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范雎？

公元前326年，赵肃侯24年，秦惠文王12年，楚怀王3年，魏惠王更元9年，齐威王31年，韩宣王7年。

在邯郸，赵肃侯的葬礼上，秦、楚、齐、魏、燕5国各派出了一支10,000人的精锐军团参加。从措辞和秦、楚两军的行军距离上看，这里的锐师很有可能是脱产军队。

虽然我们无从得知当时的邯郸城郊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但有一点显而易见——这支50,000人的军团无疑是当时天下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有着足以摧枯拉朽的实力。

以上内容看上去和秦相范雎没有任何联系。但如果你愿意耐心看完公元前326年赵肃侯葬礼事件，自然会对范雎的政治轨迹有自己的评价。

有关公元前326年赵肃侯葬礼事件的记录只有一句，出自《赵世家》：

肃侯卒。秦、楚、燕、齐、魏出锐师各万人来会葬。子武灵王立。

虽然只有短短22个字，但我们依旧能看出其中的令人窒息的紧张局势。

在这里，我们需要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一支如此庞大的外国军团出现在这场葬礼上。

第一种可能性，是单纯提升葬礼的规格，比如列国主动派出军队参与仪式以表示对赵肃侯的敬意，再比如赵廷主动邀请列国参与阅兵以实现盛大的效果。

这种可能性看起来保守，但实际存在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为什么与赵国关系十分密切的韩国和中山国并未派出军团？

第二种可能性，列国欺负赵国的幼主孤臣，准备以参与葬礼为名派兵瓜分赵国，但最终被赵国君臣机智地化解。

需要说明的是，评书艺人对赵肃侯葬礼事件的艺术创作所采用的就是这种观点，目前百度百科上有关“赵武灵王”词条中的相关内容据称就是引自评书。

这种可能性看上去比较合理，而且也比较有视觉效果，但依旧存在有类似上面的问题——为什么韩国和中山国没有参加？按道理，这件事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它们置之事外，就算它们不同意，秦魏联盟、齐燕联盟也足以胁迫着它们参与。

第三种可能性，列国的军队其实和赵国是联军，它们的真实目标并不是邯郸，而是其他的地方，比如中山国，比如韩国，比如卫国。

这种观点看上去比前两种更合理一些，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比如，如果它们的目标是韩国，秦、楚、魏三国确实有理由十分的出兵，齐国倒是也通过政治交易支持这一行动，但燕国的参与明摆着就是被胁迫的了，可是为什么更弱小中山国、卫国、宋国没有被胁迫，而且没有主动出来站队呢？

第四种可能性，当时列国的举动并非军事性的，而是政治性的。由于当时赵武灵王过于年轻，且并未娶妻，秦、楚、魏、齐、燕五国都希望通过武力撑腰的手段扶持一个亲近本国的赵廷。

这一可能性倒是能解释为什么韩国、中山国、宋国没有参与——以它们尴尬的地理位置，这件事还是不掺和为妙——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魏国、齐国到邯郸的路程远比其他诸侯国更为便利，既然如此齐、魏为什么不多派军团压倒其他竞争对手呢？

以上4种是笔者能想到的可能性，也可能有其他的可能性，在这里不做过多列举。

我们要看到，任何一种可能性按说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存在有一定的不合理性。在这里，我们也不作任何武断的结论。但有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

赵肃侯葬礼事件背后的原因绝不是单方面的因素，也绝非某一种政治诉求的结果，而是多方面的多种政治诉求反复碰撞而成，最终形成了一系列合理与不合理的结果。

上面这段说起来不太直观，在这里我们模拟一个场景，就当是演示一个例子。注意，这是模拟场景，切勿当作有历史记录的历史事件。

假设：

赵肃侯和“韩夫人”生了赵武灵王，和“齐夫人”生了“公子贰”，和”楚夫人”生了“公子叁”，和”秦夫人”生了“公子肆”。注意，带引号的都是虚构人物，赵武灵王之母究竟是哪国人我也没查到，这里只是一个粗糙的模拟。

