，但愿他们那温柔的母亲在布拉塞为他们刻下面包!
啊，但愿我们憔悴的尸体能被每一只可怜的眼睛看到!
惟愿人知道我们卖褥子和衣裳换饼。
哦，我们的心要昏了，我们要在每一条街上昏倒了^[3]！

“刀剑、饥荒和瘟疫”等对公众的惩罚，被认为是上帝对“一个罪孽深重的国家”施加的“最悲惨的惩罚”之一^[4]。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里，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的头颅刚刚在斧头一落下鲜血飞溅，罪名是“暴君、叛徒、杀人犯和这个国家善良人民的公敌”——就在前一年，军队的领袖们还在向国王献殷勤。世界已经颠倒过来（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用掘地派的领袖杰拉德·温斯坦利的话说，“就像羊皮纸在火里燃烧，慢慢地磨损”

现代的历史学家们一再提醒我们，这一系列的发展是无计划而偶然的。返回威斯敏斯特的议员们之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坚定的共和党人；参与了导致这一变化的事件的人，很少有人会认为自己是共和党人或革命者。然而，正如克里斯托弗·希尔在他的学术生涯的后半段所注意到的，这一场被称之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运动中存在另外一种潜藏的“革命中的反抗”，一场未完成的激进革命，其意义可以和革命本身相提并论^[5]。

对一小部分的激进主义者而言，国王之死带来了进一步的、更广泛变革的巨大希望。宗教激进主义者很快就向新闻界提出一系列改革法律和废除什一税的要求。诗人乔治·威瑟 (George Wither) 在目睹国王之死后，兴奋地写下：这一刻，“我们受诺曼人奴役的枷锁首次被打破了；英格兰冲破了枷锁，获得了自由”（our Yoke of Norman Bondage, first was broke; And, England from her chains made free）^[6]。圣经中的千禧年预言，看起来就要降临在人间了。

温斯坦利也有类似的看法：

英国现在力图实行的改革不仅要消灭诺曼的桎梏，使我们仍受征服者威廉到来以前存在的那些法律的管理，这似乎就是我们力求实现的管理制度或目的。不，不是的。改革在于要同上帝的语言一致起来，而上帝的语言就是人类犯罪以前的纯洁的正义法律；这个法律创造了一切，一切都要依据这一法律得到恢复。谁不力求做到这一点，谁就违反契约^[7]。

正是本着这样一种情绪，1649年1月26日，也就是国王被判刑的前一天，被处死的四天之前，温斯坦利最为激进而成熟的著作《新正义法》(The New Law of Righteousnes) 完成了。在作品中，他满怀信心地期待着“抛弃一切形式”的人们“以精神和真理敬拜天父”的那一天，贫困与压迫在造物的行事公义中消失无踪：

三扇希望之门让英格兰免于瘟疫的侵袭：每个人都应该停止追求别人的知识和安慰，而应该等待精神上的原因；他们应该打开他们的袋子和谷仓，停止买卖土地；他们应该停止彼此的统治和统治……停止监禁、鞭打和杀戮；这不过是咒语的作用罢了^[8]。

在温斯坦利看来，对所有“这三种特性”的追求，是把造物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必要条件；谁也不能比他人享有更多特权。1649年4月1日，温斯坦利和他的同伴们在圣乔治山上，在科布汉姆和泰晤士河上的金斯敦之间，建立了第一个掘地者公社。一切剥削的罪恶将在彼此公义行为的律法中被吞灭，无需律师或监狱，也不需要国家的惩罚机器；正如温斯坦利为掘地者的辩护词所说：

我们曾经对你说过，我们并不反对什么事情由公职人员和法律来管理，就像世界上的人民受到管理一样。但是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们并不需要任何一种形式的管理，因为既然我们的土地是公有的，我们的牛羊也应该属于公有，五谷和土地的果实也应该属于公有……其次，我们用不着那种必然要把人投入牢狱、鞭打人、吊死人、让一个人受另一个人奴役的法律。我们知道，服从这个正义法律的人们当中，不会有一个人由于土地而敢于逮捕或奴役自己的兄弟，因为土地是我们的造物主所创造的，是所有彼此平等的人们共同的生活物资的宝库^[9]。

