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那么多公知都是高校知识分子？

可能有点长，个别评论员属于看不了三行字，就喊二营长当头炮的作风。

帮您注明一下：

主要讨论方方那个年代的人。

亲此。

勿忘双击下图。

您要是五零、六零、哪怕七零后，说你同学啊、大学老师、前女朋友啊，都可以。

不过您最好自己开回答，我们拼个例好像也不说明问题。

这个问题很有趣。

昨天的真事。

一个国外工作朋友终于买到票回到国外，开始隔离，被安排到一间还不错的四星级酒店，然后发朋友圈：出国这么多年第一次住酒店。

我有一点震撼，这个朋友拿永久居民好多年了，家庭条件不差，至少家庭收入等等比很多我认识的大学老师好。

我也认识一些大学老师，是的，出个国好像很多都是过滤眼镜，只看见美好，和我出国感受完全不一样。

当然，我也不是只看见糟粕的。

比如都说过的段子，我去北欧，赞叹人家工地上蓝领工程师生活好滋润，还有空调房午休室和手工咖啡机，很好喝，嗯……

我去法国羡慕人家服务员一个个衣着个性，不愧时尚之都。

其他不说了，不是旅游频道。

可是，我也看到北欧高物价和难以定居；法语听不懂而且吃饭太贵了……

可能，这就是我和大学老师的观念区别。

我认识的大学老师，出去不管几周还是几个月，包吃包住包玩包翻译，看到的是风景区是商业区是CBD；他们不考虑在这生活会如何，本地人到底怎么过日子……他们去就是贵客，于是以为自己永远是贵客，而对方国家永远把你当贵客。

而我出去，看的是实际工作实际行业，自己去超市，公交车饭馆自己问自己琢磨，接触的本地人都是比较草根的，我可以想象如果公司内部transfer我过去，会不会饿死？

所以，视角不一样。

再说一个段子。

我以前说过，因为英语敢招呼，做过一段涉外三陪工作，外国客商同事过来负责全程陪同和翻译。

各位，这个角色里面，外国过来的客人，就好像我们出国的大学老师；而我就是他们出去以后负责本地接待工作的人。

印象很深，也是一个北欧同事过来，第一天晚上我就带他去上海凯悦酒店顶楼那个无敌夜景酒吧，这货跟个乡巴佬一样乐得直蹦。很简单他们那个城市的landmark是五层楼高。

原话是：打死我也没想到上海是酱紫的！

后来我陪着去北京，杭州，成都觐见了大熊猫陛下，乐得傻逼一样。

回去果然就是一个铁粉了，说被迫答应女儿以后每年必须来一次中国，要看大熊猫。

真事。

以上文字，想说明的就是，人都一样。你一次把他伺候舒服了，他一辈子脑子里只会有那一个片面印象。

中国就是眼花缭乱的夜景➕风景区➕大熊猫吗？中国有一百万一亿甚至更多个侧面，你只看见这几个特别的。

美国只有时代广场，曼哈顿，自由女神像，百老汇，赌城？可是有些出去公费“考察”的大学老师眼里，这就是美国。

美国人天天人手一杯星巴克，逛时代广场，中央公园野餐，曼哈顿去签几个国际贸易合同，然后百老汇看崔娃脱口秀或者音乐会？

就好像我告诉我同事，中国不是天天西湖荡舟喝茶，下午秀水街磨牙，晚上三里屯听相声或者摇滚，然后没事大熊猫馆吃个宵夜。

可是说了洋鬼子也不信啊？

所以我瞎白活半天，估计上面的段子，您也不信。

评论里有替大学老师平反的。

我想了一下，在这回答吧。

是我的错，表达能力不够，不能把所有人所有情况，所有话讲完全了，以后我努力吧。

一方面个例总是存在；

另一方面我忘了提，为什么我认识的大学老师出去“竟然还需要翻译”！

魔鬼都在细节上。

因为我忘了说，我提到的这些老师，年纪都是60年代为主，70年代都不多。

现代人尤其知识阶层出个国……等等，要是近年大学老师，基本上多半都得是国外回来的对不对？

所以时代变了，情况也变了。

回到题目，其实隐含的一个意思“高校知识分子”是方方那一代人，多多少少也得经历一点文革尾巴，后来一路领先时代同龄人，充满优越感，有机会出去公费“睁眼看世界”然后一脸震撼回来的。

就是坐飞机还有茅台酒提供的时代。

仅供参考，别忘点赞。

显然没答到点。

公知肯定是最反动的，但核心原因其实是“不公平”。

在发达地区，高校同级别教师工资收入是不如中小学幼儿园在编的！！！

在发达地区，30岁的公务员工资是30岁助教（现在博士毕业才能当助教，没关系的三年助教然后转讲师，时代不同了）工资的三倍以上！

高校工资，其实主要是因为各地大学基本是统一某高校的，非完全由地方财政负担。所以在甘肃宁夏，可能高校老师和公务员没什么区别。

我现在三十出头，在长三角地区，16年第一年入职某高校加上杂七杂八有六万不到；17年辞职后前两年换高校再入职，这次没有编制，一年到手只有五万了（每周18课时左右）；在编的老师，现在要求一定得是博士（虽然拿到编的基本还是硕士你们懂的），学术好的毕业两年三十岁，也就七八万一年，要35左右混得好才能拿一年二十万，这是要带课题申报等等杂项的。

但我的学生，大学毕业在杭州小学当老师的，入职第三年一年就有二十万了。

所以我们老师聚餐，基本上都是骂自己的职业的，说得最响的是这么一句话：以前大学老师那是先生，是受人尊敬的，现在连（代入某低门槛行业）收入都不如，就是臭狗屁！”

现在都喷国内大学教学质量差，我完全不否认这点。这十年杭州，上海的房价翻了四倍，中小学教师工资翻了一倍，教培行业课费翻了三番，事业单位或gwy实际收入少说翻了两倍，但高校教师收入却不升反降（以前课题工资申报，各种灰色收入现在都不能有了哦），只能说很滑稽。我们学校大课的课时费是100/节，已经算高的了，我16年入职那个才60/节，这课从课件备课笔记等等都要通过层层审查，不定期检查每年期末还要让学生书面评价你的课好不好。

2021年，100元/课，可笑不。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还是无数人削尖脑袋，动用各种关系和金钱想要入职，因为“有面子”。

曾经一个图书管理员，8个银元一个月可以买北京3平方的房；现在内卷到死每年论文，评价肝爆的大学老师，8000一个月，可以买玉门10平房的房。

唯有感恩。

全面的讲，中国高校知识分子队伍里出“公知”，主要有文化因素、历史因素、现实因素。

中国文化可能是世界上十分罕见的热衷于“自省”的文化之一，甚至大胆一点，就是唯一。人类的普遍心理其实是责任外推，当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将责任推到别人头上、推到无法掌控的客观因素上、推到虚无缥缈的对象头上，所谓“shit happens”。

只有中国传统文化，十分热衷反躬自省，这在一些古训里面有所体现，诸如“吾日三省吾身”，“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克己复礼”。中国人的文化信仰体系里占到很大比重的儒释道三家，都十分强调对于自我的约束与反省，强烈反对将责任归咎到客观因素，而是首先自省。

这种文化上的传统，体现在民族集体潜意识上，就是乐于自我剖析，自我批评，将遇到的一切不如意都首先在自身因素上找原因。

比如对于近代以来遭受的欺凌和侵略，侵略者与强权的野蛮、粗暴、残忍、唯利是图，成了整个民族叙事的背景板，没有人把这些东西当做主要因素。反过来，是自己的落后、愚昧、软弱，才是中华沦丧的主因。某个角度来看这么说并不是没有道理，“自体不强，疫病外侵”，这是中华文化哲学根深蒂固的哲学出发点。

这种民族集体潜意识当然无所谓优劣，或者说从根本上讲是有优势的，不允许“shit happens”那么很多时候shit 真的就不happens了。

坏就坏在千万不能被打断脊梁。

一旦被打断脊梁，这种民族集体潜意识，文化上的基因，就会导致层出不穷的“反思专家”，遇事不决先反思，该反思的要反思，不该反思的也要反思，本来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事情他也要反思，别人揍他一顿他反思是不是自己长了一副欠揍的样子，别人骑他头上拉屎他也要反思自己是不是长得像马桶。