由于赵武灵王的年龄尚幼，让”楚夫人”和“公子叁”有了非分之想，他们向继位没几年的楚怀王发出信使，表示希望楚廷能够提供一些支持以驱除“韩夫人”和赵武灵王。

楚怀王接到“公子叁”的请求以后，觉得自己继位也有了几年了，确实需要干出一些政绩才好收拾屈、景、昭那些王八蛋。在原计划里，楚怀王本来想先收拾齐、魏这两个渣渣，一举收了泗上列国，只苦于没有时机。现如今，赵国有人送上门来，自己就能以此为名出兵泗上“借道”赴赵，等泗上列国倒向楚国以后，齐、魏两国一方面要为争夺赵廷而分散精力，一方面两国又巴不得把楚兵往另一方那边引，这么一看着实有机会收拾他们。

也就在楚国和泗上列国交涉“借道”一事之际，齐廷得知了楚国的计划，立即通知“齐夫人”和“公子贰”，说自己会从阿都派一支大军到赵国，协助“公子贰”继位，同时又加紧动员平陆的军事力量，威慑泗上列国以避免其立即倒向楚国。

在得知了齐国将要介入以后，”楚夫人”和“公子叁”大惊，改口宣称说楚廷是要派出10,000人的仪仗队参加先君的葬礼。考虑到齐军着实强大，他们又鼓动“秦夫人”和“公子肆”也调动秦国的力量，邀请秦国同样派出10,000人的仪仗队参加葬礼，这样就能给齐军多一份牵制。

现在，秦、楚总共要向赵国派出20,000人的仪仗队参加葬礼，齐国也在动员军队，那么最紧张的是谁呢？

是魏国的邺守。

赵、楚、齐、秦四国的大军集结在距离邺邑只有几十公里的地方——他们想干什么？

可能他们还真不想干什么。但是，邺守必须要考虑到万一他们想干什么的可能性。

所以，邺守立即向魏廷汇报，要求魏国也派出10,000人的军队参加，另外还要在邺邑方面集结机动部队，随时可以策应参加葬礼的军团。

另一方面，魏廷也不闲着，它仗着自身在外交领域的优势开始游说燕、韩、中山等国。

燕国虽然没闹懂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本着最保守的方法，也派了10,000人的精锐军队参加葬礼以作策应，如果诸侯的军队想要干对自己不利的事这一万人也能搅和好一会，如果诸侯是想瓜分赵国那这支军队也能策应燕下都的军队攻击赵国北方领土。

至于韩国、中山国，当然也不可能闹懂是怎么回事。但现如今发生在邯郸的风风雨雨既有可能牵连自己，也有可能是针对于别人，因此韩国和中山国马上派出一系列秘密使臣在暗中搅合，国内则全部动员起来，一旦局势有变立即展开行动。

当然，相比于燕国、韩国、中山国来说，此时最懵逼的应该是宋国。先是楚国在南边借道，后是齐国在北边整顿军备，然后秦、魏、燕的军队就往卫国北部集结。从宋国的角度上讲，这确实可以看做是列国要对泗上展开最终瓜分的先兆。于是，宋国马上满足了楚国的所有要求，然后派出使者到魏廷和齐廷一番搅合，暗中又鼓动鲁国加强军备。

到了现在，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楚国有点懵逼了。楚廷的亲秦派和亲齐派之间产开了激烈的争斗，亲秦派主张沿着楚威王的老路跨过泗上直攻暴齐，亲齐派则要求趁着列国将视线集中在东方之际立即夺取武关以获取对秦的优势地位。

前面说过，楚怀王继位没几年，所以最后只能采取一个折中的路线，就是向齐、秦两国的边境各部署一批军队，然后向魏国借道也派10,000人的仪仗队参加赵肃侯葬礼。

到了这个时候，齐威王又觉得不对劲了——列国的军队都在向邯郸方面移动，一旦这支军队压制了卫国，整个泗上就会倒向西方，那么齐国将无险可守——刹那间，他想到了徐州的战场，楚威王的大军穿过泗上杀奔而来，魏国作壁上观，燕、赵、鲁的军队蜂拥而至。

