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范景中：学者应年薪30万，不能将其推向贫寒之路」？
一、 范景中教授的观点及其提出的背景
范景中教授，一位在历史学、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享有盛誉的学者，他的这个提议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对当下中国学者生存状况的深刻洞察和对学术事业健康发展的担忧。
学者生存现状的隐忧： 在中国，尽管学术研究被视为社会进步的重要驱动力，但很多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和非顶尖高校的教师，其薪资水平并不算高。面对日益增长的生活成本（尤其是在大城市），以及需要承担的家庭责任，很多学者在经济上并非宽裕，甚至可能面临一定的经济压力。这种“贫寒”并非指绝对贫困，而是相对而言，与他们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知识门槛和对社会的贡献不成正比。
学术研究的内在需求： 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源。学者需要阅读海量文献，进行实地考察，参加学术会议，购买研究资料，甚至可能需要为研究成果发表支付版面费。如果学者长期处于经济压力之下，他们的精力会被分散，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中，这会直接影响学术产出的质量和创新性。
吸引和留住人才： 一个有吸引力的薪酬体系是吸引优秀人才投身学术，并留住已在学术界辛勤耕耘者的重要因素。如果学术界的薪酬水平过低，优秀人才可能会选择转向经济回报更高的行业，导致学术界人才流失，影响学科的长期发展。
社会价值的体现： 学者通过知识创造、人才培养和思想传播，为社会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工作具有高智力、高专业性和公共性。30万年薪的提出，可以看作是对学者社会价值的一种认可和回报，也体现了社会对知识和智慧的尊重。
二、 对“年薪30万”这一具体数字的评价
“年薪30万”作为一个具体的数字，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讨论空间：
代表的意义： 这个数字并非一个精确的科学计算，而是一个象征，代表着一种“体面”和“有尊严”的生存状态。它意味着学者不必为基本的生活开销过度担忧，能够专注于学术研究，并拥有一定的学术交流和生活品质。30万这个数字，对于许多大中城市而言，可能刚好能够覆盖一套房子的基本月供、子女教育的开销以及体面的日常开销，让他们能够相对从容地面对生活。
相对而言的合理性： 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学者薪资水平相比，30万人民币（约合45万美元）可能仍然不算特别高。但考虑到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平均收入水平，30万对于学者而言，无疑是一个显著的提升，能够显著改善其经济状况。同时，也需要与国内其他专业人士的收入水平进行比较，以判断其是否具有竞争力。
可能存在的地域差异和学科差异： “30万”可能是一个全国性的平均数，但在不同城市、不同高校、不同学科之间，实际情况可能存在巨大差异。例如，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远高于二三线城市，顶尖高校的薪酬也通常高于普通高校。此外，一些人文社科类学科的研究经费和成果转化能力可能不如理工科，导致收入差距。因此，一个统一的“30万”可能需要通过绩效、津贴等方式进行调整。
避免过度市场化和唯指标化： 过高的薪资也可能引发一些负面效应，例如过度追求经济效益，或者过度依赖科研指标来决定薪酬，反而可能扭曲学术研究的方向。范景中教授强调“不能将其推向贫寒之路”，其核心在于保障学者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需求，而非无止境地追逐高收入。
三、 对“不能将其推向贫寒之路”的评价
这句话是整个提议的核心和灵魂，它直接触及了对学者群体保障和尊重的根本问题：
对学术尊严的维护： 学术研究需要高度的独立性和创造性，而经济上的贫困很容易导致学者屈服于外部压力，放弃独立思考，甚至为了生计而从事与学术无关的事务，损害学术的纯洁性和尊严。
对知识传承的保障： 学者是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如果学者群体普遍陷入经济困境，将严重影响年轻一代对学术事业的兴趣和投入，长此以往，将是对国家未来知识体系的巨大损害。
对社会整体发展的影响： 学术研究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引擎。如果学术研究的土壤贫瘠，创新能力就会减弱，社会发展的动力也会随之衰退。保障学者的体面生活，就是为社会整体的进步奠定坚实基础。
