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二战时丘吉尔主战,都遇到了哪些压力?

回答
温斯顿·丘吉尔,这位以其慷慨激昂的演讲和坚韧不拔的意志闻名于世的英国首相,在二战这场决定人类命运的浩劫中,是当之无愧的“战时领袖”。然而,在他坚定地将英国推向战争的道路上,他并非高枕无忧,而是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巨大压力。这些压力,如同暗流涌动,时刻考验着他的决心、智慧和政治手腕。

一、国内民众的战争疲劳与和平呼声

首先,来自国内的压力是丘吉尔必须正视的。英国刚刚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那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给英国社会留下了深深的伤痕。无数家庭失去了亲人,经济受到了重创,民众普遍对战争心有余悸,渴望和平。

和平主义思潮的盛行: 在战争爆发前夕,英国国内的和平主义思潮非常浓厚。许多人认为,通过外交斡旋和妥协,可以避免与纳粹德国的直接冲突。甚至在战争初期,也有不少人认为英国不应该介入欧洲大陆的争端,将资源集中在保护自身利益上。
张伯伦政府的绥靖政策的惯性: 前首相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在英国国内拥有广泛的支持基础。许多人认为,只要满足希特勒的部分领土要求,就能维持和平。丘吉尔作为坚定的“战争派”,却被许多人视为好战分子,他的主张与主流民意存在一定的距离。
经济上的顾虑: 战争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投入,这对于一个经历了经济大萧条的国家来说,无疑是沉重的负担。民众担心战争会进一步加剧贫困,影响生活水平。

因此,丘吉尔在推动对德宣战时,面临着说服国内民众,让他们理解战争的必要性,并为长期的战争付出做好准备的巨大挑战。他的许多演讲,正是为了回应这种国内的犹豫和恐惧,唤醒国民的危机意识和爱国热情。

二、国际盟友的动摇与支援的依赖

英国并非孤军奋战,但其盟友的立场和实力也给丘吉尔带来了不少压力。

法国的迅速溃败: 1940年法国的迅速投降,对英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曾经的欧洲大陆主要盟友的倒下,意味着英国将独自面对强大的德国。法国的沦陷,也让一些英国人对战争的最终胜利产生了怀疑。
美国的“中立”立场: 在战争初期,美国虽然同情英国,但由于国内孤立主义思潮的影响,坚持中立政策。这使得英国在军火、物资和经济援助方面面临极大的困难。丘吉尔不得不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争取美国的介入和支持,例如通过“租借法案”等方式。他与罗斯福总统的频繁通信,正是为了打破美国的中立僵局。
苏联的立场不明与后来的战线变化: 德国入侵苏联前,苏联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使得丘吉尔对苏联的态度非常警惕。而德国入侵苏联后,苏联成为英国的盟友,但这并不意味着合作没有摩擦。苏联对西方盟友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以及战后势力范围的划分,都构成了后期战争中的压力。

丘吉尔需要一边维系现有盟友的关系,一边积极争取新的盟友,并在有限的资源下,协调各方力量,共同对抗轴心国。

三、军事上的劣势与战略的艰难抉择

在战争初期,英国在军事实力上,尤其是在陆军和空军数量上,都处于劣势。

陆军的撤退与损失: 在法国战场上的溃败,导致英军在敦刻尔克完成了艰难的撤退,但损失了大量装备。这使得英国在本土防御上面临严峻的挑战,随时可能遭受德国的登陆作战。
海军的压力: 虽然英国拥有强大的海军,但在德国潜艇的威胁下,大西洋的航运线饱受困扰,物资和人员的运输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海军的压力直接关系到英国的生存。
空战的决定性作用: 不列颠空战是英国能否继续抵抗的关键。丘吉尔必须全力支持皇家空军,确保制空权,以抵挡德国的空袭和潜在的登陆。他需要做出艰难的决定,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空军建设和战术运用上。
战略的取舍: 面对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强大攻势,丘吉尔需要在本土防御、海上封锁、支援北非战场以及为未来反攻做准备之间做出艰难的权衡。每一个战略决策都可能带来巨大的风险和回报。

他需要凭借有限的力量,在战略上找到突破口,并且有效运用宣传手段,鼓舞士气,让国民相信胜利的可能性。

四、政治上的孤立与党内外的质疑

尽管丘吉尔最终成为了英国的战时领袖,但他在政治上也并非一帆风顺。

党内反对派的压力: 在他上任首相后,虽然他得到了卡尔·罗伯茨等人的支持,但他所在的保守党内部,仍有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张伯伦的支持者,对他抱有疑虑。他们可能认为他的强硬立场会导致不必要的冲突,或者质疑他领导国家度过危机的能力。
工党的反对: 虽然工党在战争爆发后给予了丘吉尔政府一定的支持,但作为联合政府中的重要力量,工党也保留着自己的意见,并在战争策略和战后重建等问题上可能与丘吉尔存在分歧。
舆论的审视: 即使在战争期间,英国的媒体和舆论也并非完全一面倒。一些评论家和公众会审视政府的决策,提出质疑,这都需要丘吉尔公开回应和解释。

