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邀。
这是我第一次见有观众鼓掌的电影。
想不到还是个纪录片。
讲述疫情前的武汉,一个占道经营14年的小摊贩是如何变成钉子户,又是如何拔出的。
70多岁的大爷带着因工伤残疾的儿子和儿媳摆摊。
王天成就是那个老大爷,他算是这部纪录片的主角了。
就算不以他为主角,他也会自己推着自行车把自己变成主角。
电影刚开场,王天成和城管交涉时他就立刻发了飙,他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5秒内就能把周围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对,5秒,这类事之后无数次。
他抓住相机说:你把他给我开开,不然我给你砸了。
他似乎不知道什么是纪录片,他更不知道镜头已经是开着的,而我们在电影院正看着这一切。
当时觉得好笑,又心酸。因为我们看过太多抓着镜头的影像,他们是另一个群体,也常常要求关机。
据说这是第一部城市管理方面的纪录片,也是我看见电影院里能放出来的社会最尖锐的冲突。
而且还是真实发生的。它没有简单的对错,世事就是如此,总会出现冲突的双方都是委屈的,它从不零和,冲突双方永远双输。但解决了冲突后,又会是双赢。
要说王天成做的不对,从法理上说,换了我我又能如何?老伴癌症,儿子残疾,孙女要在武汉上学,河南老家的房子都快荒得墙裂漏风摇摇欲坠。2014年的素材,往前推14年,那个时候正是按闹分配的顶峰。我又能拿什么支持一家人活着?用我现在的理智吗?如果靠带入我现在的理智就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世上就没有难事了。
可要说王天成做的对,世上的难题真的就不用解决了。
这部片子虽然直接拿敏感矛盾,和群众非常激烈露骨的表现当做素材,但完全不用在乎某些西方国家拿它来攻击我们。因为整部片子这长达102分钟的难题,在美国一发子弹就解决了。
人来人往的街上,胡大队长面对七十岁随时脑梗的老大爷,脸上挨着巴掌,闭着眼。他穿着制服却只能忍耐这一切的时候,我仿佛能听见作为社会齿轮转动的金属摩擦声。
本来很同情老大爷的人开始同情起了城管,而胡大队长只是淡淡说道,“这点小事,习惯了。”
而那次远远还不是开始拆,还在核算老人家水果摊的成本和收益。
城管们计划替他们找个新地址,开启在城市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有场地,有执照,长期经营,作为武汉人长期生活下去。
起初找个年轻的生瓜蛋子去拿本记录这个水果摊的收益,这个年轻人太菜了,一眼被王天成看出来。镜头没有记录他们的冲突。
结果是,记录本被夺走,那年轻人红着眼坐在派出所。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当时我心想一个大小伙子怎么还让老人打哭了呢?后来胡大队长被当众扇耳光的时候我就明白。
挨着巴掌,扣着“共产党的干部”的政治高帽,人来人往之中,你只能挨打。
而且眼前的人确实可怜,你又发自内心的不想伤害他。
当在人潮中,自己像个传闻中摧毁别人生计的凶恶执法者时,怎么也想不起小时候对穿上这套制服的憧憬。你有你的城市梦,他也有他守护城市的梦。
所以我理解了当时那个满眼通红的年轻人,他一定不觉得自己是个坏人,却进入了那样的围观现场。好在镜头没这段儿。一次冲突,两个人的委屈,次次如此。
接下来胡大队长和同事们商量的办法就有意思了。
那一段记录水果摊收益的二次行动,是纪录片拍摄最巧妙的地方。
城管伪装成招生办的,坐在水果摊旁边,看见他们卖一笔自己就记一笔,还不能被发现。因为之前的小伙子就是因为记录的动作太明显才被王天成打。
所以又不能太远,伪装成招生办的小桌子是在是绝妙的想法。
但最绝妙的是纪录片的摄像机!
他要同时拍摄王天成和他的摊位,也要拍摄到伪装成招生办的城管。
所以镜头对准王天成,但实际上也囊括了“招生办”,只要调整景深,聚焦招生办,我们就是在看招生办,再聚焦王天成,那就是在看王天成
招生办假装招生
而王天成扇着扇子,做着自己的小生意。
二者同框,并行着为生活而努力。
很难想象这是个纪录片。
你想象一下,这种007式的行动怎么可能被排进纪录片还不被发现?
