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明朝的赶苗拓业？
一、 背景：内忧外患下的求生与发展
要评价“赶苗拓业”，首先要看它出现的时代背景。明朝建立之初，经历了元末农民战争的动荡，百废待兴。虽然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但到了中后期，随着人口增长、土地兼并加剧、以及外部威胁（如蒙古、后金/满清）的持续存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政府为了增加税收、巩固统治、应对边患，必然需要拓展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生产能力。这为我们理解“赶苗拓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它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为应对生存压力和发展需求而采取的政策导向。
二、 政策维度：从“开垦”到“商业”的多元推进
如果我们将“赶苗拓业”理解为一系列经济发展政策的集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明朝在不同层面都进行了努力：
1. 鼓励垦荒与农业生产的“拓业”：
政策倾斜： 明朝政府多次发布诏令，鼓励流民和无地农民开垦荒地。例如，朱元璋时期就曾推行“屯田制”和鼓励“民垦荒地”。虽然制度上存在一些地方性差异和执行上的变动，但鼓励垦荒的基调是存在的。这直接作用于“拓业”，即拓展新的农业生产空间。
水利建设： 尽管明朝的水利建设不如唐宋时期那么大规模和系统性，但在一些地区，政府也投入了力量进行水利工程的修建和维护，以提高农业抗灾能力和产量。
农业技术的推广： 一些地区也开始出现对新农具、新技术的应用和传播，如高产作物（如玉米、番薯）的引进和推广，虽然其大规模种植要到明末清初，但早期引进和试种是存在的。
评价： 鼓励垦荒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压力和土地矛盾，增加了粮食产量，为国家提供了基础的物质支持。然而，这种“拓业”也常常伴随着对原有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对土地制度本身的挑战。而且，随着中后期土地兼并的加剧，真正能从中受益的往往是拥有资本和权势的人，而非普通农民。
2. 对商业和手工业发展的“赶苗”：
“赶苗”的含义： 如果将“赶苗”理解为政府对商业发展的“催促”或“刺激”，那么我们需要审视明朝的商业政策。
早期限制与后期松动： 朱元璋时期，出于重农抑商的理念，对商业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比如禁止商人干预农事，以及对商人的社会地位进行限制。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这种限制逐渐被突破。
官营与民营经济的并行： 明朝既有庞大的官营手工业（如御器厂、织造局），为皇室和政府提供物资，也有日益活跃的民间手工业。尤其是中后期，丝织、瓷器、茶叶等行业的民间生产和销售非常发达，形成了区域性的商品生产中心。
白银时代的到来： 明朝中后期，由于海外贸易的开展，大量白银流入中国，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这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货币化进程，也刺激了生产和贸易的繁荣。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赶苗”——白银这个“催化剂”刺激了经济活动的活跃。
评价： 明朝的商业发展是其重要的经济特征之一，特别是中后期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是中国经济史上的重要事件。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也顺应了这种趋势，虽然有时仍然存在官方的干预和税收的压力。但将这种发展简单归因于政府的“赶苗”可能过于乐观，更多的是市场力量、技术进步和国际贸易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 局限与争议：并非一帆风顺的“拓业”
尽管明朝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有所作为，但“赶苗拓业”的背后也存在着诸多局限和争议：
1. 土地制度的顽疾： 尽管鼓励垦荒，但土地兼并的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普通农民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这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社会矛盾的激化。
2. 重农抑商的惯性： 尽管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但“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仍然根深蒂固，政府对商业的政策支持并不稳定，并且存在征收重税、强制征发等行为，对民间商业的发展造成一定阻碍。
