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明朝正德皇帝朱厚照？
明朝正德皇帝朱厚照，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一笔的名字。他并非像他的祖父明孝宗那样温文尔雅，也非像他的父亲明孝宗那样勤政，而是一个集叛逆、好动、任性、甚至被后世冠以“荒淫”之名于一身的君王。然而，将他简单地定义为昏君，未免失之偏颇。朱厚照的统治，与其说是政治上的失误，不如说是一种与时代、与传统皇权观念格格不入的个人特质的放大。
“顽劣”的童年与“不安分”的君王之路
朱厚照出生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即位时年仅十四岁。他的童年生活，从史书记载来看，便显露出与众不同的倾向。与父皇明孝宗的教育模式不同，朱厚照的成长环境，尤其是在即位之后，逐渐脱离了儒家礼教的束缚，显露出极强的个人主义色彩。
最广为人知也最受诟病的便是他对“戏耍”的痴迷。他喜欢将宫廷生活变成一场场大型的舞台剧，甚至将自己的居住地改造成集市，自己扮演其中的商贩、官员，以此寻乐。这种行为在许多史家看来，是对皇室威严的践踏，是对国家政务的漠视。然而，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否也是他作为君主，在缺乏实际权力制衡，又被严密保护的宫廷中，寻找一种宣泄和自我存在感的方式呢？毕竟，一个十四岁的少年，突然被推上至高无上的宝座，面对的并非是慈父般的关怀，而是朝臣们复杂的心机和权力斗争。
“豹房”风波与权力真空
正德皇帝的“豹房”更是臭名昭著。这里的“豹房”并非单纯的动物园，而是皇帝处理政务、生活起居的场所，同时也聚集了他宠幸的宦官和亲信。在这个私密的空间里，朱厚照享有绝对的自由，远离了朝臣的束缚和君臣礼仪的压迫。
然而，“豹房”的出现，也标志着明朝皇权与相权关系的进一步扭曲。明朝前期，内阁的权力逐渐膨胀，对皇权形成了一定的制约。正德皇帝的“豹房”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他试图摆脱内阁控制，重新掌握实权的体现。他重用刘瑾、张苑、江彬等宦官和武将，这些人既是他的玩伴，也是他实现个人意志的工具。
这种用人方式，自然招致了朝臣的强烈不满。以杨廷和为首的士大夫集团，认为这些小人扰乱朝纲，败坏朝政，发起了多次反对。正德皇帝在这些冲突中，往往是站在“亲信”一边，与传统士大夫阶层产生了尖锐的对立。这是一种非常矛盾的局面：一方面，他享受着“亲信”带来的自由和亲近感，另一方面，他又在有意无意地削弱士大夫集团对他的影响力，试图建立一种更直接、更个人化的统治。
北巡与南巡：不安分的灵魂
正德皇帝的“不安分”还体现在他多次离开京城。北巡是为了平定北方边患，而南巡，则更多地被解读为游山玩水、寻欢作乐。尤其是南巡，他一路前往江南，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甚至给自己封了一个“镇国公”，并以此名号在地方上招摇过市。
这些行为在传统君主身上是难以想象的。在许多人看来，皇帝应该以社稷为重，以民为念，怎能如此轻率地离开都城，沉溺于个人享乐？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他北巡时，亲自督师，与边患搏斗的一面。虽然其指挥能力和实际效果有待商榷，但至少表明他并非完全没有担当。
或许，我们可以将他的这些“巡游”看作是一种逃离。逃离那些束缚他的宫廷礼仪，逃离那些时刻在他耳边说教的朝臣，逃离那个沉重的皇位。他渴望的是一种更加自由、更加真实的生活，即使这种自由是以牺牲“帝王体统”为代价。
军事上的尝试与局限
正德皇帝并非全然不关心军事。他亲自出征，与北方蒙古部落作战，并在应州之战中，展现出一定的个人勇气。虽然此次战役最终以“败退”收场，并且被他自己粉饰为“大捷”，但这至少说明他有亲自上阵搏杀的愿望。
他更乐于参与到军队的建设和整顿中。他赏识武将，提拔武将，甚至赋予他们很大的权力。然而，这种赏识往往带有个人情感色彩，而非基于才能。这导致了一些武将的腐败和滥用权力，也进一步加剧了朝臣与皇帝之间的矛盾。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于火器的关注。他曾下令制造各种火器，并对这些新式武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在当时是相当超前的想法，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火器并未能在战场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宁愿做个太监”的背后
正德皇帝临终前的一句“宁愿做个太监”，更是成为了他人生轨迹的一个戏剧性注脚。这句话的含义非常复杂，可以解读为他对作为皇帝的厌倦，对宫廷生活的憎恶，以及对个人自由的极度渴望。做一个太监，虽然失去了权力，但也摆脱了那些繁琐的礼仪和沉重的责任，似乎可以获得一种相对自由的身份。
