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的“三光”政策为什么失败了？

三光是个双刃剑，你杀光，烧光，抢光就是一个强化版本的坚壁清野嘛。但是事实上，在古代，也没有几个政权会执行坚壁清野的战略方针。因为毁掉一个区域很容易，但是要建设一个区域就很麻烦。所以日本的三光政策也没有实行得很严格，早期会比较强，越到后期越难受。

如果日军实行的是，打土豪，分田地，鹿死谁手犹未可知。。。。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我认为也不完全是因为原子弹，原子弹只是加速了这个进程，军国主义国家一般是打到最后自己爆炸了。就算小日本征服全中国，他的野心还是会让他继续打越南，印度，菲律宾，甚至他觉得他可以打苏联，他会一直打下去。。。直到被撑破。

日军三光其实就是得罪了所有人，把所有的老百姓都逼成了抗日的队伍，本来人家就想有口吃的，不太关注时局的变化，你这么一搞，我家破人亡，地没了，房子没了，老婆没了，院子里的鸡都没了，那还在乎什么，豁出一条命抗日去了。

“海燕啊！多长点心”

侵华日军“三光”政策没有失败，长城内外千里无人区，其它答主是不是学阎连科忘了ㄟ( ▔, ▔ )ㄏ，你们还要多读书。

侵华日军在河北 (包括今天河北省及北京、天津两市) 制造“无人区”, 从时间上的分布来看, 1941年秋季以前, 虽然伪满日军已经开始在长城沿线制造“无人区”, 但还只是小规模的、试探性的行动。1941年秋季以后, 日军把制造“无人区”作为既定政策, 开始大规模、有计划地制造“无人区”, 并在随后的两年 (1942、1943年) 达到高潮。此后, 侵华日军的这一罪恶行径一直延续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才告结束。

从空间上的分布来看, 日军制造的“无人区”, 大都是在山区抗日根据地与敌占区的接壤地带。据抗战胜利后晋察冀解放区对侵华日军在边区制造“无人区”罪行的调查, 在河北境内的“无人区”主要有: (1) 热南“无人区”:包括热河之承德、兴隆、平泉、青龙、滦平、凌源及河北遵化、迁安、密云等九县之大部, 东西长七百余里, 南北宽60里。 (2) 热西察南“无人区”:包括热河滦平西部及丰宁县, 察南之赤城以东平北密云等县之大部, 东西长200里, 南北宽40里, 东面与热南“无人区”相接连。 (3) 灵、行、曲“无人区”:系1941年敌人“扫荡”挖封锁沟时所制造, 包括行唐、灵寿、曲阳沿沟附近10里以内村庄, 这一“无人区”地带一年多后即被我摧毁 。

侵华日军制造“无人区”的主要意图, 是实现所谓“匪民分离”, 隔断中国共产党和抗日军队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因为, 日本侵略者在残酷镇压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过程中, 认识到单纯依靠武力讨伐、围剿非但不能扑灭日益高涨的抗日烽火, 而且往往适得其反, “不仅丧失了民心, 而且还在促成抗日战士的团结, 培养战争技术方面做出了贡献”

1942年10月29日, 承德日本宪兵队本部在其《灭共对策资料》中露骨地说:“鉴于冀热察国境地区当前的情势, 其根本第一要谛, 无论怎么说, 也在于匪民分离, 这也几乎是担负保安重责之吾人, 在灭共对策上最应建立功绩之处。"而“集家并村”, 制造“无人区”是实现“匪民分离”的有效措施。“所谓集家, 即将可能成为敌人游击区的国境地区内的居民, 集结于我方据点, 或其近旁地区, 使之与敌人的活动完全隔离, 而由我方掌握控制, 乃可彻底封锁扼杀敌人之所谓人力、物力的动员工作。”因为“民众的支持, 乃是彼等的依靠”, 集家并村, 制造“无人区”, “能切断其与民众联系的纽带, 救命之纲绳, 此实乃致命的打击” [2] (P6～7) 。

