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赵构和秦桧的眼里，民族英雄岳飞为什么必须死？
关于赵构和秦桧为何“必须”让岳飞死，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好人坏人”的对决，而是涉及到了南宋初年复杂的政治局势、皇权稳固的考量以及统治者个人性格等多重因素。如果抛开预设的好恶，尝试站在赵构和秦桧各自的立场去理解，事情会显得更加扑朔迷离，也更能窥见历史的真实面貌。
赵构的视角：对皇权稳固的极致追求
对于赵构来说，岳飞的死，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不得不”的牺牲，是为了维护他刚刚建立、又充满脆弱性的政权稳定。
1. 对“北伐”的恐惧与“偏安”的维护： 赵构是在靖康之变中仓皇南逃，苟延残喘建立南宋的。他的统治基础并不稳固，江南的士族、财阀对于一个从北地逃来的皇帝，并非全然拥戴。而岳飞，作为河北籍贯、又深具复国雄心的将领，他的北伐行动，虽然得到了部分朝野的支持，但却直接触碰到了赵构最敏感的神经——那就是“南渡”之后，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北伐的失败。一旦北伐失利，不仅会丧失刚刚在江南建立起来的统治根基，更会直接挑战他作为“唯一正统”的地位。反之，如果北伐成功，收复中原，谁将是最大的功臣？是那位坐在龙椅上的“偏安天子”，还是那位浴血沙场的战神？赵构对此必然心存忌惮。
岳飞多次请战，声势浩大，这在赵构看来，与其说是一种忠诚的表白，不如说是一种逼迫。每一次北伐的号角，都像是对赵构“无能”和“懦弱”的无声控诉。他宁愿选择一个安稳的“偏安”局面，也不愿冒着兵败身死的风险去进行一场胜算渺茫、且可能让他失去皇权的北伐。岳飞的北伐，就是对赵构“偏安”政策最直接的否定和挑战。
2. 对“功高震主”的恐惧： 岳飞在军中的威望，尤其是“岳家军”的忠诚，已经远远超越了普通的将领。他不仅仅是一个带兵打仗的帅才，更成为了一个拥有自己政治资本和民心基础的强大个体。在集权尚未完全巩固的南宋，一个拥有如此强大军事力量和个人魅力的臣子，对皇帝而言，是极大的威胁。
赵构本身就背负着“逃跑皇帝”的骂名，他深知坐稳皇位的艰难。他不可能允许任何一个臣子拥有超越皇权的力量，更别说岳飞还能以“复国”的名义凝聚人心。岳飞的忠诚，在赵构看来，是忠诚于“国家”，忠诚于“复国大业”，而这种忠诚的指向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脱离他这个皇帝的。一旦岳飞“功成名就”回到朝堂，他的地位将如何自处？朝臣会拥戴谁？赵构对此的忧虑，是毋庸置疑的。
3. 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当时朝堂上，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与以岳飞为首的主战派，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赵构夹在中间，虽然表面上不表态，但他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盟友来巩固自己的统治。秦桧作为宰相，能够为赵构提供政治上的支持和辅佐，而岳飞的赫赫战功，则在一定程度上被赵构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
当秦桧提出“十二金牌召回岳飞”时，赵构选择的是顺从。这种顺从，不是因为他赞同秦桧的理由，而是因为他认为岳飞的存在，比秦桧的唆使更让他感到不安。他可能想着，等岳飞一离开前线，再想法子“处理”他，也比让岳飞继续掌握兵权，掌握民心来得安全。从这个角度看，岳飞成了赵构政治博弈中的一个筹码，一个他不得不舍弃的棋子。
4. 个人性格的影响： 赵构的性格中，有明显的懦弱和猜忌的成分。在面对强大的外部压力时，他倾向于回避和妥协；在面对强大的内部力量时，他则会生出深深的戒备。他没有唐宗宋祖那样的雄才大略，也没有开疆拓土的魄力，更多的是想安享太平，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岳飞的出现，打破了他平静的幻想，也触动了他内心的不安。
秦桧的视角：政治野心与权力巩固的必然