从这个角度看，正德皇帝的一生，与其说是在追求权力，不如说是在抗拒某种形式的束缚。他是一位渴望自由的灵魂，但生在了帝王之家，他的自由只能以一种扭曲、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
评价的维度：是昏君还是“不合时宜”的君王？
对正德皇帝的评价，历来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批评者认为他荒淫无度，不理朝政，重用奸臣，将国家推向危险的边缘。他们指责他宠幸宦官，建造豹房，浪费民力，扰乱朝纲。在他们看来，他是一个典型的昏君，其统治对明朝的衰落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
辩护者则认为，正德皇帝的许多行为，是他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对腐朽的官僚体系和僵化的礼教观念的反抗。他的“不务正业”，在某种程度上，也避免了他参与到更深层的权力斗争中，从而保护了自己。他的一些“怪诞”行为，或许也是一种宣泄，一种对压抑的宫廷生活的反抗。同时，他们也会指出，他在军事上的尝试，以及对火器的关注，并非全无建树。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他与后来的明世宗朱厚熜相提并论。嘉靖皇帝朱厚熜的“严厉”和“权术”在某种程度上是学习了正德皇帝的“反抗”，但他的“权术”更加成熟，更加具有政治目的性。
总而言之，正德皇帝朱厚照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他身上兼具了君主的权力与少年的叛逆，他试图挣脱传统皇权的束缚，却又无法找到一种建设性的方式。他像一颗不安分的星辰，在明朝的星空中划过，留下了耀眼的光芒，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争议。评价他，需要超越简单的“昏君”或“明君”的标签，去理解他作为一个人，在一个特定的时代，所展现出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他不是一个合格的、符合传统的帝王，但他却是一个充满个人色彩、令人难以忘怀的皇帝。
网友意见
都说豹房豹房。
宣府镇国公府有人提没？
史书上无非说，这地方跟豹房一样，是朱厚照淫乐的地方。
我就想问，你特么有病啊会在作战前沿边境淫乐，不怕死啊！
所以很显然朱厚照不是来淫乐的，要淫乐直接去南京紫禁城就可以了呗。风光又好，又安全。
那他是来干什么的？
北京为什么是首都？是因为蒙古的军事压力不仅存在而且还比较大，为了尽可能迅速得到情报，及时指挥部队应对蒙古的骚扰和入侵，所以需要靠前指挥，朱棣很有种的选择了北京。然而他的后代朱厚照显然更有种，在斗争环境更加恶劣，军事压力更大的情况下把指挥中枢进一步前移放在了宣府。这是一个只知淫乐的皇帝敢干的事情？？？作为皇帝行宫，里面有宝贝有女人，有什么不正常的么？难道特么皇帝住土坯房才满意？武宗一朝，别的不敢说，对蒙古的军事斗争还真没落下风。
所以呢，会盟蒙古诸王西藏喇嘛的避暑山庄不算淫乐之处，圆明园不算淫乐场所。一个前线中枢，成特么淫乐场所了？
正德皇帝明武宗，很多历史爱好者总是忍不住把他拉出来批判一番，为什么批判他呢？主要是他活泼好动，喜欢出游以及修建豹房，不妨同满清的康熙乾隆对比一下！
以喜好出游而论，明武宗想要出宫一次，真是千难万难。好容易瞒着大臣，偷偷出去，被发现了，结果还是不得不回去。他想要到江南去，结果无数大臣上谏，拼死拼活不让他去，廷杖了许多低级官员，没用！更多人顶上去反对他阻止他，最后是因为宁王叛乱，他才得以找到正当借口去了一次。
而康熙乾隆又如何，《清史纪事本末》的记载：
“康熙朝借阅河为名，有六度南巡之举，至乾隆时，循其旧例，南巡者亦六度，东巡者七，西巡者五”。
康熙，乾隆之流南巡是被颂为美谈佳话的，甚至如今有些人一提起所谓乾隆爷下江南真是眉飞色舞，唾沫四溅，然而实则这两个皇帝每次南巡，沿途就如蝗虫过境一，百姓被搜刮一空，苦不堪言。
也曾经有人进谏，结果如何呢？
“其时朝臣中亦未始无阻驾请回銮者，然一经抗论，斯严谴随之，……尹会一视学江苏还，奏言上两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严谕诘之曰：‘汝谓民间疾苦 ，试指出何人疾苦，怨声载道，试指明何人怨言’，坐谪戍。”
顺带一提，后来尹会一儿子尹嘉铨为他请谥，结果大概乾隆积怨未销，正好趁机制造了一起文字狱，把他儿子绞死。
“纪昀尝从容为帝言，东南财力竭矣。上当思所以救济之。怒叱之曰：‘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 而后朝臣皆相与结舌，吞声无复有为民请命者矣”。
就是乾隆的皇后出于好意进谏，也没有好下场：
“帝在杭州尝深夜微服登岸游，后力谏止。至于泣下。帝谓其病疯。令先程回”
回去后还要把皇后废掉，有个刑部侍郎觉罗阿永阿进谏，乾隆大怒，他怎么说的？“阿某觉罗近臣乃敢蹈汉人恶习。博一己之名。召九卿议罪”。