二、河北主要“无人区”的形成

(一) 长城沿线“无人区”

长城沿线“无人区”, 实际包括了上面提到的热南“无人区”和热西察南“无人区”两部分, 系由伪满和伪华北日军共同制造的, 地域涉及今天的河北、北京、天津、内蒙古等省市, 但主要是在河北境内, 总面积达50 000平方公里。它是侵华日军在华北最早开始制造的“无人区”, 也是面积最大、存在时间最长的“无人区”。其制造与形成的过程, 大致如下:

1.从小“集家”到“国境地带无人区化”方案。据日伪档案记载, 伪满在长城沿线实行“归屯并户”, 建立集团部落, 始于“康德八年即1941年, 地点、范围是丰宁县东卯地区及滦平县于营子一部分地区 [4] (P609) 。但建国后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工作者的调查显示, 侵华日军在长城沿线制造“无人区”最早开始于1939年冬。是年11月, 为了覆灭活跃在热南山区和长城沿线的八路军游击队, 伪满日伪在兴隆县蓝旗营子乡北榆树沟、横河川北部山区、黑河上游等地村庄强制实行集家并村。姚依林写于1940年的《冀东游击战争是怎样坚持的》一文也证实了这一说法:敌人的五次扫荡失败 (1938年9月到1939年春) 后, 又于1939年青纱帐倒后开始了第六次的扫荡, 并在军事上开始了新的布置, 其中一项新措施, 就是 “开始实行并村办法 (我X队活动的热河南部承德附近, 并村的办法已开始实行) , 企图减少甚至消灭山沟小道中三五户的小村庄, 便于其军事政治的控制, 增多我游击队活动的困难” [5] (P29～30) 。该文虽然没有说明具体的时间、地点, 但显然与兴隆县党史工作者的说法是大致相符的。1940年秋, 伪满日伪又在兴隆初步试行“西南地区治安肃正政策”, 实行第二次集家并村。但在八路军游击队支持下当地群众激烈反抗, 伪满日伪推行的两次局部小“集家”均宣告破产 [6] (P91) 。

局部小“集家”失败后, 丧心病狂的日军于1941年5月起开始酝酿在长城沿线地区大规模制造“无人区”。1941年5月、9月, 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日本关东军防卫司令部分别发出第246号作战命令和第28号作战命令, 部署实施“西南地区特别肃正”作战, 强调采取“建立集团部落, 建立警备道路、警备通讯及部落防卫设施”等“治本措施”。 “地区为热河全省, 重点为丰宁、滦平、承德、兴隆、青龙五县”, “治本工作之重点为修筑道路、通讯设备, 施行生活品配给制, 进行集家工作” [2] (P310～312) 。据此, 1941年9月间, 日本关东军西南防卫司令部制定出《西南地区肃正工作要纲》, 承德日本宪兵本部拟定出《国境地带无人区化》方案 [7] (P23～24) 。同年12月, 日军西南防卫司令部又按照三年计划拟定了西南地区肃正工作实施方案, 规定从“康德九年度”即1942年起实施 [4] (P604) 。至此, 一个在长城线外侧全面制造“无人区”的罪恶计划初步形成。

与伪满方面《国境地带无人区化》方案相呼应, 华北日军制定了相应的计划、方案, 在长城线内侧制造“无人区”, 企图两面夹击, 彻底摧毁长城线上的抗日游击根据地。1942年春夏之交, 华北日伪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遭到失败后, 震惊之余叫嚣要对冀东“再认识”。经过总结“经验教训”, 1942年8月中旬, 冈村宁次主持召开日本华北方面军兵团长会议, 策划部署在冀东长城沿线制造“无人区”事宜。决定将日军第27师团全部开往冀东, 从9月1日起实施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并将在冀东以及平北部分地区沿长城南侧制造“无人区”作为重点 [8] 。

