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明朝和清朝对边疆地区的控制？
明朝和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跨度最为长久的两个封建王朝，其对广袤边疆地区的治理和控制，既有历史的延续，也伴随着深刻的变革。要评价这两个朝代对边疆的掌控，需要我们剥开笼罩在“天朝上国”光环下的某些模糊叙事，深入到具体的政策、实际的运作以及由此产生的复杂影响。
明朝：在“羁縻”与“直辖”之间摇摆的边疆策略
明朝的边疆，尤其是北边，在经历元末农民战争的洗礼后，面对着依旧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如蒙古各部。因此，明朝在边疆控制上，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前朝的某些经验，但也根据自身情况进行了调整。
“羁縻”政策的延续与变形： 明朝对一些距离较远、文化差异较大的边疆民族，仍然采取了“羁縻”政策。这是一种恩威并施的统治手段，核心在于承认当地首领的地位，通过册封、赏赐、朝贡等形式，将其纳入朝贡体系，从而在名义上实现对该地区的统治。例如，对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便是“羁縻”政策的典型代表。明朝并不直接派遣中央官员管理，而是允许当地土司自行管理，只要求其定期朝贡、纳贡，并在国家需要时提供兵役。这种政策的优势在于成本较低，避免了直接管理的巨大财政和人力投入，也减少了因文化隔阂引发的冲突。然而，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地方权力容易坐大，忠诚度难以保证，一旦中央衰弱，羁縻地区极易发生叛乱或独立。
“卫所制度”的僵化与瓦解： 在与蒙古接壤的北方边疆，明朝初期实行了更为严密的军事管理制度，即“卫所制度”。这是一种军户合一的制度，士兵及其家属世代戍边，自给自足，以应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威胁。最初，卫所制度有效地巩固了边防，建立了长城沿线的军事防御体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卫所制度逐渐走向僵化。军户逃亡、军官贪腐、土地兼并等问题层出不穷，导致军队战斗力急剧下降，边防空虚。
长城的修建与象征意义： 明朝对边疆的控制，最直观的体现便是对长城的修建和加固。从嘉靖年间开始，明朝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了绵延万里的防御工事，特别是北京以北的“北京防线”。长城的修建，一方面确实起到了军事防御的作用，阻挡了游牧民族的大规模入侵。另一方面，长城也具有强大的象征意义，它不仅是地理上的界线，更是文化和文明的象征，将“华夏”与“夷狄”区分开来。然而，长城并非绝对不可逾越，其防御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驻守部队的战斗力和中央的财政支持。当中央衰弱，边防军纪涣散时，长城也难逃被突破的命运。
“屯田”与“移民”： 除了军事手段，明朝也尝试通过经济手段来巩固边疆。例如，在一些战略要地实行屯田，鼓励军士开垦土地，自给自足，以减轻后勤压力。同时，也鼓励内地人口向边疆移民，以“汉化”边疆地区，增强中央的控制力。然而，这些措施的规模和效果都相对有限，难以根本性地改变边疆地区的社会结构和文化面貌。
清朝：从“怀柔”到“一体化”的边疆治理
清朝，特别是入关后的康乾盛世，在边疆治理上展现出了与明朝不同的思路和力度。其边疆控制，呈现出一种由“怀柔”为主导，逐渐走向“一体化”的趋势。
“改土归流”与中央集权： 对明朝延续下来的“土司”制度，清朝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即“改土归流”。这项政策旨在废除土司世袭的权力，派遣中央派遣的官员直接管理，将边疆地区纳入中央的行政管辖体系。这一政策的推行，极大地加强了中央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将边疆地区从事实上的“藩属”变为与内地同等的行政区域。虽然在推行过程中也遇到了剧烈的抵抗，但其最终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