【2】解评

如果说如温斯坦利所说，上帝同他交谈过，那么，更合适的说法是，上帝和那个时代的每一个普通男女交谈过：“"贫穷和压迫的经历同圣经本身一样是一个重要的文本，并且保持着与圣经的对话……上帝认同埃及的奴隶，并应许人在贫穷、疾病和苦难中发现他，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显现出来，这就是另一段要读的“经文””^[10]。

“全体信徒一心一意，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的财物是自己的，他们凡物公用。”^[11]

尽管先后被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们发掘出来并按照自己的方式再次诠释，从而为其学说提供系谱上的合法性，但温斯坦利与掘地派的核心主张事实上更多来自于这种对圣经“离经叛道”的解读。公共财产所有权不仅仅是几个基督教古代异端派别的特点，同样也是某些新教教派的特点：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模仿使徒行为的社区。而富有的囤积者却把“地球上的宝藏”锁在袋子、箱子和谷仓里，既不把金、银或谷物上缴“公共金库”，反而在他们的基督徒同胞因缺乏面包而挨饿时，对穷人铁石心肠，这犯下了“违背普世之爱的最大罪”^[12]：支持财产共有的人相信，他们生活在“末世”，“生锈的金银”必会“像火一样”燃起来审判那些不把一切都“投在库里”的人^[13]；因此也就有了这样的告诫：“耶稣对他说：“如果你想要完全，就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就必定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要来跟从我。”^[14]

这种“原始的无政府主义”与近现代的无政府主义有何相似之处吗？从上面的引文我们可以看出，掘地者们不需要治安官和法律，不是因为他们在原则上反对政府的统治，而是因为他们在精神和思想上都被“神圣的思想”再生了，而治安官和法律是为那些没有再生的人而准备的；正是因为他们在思想上得到了再生，他们才得以“摆脱私有财产，不受任何形式的政治权威或任何正式政府机构的约束”^[15]。这种复兴使挖掘者在没有私有财产和政府的情况下也能生存，那么二者必然不可分割。

温斯坦利于掘地者公社解散后完成的《自由法》（Law of Freedom）似乎更能全面地展现他的蓝图。温斯坦利注意到，为小型地方和自治社区制定的方针无法在国家范围内施行，因此他重新引入了法律和强制政府。在克里斯托弗·希尔看来，他需要国家的力量来克服统治阶级及其盟友对他的理想社会的阻力；此外，掘地者的行动并没有能唤醒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因此，需要建立民间机构来促使人们的道德和文化复兴，以接受新的社会组织方式，那时，基督的灵必将在人民中兴起。

这个“强制国家”也并非某种现存的国家，而是他笔下的“正义的国家”。温斯坦利给克伦威尔、费尔法克斯和军队发出的各种呼吁表明：“他从来不是一个反独裁主义者。事实上，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包含着某种对权威的诉求，或是对那些他认为掌握着实现自己目标的权力的人的诉求。当他拜访军队和下议院时……他的意思是接受他们的地位和权威”^[16]。

与此同时，这种呼吁又带有着对统治阶级的威胁：

我们这些名字登记在册的人，是奉英格兰所有受压迫的穷人的名，对你们这些自称为庄园领主和土地领主的人宣告……地不是为你们而造的，叫你们作地的主，我们作你们的奴隶，仆人，讨饭的。但它是所有人的共同生计，不尊重任何人……我们既见这地是为你们造的，也是为我们造的，就定意不再被迷惑，不再服事你们，不再惧怕你们。

