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撤销西康、察哈尔、热河等省？

看到前面答主

的答案开头提到“西康、察哈尔、热河等省的建立与撤销是原因基本一致”。

我对此有保留意见。

热河省的建立，与西康、察哈尔等省确有一定相似之处，同时还存有与众不同的一些历史点；但是热河省在建国后被裁撤，则与西康、察哈尔等省都不一样，是基于热河所独有的一些历史因素。

一、

热河是在民国初年袁世凯北洋政府时期，被设立为特别行政区；在国民党基本完成北伐，就差关外的张学良还没有“易帜”的1928年5月，被正式设为省。

这个过程其实是在晚清设省时就已经开始的，热河建省的动议在光绪年间就已经被提及，但还没来得及落实，辛亥革命就发生了。

在清朝时，热河这个地区比较特殊，很多情况与西康不一样。

首先，尽管这个地区在长城以北，但是和中央的关系并不疏远，这点与属于藏区的西康和回回的新疆不同。这是因为，满洲人建立清朝，特别强调“满蒙联姻”这一基本国策，从明朝末年还没入关时就很注重加强与漠南、漠北各部蒙古的关系，而热河境内的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围场等地，则是清朝满人贵族与他们的蒙古表亲沟通感情的重要场所，以及招待身份重要的蒙藏黄教僧侣的官方会所。因此，在有清一代，清朝对以承德为中心的热河一带的统治是相当牢固的；避暑山庄、木兰秋狝的塞宴，那是清朝皇室每年都要亲赴的；1860年英法联军打到京津，咸丰也是逃到承德避暑山庄，前后一年多直到病死在那里。

因此，在清朝，热河不仅不是边疆地区，与清廷的关系还非常紧密熟略。

二、

还是在清朝，热河地区紧挨着长城，地理位置比较重要——他的南边，翻过长城就是直隶的京畿周边府先；正东边是辽西走廊和重要城镇锦州；西面是察哈尔八旗。

以这一地区为中心，往西南走，入古北口到北京；往南走到唐山和天津；往东南走是山海关和辽西走廊；往正东方向则是锦州和奉天……皆属人烟稠密的国家首都、重要工商业城市带和交通要道；往正西是多伦诺尔——这个地方在今天不太被人重视，在清朝可不一般，是藏传佛教四大活佛之一、内蒙古（漠南蒙古）最高黄教领袖章嘉呼图克图的驻锡地。

此地位于燕山山脉向东北方向延伸的努鲁儿虎山脉，以明长城为分界线，就是我们常听说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地理过渡带”。从明朝初年开始，这个地区就是历史书上常听到的“朵颜三卫”中兀良哈蒙古的游牧地。到了清朝初年，当地蒙古人投靠满人，后者通过设盟旗制度，在当地划出昭乌达、卓索图两个盟。

因为热河地区具有上述特征，因此从清朝初年开始，尽管清朝对人口流动多有限制，但关内汉族人还是不断向关外移民。位置这么近的热河，自然成为主要的汉族人口接纳地。当地汉族大都来自临近的直隶、山东和河南三个人多地少的大省，以及部分“走东口”的山西移民（山西移民出杀虎口到归绥、包头一带谋生叫“走西口”，出张家口前往张北察哈尔、热河、辽西叫“走东口”）。

热河作为漠南蒙古两个盟的牧地，原本在“盟”之下的行政单位是“旗”，最基层行政单位是“苏木（即佐领，意为箭，相当于满语的“牛鲁”）”；随着汉族移民的不断增加，牧地大片开垦为农田，从清朝中期开始，为了管理汉族移民，首先在当地设置临时性质的“厅”，然后改为永久的“州”和“县”，逐步取代了原先的“旗”。除此之外，因为承德对于清朝皇帝的特殊地位，通过“满蒙联姻”制度，下嫁到当地的爱新觉罗皇族公主，通常也会带上很多旗人包衣随从。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人、近代蒙古族历史学家、教育家汪国钧（卜彦毕勒格图）在民国初年，考察家乡的人口分布，在他的《蒙古纪闻》里就提到，本旗下在王府外街（今属赤峰市喀喇沁王府）世代居住的几百户旗人，是康熙年间随下嫁公主一起而来的。他们当中只有少部分是满洲旗人，其他则是在平定三藩中被俘的吴三桂部原辽东关宁汉军和家属子女，被清军俘虏后归入内务府包衣旗人。此外，当地还有清朝中期不断调集到避暑山庄等地驻防的满蒙旗人，在承德设立一个文职“知府”，还设立一个武职的“热河都统”，通常都由旗人担任。

