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如何看待普通法系中的辩诉交易(Plea Bargain)?中国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与此有何关联?

回答
庭审之外的博弈:辩诉交易的逻辑与中国刑事诉讼的借鉴

在电影和文学作品中,刑事审判往往被描绘成一场剑拔弩张、充满戏剧性的对抗。然而,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实行普通法系的英美法系国家,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结局并非通过一场公开的庭审来裁决,而是通过一种被称为“辩诉交易”(Plea Bargain)的程序达成。这是一种庭审之外的博弈,它深刻地影响着刑事司法的运作效率和结果。

辩诉交易:效率与公平的权衡

辩诉交易,简单来说,是指控方(检察官)与被告知(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之间达成的一种协议,被告人承认部分或全部指控,以换取控方在量刑、指控罪名或案件处理方式上的让步。这种让步可能包括:

减刑: 这是最常见的辩诉交易形式。被告人承认较轻的罪名,或对较重的罪名认罪,以换取较轻的刑罚。例如,一项可能判处十年监禁的重罪,被告人可能通过辩诉交易承认一项较轻的罪名,最终只被判处几年监禁。
罪名变更: 控方可能同意将指控的重罪变更为轻罪,或者撤销部分指控。这对于被告人来说,意味着避免了重罪定罪带来的长期负面影响,例如职业限制、投票权丧失等。
不起诉(Nolle Prosequi): 在某些情况下,控方可能会同意对部分指控或整个案件不予起诉,以换取被告人的合作,例如指证其他犯罪嫌疑人。
缓刑或社区服务: 被告人可能通过认罪来避免牢狱之灾,而是被判处缓刑、罚款或社区服务。

辩诉交易之所以普遍存在,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 效率至上: 刑事审判是一个耗时耗力且成本高昂的过程。一旦进入庭审,需要法官、陪审团、检察官、辩护律师、证人等多方参与,耗费大量的时间和公共资源。辩诉交易能够极大地提高司法效率,减少案件积压,使司法系统能够更快速地处理更多的案件。
2. 确定性与可预测性: 对于被告人来说,通过辩诉交易,他们可以提前知道自己可能面临的刑罚,从而避免了漫长审判后未知结果的风险。这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可预测性,让他们能够更好地规划未来。
3. 降低风险: 对于控方而言,辩诉交易可以确保获得有罪判决,避免了庭审中败诉的风险。即使证据确凿,也不能百分之百保证陪审团一定会做出有罪裁决。
4. 获取合作: 在一些复杂的案件中,控方可能需要被告人的合作来指证其他更重要的犯罪嫌疑人,或提供关键证据。辩诉交易成为获取这种合作的有效手段。
5. 减轻受害者压力: 有时,公开的庭审过程会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而辩诉交易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公开程序。

然而,辩诉交易也并非没有争议。其主要的批评声音集中在:

“交易”的公平性: 有人担心,辩诉交易可能导致“有罪就可以买命”的情况,即一些真正有罪的被告人通过付出较小的代价就逃避了应有的惩罚。
强迫认罪: 被告人可能因为害怕漫长审判的未知结果、监狱条件恶劣,或者经济压力而被迫接受不利于自己的交易,即便他们实际上是无辜的。
陪审团制度的弱化: 辩诉交易的普遍化,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陪审团审判越来越少,这可能削弱了普通法系强调的“公民参与司法”的理念。
信息不对称: 控方通常拥有比辩护方更充分的证据和资源,这可能导致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使得被告人处于不利地位。

尽管存在争议,但辩诉交易在现代刑事司法体系中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机制。如何在效率与正义之间找到平衡,一直是各国司法实践中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

中国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辩诉交易的中国式身影

中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其刑事诉讼制度与普通法系在渊源上有所不同,但近年来,中国刑事诉讼改革的方向,特别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行,与辩诉交易的理念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中国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指的是:

在公诉案件的审理程序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前,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讯问,告知其可以享有的诉讼权利,并就定罪量刑事实、证据以及认罪认罚的法律后果,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委托的诉讼代理人进行沟通,达成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从宽处罚的量刑建议,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采纳。

