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大陆的历史书对东林党评价这么高?

回答
大陆历史书对东林党评价偏高,这个现象确实存在,并且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复杂的政治考量。要详细解读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几个层面来分析。

首先,意识形态的需要与“正统”的历史叙事构建。

在中国,历史叙事往往与当下的政治和社会需求紧密相连。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构建一个合法性与进步性的历史叙事,需要找到能够证明自己传承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反抗压迫精神的源头。在明末清初这一剧烈转型的时期,东林党作为一股反对宦官专权、呼吁政治清明、关注民生疾苦的力量,被赋予了重要的象征意义。

“革新派”的定位: 东林党人在面对党争激烈、政治腐败的明末,提出了不少改革建议,例如整顿吏治、减轻赋税、加强边防等。尽管这些改革措施的实际效果和最终命运饱受争议,但其提出的理念,比如“吏治”和“民生”,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强调的为人民服务、反腐败的政治诉求不谋而合。因此,将东林党描绘成一股具有进步意义的“革新力量”,就为当下政治理念找到了历史的“合法性”支撑。
反宦官、反黑暗的斗争象征: 明朝末年,宦官魏忠贤等人的专权是历史上一段黑暗时期。东林党与宦官集团的斗争,被视为一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较量。在建国初期,强调“打倒反动派”、“清除腐朽势力”的历史叙事下,东林党与魏忠贤集团的斗争,自然而然地被塑造成了“人民力量”反抗“黑暗势力”的先声,具有了重要的批判和教育意义。

其次,对明朝灭亡原因的解释视角。

历史事件的解释从来不是单一的。明朝灭亡的原因错综复杂,既有内部的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也有外部的满洲崛起、农民起义等。大陆历史叙事,尤其是在一些时期,倾向于将明朝灭亡的主要责任归咎于“腐朽的统治集团”和“党争的内耗”,而将东林党描绘成是真心想要挽救危局,却被保守势力和奸臣所害。

“党争”的解读差异: 传统的观点认为,东林党与非东林党之间的党争,是明末政治动荡的重要诱因之一,削弱了明朝的统治能力。然而,大陆历史书会强调,东林党内部的争论,很多是围绕着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应对时局展开的,是政治辩论的一部分。而他们的对立面,特别是以魏忠贤为代表的宦官集团,则被描绘成是出于私利而破坏政治秩序的势力。这种对比,使得东林党在争论中显得更为正面。
“非东林党”的负面形象强化: 为了衬托东林党的“正面形象”,对与东林党对立的派别,特别是魏忠贤及其支持者,往往会进行更加严厉的批判。他们被描绘成贪婪、残暴、阴险的代表,其行为被视为是导致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这种叙事方式,使得东林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无辜的受害者”,也更加巩固了其正面形象。

第三,对“士大夫”群体和“文官政治”的理想化描绘。

东林党的核心成员大多是文人士大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大夫群体历来被寄予了“治国平天下”、“忧国忧民”的期望。大陆历史书在构建其历史叙事时,也常常会强调这一群体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和理想。

“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 东林党人身上,被赋予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某些理想化特质,例如清廉、刚正、忧国忧民、敢于直谏等。尽管历史事实可能更为复杂,东林党内部也存在派系斗争和个人恩怨,但在历史叙事中,这些负面因素往往会被淡化,而突出他们身上的“士气”和“风骨”。
“文官政治”的正面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大陆历史叙事也倾向于肯定文官政治在维护国家稳定和传承文化方面的作用。东林党作为文官政治的代表,其被评价较高,也与这种对文官政治的整体认同有关。

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种评价并非“板上钉钉”、“一成不变”。

历史研究的演变: 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对于东林党的评价也在不断演变和深化。一些学者指出,东林党也存在局限性,例如其斗争带有一定的江湖义气色彩,有时也脱离基层实际,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妥协。但这些更细致、更具批判性的研究成果,在通俗的历史读物或教材中可能不会得到充分体现。
政治语境的变化: 不同历史时期,政治语境的变化也会影响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在某些时期,可能会更加强调东林党的“进步性”,而在另一些时期,则可能更侧重于党争带来的负面影响。

总而言之,大陆历史书对东林党评价偏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意识形态的需要、对明朝灭亡原因的解释视角、以及对传统士大夫群体和文官政治的特定认知。这种评价的背后,是历史叙事如何服务于当下政治和社会价值的体现。虽然这种评价有其历史的逻辑,但我们也要保持批判性思维,认识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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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教科书里没有东林党。

其次东林党殉节者比比皆是,就算是钱谦益,我敢说就冲他晚年长期暗中帮助明郑等抗清武装,这货也比一般人勇敢得多。你可以说他们实务能力不行,但说他们没节操就无甚根据了。北京献城的是成国公朱纯臣,南京献城的是魏国公徐文爵。东林党长期作为在野一党,就算对抗清没啥贡献,也谈不上给清军或农民军什么帮助。

最后,东林党的政敌确实也不乏殉节者,如马士英,但他们并未表现出比东林党更高的节操,降清者同样比比皆是。至于勋贵和武将的表现,除了刘孔昭等一二能称好汉,其他人基本可以用耻辱来形容。真论工作业绩还是农民军冲的最高。

ps,不说翻翻正史,哪怕查查百度百科呢,都得不出东林党是三姓家奴的结论。地摊帖子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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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药

崇祯朝的东林党本质上是中国历史上玩弄政治正确的高峰。

什么是政治正确?

