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拒绝南迁是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于谦拒绝南迁，这可不是个小事，背后可是关系着明朝江山社稷的生死存亡。要说这决定是不是“明智”，咱们得掰开了揉碎了好好说道说道。

首先，咱们得把时间轴拉回到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1449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结果被瓦剌给俘虏了，这消息一传回来，那叫一个石破天惊，整个朝堂都炸开了锅。北京城里人心惶惶，不少大臣吓得腿都软了，第一个念头就是跑路，往南边去，那儿安全些。

这会儿，于谦就站了出来。他当时是兵部尚书，手里掌握着军权，自然是关键人物。面对群臣的“南迁论”，于谦是铁了心不同意，而且理由也相当充分。

于谦不让南迁，首先是出于对“社稷”的责任感。你想啊，皇帝被俘，这已经是天大的打击了，如果首都北京也弃守了，那明朝岂不是瞬间就失去了象征性的心脏？那样一来，各地藩王、士绅们会怎么想？他们会不会趁机割据一方，自立门户？一旦失去了统一的象征和指挥中心，大明帝国就真可能分崩离析，彻底玩完。于谦是忠臣，他不能眼睁睁看着这局面发生，他肩负着保卫京师的重任，这是他的职责所在。

其次，于谦深知迁都的巨大风险和不可行性。一旦南迁，意味着要放弃经营了百年的北京城，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损失。更重要的是，明朝的根基，包括大量的军队、物资、人口，都集中在北方。迁到南方，战线拉得太长，后勤补给会成为天大的难题。而且，南方虽然相对安定，但也不是铁板一块，地方势力是否会配合，能否迅速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力量，都是未知数。说白了，迁都更像是逃跑，丧失了主动权，把未来寄托在渺茫的“安全区”，风险同样巨大，甚至可能更大。

再者，于谦对北京的防御是有信心的。他知道北京城固若金汤，而且他自己也并非等闲之辈。他坚信，只要组织得当，调集兵力，利用北京城的地理优势，是有可能击退瓦剌军队的。他不是那种只会说漂亮话的人，他会亲自部署，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去组织抵抗。他看到了北京城内还有忠心报国的将士，还有可以动员的民心。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力量拧成一股绳，去打一场硬仗。

最后，于谦的决心也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当时朝廷里人心惶惶，如果连最高指挥官都表现出动摇，那底下的士兵和百姓就更不用说了。于谦的坚定立场，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不投降，我们不逃跑，我们在这儿抵抗到底。这种领导者的担当和勇气，对于在绝境中鼓舞士气至关重要。如果大家都想着跑路，那谁来守城？谁来指挥？

当然，事后诸葛亮地说，于谦的决定也并非没有代价，并且伴随着极大的风险。他是在赌博，赌自己能够守住北京，赌明朝还有翻盘的机会。如果当时瓦剌真的如入无人之境，北京真的陷落，那么于谦的责任肯定也跑不了。而且，他这样做，也确实得罪了不少想着南迁的权贵，后来他自己的结局也不算好，这也是历史的讽刺。

但是，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具体情况去评价。在那种极端危急的时刻，于谦做出了一个几乎没有退路的选择。他没有选择苟且偷生，而是选择了承担责任，选择了战斗。从结果来看，北京之围确实被解了，明朝也因此度过了危机，并且后来还迎回了英宗。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决定是“明智”的，至少是一种极具担当和战略眼光的“明智”。

可以说，于谦拒绝南迁，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个决定，更是当时明朝士大夫群体中一股不屈精神的体现。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世人，有时候，最艰难的选择，反而是最正确的选择。他就像一把刀子，硬生生地把明朝从崩溃的边缘给劈开了一条生路。这其中的风险有多大，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但他还是做了。

所以，与其说这个决定是否绝对“明智”，不如说它是一个在生死关头，出于对国家民族的忠诚和对责任的担当，所做出的一个无比英勇、并且最终证明是正确的决定。这种勇气和远见，足以让他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网友意见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有毛病的。

什么叫于谦拒绝南迁？这个决定恐怕不是于谦一个人能下的。

另外，为什么总有人觉得当时的于谦是“虽千万人吾往矣”？

太后、郕王、满朝文武都说要南迁，就在这大厦将倾的危亡时刻，于谦站出来暴喝一声：“敢言南迁者，杀无赦！”于是大家都听从于谦的决定。

这可能就是很多人想象中的历史吧？

然而，当时的真实历史并非如此啊！

能“拒绝南迁”，最终做出坚守北京城决定的人绝不可能只是一个于谦。当时的实际情况应该是部分文武大臣以及太监内臣都倾向于坚守，另有部分人内心惶惶，不知如何是好。明言南迁者是少数。而于谦表现得最为坚决，这正好合了那部分倾向坚守的人的心意。尤其是最终拍板的还是太后和景帝，他们身边的太监恐怕还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正统己巳，车驾蒙尘，敌势甚炽，群情骚然。太监金英集廷臣议其事，众嗫嚅久之，翰林徐珵元玉谓宜南迁，英甚不以为然。适兵部尚书于谦奏欲斩倡南迁之议者，众心遂决。景皇帝既即位，意欲易储。一日，语英曰：“七月初二日，东宫生日也。”英叩头云：“东宫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为之默然。盖上所言者谓怀献，英所言者谓今上也。意与献陵之对正相似。珵后改名有贞。——《菽园杂记》