清朝这个行政规划，本意是在这个蒙汉满三族混居地域实施“按族分治”——依然保持牧业的、蒙古人为主的盟旗，继续采用由当地世袭蒙古王公管辖的蒙制；汉人移民农耕为主的州和县，和内地一样实施汉制，甭管知州还是知县，都是朝廷任命的流官；而在避暑山庄等地，则还是承德府与热河都统辖制实施驻防制度的旗人。

三、

但是，当地的人口流动特别频繁。尤其是热河的地下矿产比较丰富，盛产黄金，因此除了本地人外，还有大量内地人会象候鸟一样，春来秋返，到热河经商、务工、做下矿的佣工。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和不同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蒙汉民族矛盾在晚清道光时期开始激化，而当地政府又没能采取措施化解，只是一味的弹、压、捂，最终导致在光绪十七年旧历十月初十（1891年11月11日），爆发了一场带有邪教色彩的“金丹道之祸”。

从事件爆发到基本平定，前后历时短短48天，仅在敖汉、朝阳、建昌一旗两县，就有大约4~10万蒙古族人和数量大致相当的汉族人直接死于这场动乱。在随后以牙还牙式的血腥报复行动中，惨遭屠戮的，逃避山中因饥馑严寒冻饿而亡的汉蒙两族民众还有20~30万人。侥幸逃过杀戮、心有余悸的幸存者在事后也大都不愿返回故地。在冲突最激烈的地方，数十万具尸骸暴露荒野，“山沟路旁积尸枕藉……埋葬不及，任凭狼犬残食”，尽快掩埋尸骨防止疫病蔓延，成了处置善后事务的平暴军队和地方政府面临的最大难题，以至于在多年之后，山野间依然还有没能殓葬的骨骸，骇人惨象无异于人间地狱。

我在前年撰写《清代旅蒙商述略》一书时，曾专门用其中一章约3万字的篇幅，讲述过“金丹道之祸”的来龙去脉。此文的上、中两部分发布在微博上，谁有兴趣的可以去看：

金丹道事件（上）：

金丹道事件（中）：

四、

导致几十万人死亡，如此惨痛的恶性民族冲突，无论事后采取什么方式安抚，裂痕都无法弥补了。尽管金丹道事件被平息，但当地蒙汉两族关系却处在长期紧张状态中，社会气氛极端压抑。

偏偏这个时候，正处在清朝江河日下，行将灭亡的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热河地区被激化的民族矛盾，就在随后1904年的日俄战争、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再往后的民国初年，被外国势力利用了。

1、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按照双方在谈判桌上达成的瓜分协议，朝鲜、南满和临近内地的内蒙古东部地区（东蒙古），成为日本势力范围；北满、外蒙古成为俄国势力范围。

为了鼓惑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首的外蒙古活佛王公集团脱离清朝“独立”，俄国大肆宣扬清朝已放弃“尊奉黄教”的一贯国策，清廷早已是汉族实力派官员掌权，大小国策已倾向汉人；且此时清廷式微，中国内地革命党作乱猖獗，“一旦汉人革命党掌权，必将对满蒙胡人采取血腥报复”。

为了宣扬这套针对外蒙古的欺骗言论，俄国还想到招揽蒙古人“现身说法”，毕竟同族人之间更有亲和力，本族人更愿意相信本族人说的话。俄国招募了一些蒙古人中的“民族主义分子”、“民族独立精英”做吹鼓手。处在热河的昭乌达、卓索图两盟虽然不属于俄国势力范围，但是当地一些对当初清朝平定金丹道不满的蒙古族人士，在事后纷纷出走，投靠到俄国麾下成为“蒙古民族独立运动人士”，在俄国授意下热情鼓吹“独立”。他们当众的代表人物，有伯颜帖木林·海山（Bayantomoriin Khaisan）、阿勒玛斯瓦其尔、苏达那木、乌勒济（乌利吉）、满都勒图……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出身于热河卓索图盟，都是经历过金丹道事件后，对清朝不满，投靠俄国参与“独立运动”的蒙古知识分子，有意歪曲事实，再以“亲历者”的身份，对金丹道事件加以过分渲染、夸大的描述。