这样, 东北、华北日伪互相勾结, 在长城沿线地区阴谋实施其“无人区”计划, 使该地区开始到处弥漫血雨腥风, 人民遭受空前大劫难。

2.长城沿线“无人区”的形成。根据日本关东军确定的“西南地区治安肃正方针”, 从1941年冬季开始, 在日本关东军“西南防卫司令部”统一指挥下, 集中兵力于热西、热南长城沿线地区, 进行大扫荡, 至扫荡后期, 即开始大规模集家并村, 实施其罪恶的“无人区”计划。

在热西地区, 日伪军扫荡后期, 在丰宁县千家店、花盆一带山区及滦平县喇叭沟门、琉璃庙一带山区498个村庄实行并村, 并将古北口以西至渤海所, 沿长城内外3 600平方公里地区划为“无住禁作地区”。这是长城线上最早出现的大块“无人区”——丰滦密“无人区”。1942年春, 日军开始在延庆县大庄科、汉家川和怀柔县二道关、鹞子峪、八道河、长园等地制造“无人区”。夏季又将赤城黑河川全部集家并村。至1942年底, 滦平县全境、赤城和丰宁县大部地区被制造成“无人区” [2] (P7) 。在热南地区, 1941年8月, 伪青龙县宣布大地村 (现属宽城县) 为集团部落“实验区”, 对大地村所属22个自然村实行集家并村, 划定四十多平方公里为“无住禁作地带”, 占22个自然村总面积的90%。“试点”结束后, 伪青龙县政府1942年3月在全县全面铺开。与此同时, 在兴隆县, 1941年9月伪满热河省总务科拟制了在兴隆县设置“无住禁作地带”的分布地图 [9] , 于当年冬开始在兴隆县全境扫荡, 划定集家地点、范围, 强迫群众集家并村。1942年春之后, 继续扩大范围, 向北延伸至承德、平泉南部, 向东延伸到青龙河西岸之建昌叨儿登至卢龙县桃林口一线。

配合东北日伪的行动, 华北日伪也在长城沿线大规模制造“无人区”。1942年9月17日至11月15日, 日军集结五万余兵力, 实施所谓“冀东一号终期作战”, 对冀东根据地进行毁灭性的扫荡和清剿。日军一方面在冀东境内修筑起多条封锁沟, 把冀东基本区切割成若干个小片, 盘山、鲁家峪、腰带山等七块游击根据地被变为“暂时无人区”;另一方面, 日军沿长城线南侧, 东起卢龙县桃林口向西经迁安、迁西、遵化、蓟县、三河、平谷、密云、怀柔, 至昌平县桃峪口一线, 划定封锁线, 挖掘封锁沟。封锁沟依山势走向距长城8-30公里不等, 全长约五百公里, 日军将此带状地区宣布为“非治安区”, 制造成“无人区”。据不完全统计, 日军在长城内侧制造的带状“无人区”总面积达4 000平方公里, 搞得比较彻底的约一千五百平方公里 [7] (P51～54) 。它与关东军在沿长城外侧制造的“无住禁作地带”一起, 对长城线上的抗日根据地形成了两面夹击之势。

在华北日伪的配合下, 至1943年, 东北日伪在长城沿线“集家并村”, 制造“无人区”的行动达到了高潮。伪满当局拟定了所谓《十年度热河省特别工作实施要领》, 把建立集团部落, 设立“无人区”确定为“十年度肃正工作的最大项目”。依照该“要领”, 国境五县 (即丰宁、滦平、承德、兴隆、青龙) 全域 (丰宁县的一部除外) 和与之相邻的县、旗境附近一带, 以及光头山地区, 按“2 127个部落, 161 796户”全面实行集家并村 [4] (P606) 。伴随着集家并村工作的进行, 日军将讨伐困难、“可能成为匪团根据地”的山区划为“无人地带”, 即对滦平县“国境”地区, 丰宁县“国境”地区, 光头山地区 (以光头山为中心的承德县、喀中旗、喀右旗的一部分) , 五指山地区 (以五指山为中心的承德县、兴隆县、青龙县的一部分) , 都山地区 (以青龙县都山为中心之地区) , 五子山地区 (冷口北方地区) , 五龙山地区 (以五龙山为中心的承德、兴隆、滦平、密云各县的一部分) 等“国境”各县, 规定距国境四公里以内, 为禁止居住、耕种、进入的地区。此外, 各伪县、旗还可以根据“治安”需要, 随时规定暂时的禁种地区[4] (P609～610) 。