革命应该是“自下而上”的还是“自上而下”？这在文本中产生了某种张力。杰拉尔德·艾尔默认为，这是“温斯坦利策略中的一个严重错误”，即议会将停止“维护地主的权威”和“庄园领主的权利”，并废除“现有的法律制度和不平等的税收负担”。温斯坦利依靠的是结合挖掘者开垦公共用地方面的实际例子，以及他们书面宣言中的论点来说服别人，然后说服克伦威尔或国会采取行动。但是，这也就意味着，温斯坦利坚持放弃使用武力和武装斗争，没有留下推翻统治阶级的希望^[17]。结合某些对温斯坦利晚年生活的考证，他似乎回归了贵格派，这个在年轻时对他造成巨大思想影响的派别^[18]，那么也就意味着，他更倾向于选择了《自由法》中“自上而下”的改造“非理性的、无知的”人民的想法，军队和政府必须拥有迫使人们服从法律和议会的力量。

【3】传奇

不难想象，温斯坦利和掘地派的思想长期内并没有得到重视；在长时间内，得到激进主义者关注的是李尔本为首的平等派。在威廉·莫里斯这样的社会主义者那里，也并没有留下关注温斯坦利的只言片语。

转机出现在19世纪。1895年，爱德华·伯恩斯坦在卡尔·考茨基的《现代社会主义先驱》中，首次系统地分析了温斯坦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第一次认识到这一思想的重要性——尽管他和19世纪晚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去甚远。温斯坦利关于“第二个亚当”“以扫和雅各”的再诠释无疑能让马克思主义者引为前辈：

于是，土地被篱笆围起来，被导师和管理者所瓜分，而其余的人则变成了仆人和奴隶……这种奴隶制度的到来叫做亚当，因为这种外在的管理和教导的权力形成了对和平和自由的精神的一种障碍；起初在心灵上使心灵对别人充满了一种奴隶的恐怖，然后把一些人的身体交给另一些人的外在权力去摆布……
因此，以扫这个充满肉欲的人，即贪婪和骄傲的化身，杀死了雅各这个满怀温柔的感情并用理智进行正义统治的神灵，并对他进行统治。于是，本来为了让一切人过丰衣足食的生活和作为共同宝库而被创造出来的土地，由于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不正义行为而变成了一些人折磨另一些人的地方……从障碍或亚当出现的时候起，人们就开始把土地圈起来，交给了兄长以扫这个充满食欲的人，并且一个人开始向另一个人买卖土地；而弟弟雅各，这个本来应该继承他或者追随他的人，却变成了奴仆^[19].

所有土地上发生的问题，似乎都与私有财产和货币交换的兴起有关；放弃私有财产将使人类摆脱剥削和痛苦，即将到来的“万物复苏”将解放所有人。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文本细读中，他们还能像伯恩斯坦和普列汉诺夫一样，发现试图阐明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初步尝试，如异化和劳动价值论。

吸引马克思主义者的另外一面是温斯坦利对个人能动与自我解放的认识。与17世纪的许多激进主义者一样，温斯坦利宣称他更喜欢行动而非言辞，不同于一些激进主义者提倡慈善帮助穷人的言论，温斯坦利坚持认为，穷人应该承担责任，让自己从负担中解脱出来。穷人在共同耕种土地和拒绝受雇方面所采取的行动，既预示着即将发生的变化，也有助于迎接这些变化。温斯坦利的马克思主义读者，正如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自己的时代投身于政治斗争一样，会毫不费力地赞同温斯坦利的观点:“行动是一切的生命，如果你不行动，你将一事无成。”

当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者，其他的左翼人士同样注意到了温斯坦利身上的某些东西：公用土地问题是19世纪的英国面临的另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关闭人行道，圈用公用土地和旷野，让公众极度缺乏露天空间。在城镇，专为上流社会使用的娱乐花园占用了以前的敞地。1834年，埃德温·查德威克在议会酗酒特别委员会的演讲中提到：“在乡镇，以及在一些城镇的郊区，我听到人们强烈抗议终止公众使用人行道和古道的权利。大规模任意圈用从前的公用活动场地的结果，就是把劳动阶层驱赶到酒吧。”