当然如果事情只发展到这一步，并没有什么不妥。你固然在反思你的，我不想反思也是我的自由，咱俩井水不犯河水，你觉得自己长得像马桶，但是不要来说我长得像马桶。

可惜shit真的会happens。

当大家都意识到“反思专家”不过尔尔的时候，反思专家们就不干了。差异性不等于优劣性，有优劣之分肯定有差异，但是有差异不等于就一定有优劣，这是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三岁小孩都知道泥巴可以捏个房子、房子却不一定都是泥巴捏的，偏偏就这些反思专家们不懂。

当然他们不干了，这事儿并不一定是因为老百姓看穿了他们连三岁小孩都不如，而是取消了他们“专家”的待遇。本来也是这样，把一个大道糊涂、不明就里的人评为“臭老九”，也算是公平公正。这些“反思专家”应该去书斋里好好待着，弄点自娱自乐也是无伤大雅。当然并不应该揍人家，打人是不对的，特别是不能打脸，三岁小孩也不应该打脸，打屁股就行了。

群众运动嘛，总有一些群众是有火气的，以前以为你是高高在上的先生，现在看来跟三岁小孩似的，难免有火气，有时候就会动手打人。

“反思专家”被打了，那岂能善罢甘休？取消待遇也就罢了，你还动手打人？这怎么得了？

群众运动的年代过去之后，国门打开，巨大的内外落差进一步激发了失去待遇的愤恨，脸上的“五指山”则强化了这种愤恨，所谓怒火中烧、怒不可遏、怒发冲冠是也。别看他们嘴上总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内心里可从来不觉得自己跟那些泥腿子能“均”，是必要留起长指甲、穿起长衫子，慢慢的在柜台上排出“九枚大钱”，教你“回字有四种写法”的。

你让我穷也就罢了，你居然还不给我特殊待遇？

如此一来，文化的、历史的、现实的因素，就齐活了。

我一般称这种人叫做“反思怪”，乃是比反思专家更为犀利的存在，堪称文化上的丐帮帮主，斯文界的“犀利哥”。君子固穷，但是架子不能丢，输阵不输人，耗子见了猫固然逃命要紧，见了你一个青蛙还不得炫武耀威一把？现实里百无一用是书生，所以必须要把你拉进他的战场去，如此才能用丰富的经验打败你嘛。

丐帮帮主那也是帮主，总比你武当派的小喽啰少林寺的烧火匠要牛逼一些。

久而久之，居然还形成了正向竞争，真是奇哉怪也，怪物界的奇观。

你说制度有缺陷，我就得说文化有硬伤；你说文化有硬伤，我就得说人种有问题；你说人种有问题，我就得说这是恶之花绽放的土地。总归就是一条：谁骂得狠谁就是丐帮帮主。如此一来真的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生怕落了个下风，也算是暴论频出、语不惊人死不休。

总关注量就是那么多，这是个存量市场，你不整点出格的东西，有几个人鸟你？

事情发展到“反思怪”这种程度，就由不得你了，你反思也得反思，不反思也得反思，反思得不够就得加油反思，反思姿势不符合反思怪的要求，那就打到你姿势优美、体态匀称。

这是反思怪的本性决定的，他把一种人人都接受的普通伦理，发展成了自己手中争取特殊待遇的工具与习惯做法，比吃饭睡觉还重要，在我们看来固然是走火入魔、利欲攻心，在他自己看来则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心理学上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大部分心理有问题的人是不能自知、自救的，我们那些象牙塔里的反思怪们就是这个毛病。

这时候，病程发展到这一步，他是不允许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跟他不一样的人的。

因为要是大家都跟他不一样，逻辑上说，那就是他不正常。这从根本上否定了他的精神世界，属于釜底抽薪一般的反向证明，他是受不了的。

于是一定要报团取暖、重拳出击、歇斯底里、无所不用其极。

病程终于发展到了最后一步：公知。

普通人的文化上的自省——反思专家——反思怪——公知，病变的最重要一步就是在象牙塔里发生的，病程的终末期会在哪儿呢？要么还是在象牙塔里，要么只能去青龙山精神病院了。

精神疾病可防可控可治，尽早介入有利于预后良好。然而精神疾病还是非常凶险的，任何一种很正常的日常行为都有可能发展成严重后果，我就见过写字写疯了的。反思这种事情本来就凶险，遇事反思一下自己的过错固然没问题，习惯性反思就有一定概率走火入魔。但是总不能因噎废食吧？有人写字写疯了，不等于咱们就得禁止写字。

反思还是要的，我们总不能学人家“shit happens”，确诊人数上百万都是“shit happens”，不能因为几个反思成瘾最终发疯的人就废了这一条。

大家只要多想想：

1、这事儿值不值得反思？

2、这事儿反思了有用吗？

3、这事儿我反思到什么程度算完？

就能将病程遏制在正常水平以内，不至于走上一发不可收拾的进程。

让我用一个回答，把这些公知的皮都扒干净看看吧。
我把他们分为四种人。

第一种人，公知、带路党。

他们中有很多其实是受国外直接资助的，或者是受西方媒体操纵的利益群体。

这里面又分为两类，一类非常直接，就是为了一点利益，甘愿卖身为奴。

还有一类比较复杂，属于自甘堕落。这类人由于各种原因，对我们的党和政府充满敌意，竭尽所能地诋毁攻击，基本没有说服/同化的可能。

你跟他们讲道理是没有用的。

这种敌意是根深蒂固的。

很多，都是40岁往上走的中年人。有的是父辈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吃过苦，有的是自己遭遇过社会的不公，于是全部的怨气都撒到了党和政府身上。

有的是曾见到过西方社会的如日中天，发自肺腑的屈服，有点像《三体》里的ETO，不管三体人究竟怎样，只是表现出的碾压地球的科技水平，就让他们心甘情愿去当走狗。

他们成长的年代，中国还比较贫穷，国外的产品/工业/资本/文化包括餐饮，都是碾压地姿态进入中国，给他们的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有句话叫有人用童年治愈一生，有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这群人就是典型的用一生治愈童年，把童年到青少年时感受到的和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见过的社会黑暗，全部的怨憎恨都倾泻到了自己所在的国度上。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的觉醒，网络也不再是法外之地，他们越来越难以隐藏自己了。

于是，他们开始试图用煽动情绪的话来刻意挑起对立和矛盾；或者用“理中客”的姿态来跟你分析，为什么要批评、唱衰中国。

如果立场不坚定或者缺乏判断，很容易就受他们影响了。

这里面最值得警惕的，是有些人甚至托庇于体制内，吃着饭，骂着娘，砸着锅。

你看他们做的事、说的话，明明很反动，你忍无可忍去揭露、拆穿，却发现他们居然利用在体制里获得的公权力来对付你！

这才真的是举着红旗反红旗。

第二种人，受影响、被带歪的人。

这样的人，越来越成为了网络和社会里的公知主力了。他们都读过书，很多学历还不低，出了国，喝了洋墨水，自以为“思想自由”。

实际上却成了“有知识没见识，有观点没立场”的典型。

这些人以70后、80后居多。学成归来后，很多人进入高校，成了高校里的知识分子。

他们很多人对当年我们的一些教育，特别是马哲、毛概等的教科书非常反感，对政治学习的那一套更是深恶痛绝。

于是，在成长的关键时期看到一代公知的“自由言论”后，很容易就受蛊惑和影响了。

相对于宏观层面，他们更关注自身的感受和情绪，把国际间的政治角力/话语权争夺，简单等同于两小儿辩日之类的文字游戏。

对整个人类社会和历史的残酷发展，缺乏深刻的认识。

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割裂甚至对立起来，鼓吹强国无用论，嘴里喊着“不在乎大国的崛起，更在乎小民的尊严”。

放在《三体》里，大部分就是圣母程心或者拥戴她这样的人。

稍微看看人类历史就能知道，现实世界中，只有个别小国能在国家竞争的夹缝中生存；而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一旦被打下来，就是亡国灭种。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流血牺牲而来。