认罪认罚制度与辩诉交易的关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目标一致: 两者最根本的共同点是为了提高司法效率,减少不必要的诉讼环节,减轻司法资源的压力。通过鼓励被告人认罪,可以避免冗长的庭审,加快案件的办理速度。
2. “交易”的实质: 尽管法律条文上没有明确使用“交易”一词,但实质上,认罪认罚也是一种“你认罪,我从宽”的机制。被告人选择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认罪认罚,换取的是控方(检察院)的量刑建议从宽,以及法院对这一建议的采纳。
3. 权利告知与自愿性: 法律明确规定,在认罪认罚过程中,必须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其享有的诉讼权利,包括辩护权、申请回避权等,并强调认罪认罚必须是“自愿、真实、合法”的。这与辩诉交易中对被告人知情权和自愿性的要求相似。
4. 量刑建议与法院采纳: 检察院提出从宽的量刑建议,是其在认罪认罚中的“让步”。而法院在一定程度上采纳这一建议,则完成了“交易”的闭环。这与普通法系中控方进行的量刑减让(sentence concession)类似。
5. 减轻或免除部分刑罚: 认罪认罚的直接后果,就是可能获得较轻的刑罚,例如缓刑、更短的刑期,或免于起诉等。这与辩诉交易中的减刑、撤销指控等让步方式异曲同工。

然而,中国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制度与普通法系的辩诉交易也存在一些显著的差异:

法律渊源与框架: 中国是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更侧重于职权主义。辩诉交易在普通法系中更多是一种司法实践中的“非正式”程序,尽管已为法律所规制。而中国认罪认罚制度是明确写入《刑事诉讼法》的法定程序,具有更强的法律色彩。
对“交易”的表述: 中国法律强调的是“认罪认罚从宽”,而非“交易”。官方口径更倾向于“认罪悔罪”后的“从宽处理”,以强调教育改造和人本关怀,避免“交易”可能带来的负面联想。
程序的规范性: 中国的认罪认罚程序,尤其是在审查起诉阶段,有更明确的程序性规定,包括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签署,以确保程序的合法性和可追溯性。
庭审的角色: 尽管认罪认罚案件的庭审会简化,但被告人仍需要在法庭上当庭表示认罪认罚,并接受审问。法院的最终判决仍然需要依法独立作出。
“陪审团”的缺位: 中国没有独立的陪审团制度,因此不存在辩诉交易对陪审团制度弱化的顾虑。
“被迫认罪”的担忧: 尽管有自愿性的要求,但“认罪认罚从宽”的导向,以及司法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压力,仍然引发了对被告人被“逼迫”认罪的担忧,尤其是在一些基层司法单位。如何在确保认罪认罚真实自愿的同时,实现实质正义,是中国司法实践中需要不断完善的方面。

总而言之,中国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制度,是借鉴了辩诉交易的某些优点,以适应中国国情和法律体系而设计的一种程序。它在提高司法效率、实现罪罚相当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同时也需要警惕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确保其真正服务于司法公正。这种借鉴和演变,是刑事司法在不同文化和法律传统中寻求自身发展和完善的生动体现。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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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刑法学者威廉・斯顿茨如此形容辩诉交易:「检察官和辩护律师讨价还价,就好像在临街集市上做生意一样。」他愤愤然地说,这种贩卖正义的露天市场散发着「胁迫和欺诈的恶臭味」,而正义,只不过是商铺门前的招牌罢了。

「辩诉交易」(PleaBargain)这个名词并不是像斯顿茨这样厌恶它的人取的绰号,它的确是美国刑事诉讼法所认可的一种程序,也的确是一门交易。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赋予刑事案件被告人接受陪审团公正审判的权利,这一权利还包括获得律师协助,质疑检方的证据以及提出自己的证据等。但这项权利是可以卖的:被告人可以选择自愿放弃接受审判的权利,不经审判即定罪,而换取检方在定罪量刑上的优待。

您可能会说,这不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吗?还不完全如此,美国的辩诉交易和我国法律中以「立功」「自首」「坦白」等事由主张从轻判决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主要有这么几方面的区别:

首先,通过辩诉交易认罪,检方需要满足的证据标准更低。在美国法律中,要想通过审判来定罪,检方必须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这显然是一个非常严苛的标准。而在辩诉交易中,并不要求呈现无懈可击的证据链条。有的州还允许一类特殊的辩诉交易形式:被告人完全否认检方证据的真实性,但放弃辩护,愿意接受处罚,这被称为「无罪申诉」(Nolocontendere plea)——不认罪,但愿意接受惩罚。

其次,法官对于量刑的裁量权受到控辩双方约定条件的限制。在美国的刑事审判中,陪审团和法官有着明确的分工,陪审团负责作出有罪或无罪的判决,而一旦罪名成立,法官则负责量刑的工作。但在辩诉交易里面,法官的角色更加像是在确认双方签下的合同。例如,一项罪名的法定刑为一至三年有期徒刑,如果控辩双方同意刑期不超过两年,只要法官确认了协议是在双方获得充分信息前提下自愿达成的,那么就不能判两年零一个月,哪怕这一判决也在法定刑期范围之内。法官的角色,更像是私人契约的监督者,因而不能任意作出裁量。

最后,辩诉交易中可以被拿来交易的项目非常广泛,不仅刑期可以商量,就连检方起诉的罪名也可以放在谈判桌上作为筹码。在实践中,这经常被应用于毒品相关的案件。例如,持有毒品和销售毒品两项罪名的严重程度不可同日而语,假设一名被告被捕时携带了一包海洛因,同时手机里还有一条催促他尽快「交货」的短信,那么理论上检方既可以按照较轻的携带毒品罪提出起诉,也可以结合其他证据,试图证明更加严重的销售毒品罪名成立。而当双方开始商量如何「交易」时,检方为了换取被告认罪,可以作出让步,提出自己仅仅提出较轻的携带毒品指控,而不再追究和销售有关的情节。不光是罪名能协商,就连刑罚执行的方式都可以提出富有创意的解决方式。我在实务中就遇到这么一个认罪协议,控辩双方达成一致,一年有期徒刑,而执行的方式很别致:先关上半年,再放出来四个月,再关半年……原来,被告人想要尽可能在明尼苏达州动辄零下二十多度的冬天蹲监狱,而在夏天出来享受好天气,不答应这一条就不认罪,而检方欣然同意了。

结合以上几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斯顿茨教授看不过去了——这哪里还有个法庭的样子?不需要严格遵循定罪证据标准,被告人具体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罪名都有得商量,就连法官也没有个法官的样子,而是更像是一位工商局长,只负责规范市场秩序,插着手冷眼旁观,看检察官和律师像小商贩一样讨价还价。

但美国的刑事诉讼体系离开了辩诉交易还真玩不转。根据 2012 年的数据,全美国的重罪(felony,指法定刑期一年以上的罪名)案件中有 95%以上是通过辩诉交易实现定罪的,而传统意义上的庭审已经日趋式微。这一现象的成因很复杂,有这么几个主要原因:

一是陪审团太贵了,国家用不起。在美国,要组织起一次陪审团审判,需要请来的可不仅仅是十二个公民这么简单。法院大门打开,走进来的是浩浩荡荡三四十人,然后检察官和辩护律师逐一提问,筛查排除其中可能具有偏向性或者因为其他原因不能胜任的成员。要选出为大家所熟悉的「十二怒汉」,背后还有不少在几轮提问后就被送回家的潜在陪审员,而组织这么多人来法庭接受提问,本身就是一笔高昂的社会成本。

二是控辩双方的工作量都太大,应付不了这么多的出庭任务。美国刑法规定非常繁琐,经常出现「小事定大罪」的情况。举个例子说,提起联邦检察官,大家可能会想起跨国贩毒集团或者国际恐怖组织之类的大案,但实际上,由于联邦土地上的犯罪都归联邦检察官负责,也会出现高射炮打蚊子的情况:在联邦政府开设的退伍军人疗养院中吸烟,技术意义上属于联邦大案,得请联邦检察官亲自出马。遇到这种情况,显然更合理的做法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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