土地宪章派（Land Chartism）对此提出了极为激进的改革方案：菲尔格斯·奥康纳于1845年组建的宪章土地公司就打算“把足够的空间归还给人民，使他们享有选举权。该公司很快就有7万名支持者，拥有60个分部，持有9万英镑的股份。到1847年，在诸如名为“宪章村”和“奥康纳村”的定居点，经过投票选举出600个农民……在议会对其活动做过调查之后，1851年该公司被清算，资产被出售”。用温迪·达比的话说，土地宪章派强烈要求给劳动者分配小块土地，其实就是改头换面的公用地，“继承了掘地派和平等派的衣钵”^[20]。

1908年2月10日，曼彻斯特的游行者领袖亚历山大·斯图尔特·格雷(Alexander Stewart Gray)宣布，他打算前往科布哈姆，“在联邦时期，杰拉德·温斯坦利在那里‘攫取’一块土地，教人们如何种植自己的食物”。这是到圣乔治山“朝圣”行为的开端。1906年7月，格雷和其他人在曼彻斯特的莱文舒尔姆占领了教堂的土地，他们在那里搭起帐篷，希望“教会失业者如何掘地”。不久，在曼彻斯特、布拉德福德和伦敦也出现了其他营地。据说，土地掠夺运动的领导者们吹嘘自己“回到了克伦威尔时代”——毫无疑问，他们指的是掘地者。格雷用温斯坦利式的语言为他在的行为辩护，称他的使命是“通过身体上的榜样和口头上的努力，以及与来访的许多寻求真理的人讨论永恒的律法，向所有人宣讲《圣经》中的福音——“回到土地”。下一个千年将是一个“每个人都将回到土地，不依靠他的兄弟，而是希望依靠他的父，大自然——过上更简单、谦卑和美丽的生活”的时代。

左翼自由主义者，或者说“社会主义”者，同样可以将温斯坦利纳入他们的谱系——事实上土地改革就是他们议程的一部分。作为自由主义的旗帜性刊物，周刊《演讲者》于1893年写道：“如果社会主义是指关心广大劳动者的疾苦……那么我们都是这个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正如威廉·哈克特爵士于19世纪80年代末所说，“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了”^[21]。这种“社会主义”首先在于智识与伦理问题的进步，而人的伦理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性、共同体或联合体之原则的发展”。

温斯坦利的诸多主张都被视作英国自己的“社会主义传统”：非暴力驱动的、基于道德的共同体。在20世纪中叶，工党，特别是左翼已经建立起了自己与温斯坦利之间的思想联系，对于工党左翼来说，掘地者的故事常常被视为更广泛的、另类的通俗历史的一部分，其目的是揭露学校所教授的历史的不足之处，并旨在恢复英国自己的、基本上不为人知的社会主义遗产。强调掘地派的重要性，就是强调“英国的社会主义不是外来的影响，不是从外部嫁接到英国人民身上的……它本质上是英国的，实际上就像英国国旗或赞美诗“与我同在”一样”^[22]。

"英国本土的社会主义传统"这个命题，我们可以在更久远之后在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内部找到更为激烈的争论，即“奈恩—安德森命题”（虽然二者使用的“社会主义”指代的并不是同一个概念）^[23]。和佩里·安德森不同，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小组的成员们致力于“恢复英国激进的过去”，从而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正如克里斯托弗·希尔所说，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把他们的过去归还给人民”，或者“归还他们被掠夺的部分遗产”。A.L.莫顿曾经在《英格兰人民史》（1938）的第一版中对掘地者不屑一顾，但在40年代开始，他也开始赞扬他们“对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概念的本质有非常深刻的预见”。

