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明朝那些事儿》中对李成梁和努尔哈赤的观点？
对李成梁的评价：一个时代的矛盾与悲剧
当年明月笔下的李成梁，并非一个简单的“英雄”或“奸臣”标签能够概括。作者更多地展现了他作为一个身处复杂历史漩涡中的军事将领的“人味”。
“辽东战神”的辉煌与代价： 作者不回避李成梁在平定女真各部、击溃蒙古侵扰方面的军事才能。他描绘了李成梁凭借铁腕和高超的军事策略，在辽东建立起了长达数十年的相对稳定局面，被誉为“辽东擎天柱”。作者用了很多生动的细节来展现这种辉煌，比如他如何运用“分而治之”的策略，在女真各部落之间挑拨离间，又如何在关键时刻雷霆出击，给予致命打击。这种军事上的成功，在当时国力衰退的明朝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也让李成梁本人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和权力。
权谋与腐败的交织： 然而，作者也深刻地揭示了李成梁政权背后的阴影。他并非完全的“清廉”，也并非完全的“纯粹”。在权力场上，李成梁同样是个精明的玩家。作者描述了他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家族谋取利益，比如其子李如松、李如柏等人的官运亨通，以及李家在辽东的势力盘根错节，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这种家族式的政治经济统治，在某种程度上掏空了明朝的国力，加剧了辽东的财政负担。
“养痈遗患”的争议： 作者对李成梁最核心的批评，或者说最值得思考的一点，是他在对待努尔哈赤的问题上所展现出的某种“短视”或“策略失误”。早期，李成梁的确遏制过努尔哈赤的崛起，甚至有过数次将其消灭的良机。但作者认为，李成梁在一定程度上，是“养痈遗患”了。他虽然看到了努尔哈赤的威胁，但出于巩固自身在辽东的统治，以及可能存在的政治考量，并没有彻底将其根除。相反，在某些时候，甚至默许或利用了努尔哈赤的力量，来平衡其他部落或巩固自己的地位。这导致了后来努尔哈赤羽翼渐丰，最终成为大明最致命的敌人。
一个时代缩影： 作者将李成梁描绘成了一个时代矛盾的缩影。他是一个能力卓越的军事将领，却也身处一个政治腐败、财政空虚的王朝末期。他的功绩是真实的，但他的局限性，以及他所代表的这种军事集团对国家体制的侵蚀，也是作者着力剖析的。作者的观点是，李成梁的失败，并非个体的失败，而是整个明朝政治体制失灵的体现。
对努尔哈赤的评价：崛起者的必然性与手段的复杂性
努尔哈赤在《明朝那些事儿》中，是从一个“边缘人物”一步步走向“时代主角”的。作者对他崛起的描绘，充满了一种历史的必然感，但也毫不避讳他手段的残酷与狡诈。
被压迫者的反抗与凝聚力： 作者着重强调了努尔哈赤崛起的背景——女真各部长期处于分裂和被明朝利用的状态，承受着沉重的赋税和压迫。努尔哈赤的出现，填补了这种权力真空，他以其超凡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才能，将散乱的女真各部凝聚起来，形成了强大的力量。作者通过描写努尔哈赤如何统一女真、制定八旗制度、制定文字等一系列改革，展现了他的政治智慧和远见。这种凝聚力，是其崛起的根本。
军事天才的锋芒： 在军事上，作者对努尔哈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并非只是一名勇士，更是一名杰出的战略家和战术家。作者描绘了他如何以少胜多，如何运用奇袭和伏击，如何打破明军的常规战术，例如著名的萨尔浒之战，就成了努尔哈赤军事才能的巅峰之作。作者通过细致地还原战役过程，让读者感受到努尔哈赤在战场上的那种无所畏惧和精准判断。
野心勃勃的征服者： 同时，作者也毫不掩饰努尔哈赤的野心和征服的欲望。他并非仅仅是为了摆脱压迫，而是有着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帝国的宏图。这种野心促使他不断向外扩张，不断挑战明朝的权威。作者认为，努尔哈赤的崛起，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明朝自身统治的衰败所“造就”的，是明朝无力有效管理东北边疆的必然结果。