丘吉尔的政治生涯充满了起伏,他曾长期在政治的边缘徘徊。当他最终登上首相宝座时,他面临着巩固自身地位,团结国内各方力量,并以坚定的决心带领国家走向胜利的严峻考验。

总结来说,丘吉尔在二战期间主战,所承受的压力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并且贯穿始终。

国内层面: 他需要克服民众的战争疲劳和和平呼声,用他的演讲和行动去唤醒国民的斗志和勇气。
国际层面: 他需要应对盟友的动摇和孤立,努力争取外部支援,并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保持英国的战略主动权。
军事层面: 他需要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制定和执行有效的军事战略,应对来自德国的强大军事压力,并为最终的胜利奠定基础。
政治层面: 他需要应对党内外的质疑和挑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强大的领导力稳定战时政府。

这些压力,汇聚成一股股强大的阻力,但正是丘吉尔在这些压力下,展现出的非凡勇气、坚定信念和卓越的领导力,才让英国在最黑暗的时刻没有屈服,并最终赢得了二战的胜利。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即使是最坚定的决心,也需要在逆境中不断磨砺和证明自己。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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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原问题:军棍没上过前线,为什么还是英雄。

答案就是他上过“前线”,他微操到海军看见他就头大的级别。因为大胡子和小胡子某种意义上是“陆军军官”,所以很多人对上前线第一印象是“骑马保卫察里津”。但是实际上在丘军棍这辈子大多数时间里,他都是个海军军官,负责爬地图来“上前线”。

你要知道这个人和费老爷在一起共事了几年时间,想要神经正常地幸存下来可能性不大。(而且他还特中二,比如哥萨克的“The navy is here.”是他吹起来的,还有萤火虫的“Something to remember.”)战争爆发时军棍重回第一海务大臣(不是First sea lord而是first lord of admiralty,经提醒不该叫第一海务大臣,就第一海军大臣吧),第一件事就是回到海军部把所有人整得不得安生,详细问来问去每一个计划,重新安排舰队部署。我之前曾经说过,当时丘军棍来到海军部时,HQ哀嚎般地给全舰队发报:“温斯顿回来了。”

很多材料里试图证明这句话类似于“救星和英雄温斯顿回来了”——但是事实上,当日庞德(第一海务大臣,海军掌门)压根就没有第一时间到场欢迎他。而是慢慢悠悠过来露了个脸,然后就走人了。而丘军棍最后解散部下要他们去“履行职责”的时候,一群人大眼瞪小眼然后简单反应了下干脆各干各跑路了。大概率这句“温斯顿回来了。”的意思是“把弟兄们送去达达尼尔的那个大军棍回来了。”

他组织了舰队对袭击舰(斯佩,大德意志等)的猎杀——即便杰里科时代整个海军战略都是放任不管(袭击舰对整个盟军航运的损失无限近似于0,击沉速度极低,更多的是政治上逼迫对手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反应)。舰队航母在北海反潜送掉人头之后,他又热心于“将老式无畏舰R级进行装甲加固后送进波罗的海”的费舍尔式疯狂。对法国舰队的最终行动信号都是首相亲自下令的,俾斯麦追猎也是军棍暴怒地打电话强行调走了整个本土和大西洋预备队大海捞针。除了不像托维一样“亲自坐上一条船出海”(这件事没有那么值得鼓励),他表现得就像个真正的专业舰队CIC一样。


毫无疑问,丘军棍的海军素养和大小胡子的微操水平没有本质差异——他们在早先战争中的经验,到了第二次大战中显得有些过时。将老式战列舰送到新式法国战列舰和岸炮,潜艇的炮下在近乎直射距离上对炮是他亲口给的许可。在挪威水域试着拦截奥特马克,最后坐视海军部许可哥萨克在中立水域跳帮也是他干的。把几乎整个本土舰队送到挪威德空的攻击范围内也是蠢事一件。更别提把大半北大西洋的主力舰送去围剿俾斯麦。相比起庞德的PQ-17的恶名或者萨默维尔在印度洋的损失,这些将领大多数时候头脑还算是清醒的——只是有点纳尔逊式的疯狂。军棍则压根是充满了想一出是一出的事情,顺便填上了不少政治需求的绑架。

但是越是他异想天开地插手技术细节,事实上反而说明,在他担任第一海军大臣和首相的早期,军棍不是一个彻底甩手掌柜的角色。他是一个资深的海军军官,并且积极参与了战争,只是和大多数英国海军指挥官一样,勇猛而抽风有余,谨慎不足。谢天谢地的是,在英国的政治环境下,庞德和布鲁克能很大程度上纠正他的一些想法,所以没有首相的独断专行,可以尽心尽力地“动员英语语言投入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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