对此，齐威王马上宣布他在阿都动员的也是一支仪仗队，单纯是为了参加赵肃侯的葬礼的，而且为表诚意，他命令这支仪仗队立即开拔到邯郸，让天下诸侯看看是不是只有10,000人。

就在阿大夫带兵开拔之际，莒大夫、平陆大夫嗅到了打倒政敌的机会。莒大夫开始主动勾结楚廷，问能不能让赵肃侯的葬礼乱起来，最好让阿大夫死在葬礼上。平陆大夫则到三晋和泗上之间挑拨离间，说阿大夫到邯郸耀武扬威，就是为了拥立“公子贰”，等事情一成邯郸和阿都连成一线，到时候对三晋和泗上哪一国来说都不是好事。

这么一番闹哄哄的风波过后，这支劳民伤财的“样子货”军团就这么出现在了邯郸郊外。葬礼期间，邯郸的粮仓就这么被稀里糊涂地吃掉了大半，朝觐和买粮的钱又填满了赵廷的府库。

至于故事的主角，“韩夫人”和赵武灵王依旧好端端地坐在赵廷的顶端，新任赵侯和韩国的联姻依旧在筹备着，这场扫荡全天下的政治风暴最终没有影响历史的轨迹一丝一毫。

以上内容只是一个粗糙的模拟，真实政治自然会远比以上模拟复杂。不过，即使在上述极简版的模拟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列国的官僚系统乃至宗室成员都不能视为一个完整的政治集团，每一个宗室和重臣都有多重身份，列国的官僚系统其实也纠缠不清，并没有绝对的界限。

这种怪异的政治环境足以让任何正常的政治诉求扭曲为不正常的结果，也足以让不太正常的政治诉求最终变得看起来有点正常。

比如“楚夫人”和“公子叁”，他们在赵廷的其他成员眼里是楚人，在楚廷眼里是赵人。在楚廷介入赵国的继位事务时，这些人会被视为楚廷官僚系统的延伸，但一旦他们坐上了赵侯之位，面对楚廷的勒索进行推诿时，又会被楚廷视为赵国官僚系统的首领。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政治景观着实怪异，可能在很多对战国历史不太熟的朋友眼里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但这种“连体婴儿”的形态又真实存在周王朝的领域之内，由此形成的纵横风暴最终画出了中国在阴谋学上最浓墨重彩的绚烂。

说到这里，我估计很多朋友就能理解范雎在秦廷的一系列政治活动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在范雎入秦之际，正处于秦相魏冉擅权的末期。

根据“昭襄粉”历史发明届的研究成果，在这一阶段其实宣太后、魏冉等人是没有任何权力的，秦昭襄王在公元前3世纪的早期集权制度下就能实现了独裁统治，他一道命令就把这个在秦国执政了26年的政治集团给干下去，接下来就突发了老年痴呆开始了长达十余年诡异的操作。

我们这里暂且排除“饭圈化”的历史发明，核对一下秦廷的实际情况。

首先，自秦昭襄王继位以来，魏冉一党无疑是秦昭襄王最坚挺的支持力量，不过客观上讲两者的关系不能说特别融洽，一者在于楚廷对这批楚系外戚并没有支持的兴趣，导致这支政治力量的实力有限，二者在于魏党和韩党在当时依旧有比较强的实力，三者在于秦昭襄王本人原在燕国做人质，他自身的政治资源可能和这批楚系外戚并不太匹配。

正因如此，在秦昭襄王继位以后，魏冉一党只是获得了“宣太后自治”的配额，樗里疾、甘茂等韩党、魏党重臣依旧把控着秦廷，秦昭襄王本人实际是在各个派系之间摇摆。

不过，后来随着甘茂的出逃，以及季君之乱的破产，惠文后的惨死和武王后的驱逐最终为魏党的覆灭画上了句号。

再之后，樗里疾也被向寿架空，在其逝世以后，魏冉终于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秦相之位。