“招抚”与“征服”并存： 对于内蒙古地区，清朝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招抚”政策，即通过册封、优待等方式，将蒙古各部纳入统治。满蒙联姻，更是加强了双方的政治联系。而对于西北、西南地区，如准噶尔、大小金川等，清朝则毫不犹豫地发动了军事征服。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都花费了巨大的代价，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才最终将这些地区纳入清朝的版图。这种“招抚”与“征服”并存的策略，既体现了清朝的军事实力，也反映了其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的灵活手段。
“八旗制度”与边疆驻防： 清朝的八旗制度，不仅仅是内地的统治基础，更是其控制边疆的重要工具。八旗军队被部署到边疆各地，如盛京（沈阳）、宁古塔、伊犁、乌里雅苏台等地，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存在。这种驻防模式，一方面起到了军事威慑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满族文化在边疆地区的传播，同时也导致了八旗子弟的“旗人生计”问题，成为后期的一个隐患。
“理藩院”与“盟旗制度”： 为了管理蒙古地区，清朝设立了“理藩院”，专门负责与蒙古各部、以及后来的西藏、新疆等地的事务。通过“盟旗制度”，将蒙古各部组织起来，进行军事和行政管理。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蒙古各部的原有社会结构，但也通过盟长的等级、旗的划分，将蒙古各部置于清朝的严密控制之下。
“界务”管理与民族政策： 清朝在边疆管理上，也注重“界务”的管理，即确定内地与边疆地区的行政界限，防止内地官员越权，也防止边疆民族侵扰内地。在民族政策上，清朝一方面强调“满汉一家”，另一方面也承认各民族的文化差异，并试图通过“因俗而治”的方式，缓和民族矛盾。然而，这种政策也存在局限性，尤其是在文化融合方面，汉族文化在边疆地区的影响力逐渐增强，而满族文化在很多地区则呈现出衰退的趋势。
评价的维度：
综合来看，明清两朝对边疆的控制，各有特点，也各有成败。
从疆域巩固的角度： 清朝在疆域的巩固和拓展上，无疑比明朝做得更为出色。清朝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的雏形，将很多边缘地区纳入了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这是其历史性的贡献。明朝虽然也修建了长城，但其对北方边疆的控制相对薄弱，最终被满族取代，也与边疆不稳有一定关系。
从治理模式的有效性来看： 明朝的“羁縻”政策，在初期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成本效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逐渐显现，导致地方割据和中央权威的削弱。清朝的“改土归流”和中央集权的加强，虽然在初期可能带来一些冲突，但从长远来看，更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从民族关系和文化融合来看： 明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政策，相对比较保守，更多是将其视为“外人”。清朝在民族政策上，虽然也存在“满抑汉”的痕迹，但其“满汉一家”、“因俗而治”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尤其是在文化上，汉族文化对边疆地区的影响日益增强。
从历史遗产来看： 清朝对边疆的治理，为后来的中国奠定了更为广阔的疆域基础，其留下的行政区划和管理经验，对后来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朝在边疆治理上的不足，也为清朝的崛起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契机。
