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疫情蔓延两年后，美国银行利润暴跌中国银行利润却大幅增长？
在疫情蔓延两年后，美国银行业利润出现下滑而中国银行业利润大幅增长的现象，这背后涉及了多重复杂的经济、政策和社会因素。要详细阐述这一点，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关键方面进行分析：
一、 美洲银行利润下滑的原因分析：
低利率环境下的净息差收窄：
为了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美联储在疫情初期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接近零的水平，并实施了量化宽松（QE）政策，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
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之一是净息差（Net Interest Margin, NIM），即贷款利率与存款利率之间的差额。在低利率环境下，虽然银行可以通过增加贷款规模来弥补息差的下降，但整体而言，低利率对银行的利息收入构成压力。
详细说明： 在传统商业模式中，银行以较低的利率吸收存款，然后以较高的利率发放贷款。当央行将基准利率降至零时，银行吸收存款的成本几乎为零，但贷款利率也随之下降，导致利差收窄。即便银行拥有大量资产，但如果这些资产的收益率都非常低，其整体盈利能力也会受到影响。
拨备计提增加以应对潜在信用风险：
疫情带来了经济不确定性，尤其是对中小企业和特定行业（如旅游、餐饮、零售等）造成了严重打击。银行需要根据其对未来经济走向的预测，计提更多的坏账准备（Loan Loss Provisions）。
即使最终的坏账并未如预期般大幅出现，但计提拨备本身就是一笔费用，会直接影响当期利润。
详细说明： 银行的财务报表中有一个重要的科目叫做“贷款损失准备”。在经济前景不明朗或出现衰退迹象时，根据会计准则（如CECL Current Expected Credit Losses模型在美国），银行需要估计未来可能无法收回的贷款金额，并提前计提准备金。这笔准备金计入当期费用，从而降低了利润。即便疫情期间政府提供了大量补贴和救助措施，银行仍需保持谨慎。
投资银行业务和交易业务的波动性：
美国银行业在投资银行、证券交易、资产管理等领域拥有更强的实力和更大的比重。这些业务虽然在市场繁荣时能带来高额利润，但在市场波动加剧时，其盈利能力也可能大幅下降，甚至出现亏损。
疫情初期股市的大幅波动，以及之后市场的反弹，都可能对依赖交易和投资收益的银行产生影响。
详细说明： 许多大型美国银行，如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银行，都拥有强大的投行部门。当市场情绪极度悲观时，承销新股、并购咨询、债券发行等业务会大幅减少。同时，交易部门的盈亏也直接与市场波动挂钩。虽然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带动了部分投行业务的回暖，但整体的低利率环境和不确定性可能使得这些业务的利润增长受到抑制。
政府补贴和救助措施的“错位效应”：
美国政府通过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包括失业救济金、直接发钱、对企业的贷款担保等。这些措施在稳定经济、防止大规模破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这些措施也可能间接影响了银行的利润。例如，部分企业利用政府补贴维持运营，减少了对银行贷款的需求；也可能让一些本应调整或破产的企业得以苟延残喘，但其信用风险并未完全消除。
详细说明： 例如，薪资保护计划（PPP）等项目，虽然帮助了企业，但有时是由政府直接承担或提供担保，而非纯粹的银行商业贷款。这使得银行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更多是服务机构，而非承担主要信贷风险的盈利主体。
更严格的监管和更高的资本要求：
与中国相比，美国的银行业通常面临更严格的监管框架，包括更高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如巴塞尔协议III的实施）。这会限制银行的杠杆率，间接影响其盈利能力。
详细说明： 监管机构要求银行持有足够的资本以抵御风险。资本充足率越高，银行可用于放贷的资金相对就越少，或者为了保持高杠杆就需要持有更多的资本，而资本的收益率通常低于负债的收益率。
二、 中国银行利润大幅增长的原因分析：