前面说过，魏冉一党由于缺乏母国的支持，所以并不能像从前的魏党、韩党一样左右逢源、挟韩而议。

为了稳固自身的势力，这一阶段魏冉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这里包括有提拔一直处于政治边缘的人物，比如来自于今宝鸡市地区的秦人白起，注意，商鞅变法以后秦廷的重臣基本都是外籍士人，白起虽然有可能是白公胜的后代，但考虑到时间的跨度这时候基本可以被视作秦人，再比如秦武王的遗臣任鄙，另外还有齐人蒙骜，相对接近魏党的司马错应当也被拉拢到了魏冉阵营。

另外，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极端手段，就是扣押楚怀王，以此作为对新楚王的政治投资。不过，可能这一手做得有点太过，干完这一票以后魏冉马上就被政敌给踹下来了。再之后，田文、楼缓等人相继成为秦相，直至魏冉得到了赵武灵王的支持才以釜底抽薪的手段铲除楼缓，夺回了秦相之位。

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

以魏冉为首的“四贵”名为外戚，实为受困于秦廷的政治孤岛。相比于张仪之于魏廷，樗里疾之于韩廷，田文之于齐廷，楼缓之于赵廷，魏冉背后并没有支撑的力量，因此他所能仰仗的只有自身所掌握的咸阳武装力量，除此之外只能拓展政治盟友。

这里就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拉拢政治盟友是需要政治资源的，而政治资源又是有限的，魏冉想要获取新的政治盟友就要有新的政治资源，那新的政治资源又要从哪里来呢？

讲到这里，伊阙之战是怎么回事应该就挺明白的了。

当是时，魏冉先命令向寿挂帅，由于向寿与秦王本身的关系较为紧密，政敌自然很难有反对和掣肘的理由，但在抵达新城以后忽然改由白起挂帅。在另一方面，司马错又以“客卿”的身份从巴郡出动一支军队进行策应。自此以后，秦廷在南北两个方面的军事长官就被白起和司马错瓜分。

接下来，白起在攻取新城以后，斩首了一批韩军，爵位由第10级升到了第12级。而后，秦军向伊阙挺近，在这里大破韩魏联军。

是役，秦廷宣布斩首240,000级，总重约计1200吨，是秦廷首次报出空前巨大的斩首数字，白起的爵位也一举达到了第16级。鉴于之后秦军还有压制二周和抢占黄河渡口等一系列紧急的军事行动，当时这么庞大的数字是怎么核实的确实是个问题。

但有两点毋庸置疑：

一是魏冉在咸阳方面的政敌完全不可能有办法核实如此巨大的首级数量；

二是必然有一大批人由此获得了爵位，以稀释政敌在秦廷的比重。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朋友把先秦的政治结构想象成后世官僚体制的成熟阶段，以为魏冉是利用太后在制度上进行“窃权”，这显然是错误的。魏冉之所以能够实现“擅权”，也包括田文、李兑等人在本国的擅权，并不是制度上能够实现国相的集权，而是他们广泛构建政治联盟并以此进行利益分配，以创建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

当然，由于前面说过战国时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殊政治景象，魏冉单靠扩充国内的政治同盟自然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他想要保持自身的势力，他必须把秦国的国势推上顶峰以保证天下列国均有求于秦，也要构建自身在国外的政治资源。

至此，重看魏冉的政治轨迹，也就比较清晰了。

魏冉的第一项重大政绩来自于伊阙之战，当时秦军借机压制二周，并以此渡过黄河切入魏国的南阳地区，由此形成了对魏国东西两部分的分割之势。

需要说明一点，虽然之后魏廷名义上宣布割让河东四百里给秦国，但实际是空头支票，秦魏两国在河东的纠缠实际打了30年都未完全见分晓。不过，无论如何魏国在汾河谷地的统治都被彻底动摇了，由此一来魏廷自河东进入关中的战略威胁就此消散，魏党在秦廷的地位随之下滑。

第二项重大政绩来自于五国伐齐和七攻大梁。上述行动其实就是魏冉被饱受诟病的“近交远攻”战略，不过我们在这里必须要看到，秦国在夺取陶邑以后，魏国处于腹背受敌的状态，对河东的支持自然更加无以为继，此外秦国也获得了一个在外交领域上的重要支点，实际这种战略不能视为绝对的错误。