秦桧则更多的是出于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权力欲，他视岳飞为自己实现“主和”政策和巩固宰相地位的最大障碍。
1. 政治路线的根本分歧： 秦桧是坚定的主和派。在他看来，与金朝议和是恢复国家秩序、保障江南稳定的唯一途径。而岳飞的北伐，不仅会扰乱这一计划，更可能带来战败的风险，让金朝进一步南侵，让江南陷入战火。岳飞的存在，就如同一个始终不肯熄灭的战火源，是他政治路线的最大反对者。
秦桧需要的是一个稳定、可控的局面，而不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军事冒险。岳飞的每一次胜利，都是对他“议和”政策的否定，每一次战功，都让他感到自己的政治主张受到了挑战。
2. 对宰相权力的绝对掌控： 作为宰相，秦桧希望能够完全主导朝政，实现自己的一套政治理念。岳飞不仅在军事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还在道德上拥有极高的声望。他不仅与秦桧的政治路线相悖，更是对秦桧作为宰相的权威构成了潜在的挑战。
秦桧可能认为，只要岳飞还在，他的宰相权力就无法得到充分的施展，朝堂上的力量对比就始终会倾向于主战派。只有除掉岳飞，才能彻底清除他政治上的绊脚石，从而独揽大权。
3. 对“功臣”的忌惮与利用： 秦桧并非像赵构那样，仅仅是“不希望岳飞功高震主”，而是他自己也希望成为“功臣”，但他想要成为的是“和平的缔造者”，而不是“战争的鼓吹者”。岳飞的“战功”，是对他“和平”主张的讽刺。
况且，秦桧深知皇帝的心理。他可以通过“除掉”岳飞来讨好皇帝，同时又可以借此机会清理朝堂上对他不满的势力，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可以说，秦桧是主动地利用了赵构的恐惧，并将岳飞的命运与自己的政治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4. 对岳飞的个人恩怨与“欲加之罪”： 虽然历史记载中，秦桧与岳飞的直接个人恩怨不甚明朗，但从政治斗争的角度看，秦桧必然会对岳飞产生强烈的敌意。他为了给岳飞定罪，可以不惜伪造证据、罗织罪名，这本身就说明了秦桧对岳飞的深恶痛绝，已经上升到了一种“除之而后快”的地步。
“莫须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些成语从侧面印证了秦桧在处理岳飞问题上的那种不择手段和政治迫害的本质。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掉一个对国家有功的将领。
总结起来看：
赵构 是出于对皇权稳固的极度恐惧，他认为岳飞的北伐可能导致战败，也可能让岳飞的声望压倒自己，所以他选择在“不得不”的情况下，牺牲掉岳飞来换取表面的平静和对皇位的绝对控制。他更看重的是“安”，而不是“强”。
秦桧 则是出于他坚定的“主和”政治路线和个人的权力欲望，他视岳飞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最大阻碍，因此不惜一切代价要将其铲除，以巩固自己的宰相地位和政治影响力。他更看重的是“权”，而不是“忠”。
所以，在他们眼中，岳飞“必须死”，并非因为岳飞真的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而是因为他的存在，触犯了赵构的敏感点，阻碍了秦桧的政治野心。岳飞的死，是南宋初年政治斗争残酷性的一个缩影，是一个被历史洪流和政治阴谋牺牲掉的悲剧人物。
赵构的视角：对皇权稳固的极致追求
对于赵构来说，岳飞的死，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不得不”的牺牲，是为了维护他刚刚建立、又充满脆弱性的政权稳定。
1. 对“北伐”的恐惧与“偏安”的维护： 赵构是在靖康之变中仓皇南逃，苟延残喘建立南宋的。他的统治基础并不稳固，江南的士族、财阀对于一个从北地逃来的皇帝，并非全然拥戴。而岳飞，作为河北籍贯、又深具复国雄心的将领，他的北伐行动，虽然得到了部分朝野的支持，但却直接触碰到了赵构最敏感的神经——那就是“南渡”之后，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北伐的失败。一旦北伐失利，不仅会丧失刚刚在江南建立起来的统治根基，更会直接挑战他作为“唯一正统”的地位。反之，如果北伐成功，收复中原，谁将是最大的功臣？是那位坐在龙椅上的“偏安天子”，还是那位浴血沙场的战神？