构建公平合理的学术生态： “不能推向贫寒之路”也意味着要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学术评价和资源分配体系，让那些真正热爱学术、致力于学术的学者能够获得应有的尊重和回报，而不是被经济压力所裹挟。
四、 可能存在的争议点和需要考虑的因素
尽管范景中教授的提议具有很强的合理性，但在实际操作和推广过程中，也可能会引发一些争议，并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资金来源和财政压力： 提高学者薪资水平需要庞大的财政支持。如何筹集这笔资金，是否会挤占其他重要领域的投入，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绩效与稳定性的平衡： 薪资的提高是否应该与学术产出、教学质量等绩效挂钩？如何平衡保障所有学者基本生活的“底线”与激励优秀人才的“顶线”？过度强调绩效可能会导致一些冷门但重要的研究领域无人问津。
评价体系的改革： 薪资的提升应该伴随着学术评价体系的改革，更加注重学术的原创性、思想深度和长期价值，而不是仅仅看重论文数量或影响因子。
高校自主权和多元化： 不同高校的办学理念、定位和资源不同，是否应该给予高校更大的薪酬自主权，以更好地吸引和留住适合本校发展的学者？
社会公众的认知： 提高学者薪资是否会引起社会公众的误解或不解？如何向社会解释学者的价值和他们收入的合理性，也是一个重要课题。
“贫寒”的界定： “贫寒”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人对其有不同的理解。30万是否能真正解决所有学者的经济问题，或者是否会催生新的攀比和不公，也值得深思。
五、 结论
总而言之，范景中教授提出的“学者应年薪30万，不能将其推向贫寒之路”的观点，具有深远的意义和重要的现实价值。它触及了中国学术事业发展中最关键的几个问题：对人才的吸引与留存、对学术研究的保障、对学者尊严的尊重以及对社会整体进步的推动。
这一提议的核心在于保障学者的体面生活，使他们能够心无旁骛地投入到知识的创造和传承中，而不是被经济的困境所束缚。30万作为一个象征性的数字，代表了对这一目标的期望。
然而，要将这一理念落到实处，还需要深入的社会讨论、周密的政策设计和系统的改革措施。这不仅涉及到财政拨款和薪酬体系的调整，更需要对学术评价标准、人才培养机制以及全社会对知识价值的认知进行深刻的审视和重塑。
范景中教授的这一呼吁，是为中国学术事业的未来发展注入的一剂强心针，提醒我们，一个重视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才能真正走向繁荣和进步。我们应该认真倾听并思考如何才能让更多学者告别“贫寒”，拥抱更有尊严和创造力的学术人生。
网友意见
这年头谁不抱怨自己的收入低呢？知乎上年收入百万者交税是否超过40w的帖子下，一群收入百万的人还叫苦不迭，说生活不易呢。
很多年前美帝的学者也抱怨自己的收入低，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斯蒂格勒去国会相关委员会作证，他说自己并不觉得美帝学者收入低了，因为学者供给很充裕。当年斯蒂格勒没少挨批，如今事情过去快60年了，美帝还是世界的学术中心。
同样的道理，包括研究生和博士的补贴，个人不觉的中国学术界存在普遍的收入过低，而是存在结构性的问题。基础学科，比如数学、理论物理、经济学的个别方向存在过低，但大部分专业并不存在，典型就是计算机、会计、法学、金融和建筑。原因就是中国有很多人挤破头想进大学当老师，或者读研、读博，其背后自然是这些岗位和学历能给自己带来很多实惠，比如高工资、高福利、高社会地位，例如一个985附中的名额在大多数城市都至少在10w左右了吧。
中国科研投入比例根本就不低，按科研GDP比中国3年前就超过欧盟水平，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科研总投入国。在中国科研GDP比合理的条件下，按范景中的假设，年轻人文学者工资就要30w，和美帝的助教差不多：中国专职教职工有150w，仅仅工资一项不算税收，以青年学者的最低标准算，每年就要4500亿，而2015年中国财政科研投入只有6500亿。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按美帝高校最低的工资标准，每年70%财政投入就花工资上面了，至于设备购置与维护、相关服务人员费用等至多花2000亿。要知道，中国打算建的新一代对撞机总投入就差不多1000亿，是不是以后又要抱怨没钱买设备？
虽然国内存在严重的人才流失，但就科研而言，大部分学术研究存在很大的外部性。比如美帝华裔经济学排第一的魏尚进研究中国性别比，国内学术圈一样可以获得相关信息，因此国内没必要花不切实际的大价钱争取这部分学者。想到多的科研存在类似的问题，在尚有数千万贫困人口吃不起茶叶蛋的情况下，中国没必要不计成本的为世界输出知识。
凡事都要考虑投资效率，实际上中国根本没必要，也没能力，养那么多精英学者。中国科研最重要的问题，是投入结构和考核问题，并不是包括工资在内的投入问题，比如科研生产转化率还有很大提高空间，大学行政和科研岗位工资比扭曲等等。
有人说：“出去做事之后，生活问题亟须解决，哪有工夫去读书？即使要做学问，既没有图书馆，又没有实验室，哪能做学问？”