但他们现在可能会呼吁去反思流血牺牲应不应该，呼吁不要战争。

问题是，近代以来百年屈辱史，到底是谁在制造战争？到底谁是受害者？又是谁在真正保护我们？

对他们，我是真的怒其不行，哀其不争。

他们可能本质并不坏，但是言论又往往无比愚蠢。

你说他们天真吧，又往往文化程度很高。

现在回头去看，疫情初期那些天天喊着要中国道歉的人，大部分都属于这类人。

现在国际上那么多国家耍流氓，吵着闹着向中国索赔。

如果不是我们国家强大了，掌握“真理”了，可能就真的要弄出“庚子赔款”来了。

而那些鼓吹中国要道歉的“二道公知贩”无疑是在给对手送弹药啊！

第三种人，跪族，精神移民。

清明节前的一个月，广州女护士被确诊新冠的黑人男子打伤，咬伤；上海某社区为洋女婿网开一面。

南京日报为基层工作人员殷勤服务外国友人写长文叫好，而青岛的美国人在抗疫一线插队撒泼、扬言让中国人“get out“。

中国发展这么多年了，但有些人就是站不起来。

要么盲目自大，要么全盘否定，都是典型的不自信。

那些出个国就能回来秀优越感的。

那些还在鼓吹要为“外国人”搞超国民待遇的，十万一年送奖学金的，搞个什么伴读伴学。

都属于骨子里没有自己根的人。

都什么年代了，还以为国外的月亮比中国圆？简直是睁眼瞎。

第四种人，头脑不清醒、立场模糊的人。

觉得这个也对，那个也是。

多数普通人，都处在这个层级里。

因为缺乏思考和立场，相信什么，支持什么，会作出怎样的选择，纯看当时的情绪。

所以，一篇刻意炮制的情绪化文章就能让很多人高潮。

很多人以为自己是在转发、点赞某个观点，其实很多都是时候只是因为文章恰好触碰到了自己的某个情绪点，愤怒、难过、悲伤、焦虑……

你只是在为情绪买单而已。


总体上，第一种人，也就是一代公知们已经越来越难混了。

难混，但不是不混了。

相反，他们越来越厉害了，很多人由明面转入幕后，开始走资本、老板或者获取公权力的道路了。

然后，资助、发动、忽悠第二种人去当打手。

同时，通过各种混淆视听、渲染情绪的传媒产品，最终目的，是为了去鼓动第三种人、第四种人，搞颜色革命，街头政治，素人政治之类的把戏。

而至于像我这样的人，估计会被他们列入黑名单吧。

不是因为我有多大影响力。

而是因为我把他们看得太透了。更因为我的立场非常坚定，几乎不具备被他们同化的可能。

我的这种坚定，除了一些朴素的情感，更多的是来源于自身认知的巨大转折。

我从小就很离经叛道，当过好学生，也当过坏学生。

这些年里，更是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从差点被这帮公知带入沟里的愤青大学生，到参加工作后，终于开始学会如何思考和判断。

知道了要做一件事到底有多难，知道社会的一点点改善进步有多不容易。

与之相比，鸡蛋里挑骨头，故意找茬实在太容易了。

再到去深入看历史，自己也出国看了看，和各种行业领域，定居国外的朋友反复交流，对比得出的结论，才有了如今的坚定立场和信念。

而我为什么要来写这些东西？

因为责任感推着我。就像《黑客帝国》里那些觉醒了的人一样，一旦你看穿了这些人的本质，你再看他们如跳梁小丑般故意混淆视听，故意误导大众，挑动情绪，就再也没法视而不见了。

关键是，他们这一套至今还很有市场，还是有很多人会被他们蒙蔽忽悠。

大是大非问题，要敢于亮剑啊！

说到底，我不能把这个蒸蒸日上的社会，这个我所珍视的国家，让给那些根本不负责任，也不热爱这个国家，随时准备把我们忽悠乱了、搞垮了就跑的人。

而我也想不通的是，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社会可以让他们理直气壮地抹黑、打压中国，而我们自己只能小心翼翼地谈论爱国、支持政府了？

舆论的阵地，什么时候要靠普通小老百姓、小年轻们自己去战斗、去坚守了？

对上面这四类人，我们不能一刀切，一概而论。

总体上，应该是教育引导第三、第四类人，要敲醒他们。

努力争取第二类人，但也要防范他们借机生事。

永远也不要忽视和放过第一类人。

曾经，有过群魔乱舞的时代，对这些人而言，很可能是他们“最美好时代”。

随便振臂一呼，写一篇文章，都能有一大群人为其摇旗呐喊。

还有一堆人把他们看成是敢说真话的斗士，是思想家，是启蒙者。

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很多公知都做到了名利双收。

但现在，很多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和民意基础已经越来越弱了。

这才是现在的公知弄得“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根本原因。

以前，随便找一个城管、拆迁之类的，都能掀起情绪对立和舆论热潮。

但现在，政府的应对已经越来越积极，也越来越现代化和透明。

你看，现在的很多执法行为，包括之前处理大闹重庆机场或者澳洲归国女高管的时候，都是全程录像。

以前是怕别人拍了发网上，现在是不怕你拍，我们自己还拍，放到眼前，孰是孰非一目了然。

以前的政府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舆论，面对公知带节奏，只会被动应对，支支吾吾、自乱阵脚。

现在都有了新闻发言人，主动回应关切，虽然还没有完全让所有人满意，但已经比之前进步太多了。

就像差点酿成重大问题的“李文亮事件”一样。

当时一堆国内的公知以及境外媒体都借李文亮事件掀起风浪，妄想把他塑造成西方的民主斗士。

那天夜里我彻夜未眠，一直在关注事件的发酵。

这里面既有很多自媒体和网民自发的同情和悲恸，但也混进了不少带节奏的人，靠着极具攻击性的话语、大量未经证实的“现场报道”，很多人的情绪都被煽动起来，整个网络群情激愤，大有要改天换地的局势。

然后一天之内，我们沉着应对，舆论反转。

第一， 我们先明确了，真正的吹哨人并不是他，而是比他更早、按程序上报的张继先。

第二， 在之前撤销训诫的基础上，及时宣布要对李文亮事件进行彻底调查。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我们亮明了李文亮的真实身份，他绝不是什么西方话语体系里的“吹哨人”，更不是被他们利用的旗帜。

他是我们的身边人，是我们自己教育出来的优秀年轻人，是中共党员，是有责任心的医护人员。

这才是真相。

真言一出，群魔退散。

这以后，我们还给予了倒在抗疫一线的李文亮医生“烈士”称号，举国默哀致敬。

前段时间，我看到美国想要把中国驻美使馆前面的路更名为“李文亮广场”，以此来挑衅中国。

我觉得挺好，美国要以中国的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在抗疫一线牺牲的烈士命名自己国土内的道路，充分体现了国际主义精神。

巴不得，哪天我们去了美国，遍地都是雷锋路、黄继光大道，邱少云广场。


最后我再大胆预测和分析下，我们和这些公知败类们的斗争还将经历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你强大了、就说你霸权。

无论世界如何针对、打压，中国仍然在走向强大的路上坚定前行。

以前，你弱你活该。现在就变成了，你大你不应该。

我们褒扬下中国的发展速度，不行，这是自大；我们讨论下中国的军事实力，不行，这是秀肌肉；我们看到中国发挥大国责任，参与全球维和，更不行，这是在搞霸权。

总之，看着你变强就不爽，就千方百计地找到一个缺点、不足，使劲地贬低、攻击。

我就想问一句，学霸就没缺点了？

批评有两种：一种是为了你好。一种是巴不得你坏。

那些无脑黑的，恶意辱骂的，大概就是后一种。

我们需要的，是善意的批评。

借用一下网络上的段子，这就像你们家儿子一岁的时候刚学会走路，摇摇晃晃。

你是为他走出的这一步而喝彩，鼓励他多走几步呢？

还是一巴掌糊上去，大骂一句：

会走路有什么了不起，老子三十年前就会走了。你看人家隔壁博尔特，一百米九秒多，你就是不行。

孰是孰非，显而易见。

大家都在提问题，但我们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人。

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每一步都非常难，你要提就真的提出建设性意见，站在旁边说风凉话，谁TM不会啊。