另一方面，七攻大梁名义上无功而返，但实际夺取了魏国自韩境到陶邑的一系列城邑，甚至包括临近于大梁的开封地区。此时的魏国虽未完全退出河东，此外另有宋地进账，但已然有了亡国之形。若非魏冉的倒台导致了魏国有长达10年以上的安定时期，魏国能否挺到战国末期并不好说。

这样一来，至少自秦献公以来就在秦廷活跃的魏籍士人终于迎来了他们的最大危机，另一方面齐籍士人也失去了靠山。

第三项重大政绩来自于鄢郢之战，或者说是黔中-巴郡-鄢郢-泗上-巴东拉锯战。

严格来说，这场战争并不能视为秦国的绝对胜利，大致是楚国以退出能够威胁武关的南郡地区为代价分得了泗上的控制权。

在这场战争之后，秦国的巴郡和南郡被楚国的巴东切为两段，自此秦国在长江流域上再无所谓。不过，也确实保证了秦国的本土安全。

在这场战争之后，魏冉开始折腾赵国，并借机伐齐继续拓展陶邑。客观来说，如果秦国在陶邑地区持续坐大，再连接秦国之前在魏国境内攻取的一系列城邑，“绝纵亲之腰”可能真会提前上演。

需要看到，魏冉的“近交远攻”战略看上去高明，但他显然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会有多少人一直支持他这么干。一旦出现了这个问题，魏冉的政治生涯也就此走向了终点。接下来，范雎一党匪夷所思却又无比合理的大动荡拉开了序幕。

就范雎而言，也许他是中国间谍史上最精彩的一笔，也许他是地主阶级彻底登上历史舞台的祭品，但无论如何历史的长河都在他就任秦相之际来了一个凶狠的急转弯，不可逆地向着汉帝国的大一统奔涌而去。

有关魏冉的历史评价， 林剑鸣先生《秦史稿》中认为：

在他任相期间，秦国的领地得到很大的扩展，他任用著名的军事家白起为将，取得对齐、楚和三晋的重大胜利，削弱了这几个国家的势力，对秦的统一有其积极作用。

不过，在这里我们另需要注意2点：

第一点是《秦史稿》中认为魏冉扩充为陶邑而攻击齐国的行为是错误的，这一观点至少是有争议的；

第二点是《秦史稿》中认为范雎主张的“远交近攻”策略是“在灭亡六国的过程中，是重要而有效的”，这一点显然和公元前230年以前秦国长达10年时间助赵攻燕、助魏攻楚的近交远攻记录相违背，即使不便说《秦史稿》的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但也得说有巨大争议的。

那么，对于魏冉又该如何看待呢？

就魏冉的政绩而言，我们必须要从两个角度上看：

第一个是视觉角度，魏冉无论是伊阙之战痛击韩魏，还是鄢郢之战大破荆楚，再或者参与五国伐齐倾覆齐廷，这些行动都拥有非常可观的视觉效果；

第二个是实际角度，前面也说过，魏冉无论是破齐取陶，还是吞并南郡，再或者是攻略河东，都能大幅度提升秦国的国家安全，实际角度上也有相当的效果。

从以上两个角度上看，魏冉的政绩可谓完美。但是，在这里遇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些行动是否给秦廷的官僚带来类似真金白银这种看得到摸得着的实打实的实惠？

如图所示：

图为布哈林制作的魏冉末期的地图。其中，白圈为分别为魏冉执政时期夺取的河东、南郡、陶邑地区，另外魏国境内的一些零碎城邑难以标注，这里暂且简单画个白圈表示。红圈的宛城一带则为“四贵”的主要分封位置。

分别来看的话：

就河东而言，该地实际在魏冉任期并没有被有效吞并，当时秦魏依旧围绕着安邑展开长期的角逐。在这种局势下，秦廷重臣想要对中条铜矿或盐池进行经济掠夺自然不太现实，甚至还很有可能需要巴结当地的望族，而在战国时期青铜和盐本身就是货币，这批望族和秦廷亲密接触后究竟会对秦国的货币系统造成多大的冲击，这一点是绝对不能抱有乐观幻想的。

