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在评价网文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观点,那就是现在的不少网文,单论技巧与成熟度的话,的确已经算是通俗文学里较高的程度。但是如果论其价值的话,就算是目前所谓的“大神”的作品,放到经典文学序列里连二流都排不上。
自然,我这话一出,会让不少网文读者认为这是优越感作祟。但是考虑到某些现在的“大神”在评点世界名著时,居然用“XX不就是个XX的故事”、“XX的故事结构放在今天的网文根本就不够看”之类,似乎我这种观点也并没有什么错。在一群把小说等同于故事的人眼里,似乎除了情节之外,任何东西都不再有价值。
不过值得肯定是,香蕉自己对这一点的认识是清楚的,所以他说:
我之所以这样子写作,这样子规划自己的路,因为一直存在一个前提,就是我认为,我到五十岁的时候,都无法触及到真正名著的标准。
为这一点,我是要点个赞的。
言归正传,说说《赘婿》——当然,其实也是由着《赘婿》说说这一类的作品。
在过去十几年里,穿越类、伪穿越类、种田类、重生类等众多不同类别的网文,这类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试图以现代观念、技术、组织管理模式等对古代形成降维打击,或是以这些东西去影响和变革他们幻想中的世界。甚至于,不少人还旁征博引,试图用翔实的史料来证明自己操作的可行性。这这类作品都曾先后有过比较大的影响力,这里面也出现了不少“大神”和一批“神作”。
但作为一个既学文又读史的人来说,这些作品看起来就是一个尬字。之所以说这类作品尬,是因为它们对于古代社会是缺乏基本的尊重与了解的。陈寅恪将历史研究要有“同情之理解”,但大多数这类作品并不能做到这一点。而从更深层次的角度上说,这类作品有三个比较大的问题:
第一,忽视了技术、管理模式、思想观念等与同时代社会的适配性,认为单一的点的改造可以带动整个面的上升;
第二,自认为自己是全知者,却不知道在历史上很多时候某些政策的提出者,是那个时代最具智慧的人之一,但在现实中大多数网文写手你让他管个几十人的公司,他都能给你干倒闭;
对三,不具备历史动态演化的视角,相信一个靠谱而高效的模式可以解决历史上的大多数依旧问题。
下面我再简单解释一下:
第一,忽视了技术、管理模式、思想观念等与同时代社会的适配性,认为单一的点的改造可以带动整个面的上升。(这个问题,在不少理工科出身的作者中尤为常见)
这个我不举网文的例子,我说一下《大明王朝1566》——因为前段时间我正好也回答了这个问题。按说《大明王朝1566》已经算是历史剧里难得的良心之作,但这里面依然提出了“改稻为桑”这样的科幻级脑洞设想。为什么说“改稻为桑”是科幻级的脑洞设想?因为所谓的“改稻为桑”是要把浙江一省的稻田全部改为桑田,用利润更高的纺织业取代传统的同业,然后再由其他省份的向浙江运粮食。但你计算一下就知道,在明朝的技术条件下,如果真有能单靠运粮就解决一个千万人口大省粮食供应的能力,那明朝当时早就踏平东亚、东南亚、剑抵中东了。
第二,全知者谬误。
这个只要是对历史的归因想得太过简单,忽视了从宏观的经济、社会结构到微观的权力分配、政党斗争等对一个时期具体的政治制度、行政管理模式等的共同影响。然而实际上,在现实中一个几十人的小公司内部都可能分成几个派系,而很多人连这个派系都不一定能处理好。而在古代,科举考试两三年才一届,平均每年录取的进士不过几十人,这在古代是毫无疑问的卷王之王。可就算这样,这里面还有大量的人混了一辈子也就当到了四五品。对于那些官至宰辅的人精,现实中这些连清北都考不上的网文写手,怎么就觉得自己想出来一个点子,就一定能比当时的人更优秀?