第二阶段，你受挫折了、就说你本来就不行。

十多年前上网的人，大概都知道在人人网、贴吧、博客，有一类文章经久不衰，那就是唱衰中国的。诸如：中国必将崩溃，中国已陷入全面后退，中国被围追堵截……

其结果就是，中国在一路唱衰的声音中高歌猛进，直到GDP走到了全球老二的位置。这样的言论才开始渐渐式微，没有市场。

但是，只要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中国一旦出现局部的转折、调整，这些公知马上就又会跳出来死灰复燃：中国再怎么发展，仍然逃脱不了崩溃；中国再次崩溃；中国果然崩溃……

问题是，我们都知道，前进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

伟大复兴不是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更何况现在欧美国家已开始联合起来针对中国（我明天将发文来深入分析这个事实）。

所以，相信我，我在这里立此存照，未来的某天他们一定还会跳出来，开始说中国怎么怎么不行。

就像这次疫情里，美国欧洲如何应对不力，他们从来不说；中国一开始被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个措手不及，立马就被他们描绘成了社会大乱、民不聊生的末世景象。

中国要是真被他们给唱衰了，他们转身可以去抱大腿，才不会管你十几亿人民吃啥喝啥。

第三阶段，你成功了、就说这没有意义。

这是最可怕的阶段，当他们发现用尽手段仍然不能阻止中国真正崛起的时候，就会想方设法去解构这种“成功”。

就像无法打败英雄，那就把英雄庸俗化一样。

“中国强大了又有什么用？”

这才是最可怕，哪怕你取得再大的成就，都能给你消解了。因为世间万物，本来就是可以解构的。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其实说白了，他们都是消极的抓住其中一个方面，无限放大。

什么不利于凝聚共识、不利于发展、不利于社会稳定，就重点讲什么。

我们搞国家公祭日，说你记仇；我们推崇那些英雄，说你宣扬暴力；我们发展快了，说你要等等灵魂、等等道德。

就像方方日记里那句经典的：疫情没有胜利，只有结束。

好一句“没有胜利，只有结束”。我们这么多人的付出，这么多人的牺牲，就白干了？

我就问一个灵魂问题：美国那么牛逼，确诊人数都过百万了，怎么还没结束？

结束。说的真是轻描淡写啊，啥都不干就能结束了？说这话的人得有多不要脸哪！

就像网友楚江笔谈说的：

如果只有结束，没有胜利，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不屈与投降、坚持与放弃、深陷泥潭与快速摆脱有什么区别？如果历史只写着结束、只写着悲痛、只写着哀情，一代代的人们面对瘟疫、洪水、海啸等不尽的天灾和战争、侵犯、掠夺等人祸时，何必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更有意思的是，70多岁还在武汉坚持抗疫数月的张伯礼院士，最近在演讲中反问某些知识分子“家国情怀”何在？

方方毫不客气对号入座，要求张伯礼道歉。

最新的一条新闻里，我看到中纪委网站点赞张伯礼的思政课。

非常欣慰的是，对付这些人，总算不是只靠民间力量了。

鲁迅写过一段话：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著现在，执著地上的人们居住的。

这句话，送给所有的这些既得利益、精致利己的软骨文人。

——

最后，多说一段。

主席当年说过，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只要我们自己不出问题，这些人再怎么闹腾，也不过是跳梁小丑，秋后蚂蚱，掀不起什么风浪。

可以说，中国的大兴盛就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成败在此一举。

我对此充满信心，更相信我们只要我们自己不乱，通过我们所有人勤劳的双手，一定可以走到这样的位置。

有生之年，我们终将见证中国崛起、民族复兴。

而那些公知败类们到时候大概率也还活着，只是已进入到风烛残年，忍受病痛的折磨、内心的不安，见到自己的期盼不断落空，见到自己最不希望的事情不可阻挡地发生。

我相信，这才是对他们这样的人最残忍、最痛苦的报复。

因为留校教书的，都是食什么，什么不化的二三流人才。

真正领悟了规律的人，怎么可能不拿来变现成权势呢？

吃着体制给的饭，打着批评体制的旗号赚钱。

人择原理+幸存者偏差。

民众能够留意到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市场筛选出来的。

就像我们看到了很多有名的“网红”，但有很多不出名的“网红”你并不知道。

市场筛选出来的获胜者有啥秘诀呢？

1，有头衔可以吸引目光，有“权威性”。比如大学“教授”，留洋“学者”。

2，职业吸引眼球，所以经常看到“明星”公知和“创投”公知。

3，话题吸引眼球，比如教给你创业，比如知识学习，比如信各种教派，比如跟乔布斯和盖茨是好哥们。

你看到很多是高校的，因为顶着专家的名字忽悠，出镜率高一些。

其实跟“民科”一样的“民间公知”大有人在，只是没出名而已。

慕强者广泛存在的情况下，头衔、学历、炫富等等标签是吸取流量、获取乌合之众信任的最重要基础。

所以你看到名片上或者个人介绍上一大堆的各种头衔，或者经常晒各种不解地气优越感的。

要小心。

谢邀。

公共知识分子，就是依据自身专业知识及经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讨论的知识分子。

大学扩张都这么多年了，不以高校知识分子为主，难道以小学知识分子为主？

罗翔老师就是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

他有着行业认可的法学专业水平，也具备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他以此来点评时事，提供一个具有可延展至专业讨论的角度。

这不就公共知识分子该干的事嘛。

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存在价值，就是大众面对社会议题，不仅缺乏提出答案的能力，更缺乏发问的能力，是“无知的无知”。

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什么。

妈呀，套娃了。

就像男女平权，大众可以给到情绪和态度，为治理决策提供风向判断。但是具体到女厕所的坑位要比男厕所增加多少、要不要法律来规范、这决策是属于平权还是给了女性特权。

你不得要让公共知识分子参与讨论，为社会共识提供基础知识？他们把问题提出来，大众一想：哦，原来还有这块。

大众也会有很多想法是决策机构无法获得的，讨论过程中，公共知识分子也可以把这些想法提炼出来。上面一看，哦，原来还有这块。

最后大家妥协一下，得个折中方案，这就是政治。

有人说，要不别讨论，直接专业机构来采集意见并决策就好，一讨论就乱。

这种想法没有意识到，国家大量具体决策，都需要足够的民意共识为基础。否则做了好事，民众只有朴素感知，无法理解好在哪里；出了岔子，民众不理解决策逻辑，所有锅都是国家背。

咱不讲意识形态，咱就讲社会治理成本：民众如果无法理解决策机制，实际上就是在消耗国家信用。

我都不知道你在干啥，那关我啥事？

不过有些时候，你是可以完全不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特别是这些决策在相当长时期内会严重损耗民众利益，但是又能在更长的时期内得到持续回报。

说白了，为了效率可以暂时放弃共识。

但是随着发展，你总会走到一个节点上，共识要高于效率，或者需要形成更大的共识。

过去有很多事，你是老师、你是医生、你是工人，上。但是走到一个临界点，你再喊上，人家不愿意了。

共识是一种动员资源，民众理解决策机制，等于理解社会共识是怎么形成影响到自己的具体决策的。而公共知识分子，则是帮助民众理解决策机制的翻译，还是双向翻译。

你要当这个翻译，不得有两把刷子？高校知识分子有不错的专业背景，又常常要教教孩子，天然适合干这个。

每次讲到这，都有人说：王哥，逻辑我能理解，但你看现实都是一票啥玩意。

废话，我自干五这么些年能不知道么。

但你不能因人废岗。照这个逻辑，二十年前咱们可以放弃高尖精工业的投入，你那时候技术水平是个啥玩意？

你当年知道工业体系里需要这些生态位，所以舍得投入；现在社会体系里也需要这些生态位，但嫌现有的货不好，就整个不要了？

努力的方向应该是明确公共知识分子的机制：

像日韩，谁学历吓死人听谁；

像美帝，谁企业牛逼听谁；

像北欧，谁粉丝多听谁：

真的不放心，你把本能寺的职能翻十倍，每项社会治理都有专人面向公众来分析阐述反馈，也可以。

哪种机制都可以，你在公共知识分子里搞私有制、公有制、混合制都行。

但现在就是废了。

公共知识分子的机制基本残缺，主动净化逻辑被打断，再加上一些操作和引导，最后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个群体自行劣币驱逐良币，自我污名化。