这些人还撰写一份由俄国出钱资助的报刊《蒙古新闻》，印好后，由俄国负责带给内、外蒙古和新疆等地的活佛王公们，一概“赠阅”，不收费用。名为报纸，实则传单。除了文字宣传蛊惑以外，他们还纷纷在内、外蒙古各旗流窜，撺掇各部王公。比如说海山，1911他作为外蒙古活佛王公的“民族代表”，与杭达多尔济（外蒙古土谢图汗右翼左旗亲王）、车林齐密特（库伦沙毕衙门副达喇嘛）组成一个“三人请愿团”，偷越过境潜入俄国，在俄方的保护下到了圣彼得堡，请求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和首相斯托雷平的接见，提出让俄国保护“弱小民族”，支持蒙古的“独立”。在外蒙古“独立”前后，海山是表现最积极的人物。

2、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利用清廷宣布皇帝退位，民国南北议和，无力处置境外干涉势力甘于的机会，俄军在听说武昌起义之后，立即出兵外蒙库伦，公开武装支持外蒙古“独立”。

随后不久，日本也在内蒙古地区开始活动，这就是属于日本对华“大陆政策”当中一个重要内容——“满蒙独立运动”。可以这么说，无论1931年九一八之后溥仪的伪满洲国、抗战前的“蒙疆自治运动”、还是抗战时候投靠日本的蒙古德王、李守信等一干人，都是日本这项分裂中国领土的长期政策取得的成果。

“满蒙独立运动”较早的针对对象之一，就是热河卓索图盟盟长、喀喇沁旗旗主王公贡桑诺尔布。下两图是他在年轻时和中老年时的照片：

喀喇沁是元朝的乌梁海部，属于色目人，和今天外蒙古西部和俄罗斯图瓦共和国的图瓦民族有很密切的渊源。这个部落的祖先是成吉思汗的勋臣者勒篾，他们在元朝末年就完全蒙古化了。明朝末年，皇太极建立清朝，征讨漠南察哈尔时，喀喇沁表现积极，主动投靠清朝，因此被清廷视为“满蒙姻亲”中最值得信赖的蒙古部，该部王公累世与爱新觉罗家族联姻。

因此，尽管贡桑诺尔布也经历了金丹道事件，但他一直忠于清朝，还在晚清“新政”时去日本考察，在盟旗内推行政务改革，引进西方的工厂、银行，架设电报线路，在本旗内开设女子学校，选择成绩优秀子弟出国留学，由他出资支付费用……其种种言行，一向以开明新锐的改革派姿态示人。

在1912年年初，以他为首的一些忠于清廷的蒙古王公，坚决反对清帝退位。在清帝正式退位之后，贡桑诺尔布与袁世凯不和，又拒绝了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要求他去“效忠、投附”的要求，最后竟然在日本的撺掇下，以本盟旗的地产、矿脉或其他权益为抵押，获得日本外务省大臣内田康哉和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直接支持，从日商泰平商社采购军火，通过川岛浪速的亲自策划，由日本军方组织人员押送走私到本盟“起事”，打算凭武力宣布外蒙古“独立”，继而支持清帝复位。

这批军火运到辽宁公主岭一带，被忠于袁世凯北洋政府的奉军吴俊升部骑兵截获。随后，袁世凯软硬兼施，把贡桑诺尔布招到北京，表面上给了他一个蒙藏院的虚位高职，实际则限制他的行动，软禁在京。

五、

从上述这么多内容可知，在晚清到民国初年，热河地区很不太平，内有民族冲突，外有外国势力兴风作浪。而在民国时期，无论北洋还是国民党，对外蒙古地区的总体政策，都是鼓励汉族去放垦，弹压蒙族的活动。在民国时期，无论是热河还是内蒙古其他地区，都频繁发生当地蒙古族的“抗垦”活动。