到1944年春, 日伪制造“无人区”的计划基本完成。在东起山海关以西的九门口、西抵赤城县独石口以东的老丈坝, 长约八百五十公里的长城线上遍布大大小小的“无人区”。其中最大的一个“无人区”西起丰宁, 沿滦平、承德、兴隆、平泉、青龙, 东抵凌源, 长350公里, 宽125公里, 面积达43 750平方公里, 境及七县 [10] 。在热南“只路北承平宁北部巴里罕以北、黄土梁以东未集家, 但环境亦逐渐紧张” [11] 。据勘查核实, 按现在的行政区划, “无人区”的范围包括青龙、宽城、承德、兴隆、滦平等五个县的全境, 丰宁、隆化、怀柔、平泉、宁城、建昌、凌源等七个县的大部地区, 绥中、喀喇沁旗、围场的局部地区, 平谷、密云、延庆、赤城等县长城以北当时被划入伪满辖境的地区, 还有遵化马兰峪的所谓“满洲国特区”, 总面积达50 000平方公里, 其中“无住禁作地带”约八千五百平方公里。而这还只是长城外侧的“无人区”的范围、面积, 不包括长城内侧“无人区”的范围、面积, 长城内侧的“无人区”在1943年夏季即被摧毁 [7] (P58, P65) 。当时热河省共有214 179户, 1 070 895人被集家, 分别占总户数、总人口的33.4%和28.7%。详见附表

冀西“无人区”

也就是上面提到的灵、行、曲“无人区”。1941年8月14日至10月15日, 日本华北方面军实施所谓“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 集结重兵对晋察冀边区的中心区——北岳区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铁壁合围”大扫荡, 企图彻底消灭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 摧毁抗日根据地, 进而达到其“华北明朗化”的目的。期间, 为了封锁、隔绝边区腹地阜平、平山一带与外部的联系, 日军沿冀晋边界在晋东北地区制造了大片“无人区” ① 。与此同时, 日军在冀西也制造了“无人区”, 企图与晋东北“无人区”配合, 对晋察冀边区腹地形成包围, 完全隔绝其与外部的联系。

据当年的《晋察冀日报》报道, 从涞源西南直到娘子关, 日军修筑了一条“封锁沟”, 沿沟堡垒、岗楼密布。并且为达到其所谓“确保占领地”的目的, 日军又在这第一道“封锁沟”以西数十里地修筑第二道“封锁沟”。在灵寿县和行唐县, 日军大肆搜捕15岁以上的男女青年壮丁, 强迫他们把自己的兄弟刚刚用血汗平过的松松的泥土重新挖成“封锁沟”, 并且增加沟的深度和宽度, 增筑堡垒、岗楼, 仅自行唐至灵寿一段就筑了35个堡垒。把“封锁沟”外近约三公里的地带都划为“无人区”, 在“无人区”内敌寇大肆烧杀。仅行、灵、平三县就有五十多个村子被烧成一片焦土。在离封锁沟7.5公里以内的地区, 敌寇则加强社会统制, 经常搜查, 放出大批的特务, 在那里活动 [13] 。