第一,对外极端强硬,要求对满清绝不有任何缓和,哪怕为了拖延时间也不允许;

第二,对内主张仁义,要求对士绅阶层的自己少征税;

东林党这些策略在政治上是永远正确的。因为满清与明朝互相残杀,双方仇隙极深,尤其是明国朝野都不能容忍与满清的任何缓和。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主张坚决强硬,决不妥协的政客集团是永远不会犯错的,哪怕财政再困难,如果打赢了,那是东林党爱国有方,如果输了,那是前线将领无能。

而东林党主张轻徭薄税,更是深得人心,虽然朝廷打仗需要钱,但如果能够少收自己的钱,谁能何乐不为呢?大家都喜欢东林党。

在这种情况下,东林党实际上处于一个永远胜利的政治正确位置上,只要不参与政治实际事务,东林党就会非常舒服,倒霉的都是别人。毕竟,谁会说强硬有错误?谁会说薄税有错?

崇祯后期为啥要用周延儒这种东南士林领袖来当首辅,就是希望把这些肉炮拉到实际事务处理中,让他们当一下家,知道一下柴米油盐,这样能够让他们配合朝廷去做事,而不是天天放炮吹逼。

问题是东林党本来就是一无是处的文章愤青,结果还是毛用不顶,最后崇祯一刀把周延儒砍了,可是砍了也没用啊。

因为,作为顶级精致利己主义者,东林党只需要与垮塌的周延儒切割,自己继续高喊口号即可,东林依然坚持绝不犯错的政治正确立场,谁能奈我何?

东林这种人,并非恶意误国,但确实是需引以为鉴。

+ooo

周延儒为士林领袖,望重东南,深得帝信任,屡蒙召对,“漏下数十刻乃出,语秘不得闻”,曾于新年时向其一揖曰:“朕以天下听先生”;

凡延儒所请减税、施恩、恤民、拒虏等事,帝皆忻然允许,延儒又言“老成名德,不可轻弃,”于是当时被罢免的名臣皆复;

然财困日窘,虏寇日险,延儒唯抗虏拒和、减税施恩是请,深得士心。及势益急,帝牵恨之,曰:“最恨延儒对朕使乖。”

崇祯十七年,延儒受命缢死。骆养性持旨及吊绳至延儒邸时为酉时,延儒向家人一一哭别,延至二日清晨自缢,又两月,帝于京师自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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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教师回答

查旧课标人教版高中历史教科书、人民版历史教科书及现行新课标高中统编教材,明史部分均无“东林党”字样。

将自我支持或反对观点一股脑归结于历史教材,在理工科教育占主流的当下,是常见臆想。而根据臆想的虚空探讨,无异于一种行为艺术。






图为新教材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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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你扯了这么半天淡,也没说出到底哪个东林党怎么卖国了。

提醒你一下,东林点将录上仕清且没有参加反清复明的总共就仨人,其中还有一个是后来叛投阉党的。

不过以题主的浅薄程度,估计也压根说不出这仨人是谁。


反抗“御匪”抢劫就叫卖国的话,李自成应该是最大的卖国贼,为国包税却收不上来,宁肯到衙门挨板子,差点被打死都不抓那些刁民的老婆闺女抵债,真是死心塌地地卖国啊。

天启皇帝袍服织造费用居然要一百零一万五千四百两,而且从万历朝开始四十多年不停。抗他怎么了?抗他算脾气好的,脾气暴的还要砍他脑袋呢。


还有,东林党不是个组织,是个案子,一个针对所有不舔魏忠贤皮燕子的人的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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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人其实只是中国文人集团的一个缩影,直到今天现代东林党人也多的是。而这些“现代东林党人”,恰恰在一个时期里把握着大陆的话语权,所以才有了这样的结果。

东林党的行为模式是固定的,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特征一:

善于指出问题。

东林党人的记述中,对于明末的各种社会问题洞若观火,这就给人一种“高人”的强烈感觉,震撼力很强。

特征二:

根本不解决问题。

东林党人所主张的那些解决问题的方法,稍微仔细想想就会发现没有丝毫现实意义。

内忧外患当前,他们要求“远小人,近贤臣。”“与民休息”,“徐徐教化”这TMD和没说有什么区别。

特征三:

善于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抨击别人,却对自己毫无要求。

闯军逼近北京,大臣们义正辞严的反对迁都,结果闯军进京,自己跑回家躲起来,崇祯吊死时,身边只有一个太监。

对比一下,你会发现,现在你身边这种“东林党人”也有很多。

你把他们的言论放在一起看,我靠,这都是正人君子啊。

但你稍微了解一下他们的行动,就会发现,这都是什么玩意儿!