就南郡而言，此处是屈、景、昭三氏盘踞了数个世纪的故地，其间繁杂的水系和连绵不断的山林沼泽也会增加秦廷的统治成本。在这种客观条件下， 咸阳方面该如何在当地实施有效统治是个问题。就目前的考古来看，当地在文化上确实还保留有楚文化，另外南郡北部的睡虎地秦简中发现当地征召的士兵是要舍近求远还翻山越岭地到中原集结再攻击楚国，而南郡坐拥长江上游的战略优势又始终不作为，从这一点上看，当时秦廷对南郡的统治也绝对不会太理想。

就陶邑而言，此处确实富庶，但考虑到古代均为实体货币，地方官在当地榨取的财富后想运到秦国并不太容易，另外被魏、赵、楚、齐包夹日子并不会太好过。

就魏国境内的一些零碎城邑而言，当地长官应当是压力最大的一批。一者他们在当地存在的意义完全是军事性的，所能榨取利益的渠道也就算和魏国私通。二者是魏国在阴谋领域占有的优势比较大，即时这些长官自身能保证对秦廷的忠诚，但下面的官吏未必不会被魏国收买。就这这2点上看，这些城邑在经济角度上将绝对是魏冉一党的“负资产”，他们必须加大力度补贴这些地方长官才能维持占领城邑的既成事实。

就此看来，魏冉所攻取的河东、南郡、陶邑及魏国境内城邑未必能给自身带来多少经济上的收益。魏冉一党的主要资金来源应来自于红圈所示的宛城一带的原楚国城邑，这些封邑处于秦楚之间的交通要道，另外本身也有一定的特产资源，除此之外更多就要靠秦廷内部及列国在外交领域上的政治交易以换取资金。

现在，魏冉一党实质上已经陷入了一个死结：

魏冉想要笼络更多的政治同盟，就需要更多的资金；

那资金要从哪里来呢？就要进一步扩大秦国的国势和自身的势力，以促成更多的政治交易以换取资金；

那又要如何扩大秦国的国势和自身的势力，就是继续进行军事行动，通过占领一些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的城邑以扩充秦国和自身的势力；

可是，在占领这些战略要地以后，一方面要安排地方长官，一方面要拉拢当地望族，这里面又需要资金，这批资金又从哪里来呢？

问题一下又回到了源头。

讲到这里，一切也就真相大白。

魏冉一党的崩溃并非单纯来自于秦王对权臣的顾虑或是范雎的谗言离间，它本身实质上是一个政治孤岛被迫吹成了一个巨大的泡沫，在各方面都无以为继的时刻泡沫的破裂也就在所难免了。

那么，范雎所说的“远交近攻”是否能解开魏冉一党昔日面临的死结呢？

这里我们必须要澄清一点，范雎在秦王面前论述所论述的“远交近攻”的策略，实际和张仪、樗里疾、魏冉主张的连横是一个东西，其核心思路都是组建秦、韩、魏联盟，然后借机利用齐、赵、楚与韩、魏之间的矛盾在实现对韩、魏的扩张，区别只是在于张仪、樗里疾、魏冉在构建秦、韩、魏联盟以后会直接派出军队攻击齐、楚、赵、卫等远方诸侯国，而范雎则妄图通过外交手段直接使齐、楚、赵倒向秦国去围攻韩、魏。再补充一点，范雎所述的内容说白了是个“想要攻打韩魏就要先联合韩魏，想要联合韩魏就要先攻打韩魏”的死循环。

有关这一策略，需要思考3个问题：

其一，在外交的领域上，如果秦廷放弃了扩充陶邑这个外交支点，那它和韩、魏这种类型的诸侯国进行外交战是否能够占据优势地位？

其二，面对继承了魏冉政治遗产的秦国，齐、楚、赵等国是否会忽视其威胁而毫无顾虑和秦国一起吞并韩、魏？

其三，这种“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的追求直接利益的策略指导下，是否考虑了长远规划？