第三,是动态演化的视角问题。
这是几乎所有网文写手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他们认为一个良性的制度可以解决一个时代的所有问题,并且至少能开一两百年的太平盛世。但放到历史上,这其实是扯淡。因为做过管理的人都知道,人才是最大也最不可控的变量。在封建王朝,一次人口爆炸,就足以将整个王朝推入深渊。
比如唐朝初期国家治理的基础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均田制看似完美,但却有一个bug,那就是人口。因为均田制授田的依据是丁男的人口数量,假设某地人数在20年内翻番,那就意味着该地的田数要多一倍。40年后,必须要多4倍。即便考虑到当时人均寿命不高,有些人可能不到40岁就死了,那至少也要多3倍。可在农业社会,又有一个悖论存在,那就是农业越发达的地方人口越密集,人口越密集未开发的土地就越少,但与此同时这些地方的生育率又很高。从历史记录来看,像河南、山东、河北这样的传统农业区,只要没有战乱,人口可以很轻松地在几十年内翻一倍甚至两倍。可这里的土地基本都已经被开发殆尽,多出生的人口怎么办?流民、兼并、逃亡等各种问题也就出来了。所以,杜甫在诗中盛赞开元盛世“小邑犹藏万家室”的时候,这背后必然是危机的降临——在古代的生产力条件下,有几个小邑能养得起万户人家?
放到今天来说也是一样,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必然受人的影响。譬如埃及,在国际形势相对较好的时代,人口迅速暴涨,但当时的埃及可以大量进口粮食,所以粮食对于埃及来说根本不是问题。而今天,粮食已经成为了别的国家制裁埃及的手段。如果粮食不够吃,再完美的社会制度也是空中楼阁。所以,不考虑人口、资源等的动态演化,试图以简单地改革就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那无疑是一个单线程思维的结果。
那么,现在就可以说说《赘婿》了——当然,也先感谢下你能看完之前那么多字。
当然,作为一个读者,我也理解这些创作者们的想法。像在这回答下,愤怒的香蕉自己就说他之所以选择架空历史,是因为他想传达的是一个观念,因为知道如何打仗、如何种粮等是没用的。然而,真正的问题也就在这里,因为脱离了具体的现实,所以架空历史剩下的只有一个无所依存的观念。香蕉说这是寓言,但寓言的含义与丰富性是决然比不上一个基于现实的小说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寓言是将现实简化的结果,这个抽象的过程可以让理念得以更清晰地表达,但同时也减损了现实本来具有的多义性。
按照香蕉自己的说法:
所以在写作历史的文的时候我选择架空历史,因为我认为具体的历史并不那么重要,例如对于很多类型文学而言,你写一个人去做某个工作,很有真实性,但普通读者知道某个工作是怎么做的有什么用呢?你到了古代,知道怎么排兵布阵怎么打仗,对你今天有什么用呢?但是寓言很重要,譬如让人知道什么是流氓无产者,对于今天依然可以很重要,要让人知道左倾右倾的危害,也很重要。
香蕉这种思维看似极为理性,但真正的问题恰恰在于,香蕉将左倾和右倾看做了是一个独立的实存,而不认为左倾和右倾的变化是社会各方势力斗争,或者说矛盾演化的结果。又或者说,香蕉将左倾和右倾看成了因,而不是果——即是左倾和右倾导致了各类社会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导致了左倾和右倾的出现。
可试想一下,如果不是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欧洲左右翼势力间的斗争会变得如此激烈?为什么在1970年代,欧洲就没有如此激烈的左右翼冲突?大量中东移民的进入,对欧洲左右翼势力的变化有无影响?
或者,我问的最直接一点,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还是防止左倾和右倾?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政府恰恰看的比较清楚。这也就有了过去几十年我国社会矛盾的主要变化:
1956年中共八大:落后的农业国与先进的工业国之间、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1981年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2017年十九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不平衡”是承认了当下的地域差异和社会分配有问题,“不充分”是承认了当下整体实力还不足。正是因为这两个问题的存在,才导致了当下我国一边整体国民生活水平并不算高,一边贫富分化在不断加大。不解决这两大问题,当下社会的诸多矛盾是不会自动化解的。
好,那么在《赘婿》里,主角看似以理性的视角对待针对流氓无产者,即尽管你也收到了压迫,但你无组织无纪律,反而挥刀砍向我这样的人,那我就应该杀你。如果以当事人的思维,特别是以主角身处的位置来看,这样的思维毫无问题,换成是我我也要主张坚决剿灭梁山。可问题是,如果你准备讲的是一个寓言的话,那这个寓言就这么简单吗?站在现代人的思维上,解决问题的方式就只有反杀回去吗?
在这个角度上说,《水浒》为什么是名著?