南明时期被东林党骂的狗血淋头的马士英,最后不屈而死,但东林党大佬,侯方域、钱谦益,却活的好好的,且都出仕过满清。

早期东林党人还是有几个硬骨头的,比如左光斗、杨涟,到后期已经彻底变成一个只会喊口号,抢权力,颠倒黑白的文人集团。

这和现代“公知”“河殇派”是不是很像?

过千赞更新:

东林党的源起应该始于海瑞(海瑞不算东林党人,但是东林党人的偶像。),成形于“国本”之争,光大于“移宫案”。

这个脉络就很有趣。

海瑞最牛逼的地方就是言行合一,人家说不贪就是不贪,说做事就是做事,说进谏就是进谏,虽然有失迂腐和局限性,但够真实。

要说海瑞是东林党,还真不够格,他根本不想有朋党,更不是为了某个阶层的利益。

东林党人最早出现是因为有人批评海瑞“人品”,顾允成等三人反驳,理由是“真有望之如天上人者”,也就是说海瑞是完人,圣人,所以不容批评。

大家想想,现在谁被某些人推到了这个位置上?

只要是个人,就有缺点,有局限,而“神”没有。

这些人的目的和后来的东林党人一样,就是想通过“造神”,强迫别人崇拜,然后再利用这个“神”的某些观点来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服务。

这样你反对他们,就是在反对“神”,就是大逆不道,绝妙吧?

团结在“神”周围的东林小将们之后抓住了“国本”这个问题,正式成团出道。

所谓“国本之争”,其实就是争“拥立之功”,太子是立兄立弟,本质上屁的区别都没有,又不是万历死的时候朱常洵还没成年。东林党抓住“立长”这个所谓的道德制高点,拼死争的根本不是谁当皇帝,而是谁掌权。

东林党在“国本之争”中的胜利,其实就是他们争取权力的胜利。

搞得天翻地覆一般才登基的泰昌帝,仅仅两个月就因为“红丸案”而死,不甘心“拥立之功”无法兑现的东林党人马上弄了个“移宫案”,于是在天启面前又有了“拥立之功”。

李选侍一个没有子嗣,出身寒门,又不是皇后的妃子,能有多大能力来挟持皇帝?

东林党人才不管这些,“我就是立大功了,打钱!”

天启初年,因为东林党人“国本”“移宫”的“不世之功”,所以大用东林党人,所谓“众正盈朝”,结果呢?

没多久小皇帝就发现这帮人除了会“喷”啥都不行,而且对皇权毫无尊重,于是很快就重用魏忠贤等人,把东林党扫地出门。

读过这一段历史,东林党人到底是“为国”“为民”还是“为己”,稍加思考就可以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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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镜先生司马徽在给学生们的上完最后一节课,语重心长的说道:

你们都是圣人之徒世家子弟,如今天下三分,你们的前辈虽然各为其主,可心志始终如一。

你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无论在魏、在蜀、在吴,都要相互扶持。

将来天下必然一统,胜国弟子要帮败国弟子在胜国立足,大家同气连枝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天子是谁不重要,只要治国就必须用我们才重要。

一会儿你们挨个单独来找我,我会向你们的前辈、师兄给你们每人写推荐信,你们到了他们那里一定要用心辅佐。

有个话我要说在前面,毕竟各国都在打仗,都要死人。为了不让你们互相残杀,让你们始终一体,我会把关系好的人分到不同国家,亲兄弟也会分到不同国家。

如此方能让你们放下国恨,只叙同门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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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08年上海华东师大版历史教科书而言,东林党完全没有出现在课本中——不知道人教版和岳麓版的情况。所以和历史教科书没有关系,不排除是你的历史老师在上课时加进去的。

国内历史著作对于东林党基本持否定态度,比如顾诚先生的《南明史》。

当然大多数人对于东林党的了解是来自于语文教科书中《左忠毅公逸事》、《五人墓碑记》和“风声雨声读书声”等文章。这些文章里的东林党确实高风亮节,阉党确实万恶不赦,而大多数语文老师的历史水平是不足以让学生产生对东林党的辩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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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你高估了史学家这个群体。

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认识水平和社会大众是一样的。

所以出现的情况是,如果名士们演得好,可以欺骗民众,那么也就同样可以欺骗史学家。

甚至史学家本身就有一批人自己就是这样欺世盗名的名士。

在这样的环境下,你要批判这些名士,别人就会以为你在批判他,然后一起来打击你。

弄到最后,能够成为史学界公论的观点,会和历史上原本存在的欺骗观点基本接近。

这基本观点几乎全都受制于社会大规模舆论宣传本身。

东林党在当时就掌握舆论,给自己贴金,所以尽管他们内部甚至出现了为了竞争官位而自相残杀的事情,依旧是名士风流,正人君子。

这个观点在后来并没有被大规模否定。

最后结果就是涛声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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