掘地派地位的上升，其代价则是“平等派”地位的下降：“平等派”现在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民主”的倡导者，他们的目标，无论多么值得称赞，都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有人甚至认为，到1650年代，他们的大多数领领袖“要么赚钱，被资产阶级吸收，要么重新陷入神秘的寂静主义”。他们为公民自由和国家权力的限制而进行的徒劳的斗争，与温斯坦利和掘地者们更为现实的认识形成了鲜明对比。

无政府主义同样试图争夺温斯坦利的解释权。早在1899年，激进的记者兼土地活动家莫里森•戴维森(Morrison Davidson)就将温斯坦利描述为“我们17世纪的托尔斯泰”。1944年，乔治•伍德考克(George Woodcock)则称温斯坦利是一位思想家，他预见到了克鲁波特金的互助思想，“就像他在许多其他方面预见到了无政府主义一样”。乔治·奥威尔也相信温斯坦利的思想“与无政府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

上世纪60年代，乔治•伍德科克(George Woodcock)颇具影响力的《无政府主义》(Anarchism)的出版推动了这一趋势。在这部作品中，伍德考克以他1944年对温斯坦利和掘地者的描述为基础，提出了温斯坦利应该被视为无政府主义的先驱，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型。作为对马克思主义者声称温斯坦利为“他们祖先”的回应，伍德考克坚持认为：

温斯斯坦利在新《正义法》中所设想的农民天堂没有任何马克思主义色彩。它的共产主义完全是自由主义的，而温斯坦利和他在圣乔治山上的朋友们的努力，标志着直接行动的无政府主义传统的开始^[24]。

掘地派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公众中得到了新的复兴，他的形象越来越多地和“新社会运动”连接在一起。1957年，克里斯托弗·希尔退出了共产党；15年后，他在《天翻地覆》（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中展现出了一个当代人更亲切的温斯坦利的形象：他对地球堕落和腐败的洞见，现在已显示出深远的当代意义；20世纪晚期的“霓虹灯招牌、广告、塔架、汽车残骸让风景变得丑陋”，以及有毒的海洋、被污染的大气和“可以“浪费和摧毁”到温斯坦利做梦也没想到的程度的核弹”，都被纳入了讨论范围。

在被重新发现后的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温斯坦利被赋予诸多不同的角色：革命思想家和活动家，本土激进政治传统的拥护者，神秘主义者，唯物主义者，激进的民主党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亨利·乔治的先驱，无政府主义者，土地掠夺者，占屋者，绿色先锋，和平活动家，社会企业家，非暴力民众直接行动的支持者。掘地者们的行动成为了社会运动的重要参照点：从80年代的“和平营地”、90年代的“生态抗议营地”以及21世纪的“占领运动”，抗议者们常常效仿掘地者，占据固定的地盘，并试图以非暴力的方式对抗敌对利益集团。

最后，我们以John Gurney《Gerrard Winstanley: The Digger's Life and Legacy》全书的最后一段做为本回答的结尾吧：

到本世纪后半叶，圣乔治山拥有高尔夫球场、网球场和壮观的大房子，已成为伦敦附近最高档的私人庄园之一，也是许多流行音乐、电影和电视明星以及足球运动员的家。如今，大多数不速之客设法通过大门和保安人员，来到这里寻找约翰·列侬的故居，但那些对温斯坦利和掘地者感兴趣的人也继续来到这里——不仅是偶尔公开的非法侵入，还有许多低调的私人访问。虽然居民协会和高尔夫俱乐部网站的“历史”部分最早仅仅能追溯到1912年，但温斯坦利的精神仍然萦绕在圣乔治山。2011年，当棚户区的居民接管了这片地产上的一座废弃豪宅的时候，显然，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的活动和掘地者联系起来，只是天真地说他们“在谷歌地图上找到了那个地方”，但许多关注这个故事的博主不可避免地将其建立了联系——很可能这座山的居民和管理公司也是这么做的。我们不知道未来的几代人会如何看待掘地者，也不知道温斯坦利是否会在激进的革命传统中保持他目前的崇高地位。但是，至少就目前而言，利昂·罗森(Leon Rosselson)的这首歌(这是众多版本中最乐观的一首)的歌词还不错：掘地者“已经散去了——但愿景依然存在”。