复苏相对较早且强劲的经济环境：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效控制住新冠疫情并恢复经济活动的国家之一。政府采取了果断的清零政策，尽管在执行过程中也面临挑战，但总体上使得国内经济活动能够较早地恢复正常运转。
随着疫情得到控制，生产活动和消费需求逐步回升，为银行业提供了良好的经营环境。
详细说明： 中国在2020年初疫情爆发后，迅速采取了严格的封锁措施，并在数月内有效控制了疫情传播。这使得中国的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能够较早地恢复。而西方国家则在2020年和2021年大部分时间都在与疫情搏斗，经济活动受到较大影响。经济活动的快速复苏意味着企业生产经营正常，居民收入稳定，这对银行业的资产质量和贷款需求都有积极影响。
中国银行业以利差为主的盈利模式：
中国银行业以存贷款业务为核心，收入主要来自净息差。虽然全球低利率环境对其有利差压力，但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和存款、贷款利率的相对稳定，使得其净息差受外部冲击的敏感度相对较低。
详细说明： 与美国银行依赖投资银行和交易业务不同，中国的大型商业银行（四大行等）的收入结构更偏向于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在经济增长较快、贷款需求旺盛的时期，即便利差不高，但庞大的贷款规模也能带来可观的利息收入。同时，中国央行在利率调控上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不像美联储那样将利率降至零。
支持经济发展和信贷扩张的政策导向：
中国政府将金融机构视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在疫情期间和后疫情阶段，政府鼓励银行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
虽然这增加了银行的信贷投放规模，但也为银行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详细说明： 中国银保监会（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央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引导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包括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增加对受困行业的信贷投放等。在经济复苏阶段，这些政策导向推动了信贷的增长，银行通过增加贷款规模来扩大收入。
拨备覆盖率的提高和不良贷款率的稳定：
中国银行业在过去几年持续加强风险管理，普遍提高了拨备覆盖率（已计提的拨备金额与未偿还贷款的比例）。这意味着银行在应对潜在风险时拥有更强的缓冲能力。
在经济复苏的背景下，虽然部分行业受到疫情影响，但整体不良贷款率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甚至在某些时期有所下降，这得益于政府的救助措施和宏观经济的恢复。
详细说明： 拨备覆盖率是衡量银行抵御风险能力的重要指标。中国银行普遍维持了较高的拨备覆盖率，例如超过150%（国际上通常认为150%以上是比较稳健的）。这意味着银行即使出现一定比例的贷款损失，其拨备也足够覆盖。同时，在经济复苏的拉动下，虽然新增不良贷款可能存在，但老的不良贷款被核销，或者由于企业经营改善而转为正常类，使得整体不良贷款率保持稳定或下降。
国有银行的市场主导地位和政策性职能：
中国银行业以大型国有银行为主导，这些银行承担了一定的政策性任务，也更容易获得政府在资本补充和风险兜底方面的支持。
详细说明： 中国的银行体系与西方有很大不同。大型国有银行不仅追求商业利润，还承担着国家宏观调控和支持经济战略的任务。在疫情期间，政府可能通过不同的方式支持这些银行，或者引导它们在必要时承担一定的经济“稳定器”功能。
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与美元的升值压力：
虽然这不是直接的利润影响因素，但汇率波动也会影响跨国银行的资产和负债。在疫情期间及之后，由于美国激进加息，美元大幅升值。对于持有大量人民币资产的中国银行而言，人民币兑美元的贬值（或其他货币的升值）可能对其以美元计价的利润产生一定影响，但其核心利润来源在国内。
详细说明： 银行的利润是以本币计价的。如果一家中国银行主要在国内经营，其利润主要以人民币计价。美元升值主要影响的是持有美元资产或负债的银行，或者进行大规模跨境交易的银行。相对而言，中国银行的利润增长主要来源于国内的经营活动。
总结来说：