恰恰不是因为《水浒》讲了什么道理,而是《水浒》巨细靡遗地贴近现实——尽管其中存在着大量的虚构与神怪的因素,但在当时人的认知里,这恰恰才是“现实”——勾勒出了数百个卷入到这场时代大潮中的人物,这里面的人都是为“现实”而活,而不是为“理念”而活。
比如说,《水浒》中,武松在十字坡遇到了孙二娘。按照今天的理念来说,张青、孙二娘夫妇滥杀无辜无论如何都是不对的,假如你把武松准备写为主角,那么武松必须要杀掉孙二娘夫妇以伸张正义。可在《水浒》中,明明知道孙二娘手下有无数人命的武松,却选择了与张青、孙二娘等人成为朋友,甚至于拿着孙二娘提供的死者的度牒、衣服和武器,并以“行者”自名。如果《水浒》发表于今天,肯定会有一堆人骂武松三观不正。香蕉也正是以这样的三观,将《水浒》中的不少人称为流氓无产者。
其实说起来,《水浒》也是一个寓言。
水浒故事最初只有三十六个人,梁山的几万兵马什么的根本都不存在的。施耐庵将一个三十六人的故事,编排为了100多为好汉和几万军马的规模,这背后要讲的也不再单单是一个草寇被招安的故事。正是在这样的铺陈中,《水浒》借由人物完成了对当时社会下层几乎全面的覆盖,而整个《水浒传》背后的寓意,自然也远比三十六人的水浒故事更为深刻。
武松之所以同张青、孙二娘混到一起,恰恰是因为那个时代,即便是号称要求太平起义者也无法拒绝“匪”的合作。即便是国民政府,无论是在抗战中、解放战争中还是败退到台湾后,依然给大量的土匪封官许愿,让他们留在大陆反共。在中国历史上,明确拒绝跟这些乱杀无辜的“匪”合作的政权,唯有中共一个。
然而,正是因为古今的观念差异如此之大,这恰恰意味着我们不能用今天的视角去否定当时人的思维方式。能将他写出来,让人物的行动、思维与逻辑展现出那个时代的人的特点,这就已经是非常伟大的作品。
这实际上涉及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对经典作品“时代性”的理解。不少创作者理解的“时代性”是认为文艺作品即便经历了时间的淘洗,依然可以在几百年后保留那些“永恒的人性”。但我们不妨去想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在世界历史上,各个历史时期创作出的经典作品都有很多,但很显然今天的我们的思维、观念与2000多年前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2000多年前的那些经典作品放到今天也有很多“政治不正确”的地方。可即便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将其称为经典?是因为那些作品的观念到现在依然没问题吗?
古往今来,我们的社会一直在变,哪有什么“永恒不变”的“精神”呢?
在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先要做到的不是“永恒”,而是面对当下,以艺术的方式留下这个时代的切片标本。但与此同时,这个留“切片标本”的方式又不是简单地批判、讽刺,因为讽刺与批判实在是过于简单了。承认与尊重时代和人的复杂性,承认别人选择与生活的“合理性”,在这个基础上,尽可能全面而详实地展现时代的全貌。换言之,请记住,你要写的是活在这个时代的人,而不是预先设立一个主题或者三观,只把人作为“材料”。
麦克卢汉曾经说,艺术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探险者”。所谓“探险者”意思其实就是,艺术家要更敏锐的感知时代的变化,并将其以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说,即便几百年后,你在作品中呈现出来的观念与后来的人并不一致,但你对这个时代复杂而真实的描绘,也足以让你获得后人的尊重。
而对于历史题材的作品,如果是今天的人去写、去读古代的历史,或者是要创作以历史为背景的文艺作品,最应该做到的也依然是陈寅恪“同情之了解”而不是站在当代观念下的审判,或者试图以当代观念、技术等对古代进行改造。当然了,作为普通读者,我自己的确也幻想过如果用某项技术改造古代,或者我穿越回古代做什么事会怎样怎样,甚至我也曾经想过写这样的故事。只是,我知道这样写出来的也就是个乐子而已。
归根结底,现实是艺术的母亲。
最后,谢谢你看完。
我们一层一层来讨论。
一、赘婿里梁山好汉有没有被杀光?