不存在的链接：

https:// en.wikipedia.org/wiki/D iggers%27_Song

"天翻地覆慨而慷"

参考

1. ^ “以利沙看见，就喊叫：“我父！我父！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跟着就不再看见他了。以利沙抓住自己的衣服，把它撕成两片。”——《列王纪下 2:11》
2. ^ 王党与共和派可能对这一表述有不同看法。共和派认为国王才是圣经中的“血人”，必须为王国内因他而起的一系列无辜的流血而负责：“流人血的，人也必流他的血；因为上帝造人，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创世纪 9:6》
3. ^ Hessayon, Ariel. "Early modern communism: The Diggers and community of goods."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Radicalism 3.2 (2010): 1-49.
4. ^ “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当拍手顿足，说：哀哉！以色列家行这一切可憎的恶事，他们必倒在刀剑、饥荒、瘟疫之下。”——《以西结书 6:11》
5. ^ Hill, Christopher.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Radical ideas during the English revolution. London: Temple Smith, 1972.
6. ^ Gurney, John, Gerrard Winstanley: The Digger's Life and Legacy. London: Pluto Press,2013.
7. ^ “给费尔法克斯阁下及其军事会议的信”，《温斯坦莱文选》，p.52. 商务印书馆，1962.
8. ^ Winstanley, Gerrard. "The Complete Works of Gerrard Winstanley. Ed. Thomas N. Corns." Ann Hughes and David Loewenstein 2.
9. ^ “给费尔法克斯阁下及其军事会议的信”，《温斯坦莱文选》，p.40
10. ^ Rowland, Christopher. "The common people and the Bible: Winstanley, Blake and liberation theology." Prose Studies 22.2 (1999): 149-160.
11. ^ 《使徒行传 4:32》
12. ^ 《约书亚记 7:1-24》
13. ^ “你们的金银生锈，这锈要成为控告你们的铁证，又要像火一样吞吃你们的肉。你们竟然在这末世积聚财宝”——《雅各书 5:3》；“耶稣叫门徒来，说：“我确实地告诉你们，这位穷寡妇比他们奉献得更多，因为他们都是把自己剩余的投入，这寡妇是自己不足，却把她一切所有的，就是全部养生的，都投进去了。””——《马可福音 12:43-44》
14. ^ 《马太福音 19:21》
15. ^ . Davis, J.C. 1981, Utopia and the Ideal Society: A Study of English Utopian Writing, 1516–17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 ^ Davis, J.C. 1976, ‘Gerrard Winstanley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rue Magistracy’, Past & Present, 70: 76–93.
17. ^ Aylmer, G.E. 1984, ‘The Religion of Gerrard Winstanley’, in Radical Religion in the English Revolution, edited by J.F. McGregor and B. Rea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 ^ Alsop, James. "Gerrard Winstanley's later life." Past & Present 82 (1979): 73-81.（这篇文章多少让我感到有些沮丧）
19. ^ 《温斯坦莱文选》,p6-8.
20. ^ 温迪·J·达比，《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p.121-127, 译林出版社，2011；E.P.汤普森“习惯、法律和共有的权利”（《共有的习惯》第三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是这一题材的经典文本。
21. ^ 迈克尔·弗里登，《英国进步主义思想：社会改革的兴起》，p.58-59, 商务印书馆，2018.
22. ^ Gurney, John, Gerrard Winstanley: The Digger's Life and Legacy，p.117.
23. ^ 斯科特·汉密尔顿，《理论的危机：E.P.汤普森，新左派和英国战后政治》, p.77,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24. ^ Woodcock, George. Anarchism: a history of libertarian ideas and movements. Pickle Partners Publishing, 2018.

直到今天还是大英社会活动分子的精神大旗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