冷酷与狡诈： 努尔哈赤并非一个简单的“民族英雄”，他身上同样有冷酷和狡诈的一面。作者在描写他如何利用战争中的俘虏，如何对待汉人降将时，也流露出对其手段的批判。例如，他如何利用明朝的汉奸来搜集情报，如何利用战争的手段来巩固统治，都展现了他作为一位征服者冷酷无情的一面。作者认为，努尔哈赤的成功，虽然有历史必然性，但其手段也是非常“有效”且“不择手段”的。
从臣子到君王的心态转变： 作者还特别强调了努尔哈赤从一个对明朝称臣纳贡的“建州左卫指挥使”，到最终自立为汗、挑战明朝权威的转变过程。这种心态的转变，以及他如何利用明朝皇帝的封赏来麻痹敌人，同时壮大自己，体现了他深谙政治斗争的精髓。
总结：《明朝那些事儿》的视角独特性
《明朝那些事儿》对李成梁和努尔哈赤的观点，并非简单的“褒”或“贬”，而是试图去 理解他们的行为逻辑和历史处境。
人物的立体化： 作者成功地避免了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李成梁不再是那个被吹捧的“辽东战神”，也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奸臣，他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能力也有局限性的复杂个体。同样，努尔哈赤也不是简单的“胡虏”，而是一个有野心、有才能、也有残酷手段的枭雄。这种立体化的描绘，让读者能够更深入地思考历史人物的行为动机。
历史的“必然与偶然”： 作者在论述时，常常将个人的行为放在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李成梁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源于明朝政治的沉疴。努尔哈赤的崛起，既是女真民族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明朝边疆治理失职的必然结果。作者通过这样的叙述，展现了历史的“必然性”，即在特定的大环境驱动下，某些事件和人物的出现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在“必然”之中，作者也强调了“偶然”和个体的选择，比如李成梁在某些关键时刻的决策，以及努尔哈赤的个人才能，都对历史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叙事风格的感染力： 最重要的是，作者用一种非常接地气、富有情感的语言，将这些复杂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呈现出来。读《明朝那些事儿》的感觉，更像是听一个老朋友给你讲故事，而不是枯燥的历史教科书。这种叙事风格，让读者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不知不觉地被作者所引导，对历史人物形成自己的判断和理解。
总而言之，《明朝那些事儿》对李成梁和努尔哈赤的观点，是其写作风格和历史洞察力的集中体现。它没有提供一个绝对的“正确答案”，而是通过生动的故事和深刻的分析，引导读者去思考那个时代的复杂性，以及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在历史长河中的定位和意义。李成梁和努尔哈赤，在这本书里，都成为了活生生的人物，他们的故事，也因此更加引人入胜，更具历史厚重感。
网友意见
已经不是是否客观的事，而是是否属实的事情。
《明》的作者当年明月，对明代辽东地方史和相关历史人物的了解，粗糙、浅薄、无知，连基本的学术著作都没有看过，其作品中出现明显的硬伤，讲述的内容是错误的
用客气话说，叫马马虎虎；用不客气的话说，就是在瞎编乱讲。