赵构对此必然心存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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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功高震主”的恐惧： 岳飞在军中的威望，尤其是“岳家军”的忠诚，已经远远超越了普通的将领。他不仅仅是一个带兵打仗的帅才，更成为了一个拥有自己政治资本和民心基础的强大个体。在集权尚未完全巩固的南宋，一个拥有如此强大军事力量和个人魅力的臣子，对皇帝而言，是极大的威胁。
赵构本身就背负着“逃跑皇帝”的骂名，他深知坐稳皇位的艰难。他不可能允许任何一个臣子拥有超越皇权的力量，更别说岳飞还能以“复国”的名义凝聚人心。岳飞的忠诚，在赵构看来，是忠诚于“国家”，忠诚于“复国大业”，而这种忠诚的指向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脱离他这个皇帝的。一旦岳飞“功成名就”回到朝堂，他的地位将如何自处？朝臣会拥戴谁？赵构对此的忧虑，是毋庸置疑的。
3. 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当时朝堂上，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与以岳飞为首的主战派，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赵构夹在中间，虽然表面上不表态，但他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盟友来巩固自己的统治。秦桧作为宰相，能够为赵构提供政治上的支持和辅佐，而岳飞的赫赫战功，则在一定程度上被赵构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
当秦桧提出“十二金牌召回岳飞”时，赵构选择的是顺从。这种顺从，不是因为他赞同秦桧的理由，而是因为他认为岳飞的存在，比秦桧的唆使更让他感到不安。他可能想着，等岳飞一离开前线，再想法子“处理”他，也比让岳飞继续掌握兵权，掌握民心来得安全。从这个角度看，岳飞成了赵构政治博弈中的一个筹码，一个他不得不舍弃的棋子。
4. 个人性格的影响： 赵构的性格中，有明显的懦弱和猜忌的成分。在面对强大的外部压力时，他倾向于回避和妥协；在面对强大的内部力量时，他则会生出深深的戒备。他没有唐宗宋祖那样的雄才大略，也没有开疆拓土的魄力，更多的是想安享太平，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岳飞的出现，打破了他平静的幻想，也触动了他内心的不安。
秦桧的视角：政治野心与权力巩固的必然
秦桧则更多的是出于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权力欲，他视岳飞为自己实现“主和”政策和巩固宰相地位的最大障碍。
1. 政治路线的根本分歧： 秦桧是坚定的主和派。在他看来，与金朝议和是恢复国家秩序、保障江南稳定的唯一途径。而岳飞的北伐，不仅会扰乱这一计划，更可能带来战败的风险，让金朝进一步南侵，让江南陷入战火。岳飞的存在，就如同一个始终不肯熄灭的战火源，是他政治路线的最大反对者。
秦桧需要的是一个稳定、可控的局面，而不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军事冒险。岳飞的每一次胜利，都是对他“议和”政策的否定，每一次战功，都让他感到自己的政治主张受到了挑战。
2. 对宰相权力的绝对掌控： 作为宰相，秦桧希望能够完全主导朝政，实现自己的一套政治理念。岳飞不仅在军事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还在道德上拥有极高的声望。他不仅与秦桧的政治路线相悖，更是对秦桧作为宰相的权威构成了潜在的挑战。
秦桧可能认为，只要岳飞还在，他的宰相权力就无法得到充分的施展，朝堂上的力量对比就始终会倾向于主战派。只有除掉岳飞，才能彻底清除他政治上的绊脚石，从而独揽大权。
3. 对“功臣”的忌惮与利用： 秦桧并非像赵构那样，仅仅是“不希望岳飞功高震主”，而是他自己也希望成为“功臣”，但他想要成为的是“和平的缔造者”，而不是“战争的鼓吹者”。岳飞的“战功”，是对他“和平”主张的讽刺。