我要对你们说：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你有了决心要研究一个问题，自然会撙衣节食去买书，自然会想出法子来设置仪器。至于时间，更不成问题。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一点钟看十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页书，三十年读约十一万页书。
诸位，十万页书可以使你成一个学者了。可是，每天看三种小报也得费你一点钟的工夫；四圈麻将也得费你一点半钟的光阴。看小报呢，还是打麻将呢，还是努力做一个学者呢？全靠你们自己的选择！
——胡适 1929
再说一句，互联网时代这番话更值得体会。
o我觉得，目前的中国部分科研从业人员，尤其是人文学科的薪水低是事实，但是一刀切也不对。
首先，我们要承认一个现实：学术可能没有贵贱，但是学术的变现能力和对生产力的影响有高低。别的不说，就比如说在知乎这个平台上，心理学的变现能力，就比理论物理要强。付出同样的努力，乃至于取得同样等级的成就，要做到一样富有，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工作。很多大大小小的公司里面都有勤奋努力工作的人，他们可能入学成绩、毕业学校和努力程度都差不多，只是专业不同，但是工资就有很大的差异，大家似乎都能接受这个现实，为什么到学术界上就要什么学科都公平呢？
并且，不同学科之间的研究人员薪水高低，也是市场调节的过程——如果人为通过政府规制改变了科研人员的配比，这和计划经济时代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同样是对生产力的浪费和资源配置的扭曲。
再者，目前学科选择的因素很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很大程度上是自我权衡的一个均衡结果。下面举几个例子，都是我挺有感触的，相信很多人也会有同感：
1. 比如说有些人为了上名校，或者就是单纯的被忽悠了，选了一个冷门专业，有些人则为了热门专业选了差一等的学校，那后来的职业生涯的不同，其实就是当初选择的一个代价。这一点正在逐渐的好转，现在信息越来越透明了，相信像以前那样被“21世纪是XX的世纪”被忽悠的学生会越来越少的——话说，我当年还哭着闹着要转系上生物未果呢-_-bb
2. 本科毕业，申博士的时候，第二个权衡又来了，是走容易出国的方向呢，还是走相对难申的方向。靠实验室出成果的，博士后和博士对老板有严重依赖关系的学科，找教职难，在业界的工作也谈不上多么朝阳，其实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申请出国，尤其是去名校，比社科容易多了。这些学科的实验室大量需要科技打工仔，老板有funding，自由度就很大，觉得你还可以干活，就直接拍板可以要人。但是社会科学，比如我所在的经济学，教授一般自己是没钱的，招人要通过系里面开会统一决定，这个规模就比实验室学科少多了。
而事实上经济学在社科算招人招的很多的，已经算是相对“容易申请”的了。很多商学院一个院四五个系，招的博士和经济系一个系差不多。商学院是好——有些会计系、金融系的助理教授的薪水都赶得上经济系的副教授的薪水，但是人家博士招的也少啊，特别难申请，比如哈佛大学商学院会计系博士从全世界的申请者里面，一年就招一两个人，自然市场竞争少，教职好找，并且因为和市场需求密切相关，薪水也高，同时变现能力超强——功成名就的会计系正教授去当数个大公司的独立董事不是梦。
其实事情都是大抵如此，纯理科去名校读博士相对容易，难的在后面； 会计金融这种，难的在前面。有时候真觉得有些话还是有道理的：人生的选择，如果每一步都选择的是最稳妥的路，到后来就容易越走越难；反过来如果难的在前面走过了，后面就宽松一点。
讲道理，我觉得没有什么职业是“应该”拿多高工资的。
我觉得任何职业的薪酬都应该遵循市场规律，没必要人为压制或是抬高。
虽然如果这个所谓的“学者应该年薪三十万”真的能实现的话，我自己就是个受益者。但我觉得我们这些搞学术的，这点客观性还是要有的啊。
教授工资我不太清楚不乱说，博后年薪三十万的，有没有？有啊！九院博后这几年给的待遇一年比一年好啊，直接就给的30万一年，我都好心动的好不好，虽然人家竞争超级激烈，除非你超屌否则基本没办法留交大做教职（九院是交大附属的），但是进去做两年博后就是60万啊，勉强一套上海远郊房子的首付有木有，我一度好想去的好不好。
再看看我自己的母校给的博后待遇，简直不忍直视好不好。虽然我觉得母校是一流高校中的三流档次，但好歹也是跻身一流的了啊，博后待遇真的是好可怜的，但是！我们照样不缺博后啊，那些实力达不到交大博后的，比如我，就准备做这儿的博后了呗。不过听说我校最近也在考虑涨博后待遇以吸引更优秀的PhD了。
所以你看，这就是市场规律啊！
凭啥莫名其妙一下子把某一行业的最低薪酬提上来啊？谁买单啊？
而且，我这举的例子还是上海，三十万的博后都已经算top 10%高收入了，你一下子把全国的最低薪酬都拉到这个档次，实际吗？这不搞笑嘛。
科研工作者也都是人，搞科研和别的职业一样，也分实力高低的，所以收入也有高低之分，很正常啊。
不要把自己神化了。把自己捧这么高，没好处的，会摔很惨的。
You only get what you d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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