总而言之，评价明清两朝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不能简单地褒贬，而应看到其政策的演变、实践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历史后果。明朝在边疆治理上，更多是在“羁縻”与“严控”之间徘徊，其制度的僵化最终限制了其对边疆的有效掌控。而清朝则在继承中有所创新，通过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和更为灵活多样的治理手段，成功地将广袤的边疆地区纳入统一的国家版图，并深刻地塑造了现代中国的疆域和民族构成。这是一个从松散到紧密，从名义到实质，从边缘到核心的漫长而又充满张力的历史进程。
网友意见
如果谈到边疆地区的控制力度，朝贡体系的崩溃这口锅是一定要让清朝来背的。
明朝的问题在于靖康之变带来的政治正确包袱，认定跟蒙古人进行任何妥协都是重蹈两宋的覆辙。处理的精彩是高拱张居正申时行三位首辅主政期间。索南嘉措与俺答汗会面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能明显看到明朝的影子（见面的仰华寺是派遣汉人工匠盖的，名字是朝廷赐的，索南嘉措后来得到朝廷的册封并邀请来京城讲佛法），毕竟此时名义上藏区与蒙古都是明朝的外藩。在西北与西南方向不作为的时候多。
清朝的问题在于比较“坏”，一方面将各族圈在笼子里（蒙古族与高山族，外加一个修筑柳条边），另一方面，挑拨汉回关系，挑拨彝族各部关系。作用确实有，控制力比明朝强，但需要支付的代价甩给了前朝与本朝（想想为什么第一句就是平等团结）。
综上所述，这两个朝代一个是官僚主义，一个是有头脑的反派。
很多人不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做一件事首先是要有需求，有需求不一定办得成，没有需求就一定办不成。
不要用现代领土观来理解古中国，古代王朝面积太大，边疆又蛮荒，控制成本很高，中原王朝对边疆外藩出击不是为了夺取领土开发资源，投资那些鸟不拉屎的地方纯粹赔本，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军事安全。
明朝只要守好长城以内的核心地带就够了，至于边疆，有能力就出去打打，钱不够了就缩回来，无关国本。明朝绝对不会劳师动众去漠河或伊犁打仗，根本没必要，打完了又怎样？洪武永乐两朝已经打垮了蒙古的脊梁，以后蒙古虽有南下但威胁不了明朝国本，也先犯边是必然，闹成土木之变这么大则相当偶然。
清朝从东北入关，统治基础是满蒙军事联盟，为了保证蒙古的忠诚和龙兴之地的安全，就必须反复对边疆地带用兵。东北-草原-西藏是一个连续的战略整体，对清朝的国本至关重要。你总不会以为乾隆是为了抢资源才派兵去喜马拉雅山边上打仗吧？
无论是引进西方技术这些文治还是用兵边疆的武功，都需要足够的利益驱动来激发自上而下的统治意志，如果做不做都关系不大，那就不会有动力，更不会有结果了。不得不说，封闭的地理条件既带来了庞大的体量和地缘的安全，又限制了交流的强度，事情总是有两面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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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下评论区，不由得感叹知乎的下沉工作确实非常到位，连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都分不清楚成为如此普遍的现象。在我刚来知乎那两年，基本没有如此尴尬的氛围。答案谈的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却有一群人争先恐后以“我没有大豪斯是因为我不需要”开杠，却恍然不知他们只是否定了“充分条件”，和答案的必要条件完全鸡同鸭讲。
某种程度上，也是义务教育阶段逻辑教育缺失的体现。
明朝只是意淫，随便给人家一个印，一个委任状就得了，不存在管理，明朝只求蒙古不打她就得了。