上述四张图，是《明》中对李成梁身世、履历；海西、建州女真与努尔哈赤的描述、萨尔浒之战的过程等内容。凡是加下划线或其他标记突出，都是瞎编乱造、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符的内容。
他连人物的名字都没写对。李成梁上任辽东总兵之前，前一位在御虏作战中败亡的总兵叫王治道，不是王首道。
再比如说他宣称李成梁是“后来找人借钱，好歹凑了个数，这才捞到官位”。
这就是典型的胡说八道。
实际情况是，嘉靖四十五年五月，朝廷给已经在辽东巡阅近一年的巡按李辅发去一道圣旨，要求他“将辽东都司见在文武生员量行考拨，该学肄业”，意思是尽快从辽东本地人当中甄选一批中青年人才，充实本地的文武官僚队伍。
随后，李辅在辽东都司的在册生员中，看到了李成梁的名字和历籍，问清情况后，批准他进京。
为什么要去北京呢？我解释一下。
明朝的世袭武职袭承有三个环节：1、首先是本卫所下选出适龄的袭承候选人，保送都司；2、都司再报送到兵部；3、袭承候选人必须亲自进京，参加由兵部与五军都督府组织的比武会选，即“比试”。
李成梁通过第一道程序，却在后两道程序前被阻住了。辽东都司负责保堪的官员，利用职权向候选人大肆索贿，李成梁因家贫，拿不出行贿的财礼，也没有进京盘缠，因故直到四十岁，依然是一个武生员。注意，他是武生员。
通过巡按李辅的核准和资助，李成梁就能去北京，参加兵部的武选比试，袭承祖父的指挥佥事官衔，这个过程相当于跳过了乡试，直接进京，参加会试。
在这个过程中，并不存在李成梁借钱向谁行贿的这种经历。
“找人借钱、捞到官位”这种事，根本不存在。
对《明》和作者最恰当的评价，就是五个字：历史发明家。
我再举一个例子。
《明朝那些事儿5 帝国飘摇 第十五章 兵不厌诈》相关内容的截图，重点是里面画红线的部分——
显然，作者搞混了援朝作战的镇江参将佟养正和在镇江被毛文龙活捉的佟养真。
1618年后金攻袭抚顺，在抚顺经商、且长期和建州女真保持密切联系的佟养真、佟养性兄弟和他们的家族成员，向努尔哈赤投降。
努尔哈赤后来让佟养真镇守镇江。毛文龙策划镇江大捷，活捉了佟养真。把佟养真和他的儿子佟丰年押送到北京，被明朝处决。
清朝的汉军旗人佟图赖，是佟养真的儿子，不是佟养正的儿子。
到了清朝雍正帝即位后，为避雍正帝“胤禛”名讳，清朝的官方文件和史料才将佟养真改称“佟养正”。
万历援朝战争爆发前后，佟养正担任过宽甸参将和镇江参将，在镇江确实做过官。后来努尔哈赤也让佟养真守镇江，这就给人留下联想的空间。到了清朝，为避雍正帝名讳，又将“养真”改称“养正”。很多人搞不清楚这两点的。
佟养正的祖父叫佟恩，定辽中卫女真族达官、世袭指挥同知；父亲叫佟登，在嘉靖末年曾出任辽东总兵官。佟养正参加过援朝作战，主要负责后勤，曾利用职权之便，在中朝中江边市谋利，后因贪墨被参劾，死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
佟养正死后十年，努尔哈赤才起兵反明，于1618年袭击抚顺，佟养真投降。
差点忘纠正另一个硬伤了：在镇江大捷中被活捉的是佟养真，不是佟养性。佟养性活到皇太极天聪年间。
因时间有限，今天不能多说了，随后找时间，我再纠正存在《明》书中，对李成梁、辽东明朝蒙古与女真关系等方面的大量硬伤。
《明》这套书，讲述明朝其他历史时期和其他方面的内容，我不做评述。
但《明》中，对明代辽东地理、历史，明代辽东民族关系史的相关陈述内容，充斥着大量的极低错误，属于地摊文学+段子趣事+道听途说+自我臆想的水平。
如果题主试图通过看《明》来了解李成梁和努尔哈赤的话，结果只能是走回入魔，误入歧途。
说句不客气的话，就是在开着玩笑的跟你胡说八道。
我比较认同 @秋原 老师的话，当年明月的事实已经错误连篇了。
这里引用一下《明朝那些事儿·日薄西山》第七章--不起眼的敌人的部分内容。
- 先说第一个：放弃宽甸六堡
这个事儿发生在什么时候呢？万历三十四年。
这件事情又是怎样被决定的呢？
当万历初元时，兵部侍郎汪道昆阅边，成梁献议移建孤山堡于张其哈剌佃，险山堡于宽佃，沿江新安四堡于长佃、长岭诸处，仍以孤山、险山二参将戍之，可拓地七八百里，益收耕牧之利。道昆上于朝，报可。自是生聚日繁，至六万四千余户。及三十四年，成梁以地孤悬难守，与督、抚蹇达、赵楫建议弃之，尽徙居民于内地。居民恋家室，则以大军驱迫之，死者狼籍。成梁等反以招复逃人功，增秩受赏。[1]