不久，俄国发生1917年十月革命，苏俄取得内战胜利后，在20年代开始对外输出革命，在外蒙古建立外蒙古人民革命党红色政权。受此影响，内蒙古的蒙古族知识分子也开始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人党）。内人党在随后的活动中，就把建立红色政权的意识形态主张与自身的民族独立、民族自治理想结合了起来。在内人党当中，照样有一只从热河卓索图盟蒙古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派系势力。

有关内人党的一些更详细情况，笔者在这个回答中就不再展开另说了。对于国民政府方面来说，对内蒙古的弹压，就不再单纯是民族问题，还有“反共、反赤化”的内涵了。

民国的热河省地图：

总之，因金丹道事件导致的民族裂痕，在热河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始终存在。直到解放后依然如此，谁都难以放下这个让人酸痛的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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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打开知乎网页，发现这个答案已经快500赞了。

这样吧，趁周一早上忽然有点空闲，我再补充一点内容，说下热河在民国建省、新中国成立后又撤省的一些关键缘由：

热河设立特别区、建省，分别在袁世凯时期的1914年和国民党刚取得北伐胜利的1928年。1955年，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正式撤销热河省，将原热河省所属行政区域，按国务院建议分别划归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先建省，又撤省，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统管、分治”

热河在清朝，行政上是没有统管的，比较混乱，笔记前文说过，金丹道事件是当地官府长期推脱不作为，才导致社会隐患越积越大，最后成了一场全面爆发的人祸。这也和热河当地的行政体系有密切关系。

说来话又长了~~

既然是个多民族、多中社会形态并存的地区，之间就难免出现不兼容的显现。从最基层的行政区划来说：

热河是蒙、汉两种行政制度并存。蒙制的旗，相当于汉制的州、县；蒙制的盟，与汉制的省、道大致相当（因牧业生产的特征，盟辖下有十多个旗，州通常只辖几个县；盟的面积虽然相当于数个州，但牧区人口密度小，人口和州相当，甚至还不如州）。再往上是承德知府（文）和热河都统（武）。看似一府两制条清缕析，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存在各种弊端。县太爷只是七品芝麻官，知州也不过五品，但旗主动辄就是贝勒贝子，盟长更是亲王郡王，皇亲国戚勋贵身段。承德知府虽然是满人官员，但他也没权利去管这些蒙古规则，想去商量事情，见了面都得先乖乖请安。

亲王、郡王、贝勒、贝子……这些清代满蒙贵族的称号，准确的说不是官位，而是爵位。亲王、郡王这种地位，那都是“超品”，即理论上他们比一品大员的架子还大。

清代吸取了前代的一些教训，加上自身又是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对贵族的权利削夺的很厉害，但仅仅限于满洲爱新觉罗皇族贵胄内部，对内、外蒙古地区的王公，清朝对他们不仅没有太多限制，甚至还是放权的。

可能有些人看到这就感觉有些熟悉，这些蒙古王公，那不就相当于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土司吗？那为何不再当地搞“改土归流”呢？

这就涉及到“满蒙联姻”国策中一些更细节的内容，当初在努尔哈赤、皇太极的时候，清朝对蒙古的政策，是“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恩威并举。一些与清朝敌对的蒙古部落，早就被清军打败、肢解，很早就实现了改土归流（比如察哈尔八旗和厄鲁特总管旗）；但是对那些积极效忠的蒙古部落，清朝则全面照顾了他们在本盟旗内的一切权利和世袭制度。

热河的昭乌达、卓索图两个盟，就属于后者。

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热河“蒙汉分治”体系，极端不对称——大致平级的行政单位，官员品秩却高下悬殊，汉制下只有五品、七品的知州知县们，在蒙制亲王衔的盟长、贝勒头衔的旗主面前，只能乖乖的夹起尾巴。官大一级就吓死人，何况还差出这么多，双方根本无法共事，即便注意到本辖区发生的异情也难以沟通。而在他们的更上一级，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更高级的行政官员去管束。