3. 财政压力与边患： 明朝后期，由于北方的蒙古和后金势力不断扩张，以及内部的农民起义，政府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用于军事开支。这使得政府在发展经济上的投入相对不足，有时甚至要通过加重赋税来维持军费，反而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4. 地方差异与执行偏差： 政策的执行情况在不同地区存在很大差异。江南等经济发达地区更容易抓住发展机遇，而在其他地区，尤其是边疆和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5. “赶苗”的非主动性： 如前所述，明朝的许多经济繁荣更多是市场自发形成的，而非政府主动“赶苗”的结果。政府的角色更多时候是顺势而为，甚至是政策的阻碍者，而非真正的推动者。
四、 总结：成就与遗恨并存的经济图景
如果以“赶苗拓业”来概括明朝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态势，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评价：
成就： 明朝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农业生产的空间，粮食产量有所提高。更重要的是，其后期商品经济的繁荣、货币化的深入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是中国经济史上的重要进步。这些都是在内忧外患、政策摇摆的大背景下取得的。
局限： 土地制度的弊病、重农抑商的惯性、财政的困境以及执行上的偏差，都限制了这种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最终，这些经济上的问题也加剧了社会矛盾，成为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的来说，明朝的经济发展是一幅既有活力也有困境的复杂画卷。“赶苗拓业”这个词，如果理解为一种鼓励经济发展的趋势，那么它的确在某些方面得到了体现。但如果理解为政府主导下的、顺畅无阻的全面经济扩张，则会过于简化历史的复杂性，忽略了其中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限制。评价明朝的经济，需要看到其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也要认识到制度的束缚和政策的局限，这些共同塑造了明朝独特的经济面貌。
网友意见
从上世纪50年代起，由于阶级史观导致的矫枉过正，什么乱七八糟的民变都给算作起义，譬如侬智高反宋之乱、同治回乱，就差没把播州杨家的暴乱也给算作起义了。到了网络发达的今天，相关的论文越来越多，反汉逆种们更是借此生事，疯狂地抹黑唐宋明各朝（尤其是明朝）的西南民族政策。
鄙人倒是有个疑惑，如《阿诗玛》这些西南少数民族的传说、史诗，大反派基本上都是他们本民族的土司、老财，怎么没见一个明朝官军呢？
东人达教授的论文《明清“赶苗拓业”事件探究》，乃是明黑及少数沙文主义西南少民的战略型泔货。此文声称【“赶苗拓业”虽然不见于正史的记载,但却是包括明朝开国皇帝在内的封建王朝的统一行动,是统治阶级“平蛮”政策的实施。它给被剿杀、驱赶的相关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并迫使苗族大规模西向迁徙,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分布格局】。
此文引用了大量碑记，具有一定说服力。然而作者引用的资料，亦大量显示出赶苗拓业的过程，同时也是绥抚、开拓的过程。
【《窦氏族谱》记:明初“校尉窦桂年征明玉珍平蜀有功,授千总,后从县令聂元济治理彭邑,授邑东邑路把总,平治苗夷有德,收服民心,俗言‘赶苗图业’即此谓也】
如果只是杀戮苗人，制造血案，又何谈“有德，收服民心”？此一怪也。
作者提到的明军镇压南方少数民族的最大战役：【在明王朝“平定”“苗蛮”事件中,最为悲壮者当属都掌蛮起义……明廷最后纠集了4万大军,于万历元年(1573)进行围剿,共计斩首6000余级。在残酷的绞杀之下,都掌蛮从此消失】，斩首不过6000余人，而都掌蛮就此消失，人口何处去了，此二怪也。
还有一个更怪的，就是负责赶苗拓业的明军将领，很多都是少数民族。而被明黑视作反抗大明暴行英雄的苗人领袖们（古籍中常以苗作为西南少数民族的统称），也从来没几个草根出身，几乎都是土司、头人，全是些既得利益者。
而西南土司们的民政，也属实不是太好，翻阅方志，对蛮民极尽压迫剥削之能事，剥皮抽筋等各种虐杀酷刑，不胜枚举。
所以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那些好像失踪的人口，绝大部分应该是归入汉人的范畴内了，而且几乎都是自愿的。因为从唐开始各朝对西南地区的经略，都提高了当地的生产力，而对于如同奴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少数民族底层百姓来说，是汉是苗并没有任何区别，能得到事实上的生活改善才是实实在在的。
明王朝把顽固土司和他们的狗腿子灭门，发放耕牛种子，移民开荒，开办学校，引进先进的医疗技术，开辟道路驿站，设埠通商，这都是提高生产力的好事，为什么就被抹黑得如同纳粹一般了呢?