于是出现了很多神奇的画面：

一方面，很多人干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活，旗帜鲜明反对公共知识分子。以前还会稍加区分，说反对“公知”，现在已经懒得提了；

另一方面，多数知识分子越来越远离公共事务讨论，但是这个生态位又确实存在，于是大量商业利益驱动的营销号们进来抢占空间。结果是进一步恶化这个生态位的氛围；

还有不少工业党和自干五们，已经不满足于社会治理的分析，尝试提出方向意见。但一旦发出不一致的声音，就迅速被打成“公知”。

大家一起愉快地消灭了这个名词，回头一看，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大的坑。

公共知识分子萎靡了，剩下了一顶“公知”的帽子。

只要你需要公共事务的讨论，你就需要公共知识分子。而社会越发展，利益就越分化，就越需要公共事务的讨论来形成共识。

消灭这个名词，短期来看很轻松，世界一下清净了。但长期看肯定是给自己找不自在：

公众对公共事务讨论的意识也被消灭了。

有着越来越强烈的讨论需求，又没有一个稳定的中间层做双向转化，那氛围嘛，你也不陌生，就在中国当代史里。

说得颓了点，整点好康的。

还是要寄望于00后，他们基本没负担，就算他们很多人已经形成了对“公知”一词的本能厌恶，但是他们一定会形成更良性的生态位。

这个过程肯定很绕，会有很多恰烂钱的、别有用心的、大字报的、口嗨的。

但是我们这票中年大叔阿姨们，应该坦诚地告诉年轻人：

那条路再磕磕绊绊也别过来，此路不通。

因为类似 @申鹏 这样的拿钱写手，是大家伙爱看啥，他写啥。至于写的有没有依据，他不管的。

这样的人，最喜欢忽悠的就是小白。让他们做公知，他们也没那个能力更没那个闲心。

讲知识分子和公知，就不得不讲新中国几次整风运动。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毛主席在会上指出：“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

毛主席强调：“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

这实际上提出了整风的任务。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明确提出在全党开展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的本意，是发扬民主精神，发动广大群众和党外人士，向党提出批评，纠正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问题。

毛主席对党外人士寄予厚望，但是整风运动开始后，毛主席就大失所望，因为他发现党外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们，提出建设性意见的很少，很多都是要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自由和权利，甚至出现很多反动言论，如认为共产党搞“党天下”，提出“轮流坐庄”，想要另搞一套。

一些知识分子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抨击社会主义制度。

在一些人的煽动下，局面日趋失控，北大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引发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民主党派人士卢郁文，在会上对一些过火的言论提出批评，竟然在会后收到匿名恐吓信。甚至一些中央领导也收到恐吓信，对方扬言要其“家人小心”。

对于当时情况，时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邓小平在20多年后追忆说：“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再结合当时的国际背景，东欧刚发生著名的“波匈事件”，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

这样一来，事情的性质就变了。

就好比，你做好一锅饭请人来吃，虚心请大家指出哪道菜不好吃，以便改进，结果人家直接想把锅砸了。

这些现象让毛主席很警惕，他意识到，很多旧知识分子只是迫于无奈加入新中国，其思想并没有改造成功，仍然是右倾反动的。

诚然，纵观整个中国封建王朝历史长河，知识分子都是依附于统治阶级。到了近代半殖民半封建时期，他们大多数人又依附于买办地主阶级，仍然是人上人。

新中国成立才短短几年，他们怎么会甘心和无产阶级人人平等？

当时党外的知识分子，都是成长于民国时期，接受的基本是西式教育，政治思想上普遍亲美恐苏，对我们“一边倒联苏”的政策颇多指责，对国家政策施行产生了负面影响。

毛主席迅速作出判断，认为这是一场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必须打赢这一仗，不然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危险。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于是三反运动转向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好比一根弯了的竹子，你想扳直，那么扳到正中间是不够的，考虑到惯性反弹的因素，你必须往反方向扳弯一点才行。

反右扩大化之后，确实有一些无辜的知识分子被冤枉，给国家造成损失。

1958年夏，整风运动结束。

很明显，这次运动中途偏离方向，有点虎头蛇尾，并没有达到目的。

这就为下一次十年运动埋下了伏笔。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整风运动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那次整风是十分成功的，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此之后，整风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政党建设的一个重要法宝。

但是建国后1950年和1957年连续两次整风运动，都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效果，我认为主要是因为当时面对的形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延安整风，当时党内党外情况都比较简单，涉及范围主要就是苏区，党内目标一致，革命斗志昂扬，个人腐化现象也不多；党外主要是苏区革命群众，都是经过了较长时间思想教育了的，思想统一觉悟较高，所以整风运动非常顺利，没有多少阻力。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情况就大大不一样了。

党内，很多人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了，失去了奋斗目标，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开始抬头。

底层人民群众，大部分是属于原来国民党统治区，并没有受过共产主义思想教育。

党外，上层的民主人士以及资本家，大部分是统战过来的，自身缺乏共产主义信仰，很多人甚至身在曹营心在汉，一有风吹草动就蠢蠢欲动（比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张东荪，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害怕打输，竟然私下和美国特务联系，把抗美援朝的计划和国家核心机密交给司徒雷登）。

连续两次整风运动，都没有取得预想中结果，毛主席可能认为单纯的整风运动已经不行了，需要一场更彻底的革命，公开的、全面的、自上而下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各种阴暗面，才能解决问题。

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而在接下来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又有更多知识分子受到冲击。

纵观建国后的每次整风运动，知识分子几乎都是改造的主要对象。想一想这个群体历史的荣光，对比一下在新中国的地位和遭遇，心怀愤恨者自是不少。

现今高校的知识分子，有很多人要么是当年被批斗者的后代，有的是其学生，思想难免会受影响。

毛主席是建立我们国家体制的核心领导，对他个人的怨恨和攻击，很容易就会转变成为对体制的攻击，就成为所谓的“公知”。

我的宗亲群里就有一位老宗亲，退休教师，出过几本书，也算是知识分子，其父当年就是被批斗的右派，很显然他就铭记于心，三天两头在群里转发那些批判WG的文章，但是从没有引起过讨论，大家基本都装作没看到。

有时候他发的太频繁，也有人会转发一篇深度“粉红”的文章暗暗回应。

要讨论公知的产生原因，就不能避开这段历史。

我们今天评价这段历史，容易陷入两个极端。

一部分人，认为错误很小甚至没有错误，这是不客观的，也对当时被冤枉打击的人不公平。

另一部分人，则借此错误大肆攻击，歪曲事实，说发动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排除异己、树立个人权威，甚至彻底否定毛主席的功绩。这些人里面，应该有不少就是当年受到打击的知识分子或者受他们影响的人。

毫无疑问，毛主席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之一（或许可以去掉之一），但他毕竟也是人，也会犯错误。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所创建的伟大事业，是前无古人的，没有现成的路可以走，必须摸着石头过河，自己走出一条新路。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犯错误，但是他们敢于自我批评，知错就改，所以能一直进步。

有人就说，中国共产党的老师不是苏联么，怎么还要自己摸着石头过河？

其实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差别是很大的，要说清楚篇幅太长，这里就不展开了，简单说两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苏共党内已经出现严重问题了，甚至中共1957年之所以开展整风运动，都有与苏联划清界限清除其影响的目的。

其次，苏联革命相对中国来说，顺利很多，阶级仇恨没有那么深，列宁斯大林等很多苏共高级领导人都多次被流放，最后还能东山再起领导革命。

反观中国呢，别说共产党高级领导，被杀了一茬又一茬，哪怕只是一般党员，只要落入国民党之手，很少有逃出生天的机会。据统计，从1927年412事变到1928年，蒋介石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达33万多，到1932年，超过了一百万。十年内战时期杀害的老百姓，更是不计其数，很多红军战士都有亲人被杀害，大将徐海东一家被杀害66人，其中27个近亲，39个远亲，他家乡整个黄陂县姓徐的几乎被杀光了，连婴孩都不放过。