在灵寿县境内, 日军更是修筑了三道封锁线。1941年秋, 日军侵占灵寿城后, 命令县内伪军和伪警察, 四处抓捕民夫, 强迫替他们挖封锁沟。沟宽1.5丈、深3丈, 长达35公里。从倾井南的滹沱河边, 经倾井、狗台、景上折向东, 马家庄、南宅、东西孙家楼, 隔慈河与行唐伏流遥相对应。沿沟在通往沟外的主要道口建岗楼, 设寨门切断交通, 严禁行人出入。日军宣布:以灵寿城为中心, 纵横各约十公里的沟内地区为“标准治安区”;封锁沟以外的村庄为八路军“匪区”。诱骗沟外附近村庄的居民迁到沟内去建设所谓的“王道乐土”, 强迫沿沟外五公里左右狭长地带内的群众向沟内搬迁, 制造“无人区”。以后, 日军又修筑了第二道、第三道封锁沟, 第二道封锁沟东迄孙家楼, 西至牛城村, 宽4丈, 长15公里;第三道沟自良同村到牛山, 宽3丈, 长10公里。沟外俱划为“无人区”, 距离5公里以内的房屋全部拆毁, 沟内村庄称“爱护村”, 人人领“良民证”。这样, 在灵寿县境内, 南起朱乐村, 北至博山村, 长80公里, 宽12.5公里, 包括150个村庄, 就被日军制造成了“无人区” [14] 。

即使在边区腹地的平山县, 日军也制造了大片的“无人区”。平山县位于河北省西部冀晋两省交界处, 抗日战争时期, 这里不仅是四分区、四地委的机关驻地, 而且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北岳区、晋察冀军区及边区各抗日群众团体等众多的党政军机关也长期居住在平山县境内。平山县是当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中心之一, 又是晋察冀边区闻名的“抗日模范县”。为摧毁这块模范抗日根据地, 从1941年开始, 日军在其占领的回舍区大修据点和堡垒, 而且从南与井陉县接壤的白塔坡起, 经西回舍、盂耳庄、西大吾、东沿兴、秘家岸、南白雁、相公庄、寒虎河与灵寿县接壤, 建立了一条长达35公里的封锁沟, 沿封锁沟构建堡垒和岗楼, 沟里为敌占区和游击区, 沟外是抗日根据地。1941年日军秋季大“扫荡”中后期, 敌人为进一步隔绝根据地与游击区的联系, 在其沿封锁沟、墙一线, 在沟外5公里内制造了“无人区”, 范围涉及朱坊、田兴、西荣村、中荣村、南荣村、西苏家庄、侯家庄、柴庄、东庄、台头、西沿兴、北荣村、东荣村、北水、北西庄、东苏家庄、河西、屯头、东沿兴、南北马西岸等二十多个村庄, 共10 875人, 面积200平方里, 同时在封锁沟内实行并村政策 [15] 。

与平山、灵寿两县相邻的井陉县也遭受了同样的暴行。从1941年春开始到7月底止, 日军对井陉县境内的路南、路北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清乡”、“蚕食”、“扫荡”, 推行“三光”政策。“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期间, 9月28日至10月2日, 日伪军对南北芦庄、大王邦、前头庄、掩驾沟、南北孤台、柿庄、三罗峪等11个村庄进行“扫荡”, 受灾群众1 100多户。敌人将所有男人完全抓到矿上做工, 妇女则赶出村外, 不许进村。并将村里的粮食、家具、耕畜完全抢光, 房屋完全烧毁。基本抢光、烧光的有南北芦庄、大王邦、前头庄、掩驾沟、南孤台等8个村, 造成了宽5公里, 长达15公里的“无人区”。10月间, 日军又在路南构筑东起石佛村, 沿长峪、尖山、七狮村、流沙硼至蒋家村, 长达45公里的封锁线, 并在沿线险要山头、交通路口修筑碉堡三十余座.驻扎日伪军三百余人, 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包围、封锁

所谓“三光作战”, 就是对“无人区”实行杀光、烧光、抢光, 进行“拔根断源式的摧毁”, 彻底毁灭群众的一切生存居住条件, 造成绝缘式的特殊战略地带, 从而隔绝抗日武装力量与群众的鱼水关系, 阻断抗日根据地之间的人流、物流交通, 并保护日军的战略要地免遭抗日武装攻击, 确保其占领区的“治安”, 最终实现摧毁、扼杀抗日根据地的罪恶企图。当年驻密云县西白马关日军机枪分队长船生退助在其所写的《无人区》一文中说:“作战命令规定的方针, 为了建立无人区, 我们要进行扫荡讨伐, 把所有房屋烧掉, 追杀射击中国人, 不问任何理由枪毙。”