美国银行利润下滑，主要受全球低利率环境、为应对潜在风险增加拨备以及部分业务的波动性影响。而中国银行利润增长，则得益于国内经济的快速复苏、以利差为主的稳定盈利模式、政府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导向以及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简而言之，一个是“逆风而行”，在复杂的全球经济环境下寻求平衡；另一个是“顺势而为”，抓住了国内经济复苏的机遇。
需要强调的是，这是一个宏观层面的分析。具体到每一家银行，其利润表现还会受到自身经营策略、风险管理能力、业务结构等微观因素的影响。但从整体趋势上看，上述因素是导致中美银行业在疫情两年后利润表现差异的主要原因。
一、 美洲银行利润下滑的原因分析：
低利率环境下的净息差收窄：
为了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美联储在疫情初期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接近零的水平，并实施了量化宽松（QE）政策，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
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之一是净息差（Net Interest Margin, NIM），即贷款利率与存款利率之间的差额。在低利率环境下，虽然银行可以通过增加贷款规模来弥补息差的下降，但整体而言，低利率对银行的利息收入构成压力。
详细说明： 在传统商业模式中，银行以较低的利率吸收存款，然后以较高的利率发放贷款。当央行将基准利率降至零时，银行吸收存款的成本几乎为零，但贷款利率也随之下降，导致利差收窄。即便银行拥有大量资产，但如果这些资产的收益率都非常低，其整体盈利能力也会受到影响。
拨备计提增加以应对潜在信用风险：
疫情带来了经济不确定性，尤其是对中小企业和特定行业（如旅游、餐饮、零售等）造成了严重打击。银行需要根据其对未来经济走向的预测，计提更多的坏账准备（Loan Loss Provisions）。
即使最终的坏账并未如预期般大幅出现，但计提拨备本身就是一笔费用，会直接影响当期利润。
详细说明： 银行的财务报表中有一个重要的科目叫做“贷款损失准备”。在经济前景不明朗或出现衰退迹象时，根据会计准则（如CECL Current Expected Credit Losses模型在美国），银行需要估计未来可能无法收回的贷款金额，并提前计提准备金。这笔准备金计入当期费用，从而降低了利润。即便疫情期间政府提供了大量补贴和救助措施，银行仍需保持谨慎。
投资银行业务和交易业务的波动性：
美国银行业在投资银行、证券交易、资产管理等领域拥有更强的实力和更大的比重。这些业务虽然在市场繁荣时能带来高额利润，但在市场波动加剧时，其盈利能力也可能大幅下降，甚至出现亏损。
疫情初期股市的大幅波动，以及之后市场的反弹，都可能对依赖交易和投资收益的银行产生影响。
详细说明： 许多大型美国银行，如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银行，都拥有强大的投行部门。当市场情绪极度悲观时，承销新股、并购咨询、债券发行等业务会大幅减少。同时，交易部门的盈亏也直接与市场波动挂钩。虽然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带动了部分投行业务的回暖，但整体的低利率环境和不确定性可能使得这些业务的利润增长受到抑制。
政府补贴和救助措施的“错位效应”：
美国政府通过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包括失业救济金、直接发钱、对企业的贷款担保等。这些措施在稳定经济、防止大规模破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这些措施也可能间接影响了银行的利润。例如，部分企业利用政府补贴维持运营，减少了对银行贷款的需求；也可能让一些本应调整或破产的企业得以苟延残喘，但其信用风险并未完全消除。
详细说明： 例如，薪资保护计划（PPP）等项目，虽然帮助了企业，但有时是由政府直接承担或提供担保，而非纯粹的银行商业贷款。这使得银行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更多是服务机构，而非承担主要信贷风险的盈利主体。
更严格的监管和更高的资本要求：
与中国相比，美国的银行业通常面临更严格的监管框架，包括更高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如巴塞尔协议III的实施）。这会限制银行的杠杆率，间接影响其盈利能力。