不可否认，明朝在西南屠杀确实不少。但是西南地区制度落后，生产力低下，平民百姓等同奴隶，缺乏反抗意愿，这种情况下，被屠的是些什么人就是个问题了。既得利益者抵抗最激烈，所以被屠的可能性，无疑要远高于西南蛮族底层百姓的。
就拿断藤峡之役为例，明孝宗的母亲纪氏，就是土官之女，被抢入宫中【孝穆纪太后，孝宗生母也，贺县人。本蛮土官女。成化中征蛮，俘入掖庭】。明孝宗后来试图寻找家人不得，显然其母系亲人因为顽抗明军，早已被处死，这无疑与纪氏家族作为既得利益者，抵抗明军极为激烈有关。
确实不能否认明军在西南的掠夺性质，但事实就是，先进文明征服落后文明不见得是坏事。不可否认，明王朝征服西南民族的过程中，为明朝立下汗马功劳的少数民族人士往往演变为新的土司，制造新的压迫，而明王朝也有与附明土司联合压迫百姓的行径，但总体上，西南的局势是田土不断开垦，汉化程度增加，编户齐民数量大为增长，而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提高。
促进汉化、改土归流，初始往往是赔本生意，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为国家提供财赋，但是对于国家来说，增加耕地和编户齐民数量，却是值得的。
如“赶苗拓业”，亦是以非常手段促进了不同族群的互动,并随着各种移民的到来与交往,使不同的文化与新的生产力因素得到了传播。
西南土司有着自己的政治生态，如同国中之国一般，处理的不好可以说非常棘手，如明末联手发动奢安之乱的水西安家和永宁奢家就是世代联姻。元朝打水东水西是比较好的例子，不但没能剿灭水东水西，反而把播州杨家养肥了(也就是万历三大征之一的那个播州杨应龙家)。
总体来说，明朝对于西南地区的经略是极为成功的。从永乐朝平定田氏土司开始，贵州安田宋杨四大家族，云南王弄、阿迷、麓川，广西大藤峡瑶民等强大而顽固的土司势力都被剿灭，化为编户齐民，生产力得到发展。即便是到了风雨飘摇的天启崇祯年间，都顺利平定了席卷西南的奢安之乱，完成了灭亡土司强权的大满贯，对于消灭中国境内的奴隶制残余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后来清代雍正的改土归流，收拾的都是明朝打剩下的小虾米，主要是贵州湖南边界的苗疆动用了武力，其他基本都是和平解决的，后来打穿乾隆国库的大小金川实力则只相当于播州杨家的十分之一。
赶苗拓业是明清两代共同执行的政策，并非明代一朝。
一，苗民起义之性质讨论
国内外相关研究实际很多。比如
《城乡雍乾苗民起义与改土归流》（赵益兴）认为：地方政府处理不当和封建统治者推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是起义的主要原因。
《明清时期湘西苗族起义频繁发生原因的述论》（陈曦）认为汉苗纠纷增加，汉苗文化差异，明清政府长期执行的民族隔离分化和赶杀政策，吏治腐败是主要原因。
《文化传播视野下的雍乾、乾嘉苗民起义》（孙秋云）认为起义主要不是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斗争结果，主要是由于中央王朝以改土归流和开辟苗疆为手段进行汉文化传播和文明整合所做的拒斥性回应。
《剑桥中国晚清史》（苏珊·M·琼斯和菲利普·A·库恩）认为湖南、贵州边境1795年大叛乱之所以发生，显然是“客民”――即寻找土地的贫苦汉族移民大量涌进边境地区的结果。
由上可知，苗民起义往往有着汉苗冲突与阶级斗争的色彩。
二，赶苗拓业之定义
《窦氏族谱》记载：校尉都桂年征明玉珍平蜀有功，授千总，后从县令聂元济治理彭邑，授邑东邑路把总，平治苗夷有功，收复民心，俗言“赶苗拓业”即此谓也
《苗族开发川东南的贡献》（蔡盛炽）认为“赶苗拓业”（或称“赶蛮拓业”“赶苗图业”）即大规模驱赶甚至镇压苗族的事件，范围包括川东南，黔东北各县，持续70余年。
《黔江移民姓族孙氏略考》（曾超）认为赶苗拓业本意为“蛮地”的少数民族地方，随着中原势力的深入，汉族官兵的入居，少数民族被赶往更偏僻的地区，原来的蛮地被汉族势力占据。
《彭水移民史简论》（苏东来）认为赶苗拓业的故事原型来自明代统治者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集中式大规模征伐。主要体现在宣德年间“三征西南夷”，万历年间对都掌蛮的绞杀，杨应龙之乱和崇明、安邦彦之乱。