况且，秦桧深知皇帝的心理。他可以通过“除掉”岳飞来讨好皇帝，同时又可以借此机会清理朝堂上对他不满的势力，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可以说，秦桧是主动地利用了赵构的恐惧，并将岳飞的命运与自己的政治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4. 对岳飞的个人恩怨与“欲加之罪”： 虽然历史记载中，秦桧与岳飞的直接个人恩怨不甚明朗，但从政治斗争的角度看，秦桧必然会对岳飞产生强烈的敌意。他为了给岳飞定罪，可以不惜伪造证据、罗织罪名，这本身就说明了秦桧对岳飞的深恶痛绝，已经上升到了一种“除之而后快”的地步。
“莫须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些成语从侧面印证了秦桧在处理岳飞问题上的那种不择手段和政治迫害的本质。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掉一个对国家有功的将领。
总结起来看：
赵构 是出于对皇权稳固的极度恐惧，他认为岳飞的北伐可能导致战败，也可能让岳飞的声望压倒自己，所以他选择在“不得不”的情况下，牺牲掉岳飞来换取表面的平静和对皇位的绝对控制。他更看重的是“安”，而不是“强”。
秦桧 则是出于他坚定的“主和”政治路线和个人的权力欲望，他视岳飞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最大阻碍，因此不惜一切代价要将其铲除，以巩固自己的宰相地位和政治影响力。他更看重的是“权”，而不是“忠”。
所以，在他们眼中，岳飞“必须死”，并非因为岳飞真的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而是因为他的存在，触犯了赵构的敏感点，阻碍了秦桧的政治野心。岳飞的死，是南宋初年政治斗争残酷性的一个缩影，是一个被历史洪流和政治阴谋牺牲掉的悲剧人物。
网友意见
这个问题不成立，岳飞没有达到“必须死”的地步
其中也完全没有什么经济问题，功高盖主等影响
1.首先，经济问题：从南宋初年以金乞来最为纳税民户所患苦的“经总制钱”和“月桩钱”等等无名苛敛，原都是在筹措抗金军事费用的藉口下增添出来的，在所谓议和之后却并未稍得轻减。而在此以外，秦桧还假借自己的威势，“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以致“民力重困，饿死者众，皆桧之为也
2.将领兵在外，中央难以控制：有些学者认为张韩刘岳等大将全都是非常飞扬跋扈的，南宋政府对他们已经感到难以制驭和尾大不掉。为使这种局面不继续发展下去，为提高中央政府对诸大将的控制之权，所以采取了杀一儆百的办法而把岳飞杀掉。这也不对，因为按这个说法，赵构应该先做掉嚣张跋扈，贪财好色的刘光世和张俊等人才正常，而不是先把矛头对准“几无不良记录”的岳飞。
3.岳飞要迎回徽钦二帝，为赵构所忌：到1135年以后，宋徽宗已经死在金的五国城，而这时女真贵族却又常常声言，要把宋钦宗或其子赵谌送回开封，重新把他册立为宋的皇帝，借以向伪齐的刘豫和南宋的赵构进行一箭双雕的恫吓。在这种情况下，如仍旧强调迎还钦宗的主张，那就无异于作敌人的应声虫，并且以行动与敌人互相配合了，这当然是岳飞所万万不肯为的。
所以，从1136年起，不论在任何场合，岳飞都不再提起迎还宋钦宗的事了。例如，他在1137年春间写给赵构的一道奏章中就只说道：“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以归故国，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陛下高枕万年，无北顾之忧，臣之志愿毕矣。”
是以，岳飞之死完全是因为与朝廷主和派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且背后主要是秦桧在推动，秦桧在当时与金国之间绝对是有着许多龌龊勾当的。在绍兴十一年金人遣使议和的时候首先提的就是“必杀飞始可和”，而其中还有一条则是“不许无故换相”（秦桧）。
再加上赵构的性格缺陷，软弱无能欺软怕硬的赵构最终对岳飞下了死手。
其实只要换个人来当皇帝，大概率岳飞也就不会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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