这个阶级仇恨是非常深的。

新中国成立后，当时阶级对立还非常严重，很多工农群众包括党内干部，对善待原来属于国民党阵营的人士都不能理解，“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这样的话广为流传，所以当运动扩大后，很容易就会释放出这些对立情绪，这些都是导致运动扩大化的一个客观因素。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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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评论区的问题，我也谈谈对于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之间关系的一些看法。

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

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新的社会秩序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制度，必然有一部分人利益受损。评价一个制度的好坏，要看是不是对大多数人有利，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否有助于大多数人生活水平提高，只要符合这些条件，就是一个好制度。

很明显，目前看来，毛主席带领的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这个国家制度，就是一个适合我们的好制度。

对于在变革中遭受不幸的个人，只有顺应历史潮流，向前看，拥抱新时代，建设新生活。而不是自怨自艾，与时代为敌，与广大人民为敌，无异于螳臂当车。

我家在新中国成立时候，因为有几十亩田地，请了一个长工，被划为地主。当时我太爷爷还在世，但是年纪大了，我爷爷不忍心太爷爷受苦，主动替他接受批斗，最后在贫病交加中去世，死时不到四十岁。奶奶不堪重负，加上有埋怨（怨我爷爷去替太爷爷挨批斗），改嫁离去，我父亲八岁成为孤儿，在旁人歧视中长大，因为家庭成分原因，也没读过几年书，历经千辛万苦才拉扯起一个家。

但是我记忆中，我父亲很少抱怨不公。他虽然不懂什么世界潮流之类道理，但是他有一个朴素实在论：现在生活比以前更好了。他说现在普通人生活都比以前地主好，在旧社会，就算是地主也朝不保夕，既担心土匪找上门，又担心一无所有走投无路的流民闹事，总之没有几天安生日子。

其实辩证来看，虽然当时个人利益受损，但是只要制度是好的，社会发展越来越好，长远来说对于个人也并非坏事。

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有个毛病

书念得多一点，就觉得自己应该去拯救苍生了

因为公知的知本来就指的是高校知识分子啊。

公知是一个行业概念，就像“独立音乐人”、“金融民工”一样，而不是一个政治观点。你们所批判的政治光谱概念上的“公知”其实指的是自由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与之对应的是集体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

有的高校知识分子比较低调，要么不说话要么只在上课的时候说，这就叫“私知”；有的比较高调，喜欢写文章或者上网发言，就叫“公知”。

难不成你们以为公知的知是知乎的知？

其实就是懂帝人格+史书读少了。

这位老哥说的好，中文系和历史系，一般出不了公知，暴躁老哥和愤青倒是层出不穷…………

我觉得他们从一开始源头上就不对劲。

我也是最近才怀疑这个问题的。

以前的历史书经常讲一个事情，就是农民起义胜利果实被窃取的问题。好像农民起义就分成两种，一种是被镇压了，一种是被窃取了。

我就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总是被篡夺被窃取呢？

这个胜利果实被窃取的观点流传很广，以前的历史书基本上都是持有这样的观点。说起来似乎还被认为是很马列主义的观念。现在这个观点也仍旧在保持，有的人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分析，总结出了“农民阶层目光短浅、缺少远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重视读书人”、“心胸狭窄”之类的问题。

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因为这些话说白了就是侮辱农民，明摆着就是和“人民群众是最伟大的”观点针锋相对。那么这种结论真的没有问题吗？

其实前些年我还遇到过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所谓“为什么草根出身的开国皇帝更喜欢杀功臣”。

后来我调查了一下，发现所谓草根出身的开国皇帝云云，这不就是说的刘邦和朱元璋吗？然而这两个皇帝在这件事上都是不成立的。

刘邦所谓杀功臣，就是消灭了异姓王。异姓王属于反项同盟，在实现国家统一的道路上本来就要消灭他们啊。最著名的就是杀韩信。而且杀韩信还是吕后自作主张，在萧何的配合下杀的。萧何算不算草根出身呢？问题在于，韩信是在刘邦危难时刻要挟刘邦、从下属身份变成诸侯身份的。这样不肯做功臣非要去做异姓王的人，刘邦在捕获他之后也仅仅是废为淮阴侯。刘邦手下封了一百四十多个列侯，有人统计说，包括韩信在内，总共可能就杀了两个。像阳夏侯陈豨，公开造反，结果被刘邦亲统大军斩杀。这杀得没什么问题啊。

而朱元璋就更有意思了。所谓“火烧庆功楼”，说他假意邀请功臣饮宴，趁机烧死了他们。这干脆就是谣言。这个谣言干脆就是把明朝初年战病死的功臣全部说成是被朱元璋杀了。而著名的空印案蓝玉案胡惟庸案更了不得，干脆将所有波及人员全部算成被杀。然而人们考察史料发现一些案件里面点名论死的要犯都没杀，并且史书本身记载的也是几起案件合起来有可能上万。结果被说成每次都杀了好几万。于是轻松得出了朱元璋嗜杀的结论。

这样一来，观点根本不成立。然而这样不成立的观点却流传得到处都是。

人们很容易就会注意到，所谓“草根出身的开国皇帝更喜欢杀功臣”，本质上就是在嘲弄人民群众。说得直白一点，这些人骨子里就是想嘲弄我国。

农民目光短浅？“肉食者鄙”出自《左传》。

农民心胸狭窄？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这样我们回过头来看所谓的农民起义胜利果实被窃取的问题就清楚多了。

我们可以仔细看看历史。第一个农民起义建立的王朝是汉朝。汉朝的时代是什么样的？在汉朝之前，经过春秋战国几百年的社会改革，封建领主制时代走向终结，以学习三晋厉行耕战而崛起的秦国废除了分封制，确立了地主私有制。但是，“贵族出身”（这四个字专门加粗）的秦始皇残忍好杀，横征暴敛，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导致秦朝民怨沸腾、二世而亡。随后刘邦重新打下天下，建立了汉朝。汉朝建立后，迫于形势，继续实行了分封诸侯的制度，但是刘邦消灭了异姓王，缩小了各地的分裂性。随后汉朝继续努力，平定七国之乱，打击了诸侯国。最后实行了推恩令，将诸侯国实际上架空，最终实现了大一统。经过汉朝多年的发展，地主私有制取代贵族领主制成为主流。战国社会革命最终取得了彻底成功。可以看到，汉朝显然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

那么我们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当初的学者就非要提出一个“农民起义胜利果实被窃取”的结论呢？你们那么有本事，你们来说一下，刘邦这个时代，能够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他不建立封建王朝他建立什么？

按照当时那个时代的历史标准来说，汉朝是不是进步的？

进步的怎么就失败了？

胜利果实怎么就被窃取了？

西周封建制恢复了吗？

春秋战国分封制恢复了吗？

来来来，你说说看，这失败在哪儿？

要说失败，东汉王朝建立才能谈得上是农民起义失败。而且这个也不是胜利果实被窃取，就是失败了。赤眉军被刘秀消灭，起义失败。就这么简单。刘秀搞的是豪强地主经济，是对于西汉王朝后期逐渐严重起来的土地兼并问题的妥协和让步。刘秀当然也认识到这样不行，也想搞点改革，但是搞不定。刘秀这个事情说窃取还差不多。

然后三国魏蜀吴都算不上窃取胜利果实，因为他们本质上都是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而且最后他们归并到了西晋王朝里去。西晋王朝是东汉以来社会反动性的集大成者，结果就是社会进一步反动，很快就神州陆沉了。

你看，农民起义胜利了，我们迎来了西汉王朝封狼居胥的绝世辉煌；农民起义失败了，我们迎来了神州陆沉亡国灭种的惨烈危机。

农民起义的进步性和剥削阶级的反动性，对比过于鲜明。

那么他们怎么就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呢？

我们再看隋唐。隋朝是贵族篡位建立的。隋文帝横征暴敛，灾荒不救，一味囤积粮食。隋炀帝更加是好大喜功，劳民伤财，据说这货干出过一次赏赐突厥上千万匹布的事情。于是经过十四年胡作非为，隋王朝灭亡了。农民起义遍地都是。最后同样是贵族出身的唐朝建立了起来。唐高祖李渊充分表现出了贵族的心胸狭窄。他把抓起来的反王都杀了，不管说得好不好听，哪怕是拐着弯奉承他的，他也听不出来直接杀了。蠢成这样，就因为有个好儿子李世民。那么唐朝是怎么过日子的呢？均田制。打土豪分田地，这就是唐朝执行的政策。而且唐朝初年，各地士绅因为惧怕农民起义，甚至到了宁死不肯去做官、需要被唐军绑起来押送就任的奇观。旧文人不敢直说原因，就说当时士人不乐仕进。我呸！不就是杀怕了吗？