再说豹房，明武宗修建豹房，也是算做他荒淫无道的证据。那豹房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呢？一些学者根据房子的位置和古代京城地图考证，占地面积也就是4公顷左右，耗银20多万两。
康熙乾隆在皇宫以外也造了很多建筑供他们享乐游玩，与之相比如何呢？
仅从面积来说，这圆明园总面积达350公顷，就是故宫的近5倍，豹房的近90倍，至于耗资则更是天文数字，难以估计。从满清建造的颐和园就耗银高达三千万两白银计算，远比之阔气豪华的圆明园耗费上亿两白银恐怕不是夸张的估计，总之豹房耗费的20多万两银子与之相比，不值一提是没有疑问的。
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就是承德避暑山庄。同样搜索一下介绍，“ 避暑山庄占地564万平方米，环绕山庄婉蜒起伏的宫墙长达万米”，也就是564公顷，将近八倍于故宫的占地面积，百倍于豹房的面积。“始建于1703年，历经满清三代皇帝：康熙、雍正、乾隆，耗时约90年建成”。
那其耗资多少呢？在《清史纪史本末》中有一处提及“先是沿途建设避暑山庄七十二处，圈地数十里，杂植时花，分置帝榭，所费约计亿万”。所费亿万只是个约数，但足可想见其耗费惊人程度。而且所谓圈地数十里，这数十里的地方上应该原先就有百姓居住，清帝为了建造自己享乐场所，掠夺了大量百姓的土地，房屋、财产，也当属无疑。
圆明园和避暑山庄仅仅是举其荦荦大者。
或许有人说之所以武宗修建豹房是荒淫，是因为他建豹房是为淫乐，而清帝在圆明园，避暑山庄则是正常的休息办公。可事实果真如此么？
其实明武宗的行为倒有更多值得体谅的地方。《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3期上有一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研究所研究员 James 中文名：盖杰民所撰《明武宗与豹房》一文，对此作了相当深入的辩正分析，指出了传统史料中对明武宗丑化的不实与歪曲夸大之处。他说：
“武宗此举，亦在试图恢复一种在十六世纪初已几乎完全消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气氛。他的畜豹行猎，实为恢复明朝军力及帝王的勇武作风。”
“武宗亲自操练士兵，《实录》中有明确的记载。但这一记录，也和其他有关武宗武事的记载一样，被《实录》纂修官歪曲成为儿戏。”
“正德十二年(1517年)应州之役，击败蒙军，便可以说明。此是十六世纪明方骑兵消灭及驱走为数不少的蒙军的唯一战没，但《实录》纂修官却只选记了明军伤亡较重的一方面，甚至说成‘乘舆几陷’。”
“其他有关武宗豹房中生活的记载，也同样存在着蓄意歪曲。这些记载透过对细节的微妙描述，暗示武宗如非堕落，即是无能。可是，纪录中偶尔出现的矛盾，使我们至少能从某些细节中发现其所描述的武宗形象，有些方面是虚构的。这些矛盾，使我们对其他细节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也不能不产生疑问。”
其实说康熙乾隆之类建造圆明园和避暑山庄，只是为了他们淫乐更方便，倒更符合事实一些。因为他们不象明代皇帝一样，要躲避文官集团对权力的限制，无论在哪里办公实质都一样。
总结以上出游和建造享乐场所的比较，同样性质的行为,满清的康熙乾隆均十倍乃至百倍于明武宗。然而不消说，明武宗因为有了这些行为，被当成是荒淫昏庸乃至变态被抨击；而满清的皇帝的这些行为则是成了佳话美谈，乃至在阎崇年这类人的嘴里成了所谓对园林艺术的贡献。
在正确的时间诞生在正确位置的人
可惜死得早了
此时西班牙、葡萄牙人已经开始大航海，世界开始进入近代史，逐渐联系在一起
当时的明朝就该出现一个对世界比较好奇，思想新颖的领导人
如果他寿命长点的话，应该会比隆庆更早开放国门
来一首胡彦斌（词曲）的《看穿》来助助兴：
http:// baidu.ku6.com/watch/792 5074274583753776.html?page=videoMultiNeed
没儿子才是最大的原罪，不然哪有后面那么多幺蛾子？
刘公公收常例而已，也并没逼死沈链。刘公公就算不收，杨廷和选的人也不见得如何。
杀胡惟庸还得等他作死好多年，杀解缙得偷着杀，杀严世藩下了好大决心，杀刘公公不过用了一张字条。
如果朱棣造反的时候，朝堂上坐的是朱厚照，那他估计都没法活着出北平，把丫放了！陛下，废燕王犯的是谋反大罪啊！陛下且不可妇人之仁！仁你大爷！本将要再抓一次！。
豹房也不是龙虎豹，就算是，玩这玩意朱厚照在历史上也排不上号。
清朝教育不听话的接班人，往往说，难道你想学朱厚照吗？不客气的说，自道光之后，哪怕清朝出一个朱厚照，国事不至糜烂如斯。
他只是个不听话的孩子，没惹什么大祸，还有点小聪明，事业也还过得去。但是别的家长都怕自己的孩子不听话，就拼命黑他。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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