也只有小人物和小任务有这样的镜头。观众也难得有这种上帝视角。
最后他们成功的记录了数据,也查到了进货标准,一核算,老人一家子挣得还不少。老人不知道他们拿到了数据,更不知道这些数据的背后是一群人在为他设计离开这违规占道后该如何生活。
当然,他和老伴每天的药费就100多块,过得依旧拮据。
更何况他的儿子是残疾人,当年制度不健全,工伤废了一只手,只赔了2万8。
他笑着说:拿到这些钱,他就去结婚了。
显然,王天成的儿子有个爱他的女人。
在这次迁址危机的时候,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如果不是为了女儿在武汉上学,不是为了这个城市梦,他说不定早就支持不下去了。
丈夫蜷缩在床上,他的妻子劝他“这算啥,想想我们当初第一天挣到300块钱,我们高兴的跟什么似的。” 他看上去没有什么反应,我知道他的心是暖的。
轻易的判断对错,很浪费这部作品的镜头水准。
单方面想惹人同情,只给片面主观分镜引发共情就可以了。
但被选择的真实,不是真实。
而这部作品会把每次冲突,双方分开剖开给你看。没有谁是恶毒的,没有谁是容易的。
当老人追着城管打,追到马路中央,制造着足以令所有人围观的场面,这时摄像师也跟着跑,颠簸的镜头仿佛把观众也拖入了险境。
老人有引人围观的心思,也有确实豁出去的愤怒。
剧组有保护的欲望,也有拍摄冲动。
于是双方都豁出去了。
当车辆看见更大的目标,我想这也是最好的保护方法。
而派出所里此时的镜头,却是接到电话:“王爹爹骑车来了。”
所里的共识是,他一定又会来所里大闹一场。女同志们不知道怎么应付,商量怎么锁门,商量着监控是不是有用。光是纪录片里王天成这样上门大闹局子就不止一次了。
镜头再次调转到王天成那里的时候,发现他已经疲惫得回家了。
你不知道一个人何时终于支持不住自己的。人们习惯了他充沛的精力,他也会疲惫,他也会想做个孩子。一个人闹着闹着,就会重回孤独,除了这样的纪录片,世界上没有随时记录双方的视角。还在办公室里坐立不安的女文员,只会略带疑问 “为什么王爹爹这次没来?事情平息了吗。”略感不同之后,然后继续今天的工作。
最开始的工作,极难进展。
世上没有那么多黑白分明的案子给你处理。我们生来就是解决难题的。
老爷子一点也不傻。
如果不能测量面积,就不能取证。趁人家没出摊时测量,测量也无效。
胡队长的任务快被压到了推不掉的日期底线。
后来为了成功测量,甚至用上了防爆盾。
在防爆盾面前,他只剩情绪宣泄和肢体冲击,在那短暂的围困期间,他被隔绝了一切社会回应。
用我女朋友的话说,此时的老人家像一只困兽,令他不忍。
而那一刻我的目光在于持盾人,他们是那么年轻,没有一人愿意直视这位老人。如果每次任务,对手都是真正的暴徒,就不用那么难受了吧。
可世事又岂是永远恩怨分明?情绪难道永远就有一个畅通无阻的宣泄口?世间的苦难就永远得有一个最重要打败的敌人?
那不是真实的世界。
真实的镜头不意味着你更接近真实。
全面的镜头才能。
幕后指点胡大队长的局长,从未直接和王天成谈过。
倒是和他儿子谈过,说话办事有两把刷子。
何时硬,何时软,拿捏的恰到好处。
而且,这件事处理最重要的逻辑,甚至是《城市梦》全片的核心由这位局长奠定:
他已经是武汉人,他回不去了,处理这件事,要从他如何在武汉长期生活下去的角度去看。
所以后来为他选址,核算成本,答应若收益不好为王天成儿媳妇找工作。在有限的资源下,疏堵结合,让所有处理这件事的人意识到,这个城市在接纳他。
他们真的这么做了,坚持到与王天成一家和解。
所以,电影前一小时都难以想象场面是。
王天成搬家,并且看着占道的据点保亭被拆,并肩看着自己誓死守护的摊位被拆。毫无冲突,毫无怨言。还几乎和胡队长称兄道弟。
后来,老人还写了道歉信。
和解前,王天成的老伴由胡大队长陪同着,讲述着解决方案,带着去看选址,门店。
在胡大队长的警车里感叹着,原来你们真的为我们着想。有点难以置信。
我能看出老太太的真切,也能看出胡大队长的满足。
但事后回忆起来,和局长汇报。
局长并不满意。
“目的不是为了让他感动,目的是为了让他服从管理。”
平时我单看这句话,我无法认同。
但看过那么多警力,那么辛苦才谈下一个占道经营的人。我必须意识到,电影里不唯美的训斥,却是个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他当然一眼看得出年轻的胡大队长,沉浸于给小老百姓做事后那感动的回馈。他这一瞬间能懂,我就明白了,他经历过。而且还经历过一些不够唯美的后续。
所有管理,并非毫无成本。
能升为局长,一定非常了解这一点。
他的意思我很理解:感动只是反馈,不能是手段。
世界上还有无数没挨过老人巴掌的“胡队长”,希望自己能把自己眼前的苦难解决更妥善,而他们还可能只凭着一腔热血,他们可能还没有见识过生活中的两难。
而那个局长,他可能处理过更棘手的事情,其中苦辣,不足为外人道也。
电影结尾,谈到终于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胡大队长那张被长时间压力和发愁凝固的脸,终于露出笑容。这一笑,世间仿佛没那么多对错了。
他真实的情绪从表情溢出,那一刻胜过所有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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