没有,大部分死了,死了的中间又有一部分为陆红提所杀。少部分投靠了主角或者说朝廷。个别人衍生出了自己的故事线。
二、赘婿里的梁山好汉该不该杀?
注意,前提是“赘婿里的“。赘婿里梁山这一段和水浒里的梁山不是一回事,只能算是一个同人作品。所以香蕉的梁山和水浒的梁山要分开来看。类比一下就是封神里的人物是不是丑化了西游中的人物?这不重要了,他们讲的不是一回事。
在赘婿书里,没有写到梁山好汉做过什么好事。甚至还借燕青之口控诉了梁山好汉的恶行。
另一个问题下,大家对武松鲁智深被杀表示不满。若是我们抛开大家对此二人来自水浒的固有印象,一个叫武达、一个叫鲁松的土匪,大家根本提都不会提这件事,只觉该死,便翻篇了。
三、赘婿有没有必要写梁山?
没必要。赘婿是一个架空世界,武朝类似于宋朝,但是不等于宋朝。为了满足主角抄诗的需求,李白早夭,没有苏轼。所以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必要比照历史来一波梁山匪乱。
在我看来写梁山就只有一个目的,蹭热度。这涉及历史类小说的一种常见手段。换一类小说,某章结尾的时候出来一个人,自称叫张阿三,不会给读者任何刺激。但是历史类,章末出来的人原来是鲁肃是盖聂是李药师,一个自带的小高潮和悬疑就产生了。读者也会因此而振奋。写梁山看中的就是这个热度。
四、是宁毅(赘婿主角)需要杀武松鲁智深还是香蕉(赘婿作者)想要杀武松鲁智深?
要想写宁毅从家线到国线的转折,他需要杀这些土匪。但是前面也说了,他可以杀一伙作者自创的土匪。所以不是宁毅需要杀,而是作者希望杀。结合当时的舆论,估计正是网络上将梁山从好汉推向悍匪的一个初始期,香蕉接受了这种想法,并希望将其发扬光大。这以后,宁毅或者说香蕉还多次使用过让子弹飞中语句。这都是香蕉想要体现的思想。
五、赘婿里梁山一系的故事有没有可取之处?
我印象中林冲、史进后续故事很长,很有意思,写得也不错。林冲写得倒也符合人物性格。史进么,有点怪,我对水浒传里的史进没啥印象,把这个角色留给武松鲁智深或许大家的争议就会少很多。有几个人梁山覆灭的时候跟着秦嗣源,后来的结局是什么,没啥印象了。
六、赘婿里梁山一系的故事如何评价?
很怪。作者没有说清楚,为什么方腊一系就是起义,就值得宁毅觉得“你赢了我就帮你”;而梁山一系就是十恶不赦的大混蛋。虽然理由也给了,梁山杀了苏家半门。但方腊一系在书中奸淫掳掠比梁山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赘婿的内核本质上还是YY爽文:谁敢惹我,我杀你全家。
最后,我再一次总结我的观点:我认为赘婿没有必要写梁山,写出来也造成一切割裂感,但是作者有对水浒进行再创造的权利。现在各种解读西游的作品不也满地走。比如人人期待的《黑神话:悟空》,我赌一条小鱼干,绝对又是颠覆西游的故事。为何西游改得,水浒改不得?六老师真是要被气死。当然无论改得怎么样,读者也有不喜欢不认可的权利——只是希望以故事本身好不好来评价而不是以该不该能不能改编来评价。
这事早有人干过了,梁山好汉被杀得干干净净。
道光六年,俞万春有感于施耐庵的《水浒传》中“邪说淫辞,坏人心术,贻害无穷”,于是”提明真事,破他伪言,使天下后世深明盗贼、忠义之辨”。开始写《荡寇志》
俞万春可以说极度仇恨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并且对金圣叹深为赞同,所以他紧接金圣叹“腰斩”过的七十回本《水浒传》,从七十一回写起,捏造出一大篇宋江等梁山好汉如何“被张叔夜擒拿正法”的故事,自名其书为《荡寇志》。
《荡寇志》很好,对梁山那样的贼寇,招安和投降都不需要,一个字——杀。杀光就好了。
《水浒传》大概成书于元末明初。它的广泛传播,还在于明清两朝。如果看历史,明清两朝是个什么德行呢?