其中，第三点需要各位朋友尤其认真思考。比如《秦史稿》等一系列著作常把之后的秦灭六国战争说成是“远交近攻”策略的延续，因此我们很容易忽略了该策略本身追求的是直接利益。

有关当时秦廷是否讨论过以上3个问题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从范雎上台以后秦廷的表现来看，当时秦军在黄河流域的富庶地区大肆征战，其中自然会获取大量的经济利益和一系列地方上的肥缺。自此，魏冉时期的死结被顺利解开。

也就在这一阶段，秦军在北方战事的将领开始频繁更换，白起的出征次数有所降低，蒙骜则彻底沉寂。

这一期间，还出现了一个以王稽、王龁、王陵为代表的王氏家族。该家族的具体来源不详，是否与河西的王翦、王贲、王离属同一家族关系并不好说。这里只提供一些零碎的线索，具体怎么理解看读者个人：

一个是王氏和晋地颇有渊源，早先王子晋在晋地以王为氏，战国初期有王错在魏廷任职，《琅琊王氏族谱》人为王翦一系与之有关；

另一个是王稽任河东守以后，魏国的势力终于退出了河东，之后王龁则背靠晋河东、晋南阳地区与占据地利优势的赵将廉颇展开激战，并把廉颇打到被动防守的地步。

从这一点上看，范雎执政的前期秦廷的策略确实还是成功的，各个官僚的利益划分看上去也还可以。

特别补充一点，魏冉一党其实并没有被完全铲除，考虑到宣太后的年龄此时逝世并不能一定和政治迫害划等号，而党首魏冉的财富被保留，所谓逐回封地实质上是担任镇守陶邑的要职，另外华阳君日子过得也不错。

这里我们还需要特别强调一点，此时秦国大肆攻韩的姿态看上去似乎像是在发动灭国战争，但从范雎的言论看，当时秦廷的目的还是为了切断韩国的几处要冲逼迫韩廷屈服，从而实现被包装为“远交近攻”的连横行动。

现在就暴露了前面说到的第一个问题：

秦国和韩、魏在外交领域上抗衡是否能占有优势？

就在秦国大举攻韩的时候，魏国作为秦国的盟国先宣布协助攻韩，但以后忽然大彻大悟一样想到唇亡齿寒的道理按兵不动了，而赵国、楚国两国也不作任何表态，齐、燕也在沉默中观察局势。

事情发展到这里，似乎韩国只能向秦廷屈服，由此实现范雎名为“远交近攻”实为连横的战略构想。

可是，韩国的动态也许超出了秦廷的预想。在一番政治表演过后，韩廷用壁虎甩尾巴的姿态把上党甩给了赵国，而自己诚惶诚恐地摆出要匍匐在秦廷脚下的姿态。

事态截止到这里，一切都还能算正常。

单到这里就事论事的话，范雎本人的很多主张其实已经出现了某些疑点：

一是他在攻韩时提出“勿独攻其地而攻其人”，表面上看杀伤韩国的有生力量自然是合理的，可是“攻其人”总是要消耗自身的力量的，这么看的话该主张的受益方反倒应该是魏、赵、楚三国中的某一国；

二是在秦攻韩的这一阶段内，天下整体上是比较太平的，完全说不上有什么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好时机，秦廷以如此偏执的姿态攻韩甚至比当年受苏秦蛊惑而攻宋的齐国更加疯狂。

就以上两点来看，范雎固然不能排除他是类似苏秦一样的“死间”的可能性，但还是要看到，他的一系列诡异主张为什么偏偏被秦昭襄王接受并执行下去了？显然，单靠秦王的昏庸或者老年痴呆并不能解释这个问题。