详细说明： 监管机构要求银行持有足够的资本以抵御风险。资本充足率越高，银行可用于放贷的资金相对就越少，或者为了保持高杠杆就需要持有更多的资本，而资本的收益率通常低于负债的收益率。
二、 中国银行利润大幅增长的原因分析：
复苏相对较早且强劲的经济环境：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效控制住新冠疫情并恢复经济活动的国家之一。政府采取了果断的清零政策，尽管在执行过程中也面临挑战，但总体上使得国内经济活动能够较早地恢复正常运转。
随着疫情得到控制，生产活动和消费需求逐步回升，为银行业提供了良好的经营环境。
详细说明： 中国在2020年初疫情爆发后，迅速采取了严格的封锁措施，并在数月内有效控制了疫情传播。这使得中国的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能够较早地恢复。而西方国家则在2020年和2021年大部分时间都在与疫情搏斗，经济活动受到较大影响。经济活动的快速复苏意味着企业生产经营正常，居民收入稳定，这对银行业的资产质量和贷款需求都有积极影响。
中国银行业以利差为主的盈利模式：
中国银行业以存贷款业务为核心，收入主要来自净息差。虽然全球低利率环境对其有利差压力，但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和存款、贷款利率的相对稳定，使得其净息差受外部冲击的敏感度相对较低。
详细说明： 与美国银行依赖投资银行和交易业务不同，中国的大型商业银行（四大行等）的收入结构更偏向于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在经济增长较快、贷款需求旺盛的时期，即便利差不高，但庞大的贷款规模也能带来可观的利息收入。同时，中国央行在利率调控上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不像美联储那样将利率降至零。
支持经济发展和信贷扩张的政策导向：
中国政府将金融机构视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在疫情期间和后疫情阶段，政府鼓励银行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
虽然这增加了银行的信贷投放规模，但也为银行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详细说明： 中国银保监会（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央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引导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包括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增加对受困行业的信贷投放等。在经济复苏阶段，这些政策导向推动了信贷的增长，银行通过增加贷款规模来扩大收入。
拨备覆盖率的提高和不良贷款率的稳定：
中国银行业在过去几年持续加强风险管理，普遍提高了拨备覆盖率（已计提的拨备金额与未偿还贷款的比例）。这意味着银行在应对潜在风险时拥有更强的缓冲能力。
在经济复苏的背景下，虽然部分行业受到疫情影响，但整体不良贷款率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甚至在某些时期有所下降，这得益于政府的救助措施和宏观经济的恢复。
详细说明： 拨备覆盖率是衡量银行抵御风险能力的重要指标。中国银行普遍维持了较高的拨备覆盖率，例如超过150%（国际上通常认为150%以上是比较稳健的）。这意味着银行即使出现一定比例的贷款损失，其拨备也足够覆盖。同时，在经济复苏的拉动下，虽然新增不良贷款可能存在，但老的不良贷款被核销，或者由于企业经营改善而转为正常类，使得整体不良贷款率保持稳定或下降。
国有银行的市场主导地位和政策性职能：
中国银行业以大型国有银行为主导，这些银行承担了一定的政策性任务，也更容易获得政府在资本补充和风险兜底方面的支持。
详细说明： 中国的银行体系与西方有很大不同。大型国有银行不仅追求商业利润，还承担着国家宏观调控和支持经济战略的任务。在疫情期间，政府可能通过不同的方式支持这些银行，或者引导它们在必要时承担一定的经济“稳定器”功能。
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与美元的升值压力：
虽然这不是直接的利润影响因素，但汇率波动也会影响跨国银行的资产和负债。在疫情期间及之后，由于美国激进加息，美元大幅升值。对于持有大量人民币资产的中国银行而言，人民币兑美元的贬值（或其他货币的升值）可能对其以美元计价的利润产生一定影响，但其核心利润来源在国内。