比如看《明史》,最近就有很多人在知乎提问,明朝是不是真的像《明史》中写的那么不堪?是不是满清后来修史的故意抹黑的。
其实历代修史的,对于上层统治者而言,都会下意识将前代史书往好里修,因为修史本来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如果前朝的帝王将相如此不堪,干的事儿如此离谱,这会让读史的人联想到这一代的统治者。所以满清到官修《明史》的时候,康熙对《明史》也要求尽量往好的地方写。
可是修史的人也难啊。事实摆在那里,再加上满清的文字狱,修史的鬼知道皇帝说的是正话还是反话,庄廷鑨《明史》案摆在那儿呢,庄廷鑨的棺材都刨了,入狱者千余人,被杀者70余人,凌迟18人。大家战战兢兢的,当然宁可往坏里写,不给前朝涂脂抹粉,这样稳当。
即便是《明史》写得再不堪,但如果你再去看《金瓶梅》,你就会愕然发现,《明史》真的将明朝写得太好了,《金瓶梅》中明朝之不堪,真的更令人难以直视。
《金瓶梅》里的明朝,完全没什么法律秩序,以权代法成了常态,书里所涉及的案件,没有一个是公正的,法律成为权贵的玩物,西门庆那么一个玩意儿,居然当了提刑官,普通老百姓在西门庆看来,就是蝼蚁,西门庆那是想抓谁就抓谁。而且只要犯人上堂,先打了再说。西门庆最喜欢干的就是用榔头敲碎犯人的小腿骨,如果从《金瓶梅》看明朝,明朝会更不堪。
而再看《官场现形记》,满清官场之腐败,政治之污浊,也令人瞠目结舌。其实《官场现形记》不仅写的是清,其实也是明。
明清两朝,甚至往前的唐宋等等,都是一样的烂。任何官僚体制到了后期,都是法律败坏,潜规则横行,说个搞笑的潜规则,清朝两江的官场。因为每年州县衙门封印的时候都要举行一场酒宴。就是因为不知道在哪一年。衙门里的一个吹鼓手吹吹打打完了,闲着没事干跑去厨房帮着掐豆芽。结果这个掐豆芽后来就相沿成习了。后来近百年的两江州县衙门封印,酒席必有豆芽菜,吹鼓手也必然去厨房掐豆芽。这样胡闹台的规矩可以沿袭百年,没有人质疑,也没有人反对。因为潜规则就是潜规则,成型了,只要是官场中人,想在里面混,就不能不遵守,不然你就是官场的另类,要被人排斥。
历代王朝的崩溃,都是首先从法律崩溃,然后用各种潜规则替代开始的,汉唐如此,宋明如此,清也如此,更远的罗马帝国也是如此。当法律成为权贵的玩物之后,你就不要指望这个国家还能有什么好。只有道德败坏,没有公正正义,唯有贪污腐化和权钱交易。他们的底限会让你瞠目结舌。
所以,在这种法律完全无法保护底层民众,反而成为权贵们的帮凶之后,在权贵们明目张胆开始抢劫和掠夺的时候,穷人们,还有什么手段去保护自己呢?
答案就是,梁山好汉和李自成们。这时候,梁山好汉和李自成就是真正的英雄,因为农民起义是最后的威慑,是穷人对富人,对统治阶层最后,也是唯一的威慑。
统治阶层掌握了军队、警察、法律、黑社会、金钱、舆论、教育等等,你一个穷光蛋,什么也没有,他想要抢你的钱,抢你的妻子儿女,还不是想怎么抢就怎么抢,如果穷人没有同归于尽的手段,你觉得那些贵族地主士大夫,他会怜悯你,会有一丁点的同情不把你的血肉榨干喝尽?不把你的女儿变成小三小四?