清朝是实际控制，清朝法律明文规定，蒙旗王公不准擅移游牧，侵占内陆，如有违例者，由该管大臣立即调回，罚扎萨克俸一年；倘不遵命调回游牧，即行参奏，加等治罪。除此之外，对蒙古人的日常活动行为也加以限制。例如，经营贸易者必须禀明扎萨克王公等，令十人以上合伙而行并拟一章京为首领。对探亲及有事出行，必须禀明所属官吏，领取执照前往。对蒙古人出入关口也有严格限定，雍正六年（1728年）规定：内外扎萨克蒙古，皆令由山海关、喜峰口（古称卢龙塞）、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杀虎口（也称西口，就是“走西口”的那个西口）出入行走，其余边门不准行走。进口时，边门章京查明登记；出口时，仍行查验放行。各驿站均设水泉佳胜处。
连蒙古王爷唱戏都管，嘉庆二十年（1815年）谕：“今年蒙古渐染汉民恶习，竟有建造房屋演听戏曲等事。此已失其旧俗，兹又习邪教，尤属非是。著交理藩院通饬诸扎萨克部落，各将所属蒙古等妥为管束，俾各遵循旧俗”又奉旨：“近日蒙古王公豢养优伶，大改敦朴旧习殊为忘本逐末。嗣后各蒙古部落挑取幼丁演戏之事，著永远禁止”。
清朝还默许汉人殖民蒙古，康熙三十六年（1697）因平定准噶尔战争军需吃紧，朝廷为增加财政收入，允许 “边内汉人，与蒙古人一同耕种”，这是民人到鄂尔多斯地区移民垦殖的开始。
到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进入鄂尔多斯垦种的民人太多，影响了正常游牧。康熙命踏勘各蒙古旗边界，“即于五十里界内，有沙者，以三十里立界；无沙者，以二十里为界；界内之地准民人租种，每牛一犋准蒙古征粟一石、草四束，折银五钱四分”。
雍正九年（1731）九月降旨，限制了蒙旗地方对原牌界内外的垦种区域收租，减少了鄂尔多斯蒙旗对原禁留地内的垦种区的控制权，使得蒙旗来源于土地方面的收入减少，更默许民人进一步占有蒙旗一侧土地使的用权。
又见边疆无用论，只要稍微对比一下明清边防体系就不会说这话了；
清代的边防是由五将军、二大臣组成的，总计领兵约三万人，从东到西依次是：
黑龙江将军，康熙二十二年设，驻防爱辉，后移驻齐齐哈尔，领兵1500人；
吉林将军，后金天命十年设，领兵1500人驻防宁古塔，称宁古塔总管，康熙元年升为将军，康熙十五年移驻吉林并增兵至3000人，乾隆年间正式改称吉林将军；
绥远将军，雍正年间设，下辖兵马4900人，总领漠南蒙古事务；
定边左副将军，又称乌里雅苏台将军，雍正年间设，下辖兵马1200人，负责漠北蒙古事务；
伊犁将军，乾隆二十七年设，负责新疆南北两路事务，下辖兵马19000人，驻惠远城；
西宁办事大臣，雍正元年设，负责青海蒙古，藏族事务，驻甘肃省西宁府，无常备兵马；
驻藏大臣，雍正五年设，负责西藏事务及不丹、锡金、拉达克三属国事务，下辖兵马1000人；
再来看看明朝的边防体系：
辽东镇，洪武七年设，驻广宁，即今天的北镇市；
甘肃镇，洪武二十五年设，驻甘州，即今天的张掖市；
宁夏镇，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帝四年）设，驻宁夏城，即今天的银川市；
大同镇，永乐元年设，是明朝北方最重要的军事基地；
蓟州镇，永乐二年设，驻蓟州城，在今河北遵化东的三屯营；
宣府镇，永乐七年设，驻宣府城，即今天的张家口；
太原镇，宣德四年设，负责大同以外的整个山西；
延绥镇，天顺二年设，驻绥德，后移驻榆林；
固原镇，弘治十四年设，驻固原；
以上为一般意义上的九边；
密云镇，弘治年间析蓟镇西境为密云镇，驻密云，这应该是延达汗连续入侵的产物；
昌平镇，也是从蓟镇中分出来的，嘉靖二十九年设，主要职责是防护皇陵；
保定镇，嘉靖三十年设，驻保定；
永平镇，嘉靖末期析蓟镇东境为永平镇，驻永平；
真定镇，从嘉靖末期设立，负责保定镇南部和山西镇东部的防务；
昌平、保定、永平、真定四镇，基本上都是庚戌之变的产物；
临洮镇，万历二十三年设，驻临洮，这是俺答汗及其后继者向青海扩张的产物；
山海镇，万历四十六年为准备萨尔浒之战而设，驻山海关；
这是萨尔浒之战前的明朝各镇，萨尔浒之战后，明朝又设了天津、东江、广宁、宁远、通州、山东、德州、登莱等等十几个军镇，这里就不说了。
控制边疆区最大的好处在于可以充分利用钦察荒原，喜马拉雅山脉和西伯利亚作为天然屏障，三万兵力就足以保卫边疆。
而明朝呢，坐拥十六镇80余万兵力，还让蒙古人抢了二百多年；要知道当时可是有名的小冰期，整个蒙古男女老幼都算上才三十万人。
明朝好，很有蒋委员长的风格，那叫一个转进如风。放弃河套，安南，朝鲜，东北那叫一个快如闪电。根本不给敌人进攻的机会，除了辽东，边疆的战斗可谓是未尝一败，天下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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