详细说明： 银行的利润是以本币计价的。如果一家中国银行主要在国内经营，其利润主要以人民币计价。美元升值主要影响的是持有美元资产或负债的银行，或者进行大规模跨境交易的银行。相对而言，中国银行的利润增长主要来源于国内的经营活动。
总结来说：
美国银行利润下滑，主要受全球低利率环境、为应对潜在风险增加拨备以及部分业务的波动性影响。而中国银行利润增长，则得益于国内经济的快速复苏、以利差为主的稳定盈利模式、政府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导向以及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简而言之，一个是“逆风而行”，在复杂的全球经济环境下寻求平衡；另一个是“顺势而为”，抓住了国内经济复苏的机遇。
需要强调的是，这是一个宏观层面的分析。具体到每一家银行，其利润表现还会受到自身经营策略、风险管理能力、业务结构等微观因素的影响。但从整体趋势上看，上述因素是导致中美银行业在疫情两年后利润表现差异的主要原因。
网友意见
这个问题非常好，2020年全部A股公司实现净利润近4万亿，而仅38家上市银行贡献净利润1.69万亿，A股上市公司的利润超过40％被银行赚走了，这一比例显然超出了合理范围。有银行行长甚至直言银行赚钱“赚到不好意思”。和美国同行相比为什么中国银行那么赚钱？
在中国银行具有垄断地位，垄断体现在两点：第一是准入门槛很高，市场竞争不足。在我国不是有钱就可以开办银行，设立银行是要经过审批（银保监会审批），而能满足审批要求的除国有资本外，民营资本基本无法满足要求，因此可以看到大型和中型银行基本都是国有的，民营资本银行屈指可数，而且主要集中在中小型银行。严格的审批制度导致银行的数量少，市场份额高度集中，竞争不足，银行凭借垄断地位可以躺着赚钱。尽管在美国设立银行也有准入门槛，但是相对国内低很多。根据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数据，截止2020年2月6日，美国银行有5156家，这个数字还是在金融危机后银行大规模倒闭和兼并重组，之前的数量更多。
第二是利率尚未完全放开。大家可以看一下上市银行的利润报表，中国银行最大的收入来源就是放贷所产生的利差，也就是贷款和存款的利差，而在美国，银行的中间服务费占据利润大头，因为在美国利率已经完全市场化，激烈的竞争使得银行的利差很低。而在我国，存款利率尚未完全放开（主要是压低存款利率），存贷利差相对较高，在金融危机前，中国利差基本是美国利差的15倍，近些年有所下降，但仍在高出很多。
第三，我国一直是以银行贷款作为主要的融资方式，而在美国主要是股权融资，美国已经建立多层次股权融资市场。在华尔街大出风头往往不是商业银行而是如高盛、摩根士丹利之类的投资者银行。
6%利率的房贷，违约者终身失信，还能延及家人子孙。
这样容易的生意如果还没有美国的银行挣钱就奇了怪了。中国是全世界放贷这行里最容易挣钱的国家，一张牌照就成就了捷克首富。
我有时候在想，为啥这张牌照在捷克人手里好像比在国企手里还挣钱呢？后来我才回过味，国内的银行有时候挣钱多了可能还必须放一下贷款给收不回来的借贷方来支持一下地方经济。而捷克人完全放贷给个人，都是净挣的。
说句笑话，我手上有一个已经办到最后一步的美国信用合作社申请，一直不敢交最后的申请是批准以后6个月内要开业，我们虽然懂得怎么申请但是不知道在美国开零售业务怎么赚钱，所以一直不敢交。如果这个牌照是在中国，我起码是我们县的首富了。
ps：因为美国人比较容易违约，银行收房法律和时间成本很高，国债利率也一直比较高的这些综合因素，美国的房贷利率在过去20年一直都是全世界发达国家里面最高的，远远领先于其它国家，当然也有一个原因是美国都是固定利率。所以去年中到今年初的时候，个人自住房的利率大概是2.125%-2.5% 30年固定利率，投资房大概是3.5%上下30年固定利率，无个人信用担保的公司房地产抵押利率是3.75%-4.5%。这里无个人信用担保的意思就是如果房子跌破净值，你可以选择把房子给银行，没有额外法律责任，不损害你的信用记录。而固定利率的意思是即时美联储像它吹牛逼的那样加息8次，2年把基准利率提高到2%以上，未来30年你的房贷也是不变的，银行亏本和你没关系。
息差与利率升降高度相关，做银行股票的人哪儿还用问这个？真够薛定谔的。
看看各种银行的财报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从财报上看，中国的银行业确实是一门好生意，但是我个人觉得实际上银行业的坏账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因为有太多贷款单位三五个锅盖盖十口锅，之所以还没有炸是因为借新还旧维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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