这个太监金英本是交阯人，另外同时期的还有兴安也是。永乐五年，张辅率大军征服安南，郡县之，大军回朝时曾带回不少男童，阉割后送入宫中，金英、兴安就是其中之一。

金英历侍太宗、仁宗、宣宗、英宗、景帝五帝，土木之变前后，为司礼监太监，其实也是老资格的权阉了，只不过不如王振得宠。王振带着英宗作死全军覆没后，金英又成为举足轻重的实权太监，他能召集廷臣议事，也多次传奉皇太后圣旨。

正统十四年八月丁卯（八月二十日），司礼监太监金英传奉皇太后圣旨：今立皇帝庶长子见深为皇太子，该衙门便整理合行事宜，择日具仪以闻。

从上面可以看出，当时的司礼监太监金英有较大实权及影响最终决策者太后、景帝的能力，在召集群臣议事之时，翰林院侍讲徐珵（即徐有贞）建议南迁的时候，他就“甚不以为然”，正好兵部尚书于谦放狠话要杀“倡南迁之议者”，于是众人达成一致。

另据《明英宗实录》记载：

正统十四年八月癸亥（八月十六日），时京师戒严，羸马疲卒，不满十万，人心恟恟，群臣聚哭于朝议战守，有欲南迁者。
尚书胡濙曰：“文皇定陵寝于此，示子孙以不拔之计。”
侍郎于谦曰：“欲迁者可斩，为今之计，速召天下勤王兵，以死守之。”
学士陈循曰：“于侍郎言是。”
众皆曰是。
而禁中尚疑惧，皇太后以问太监李永昌，对曰：“陵庙宫阙在兹，仓廪府库、百官万姓在兹，一或播迁，大事去矣，独不监南宋乎？”因指陈靖康事，辞甚切。
太后悟，由是中外始有固志。天下臣民闻车驾之北，莫不痛恨，号泣不已云。

同样可以证明这点，坚守京师不是于谦一个人就能决定的。太监金英、礼部尚书胡濙等人都持此议论，于谦是放狠话要杀倡南迁者，可以说他最坚决。但最后拿主意的还是皇太后和景帝，而他们身边的太监金英、李永昌等人实际上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至于南迁是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我个人认为这根本不需要质疑，题主认为“要是没守住，不就是又一次的靖康之耻、甲申之变”，我觉得恰恰相反，当时要是南迁，就中了也先一伙的奸计了，很可能会重蹈靖康之耻的覆辙。

连太监李永昌都知道“陵庙宫阙在兹，仓廪府库、百官万姓在兹，一或播迁，大事去矣”，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盲动，当时虽然出征大军全军覆没，人心惶惶，但大明根基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动摇，仁宣之治才不过过了十多年，可一旦上层统治者带头跑路，极易造成连锁反应，很可能导致边防彻底土崩瓦解，步赵宋的后尘。

两军对阵，相持阶段的伤亡并不大，只要坚守，凭借着城池之固，往往能坚守很长时间，可你要是自己跑路，人心惶惶之下，很难有序地撤退，极易形成全面溃败之势，甚至自相践踏、残杀，恐怕养尊处优的明朝君臣跑不过沿边的溃兵，到那时候才真是无力回天，大事去矣！

而只要京师上下人心安定，加强战备，也先不可能短时间攻克北京这种坚固大城，等到勤王大军一到，也先入寇大军内部必生嫌隙，危险立解。

当时有个国子监生练纲上奏，连他这么个书生都已经将这其中的利害关系看得比较清楚了：

正统十四年十月辛亥（十月初四日），国子监生练纲奏：
虏寇奸计，非特邀留圣驾，索取金帛而已，其实效金人以汴宋待我也。今天下之大，固非宋室可比，然求其如种师道、李纲辈为之捍御者，亦不多见。人心倚赖，系国家安危者，惟兵部尚书于谦、武清伯石亨而已。宜敕其坚守中军，但遣将分兵接战。设若不利，虏必环绕国都，内外信绝，谁主勤王之大计者？乞择宗室亲王中平日忠孝著闻者，会同镇守官募义士，大举入援，则虏寇闻骨肉相救，必怀疑惧而自退却。若于骨肉之间自生嫌忌，恐堕胡人彀中，噬脐无及矣。文武群臣敢有以和议为词及劝南迁者，乞就诛之，勿留误国。并命各衙门堂上官分守九门，遣人催促各处军马及调陕西吐番土兵入援，不宜迟缓。
帝深纳之。

实际上当时也先是非常希望明朝南迁的：

正统十四年十月庚戌（十月初三日），大同总兵官都督同知郭登奏送自虏中还者白叵罗至京，言：
也先会众议，云：‘北京已立皇帝，要领人马来交战，终无讲和之意。我今调军马再去相杀，令彼南迁，与我大都。’
命兵部、锦衣卫同通事审实以闻。

也先听说北京立了皇帝，都还要带军马相杀，逼迫明朝南迁。如果明朝打都没打就自动南迁，也先恐怕做梦都要笑醒，简直轻轻松松就能恢复“大都”了。

至于“甲申之变”，已经是明末，大明根基已经烂透了，完全不可与正统十四年同日而语，崇祯十七年的北京城本身已经是摇摇欲坠，无可战之兵，老弱病残连吃都吃不饱，最后李自成一到，根本没怎么打就城破了。

实际上就算崇祯跑路，能挽救明朝的概率也不大，最多能多苟延残喘几年，一样打不过李自成和满清。

而完颜构之所以跑路后还能在南方再续个百余年，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俩脑残自己作死，北宋是上层统治者作死而导致朝廷中央突然性崩溃的，根基还没烂透，没到灭亡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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