几个大字写得清清楚楚，“与······建议弃之”。怎么到了你当年明月的嘴里就变成了李成梁一个人做出的决定呢？
- 再说第二个问题，说李成梁对努尔哈赤“选择性失明”。
真的，真的看的我很无语。
李成梁在辽东的职务只有一个，就是辽东总兵。
也许很多人不了解，在这里稍微说一下。在一省之内（即明朝的布政司、都司），有总督、巡抚、总兵等职务。
巡抚官，永乐间已有之，然仅设于要处耳。洪熙、宣德初年，添设渐多，侍郎、通政、大理寺卿，惟其人不皆都御史也。景泰以来，悉置都御史······凡推举，各边及腹里干涉军务者，吏兵二部会同，干涉钱粮流民者，吏户二部会同。[2]
也就是说，在地方军务上，提督才是这一布政司的军务首脑。（也就是说打不打仗是提督说了算的）
总兵不参与军务计划（或者说不由他主导），总兵的职责就是执行巡抚与提督的命令。
“因其势，用其强，加以赏赉，假以名号，以夷制夷，则我不劳而封疆可无虞也。”[3]----蓟辽督抚张国彦、顾养谦
而李成梁两次镇守辽东，职务一直都是总兵。所以说放养努尔哈赤做大，没有李成梁什么责任（或者说责任不大）。主要的大头责任人是类似于张学颜（辽东巡抚）、蹇达（辽东提督）、张国彦、顾养谦这些人。
关于努尔哈赤的部分
圈红的那部分不仅事实是错的，而且说的非常误导人。
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天命元年）清河守关游击率领士兵，跨越明-后金界碑[4]，砍伐木材以修建营房。期间与巡山的后金扈尔汗的巡山队相遇，发生冲突，明军阵亡50余人。双方都不想把关系闹僵，于是开始谈判，明廷要求后金交出扈尔汗，后金没有同意。于是在1617年2月，明廷扣押了后金11名使者，要求交出同等数量的女真人，才能释放这11人。努尔哈赤迫不得已，从以前在叶赫部俘虏的十一个阿哈，在界碑处，逐一斩杀。
这是在边境上被明廷逼的杀了这11个人，怎么在当年明月的嘴里说的明朝那么无辜呢？（笑）
这是当年明月对努尔哈赤起兵造反原因的总结。
我不得不说，这写的，太误导人了。
其实努尔哈赤对造反起义一直都没有自信，这点上，太多的例子可以去论证了。
- 万历三十七年，努儿哈赤统兵，欲进犯海西女真叶赫部，明朝对建州实施武力威胁。努尔哈赤很知趣地退兵了。
奴酋整顿兵马，发向叶赫，旋闻天朝合势于蒙古、叶赫，即缓行军。建州咸聚壮丁，骑守城，步军自其穴三十里。[5]
- 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努尔哈赤进攻抚顺，在进攻前告诫诸统兵贝勒大臣“自居于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6]（不好意思，卷几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建议题主你若是真的想要去了解明朝历史的话，就一定要去读《明会典》、《明史》、《明实录》这类官修的正史。
谁也不能保证引用史料都是正确的，包括我自己。
就连顾诚先生这种极其强调史料真实性的作者，也难免出现纰漏。
顾诚先生的著作《南明史》第三章中，就误把顺治二年金之俊的进言写为顺治元年。
这个问题就是问关于当年明月的著作的观点的评价，我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答题，批评的也只是书中的内容，我从来没有贬低过当年明月本人。
谁也没有要求引用的史料全是对的，但是好歹别把自己的主观臆断添加到书里误人子弟吧。
还有就是，底下下那个说我和秋原老师都答非所问的，你识字通文与否？
你觉得劳资查了这么多资料，写的这个回答，就是在批斗当年明月吗？我直接不翻书，给他扣个明吹的帽子不轻松吗？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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