金丹道事件的形成，就是因为当地汉、蒙官员长期隔阂，关系僵硬，各扫门前雪，坐视隐患逐渐积累才形成的。所以到了民国，中央政府在这里建省，一个关键的作用，就是设立一个统一管理全省内各旗、各县的最高长官。甭管你们底下这些蒙旗汉县之间有什么矛盾，现在省长一声令下，你们作为本省的下属单位，必须百分百的执行。

民国本着这个原则建了热河省，但是效果，只能说喜忧参半，算是差强人意吧。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当地的民族裂痕太大了，谁都忘不掉那场吞噬几十万人命的惨祸；其次，1928年热河设省，但是没过几年，就发生了1931年的918事变，日本势力不断向热河地区渗透，热河成了长城外抗战的前线地带，长年受战火洗礼，社会民情更加动荡；1933年，日军大举进犯热河，主持热河防务的奉系将领汤玉麟没能组织有效抵抗，仓皇出逃，导致热河在几天之内就全省沦陷了。

而新中国分隔热河省这个“国务院建议”的核心思想，就是金丹道事件之后，继承延续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在热河地区一直坚持的“蒙汉分治”，其根本目的，就是人为隔开当地依然无法忘记旧痛的蒙汉两族：

A、老哈河以北，西辽河以西，以希拉穆伦河流域为中心所处的热河省中部、北部地区，当地依然以蒙古族牧业为主，划入内蒙古自治区；

B、老哈河以南，热河省东南和南部的朝阳、建昌等，属于山区，半山区，当地与农耕和矿业为主，划入辽宁省；

C、位于热河西南的承德、围场和南部的平泉，最终划入河北省。

六、结语。

当然，热河省的这个划分原则，除了考虑金丹道事件这个历史原因外，还有其他因素。比如说，在革命年代，有一批蒙古族加入我党、我军，为打下红色江山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任何时期和朝代都会存在的“地方实力派”，这些建国功臣身份的蒙古族革命者比较强势，他们的意见，在中央的话语权就很有份量。也就导致今天中国版图上出现了一个从东北跨域到西北，面积近12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面积第三大省级行政单位——内蒙古自治区。要知道，这个自治区不同的地方，完全是不同的风土人情和口音啊（比如说今天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在清朝叫“归绥”，是“归化”和“绥远”相邻两城的合称，从清朝中期开始，因为有大量山西人“走西口”到河套谋生等原因，归绥作为一个地方行政“道”，比“省”小，又比“府”大；在行政上，归绥道属于山西省；到了民国，干脆设立成绥远；也是在解放后，才归入内蒙古自治区）。

至于金丹道事件，在新中国刚成立的5060年代，政治路线比较“左”的那个时期，是被史学界视为与太平天国陈胜吴广黄巾军李自成等性质一样的“农民起义”，我们的历史学家在领导授意下，甚至还强行给这起事件加入“反帝”色彩（在金丹道事件中，建昌县理教教徒趁官府无暇顾及，趁乱焚烧洋教堂，杀死170名中国教徒；西方传教士无人伤亡。尽管这一行为与金丹道教徒攻杀蒙古人没有直接关联，但还是被历史学家拿来做强行结合），但是因为要照顾蒙古建国功臣和新的内蒙古自治区的政治需要，对着一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只能低调介绍。

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后的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突显，其中民间这组织严密、基数众多，有大范围跨省勾连趋势、强效社会动员能力的邪教组织也开始浮出水面，并发生了若干我们都知道的围攻中央党政机关等恶性事件。在如此新形势下，我们的历史学界对以往历史事件的概括总结，也要发生转变了。

对于金丹道事件，如今的态度，是不再说他是起义，但也不立即否认地，而是采取基本不提的“淡忘态度”，让不断沉积的时间和人类的忘性作为工具。

金丹道事件，如今也就成为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了。

笔者用自己在《清代旅蒙商述略》中这一章的开头的几句话，作为这个答案最后的总结收尾：

促进“维护民族团结”，不代表就要对以往历史中发生过的惨痛不愉快事件藏着掖着甚或干脆曲解矫饰，而更应该以客观公正的眼观去直面史实，了解真相，从以往历史中吸取教训，避免人间惨剧重演，这才是维护民族团结的积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