当然农民起义很暴戾,疯狂,也很愚蠢,甚至自私,可是没有它,穷人连最后一点公平都不可能得到。没有陈胜吴广,没有黄巢李自成,你觉得会有轻徭薄赋,会有均田制,会有休养生息永不加赋?李自成们为穷人争取到的,是最后活下去的机会,是那么一丁点尊严。
所以,梁山好汉的存在,不在于梁山好汉本身,而在于统治阶层。在中国,官僚士绅天生厌恶暴力和反抗,喜欢秩序和规矩,但他们更讨厌法律和公平。
这不是中国的特色,其实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的弟子色诺芬就对当时贵族和平民之间有关公平的争执有一个精彩的评论。而暴力正是迫使贵族不得不正视平民利益最有效的手段,也是整个社会处于平衡的最后的威慑。不然平民没有任何武器和力量应对贵族的压迫和掠夺。
因此,虽然大家再讨厌暴力,但暴力却永远就在那里,它是杀不光的。《荡寇志》杀光了一次梁山好汉,这次又有人杀了一次,也许将来还有人会不断的杀,但最后,它依然还是会重生。还是会激励一代代的为穷人争取尊严的李自成们,在血与火之中奋起。
有人考证说,《水浒传》鲁提辖三打镇关西,这个故事的原型其实来自后周开国皇帝郭威,是说郭威在做普通军官时,因看不惯当地的流氓地痞,所以出手惩戒。可见,不管以后你会做皇帝,还是做贼寇,做英雄,只要是有血性的人,看见了世间的不平,在法律和社会规范都失灵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暴力。
这世界,从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只要当上层统治者不再讲秩序,讲公平,不依照法律的约定,肆意掠夺之时,那么,相对的,必将会带来暴力,这是无可避免的。
补充————————--------------------------------
评论里真是群魔乱舞啊,比如这位思齐焉:别的都不说,一句后朝为前朝掩饰,所以后朝修史一般往好了写,这点实在让人无语,清为明撰史有美化之处多为宣扬皇权天授,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是从一个正统王朝手中接棒,所以自己也是正统,除此之外,再难说有往好了写的可能性,考虑为了忽悠愚民,辫子少不了要抹黑。 总结一下历朝历代为前朝撰史的情况就是: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无限的抹黑贬低。 不然前朝那么好,为啥民众还要拥护你?
呵呵,这些同学是把兔子在历史语境上的叙事习惯性的套用到历代封建王朝中去了。
多用前朝的黑料,用以表现自己的正确,确立自己的正统。这种方法是唯有兔子才使用的,因为兔子是不同的,兔子认为自己建立的是一个全新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体制,只有彻底否定以前的所有政治体制,兔子才能成为正统,兔子也才能完成人类史上真正的革命,这种革命与以前的所有改朝换代都截然不同。
而在兔子之前,所有的王朝统治者,他们都是统治阶级,他们的屁股都坐在一起。历代修史,除非是直接取代了前朝的,比如西汉对秦,东汉对新朝的王莽,唐朝取代隋朝,这几个朝代会将前朝下意识去抹黑,并且这种抹黑也基本只会针对最后一个亡国之君。比如秦二世、王莽和隋炀帝等等。其他的皇帝,都不会去刻意去大篇幅的抹黑,除非牵涉到本朝的形象和正统问题,他们才会去篡改。
这是为什么?因为历代封建朝代,这些王朝的统治模式,国家体制和官制,采取的意识形态等等,都是一样的,前朝的统治阶层用一样的办法统治,结果如此黑暗,那你在本朝用一样的办法,是不是也会一样的黑暗呢?大家都是一样的屁股。而人是有思想的,也是会联想的,为了避免这样的联想,统治阶级当然会维护统治阶级。
当时满清在官修《明史》的时候,明史学家顾诚有一段记载,是这么写的,“康熙审阅了明史稿后,发觉其中对明朝皇帝和某些大臣的指斥甚多,很不满意,指示纂修大臣应严格掌握分寸;后来修成的《钦定明史》显然体现了康熙的意图,删改之处多是掩饰明朝统治者的阴暗面。”
也就是说,康熙当时为了笼络读书人,也为了维护统治阶级自身的颜面,是作出过明确的指示,要求修史的尽量写得好些。当然后来因为满清的文字狱,这个指示却事与愿违,再到乾隆的时候,为了维护满清八旗以小族临大族的殖民统治,更对《明史》进行了大规模删改。所以,《明史》并不可信。
《明史》不可信,其他史书就可信了?