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

秦廷已然在一定程度上失控了。

现在再看范雎的立场，如果他是间谍那他所做的也是推手而非策划者，如果他不是间谍则可能是整个官僚集团追求短期利益的牺牲品。

也就在这样的狂潮之中，秦人被推向了长平和邯郸的战场。从白起杀俘并对外宣称杀死450,000名赵军的宣言来看，白起本人可能是当时秦廷为数不多保持理智的人，他应当通过全歼赵军的事实求着磨刀霍霍的魏、楚把视线集中在瓜分赵国的问题上。然而，就在这场看上去还算理智的疯狂屠杀过后，白起就这样被秦廷召回了，司马梗、王龁向着太原、皮牢开拔，仿佛秦廷向着魏、楚招摇呐喊：瞧！我真拿下上党啦！

在这一阶段，楚国攻取了鲁国的薛邑，北上赵国的道路业已通畅，魏国按兵不动，齐、燕小心翼翼地站在纵方一边观察局势。

所有人都知道秦国时在玩火，秦廷的官僚不可能不知道，合理的理由只有不在乎。

而后，秦廷又在天下太平之际向着邯郸发起了总攻。在秦军长达一年半的艰难围攻期间，魏居然以助秦功赵为名夺取了上党中部的伊是，其实已经挑明了自己接下来想要做什么了，但前线的秦军依旧未能得到撤军的命令。

一切回到的原点，一切回到了赵肃侯葬礼的盛况。

秦、魏、楚、赵再一次集结在邯郸城下。在平原君和信陵君的号令之下，六千门客一齐拔出宝剑，锋芒刹那间盖过了耀灵的光辉。临武君随即如风卷残云一般掠过整个战场，王龁勉强尝试着反击，背后王稽却已在安邑寻找退路......

白起被赐死。王稽、张禄被诛杀。

华阳君、蒙骜再度回到了秦廷的政治舞台，昌平君、昌文君手握重权，吕不韦、李斯正在崛起，冯亭的子嗣也在神不知鬼不觉间混入秦廷，李信、尉缭、顿弱等魏籍士人再度出现在秦廷。

其实在这一刻，秦国和六国的丧钟早已敲响，就像昔日赵肃侯的葬礼，群臣与列国的军队如群鸦一般聚在先君尸骸的周围开宴。

公元前235年，秦王政铲除了最后一个外戚势力——帝太后的另一个情夫。世袭重臣掌握秦国的兵权。

公元前227年，燕卿荆轲在秦廷群臣的众目睽睽之下追杀秦王，侍卫则以未接到命令而袖手旁观，直到一个宫廷医生扔出药箱，才由秦王本人手刃刺客。

公元前225年，王贲攻破大梁，秦廷下令务必诛杀魏国群公子——战国时期在阴谋领域上最为活跃的一批人。

公元前223年，秦灭楚，此前叛秦的昌平君兵败身亡。

公元前221年，齐王建投降，后被饿死。

周王朝的诸侯国至此仅剩秦、卫两国。秦公室在千古一帝的铁腕下延续着生命，而始皇帝要传及万世的宣言似乎在刻意掩盖着什么。

公元前209年，“秦公子扶苏”被楚人拥立为楚王。不久之后，又有外姓士人先后自立为魏王、燕王。

公元前207年，关中被3个坑害秦卒的降将瓜分为三国，但秦人从未怀念秦公室，反倒对泗水亭长恋恋不舍。

撇去断代史的局限，直接从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间到公元前207年的秦朝覆灭来看的话，秦昭襄王的迷乱，魏安釐王的残暴，楚考烈王的余辉，赵悼襄王的疯狂，千古一帝的伟大征服，实质都是古老的世袭类封建主类奴隶主在时代大潮下的勉强维持。

在这一阶段，范雎是否为间谍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在这个时代里，到处充斥着官僚的集体变节，还有无处不在的近乎公开化的骑墙和不作为。

现在回到问题本身。

有关范雎，实质上应当是特殊环境下士人或者说地主阶级诉求的极端化产物。他所代表的可能是以王稽为首的地主集团的利益，也可能是披着魏廷外皮的中原地主的利益。在时代的浪潮中，纵然他有无限才华和努力最多只能屈居于大地主的门下，若想能否像昔日管仲、百里奚等人以游说位居人臣之极，唯有顺应历史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