由上可见，赶苗拓业的本质是中原王朝，汉族势力大规模进入苗疆的过程。期间爆发了大量暴力冲突和中央统一指挥的武力征伐。整个过程兵剿为主，安抚为辅。《说文》：苗，草生于田者曰苗，凡草初生亦曰苗。古代苗族是农耕民族，对土地十分重视。澳大利亚格迪斯著作《山地的移民》写到“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他们就是中国的苗人个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重庆世居少数民族研究》（李良品）认为土地的争夺是赶苗拓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央王朝除直接动用各省军队镇压，往往也与当地土司合作，夺取苗民土地，镇压起义的苗民。
《苗族调查报告》（民国成书）中记载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与一位苗族老人的对话。鸟居龙藏问苗族老人褶裙上绣着一条一条横向花纹的含义。老妇人回答：“那是水田，因为我们苗家从前有许多水田，后来水田给汉人霸占了，我们只好在褶裙上绘着水田的花样，纪念这些事情。”
三，赶苗拓业实例
彭水：至明清交替，清政府鼓励移民开发彭水。一些外逃苗民对当年的赶苗拓业仍有心理阴影。于是称自己为汉人。明以前，彭水为少数民族聚居地，而至康熙年间，《彭水县志》记载彭水四邻苗界，苗汉杂处。而清朝中期川湘黔苗民起义失败后，大量苗民逃回彭水，彭水反而成为一个以苗族为主的自治县。
酉阳县：民国《南阳氏族谱》记载，明初入川剿贼，始里耶大江坪，继移后溪园坝，歃血订盟，七姓视同胞，与赶蛮托（夺）业。不过，由于酉阳地区苗族势力强大，冉氏土司（土族，由洪武蓝玉动员来赶苗拓业，共13000余人进入，斩杀万余苗民）不得不与白氏联姻。最后形成土酋，土王和平共处的局面。
思南县：冷氏祖先（苗族）在明朝“赶苗拓业”时，为避免汉人追杀，逃到芭蕉溪给人佣工，并在自己原来姓氏“令”字加上两点，改为冷姓才得以生存下来。事实上，赶苗拓业的受害者不仅为苗族，此地仡佬族也是被驱赶的对象。川洞一千多仡佬族群众，在赶苗拓业中几乎被杀尽。而擦耳民族乡境内的仡佬族被驱赶至村外山沟残杀。
松桃县：《松桃厅志·屯兵》1414年，明庭调2500名士兵携带移民来平溪屯田。苗族聚居地被屯军占领，苗民被赶入山谷。苗分官田和屯田，官田属土司，屯田为驻军所有。
湘西地区：《平苗议》（田英产）记载，永绥城外，寸土皆苗，不数年尽为民地。（民指移民来的客民）
赶苗拓业引起了苗族人的反感，苗民起义十分侵犯，清乾嘉起义，历时十二年，20万苗民参与。起义军一度占领湘西，黔东北，渝东南等地。起义被镇压后，苗族村寨遭遇灭顶之灾，村寨数量由4000个下降至1200个，人口从40万下降至11万。苗民被进一步驱赶，1808年，苗民被驱赶至腊尔山，吕洞山山脉及其周边地区，面积为4000平方公里，相比起义前缩下80％。而在这当中，盆地的耕种条件优越的田地划分给客民，苗民耕地下降90％。而明朝276年历史中，苗族小型起义100余次，中型起义78次，大型起义4次。
不过，迁徙的客民也为苗疆地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清朝乾嘉起义前，凤凰、乾州、永绥三地被客民侵占田地4万余亩，而此三地的客民军屯民屯开垦土地公11万亩，进一步开发了此地。
四，总述
赶苗拓业是明清两代政府有计划，有组织的向苗疆扩展势力，移民的行为。大量苗民被杀，苗民土地被侵夺，苗民被从土地肥沃的盆地驱赶至深山。中原政府与土司合作，对苗民的剥削更甚（也有部分土司领导起义）。给苗民带来了极大得痛苦。但是另一方面，移民进一步开发了苗疆，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苗族也有许多人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且打破了苗族聚居，实现汉苗杂居，随着“汉不入洞，蛮不出镜”的禁令废除，汉苗民间交往日渐平凡，促进了民族融合。
事实上，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往往带有血与铁的军事征服和屠杀。只有从原住民手中夺得一片土地，才能在若干代后实现和平交流，乃至通婚。斯人已逝，历史已经发生无法改变。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已经截然不同，到现在仍然拿着特定历史时期的事情借题发挥，彼此仇恨实在是令亲者痛，仇者快。
另外，该题一打住说，为什么阿诗玛中反派是少数民族而非明朝官员？因为阿诗玛的完成年代尚未确定，有学者认为是原始社会时期，有的则认为是封建社会时期。在它完成得年代，如果没有明朝，甚至中原王朝尚未控制此处，没有汉族反派自然也属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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