毛泽东当年读《二十四史》都说:“一部《二十四史》大半都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
毛泽东虽然认为《二十四史》大部分都是假的,但同时他也说:“如果因为历史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所以,尽信书,不如无书。看历史,需要你自己去判断和甄别。
如今我们看《明史》,只能根据自己的判断,对照相关的文人笔记,有关的材料记载和档案等等,再根据现代明史学家的研究,看《明史》的大略。从大方向上,《明史》没什么问题的。
明史最大的问题是在于细节,很多经不起考究,《明史》就是明代野史的集大成者,里头充斥着很多自明朝以来就流行的民间段子,这些被史官不加考证的一律采纳,成了堂而皇之的正史。
这在以前修史的时候是不存在的。比如《旧唐书》,史官粼选史料都十分谨慎,对一些谣言,也会仔细校对甄别,哪怕是之后被加了花边段子的《新唐书》,存在一些谬误,但起码在逻辑上,是可以自洽的。
可《明史》不一样。现在的人,对明朝皇帝的坏印象,不是来源于他们的功绩与过失,而是来自于他们的负面段子。这些段子要是在唐宋的修史环境下,绝不会登上大雅之堂,可到了大清手上,居然都被搬入了《明史》,很多段子追本溯源,你会发现史官都是一字不差直接抄的,连稿都懒得去洗,而且,这种修史还修了100多年。最后基本是段子手大集合。
所以,你能在《明史》中看到明朝的各种光辉面,也能看到各种荒唐面。
最后说一句,我就不明白了,我在这里,写满清对于明朝的态度,只是一笔带过,根本就是一个细节问题,跟本文所表达的思想和主题可以说毫无关系,这句话有或没有也不影响我所想要表达的内容,甚至就是删除了也不影响文意,怎么很多人就一心一意的纠缠在这个细节上,胡搅蛮缠,拼命的去钻牛角尖呢?
你们到底是想认真讨论问题,还是仅仅为了为杠而杠呢?
另外,关于《金瓶梅》的问题,我在这里也补充一下。
既然《二十四史》的历史都不可信,何况是《金瓶梅》这么一本小说,如果真的把它当信史读,每句话都当做信条,那是只有傻子才有的行为。
但这并不能说,《金瓶梅》就不是历史,这本书成书于明朝,看上去是写宋朝,但书中的风俗、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家庭等等,都是明朝的,真正会读书的,需要将它与正史,当年的文人笔记,各种其他有关的记载和档案等等,结合起来一起读,同时参考现代明史学家的研究,经过你自己的判断,才能得出结论。
巴尔扎克说过,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文学作品体现历史,反应历史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历代史学研究都会将历史小说当做研究历史的一个补充。
那么, @Erwin114:您把金瓶梅当史料那么看啊?。。。。
请问您觉得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历史研究者是如何看待《悲惨世界》《九三年》的呢?研究民国的历史,历史研究者又是如何看待《阿Q正传》和《故乡》的呢?是如何看待《子夜》和《家》《春》《秋》的呢?
补充+++======================================
关于农民起义,有人说任何农民起义都是一个死循环,比如这位: @其实 :答主应该没看过赘婿原文。这本书里不仅写了梁山,还写了方腊起义,对两者的评价明显不同,不过,虽然对方腊起义的评价较高,也认为这只是一种死循环,是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然后成为新压迫者而已,而对梁山的评价更低,不过是受压迫后挥刀向更弱者,而面对真正的强权则投降自保的土匪而已。
这话是不错的。任何的屠龙英雄,只要成功,都会成为恶龙。
但任何社会,财富和权力是具有马太效用的,会随着社会的发展,造成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局面,这种结果,都是靠分配手段。而打破这种不公平的分配,唯一的手段就是靠暴力。
算了,懒得详细解释,我以前写王安石的时候,有一段话,和这个意思基本一致,算是回答吧。
历代中国的官僚士大夫和商人都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结合成权贵集团。这个集团都会滚雪球一样,飞快的壮大和膨胀,他们会因为财富的马太效应,以及权力的马太效应,掠夺整个国家的财富,造成贫者越贫穷,富者越富的局面。他们的财富扩张,基本都是通过不公平的分配手段获得,而不是借助技术提高,专业化协作的创造手段获得的,对整个社会的财富增长不但没有贡献,反而极其有害。王安石想阻止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但这样的权贵集团一旦形成,他们是不会允许任何人阻挡他们的脚步的。范仲淹不行,王安石不行,张居正不行,甚至后来的雍正也不行。唯一能让他们停下来的,是只有当矛盾发展到顶点,由黄巢和李自成来解决。
这段话是我原来回答知乎问题里的一段,有兴趣的可以看一看全文,原文链接如下: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百科问答小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