还有说朱元璋如何的。朱元璋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建立的明朝？你们喜欢的不杀士大夫的宋朝把整个天下都葬送了，老百姓混得连字都不太认识了。朱元璋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重建一个比较传统的中原王朝，这已经相当给力了。还要什么自行车啊！再说明朝干得挺不错了。人们甚至总结说中国古代王朝寿命越来越长，举例子的时候就是拿两汉唐宋明清说的。但是没有明朝的话，这个所谓寿命越来越长是不存在的。而且清朝比明朝短。就时代的进步性来说，明朝明显比宋元进步，而且明朝的统治又比大兴文字狱的清朝进步。

这些观点，又是什么草根出身心胸狭窄啊，又是什么农民起义胜利果实总是被窃取啊，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拐着弯子骂人。

我们很多人脑子里的古代社会，实际上就一段儿：清朝入关。

李自成山海关失败，是某些人日思夜想都幻想着重演的历史，所以他们讲历史想历史都是围绕着这一段来讲的。他们讲这一段的目的，就纯粹是为了影射。

这是从根子上就有问题的一群人。

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在民国时代那个风雨如晦国难当头的时代里，能够安安稳稳拿着高薪扯闲篇的学者，不说没有好人，主体肯定是有问题的人居多。就比如说胡适这样的自私自利的人，全面抗战爆发前，形势那么紧张，他和汪精卫这些人一起搞低调俱乐部，声称不要刺激日本，抗日的调子要低些再低些。就连1945年还在和日本秘密和谈的蒋介石都看不下去了，把胡适送到美国去争取抗日援助。结果胡适大概是觉得中国完了，一心一意在美国给自己争取利益，甚至阻挠美国援华。近些年还有人吹胡适年青时的一些人文主义言论，说他这个人多好多好。我看不是胡适多好，而是有些人喜欢卖国求荣。

在这样的氛围影响下，即便后来有人真心想开展历史研究，也很容易被带偏，以至于很难得出可靠的结论。

不是说以前的学者都有问题，而是在这样的氛围下，他们很难突破这样一个谬论圈子。

但是，不论有心还是无意，这些谬论都已经足以在高校知识分子的头脑中制造巨大的认识误区了。

原先手机还只能发短信的时候，我就因为一些人说抗美援朝得不偿失损失巨大的问题和其他高校的人发短信吵这个问题。我们从鸭绿江打到汉江，先后收复平壤攻下汉城，从美军手里夺取了两个首都，怎么就输了？就在此之前五年结束的抗日战争中，日本还屠杀我们的首都呢，我国付出了军民伤亡三千多万的代价，那还是赢了呢，怎么抗美援朝打得美军今天说死了三万明天说死了五万连到底死了多少人都讳莫如深的地步，你就说我们输了？你们说的“我们”是美军吗？

还有的人在中美贸易战的时候说，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说美国制裁中国是正常的，你一个中国人为什么生气。我就不明白了，我分析问题的时候能够从美国的角度看美国制裁中国的原因，但是我依旧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生气。我觉得我才是理性客观的。你一个中国人为什么站在美国的立场上？你那叫中立吗？中立什么时候等于站在欺负人的立场上了？就是中立你也应该生气！

这就是高校实际流行的风气。

厦门大学汉奸博士公开发表反华言论，这种事情其实在几十年间长期存在。有的学者因为痛恨这样的风气，一怒之下拒绝评级，终身去做讲师。可是这除了让他自己缩小影响力之外，并无意义。

公知是高校知识分子，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他们不是农民，所以农民被侮辱他们不敏感。他们不是开国功臣，所以开国功臣被侮辱他们不会感同身受。这些人以为自己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然而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其实就是一群猴子。

掌握知识财富的知识分子群体往往来自于和依附于旧的剥削阶级，通过讨好散在各处的中小剥削者以分得一杯残羹冷炙。这就导致他们的主流必然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过去我说儒家就是这样。他们对剥削阶级往往从道德上进行口头约束，对被剥削阶级则往往动用国家暴力机器进行实质性约束。那些依附于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往往都具有强烈的儒家潜质。这些人在迎来送往间都要仰人鼻息，要依附于社会上那些豪强地主层次的人士获取利益。而且由于这些人热衷于从社会公共利益中盗取财富，所以这些依附型的知识分子和被他们依附的中小剥削阶级，天生就和巩固统一的国家政权矛盾。不论国家政权是封建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这些团团伙伙都喜欢挖墙脚。无限制地获取超额利润是他们的唯一目的。原先和这些人打过一些交道，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个个都是写作文的好手，至于写的什么，只要不妨碍他们的利益，只要可以获得利益，那么他们全然不管。

猴爬杆儿，不过如此。

但实际上，小粉红和民族主义暴论者才是高校知识分子。

比如那位对内劝少数民族归化，否则肥皂见；对外让我们通过去美国抢普通白人房子和牛排来提高自己生活水平的某大V。

他的暴论影响了知乎几十万人。让他们学会把个人生活水平和民族对立，国家对立持续、稳固地联系了起来。让他们相信在美华人天天活在ak枪击和集中营的威胁之下，让生活在不同国家工作、学习的中国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恶毒嘲讽。

这才是高校知识分子能产生的对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产生的最大的危害，堪比中国红脖子。

ps：入关学有很多可取的部分，但似乎这位大v的贡献只有将其暴论化。真的是去其精华，取其糟粕。辅以只输出情绪，不输出逻辑的不辩经，在重大关键问题上不表态，笑看民族主义愤怒之火在周围燃烧，真乃民族脊梁，青年的希望。

因为他们渴望政治权力，又脱离基层，缺乏实务能力，如果从政是不可能被现有体制吸纳的，只好想办法另辟蹊径了。

我最早认识到公知群体对权力的愿望，大概是大三时，我们有一门市场经济的选修课，上课的老师——我都忘了他姓什么了——就是现在所说的公知一类人，不过那时还没这个词。有一次他在课堂上点评起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政策，肯定市场改革的大方向之后，对1980年起政府的每一个具体的做法全盘否定，按他的说法就是做一件错一件，一直混到现在也是奇迹了。我坐在下面也不在意，你姑且一说，我姑且一听就得了。然后说着说着他突然停下来，站在讲台上侧对着我们，双目失焦，似乎是自言自语的念叨:"什么时候，大学教授能坐在市长的椅子上，事情就好办了……"

中国大学文、史、哲、经济圈子里的那些学者教授，古代社会可以对应的就是"士大夫"这个群体。虽然经济基础大为不同，但现在这些人也算高收入群体，而且生活环境相对宽松闲适，经常有机会对政策问题发表意见。受到历史惯性影响，他们自然会产生一种士大夫的意识:在古代，他们是能够与君王"共天下"的，是事实上的国家统治者。曾经阔气的要复古，他们想恢复往昔的荣光是很自然的事。

士大夫作为统治集团，只管决策，具体的执行要靠胥吏阶层，有点西方政务官与事务官的意思。现在中国实际走的是官吏一体的路子，想从政要从基层公务员做起。公知们不愿走这条路，一方面是面子上拉不下来，另一方面也是实在干不了。所以他们觉得还是民主选举好，对自己的嘴皮子功夫有迷之自信，好像拉选民也像讲课一样，没人敢反驳我。其实政客也要深耕基层，见选民说各种讨好的话。那种高高在上教诲人的态度谁都不喜欢。中国就是搞了西方式的选举，他们也是没机会的。

说点题外话，搞经济研究的，不论什么流派，都只能作顾问和幕僚，不能作官。因为他们接受的全部训练，就是给社会运行建模，据此提出解决方案，这就不可避免的要把问题简化，将一些因素"忽略不计"。偏偏那些被忽略掉的可能会要人命。社会工程之复杂，无法通过任何固定的模式来管理，人的经验和直觉这些偏玄学的东西就会派上用场。

看了许多高赞答案，觉得缺了一个视角。知识分子的这个特征可以从东林党时期找到根子。而更深的根子是精英心理学(全世界通用)。

你可以想象一下，你从科举(高考)的千军万马中搏杀出来，你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精英没错吧？

咱们持中一下，假设你去企业上班，你会对一个“本事一般般”(这里用引号的意义既有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单方面认知的)的上司或老板服服帖帖吗？

这个时候，最吸引你的口号或价值观是什么？

没错，东林党信奉的是“天子与士大夫共天下”。说白了，精英们要的是话语权，就是影响世界的权力或解释世界的权力。所以东林党特别喜欢对这个世界逼逼刀刀。

现代最打动精英的口号自然变成了“脂油与皿煮”。这社会的问题，我能看出来，你不让我参与，不让我四处说，那简直是不共戴天。

到这里，精英心理在东西方都相同。其后有了小小分歧。

西方把话语权范围稍微扩大到了表面的“人人”，人人生而平等嘛。但黑人，妇女，非欧洲人算不算人，以后再说。所以他们的精英意识扩大到了人种区分。双标到这个阶段才显现出来。也就是说，你中国人，日本人可以随便BB, 我把你们当土鳖，听都懒得听。(新冠这次又一次实操了一遍吧？).

但中国精英是想把话语权留在”士”这个阶层。所以他们被禁言时想的是“脂油”的口号。但他们如果被怼，行动起来却是“删贴，拉黑，扣各种帽子”。

当然，他们和西方精英也没本质区别，都是认为欧美是精英，中国的普通人不应该有话语权。他们渴望与欧美共天下。告诉他们，我跟你们想得一样，与这帮low b不同。

他们不能意识到：

1. 对许多普通人来说，话语权并不重要(或那么重要)，他们更在意他们自己获得结果的公平公正。而这个并不是光“皿煮脂油”可以给的。
2. 非精英与精英真正平权对喷时，祖师爷欧米也解决不了。最近的乱象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大爆发。之前是被资本主流媒体这套体系控制住了。
3. 自己的精英可能只是精英在学习能力和某个专业领域。写小说的，画画儿，教书的，可能在社会政治领域实际是个白痴。
4. 实践经验的极度匮乏。

这些可能都是通病。

真正显示一个人非蠢即坏的，是：

双标

高校（尤其是我国的）这一特殊平台，营造了公知的生存环境。

不少高校知识分子有编制，有职称，有地位，有稳定且相对优厚的收入。

他们就特殊在有这一亩三分地。

向下，脱离了劳苦大众，不用像苦哈哈们那样疲于奔命忍气吞声。

向上，绝大多数又尚未涉足权力中心，不需要心系万民如履薄冰。

向内，铁打的高校，流水的学生，而学生的地位自然低于他们，极难发生平等的对抗。就算跟其他知识分子有冲突，也局限于高校这个小圈子。

向外，有机会借助市场经济的大潮变现，却又不至于被资本鞭笞得很惨（前面说过，他们有高校体制内一亩三分地，算是有所倚靠），相反，资本慑于他们的人脉，地位，多数时候还得陪着点儿笑脸。

由此便形成了国内高校的特殊生态圈。

他们像不像古时候的“举人老爷”？

首先，不是白丁，自然少受民间疾苦。

其次，不是进士，远离朝堂刀光剑影。

又不是纯粹的商贾，称不上彻底的自负盈亏。

恰好只是举人。

各个盘子的便宜都能沾点儿，但又不完全承担各个盘子的责任和风险。

这种特殊的生态会形成一个特征：

他们其实根本就没有稳固的立场和阵营。

就连崇洋媚外都只是假象（否则，同样是外国，有多少人吹嘘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南斯拉夫？）。嫌贫爱富，恃强凌弱才是信奉的真谛。

他们唯一的天敌恰恰是赐予他们一亩三分地的体制（能赐予自然也能剥夺）。

而为了制衡体制，保住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不被剥夺，他们也需要动脑筋。

他们也许不懂大事，但在小事上相当鸡贼。

团结群众？不屑于。

向上爬，执掌权柄？多半没那本事。

驾驭资本？其实很可能不擅长。

便宜要占，既得利益要保，又不想太累太难太险，怎么办？

最好的办法就是当公知。

一旦南明小朝廷，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史可法，郑克爽，准噶尔……都亡了，大清就可以肆无忌惮的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

他们必需虚构完美的“外国”，“圣君”，“别人家的xxx”，以道德绑架自家体制，令其时时刻刻有所忌惮，不敢随便动他们的一亩三分地。

“公知”从来都不是一种主义，而是一门生意。

因为高校中的环境所致，跟权力容易滋生腐败一样！

《神雕侠侣》中杨过为什么会相信黄蓉编造的小龙女是被南海神尼救走的，这种放在普通人身上绝对不会相信，但杨过却深信不疑的谎言？

主要是因为杨过的成长体验所致。杨过的成长可以算的上是把奇遇当吃饭睡觉一样普通来过的，蛤蟆功、全真派的独门内功心法、玉女心经、九阴真经、打狗棒法、玉箫剑法、弹指神通、独孤九剑练功法门，这些任意一门功夫都是绝学，普通人获得一样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结果都被杨过日常搞定了。

放在杨过身上和认知上，肯定觉得这很普通，奇遇少才有问题。所以当黄蓉随后编造的谎言放在普通人肯定不信，但是杨过却深信不疑，无他环境也能影响人。

高校这种环境，有不少老师是不参与生产，不参与政治，不参与文化传播，放在毛选的标准里，是属于脱离通过实践来提升认知的环境。换句话说，高校的生存环境跟现实接触很浅，很容易给高校的知识分子们造成错觉。

高校的学生还好，学个几年步入社会步入职场，参与了实践，会在实践中慢慢看到真相，但是高校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一直在高校，一直没入社会的部分知识分子们，容易在这样环境中产生幻觉，以为高校的生存环境就是真实的世界。

在不生产的环境中待久了，很难去关注生产的不易，生产好的一面，也就是社会好的一面，社会中进步的一面，但是对社会中不好的一面却会格外关注，最后就容易产生社会本来就这么阴暗的观念。其实只要切身实地的去深入到了实践，了解社会进步的一面，努力的一面，很容易就会改变，连农民都知道国家这么多年的改变，让农民享受到了社会发展的好处，不好的一面跟好的一面对比起来，当然是好的一面更多。

然后再道听途说，或者去国外游玩一次，凭借国外好的一面的印象再跟国内不好的一面做个对比，尤其觉得国外好，最后成功进化成公知。

站在了公知的立场，最后很多观点都会带有色眼镜来看，脱离客观事实，变成恨国党。

不过高校的生存环境只是环境的一部分，周围的家人、亲戚、朋友在生产环境中的实践也会影响到这些人，现实中的交集会把人拉回来，只有少部分人本身就是立场有问题，或者中毒已深实在是拉不回来，最后成了公知。

壹

6月20日，湖北大学通报了对梁艳萍的处理结果，包括开除党籍、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停止教学工作，并且记过处分。

由于梁艳萍常年发布精日、港毒言论，这个处理结果不算重，只能说正常。

然而，方方老师看不下去了。

她在微博上说：“湖北大学给中国的大学丢脸了，也给湖北丢脸了......极左团队和网络流氓绑架了湖北官方。”

看看方方老师的话术，太精妙了。

她的意思是，官方处理梁艳萍是被迫的，其实官方也不愿意，梁艳萍没有错，方方更没有错，错的只是一小撮极左分子。

短短一句话，就把官方和她们绑定在一起，深得统战的精髓。

但是方方老师，时代变了。

不管话术再怎么精妙，那个任由她们纵横捭阖的时代，再也回不去了。

因为知识越多越反动。

现代各学科体系都是外国人建立的。

理科学者都知道道法自然，科学无国界，虽然科学家有国界。

文科学者就懵逼了，被洗脑洗的妈都不认识了，而且洗脑越彻底，混的越好。

这样的情况下，当然就认为西方一切都是最优解。

这里面确实有名利方面的考虑，但确确实实是结结实实的洗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