也许用当时的日伪档案来证明日军的暴行, 更具说服力。

1941年4月16日, 冀东丰润县商民向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请命, “沥陈皇军扫荡匪徒村民隐痛情形叩恳拯救无辜宣抚赈恤以安民心”, 其中有言:

“皇军竟以被匪害之地带为匪区, 则被匪害之村庄竟认为通匪之村庄, 被匪害之人民竟认为通匪之人民, 房舍或被焚毁, 人民或遭屠杀, 此固为我皇军治匪之严法, 实未悉村民之有隐痛于中也。……今本处被皇军惩治之下, 被烧杀者有之 (如丰润县潘家峪村男女共一千四百余口, 只余他往者百余口, 被伤未死者百余口, 房千余间仅余五六十间。又吴水□房千余间亦几□被焚毁) , 奉令全村迁徙者有之 (如杨家营、郭庄子、刘家营等村现已迁居十里以外) , 其被烧杀之处, 则房舍丘墟, 尸骸遍野, 虽余少数之未死者, 亦莫不焦头烂额, 手折足伤, 其迁徙者则田地荒芜, 房舍空间, 壮者尚可出而奔命, 老幼莫不倒卧于沟壑之间。伏思谁无兄弟如手如足, 谁无夫妇如宾如友, 遽遭惨杀, 则互视不能聚首;谁无房舍, 谁无财产, 遽遭烧毁, 将何以为生, 此情此景实不堪举目。” [17]

1943年12月25日, 代伪新民会河北省总会长陈会轼在向伪新民会中央总会的呈件中说:

遵化县“地居冀东长城以南, 形势扼要, 东指榆关, 南临渤海, 西 (趋) 北京, 北控热河, 故自事变以还, 共匪即据为要地……迨至去岁国历十月□军方为剿匪便利, 顺长城东西沿线一百五十里, 南北宽约十余里构成无住地带, 掘成东西遮断深壕, 将人民彻底逐出, 所有房屋一律焚烧拆毁, 片瓦无存, 尽成废墟。当时因时间迫促, 所有用具粮食衣服器皿农具完全未能携出, 火焰涨天, 哭声震野, 其中以无法生活而投河觅井悬梁毕命及身投火窟者难以数计。至县境之内若干地区又复划为无住村落, 一般居民被逐失业, 转徙流离, 形同乞丐。” [18]

日军在“无人区”残酷实施“三光”政策的同时, 还武力“集家并村”, 驱赶“无人区”民众进入“集团部落” (人圈) , 肆意虐待和屠杀。对此, 研究者已多有论述, 这里不再赘言

“无人区”及周边地区社会经济与生态的严重破坏

日军在制造“无人区”过程中实施的残暴的“三光政策”, 不仅使 “无人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遭罹毁灭性的灾难, 而且使“无人区”乃至周边地区的社会生产力、经济和生态环境遭受了巨大的摧残和破坏。

(一) “无人区”生产力遭摧残。

首先, 日军残暴的杀捕使“无人区”的人口锐减, 劳动力资源严重短缺以至枯竭。在长城沿线“无人区”, 以受灾较为严重的滦平县为例, 据战后 (1946年) 初步调查, 从1940年到1945年, 全县被敌人直接杀害和饿死、冻死、瘟疫病死者20 700人;抓走当伪军、劳工者计31 692人;被敌人强迫“勤劳奉公”者54 532人。三项合计达106 924人, 占总人口的43%还多 [19] 。据当年的保守估计, 日军在热河制造“无人区”过程中, 共屠杀、虐杀十万余人, 抓走劳工15万人! [7] (P91) 在冀西, 1941年秋季大扫荡期间, 日军在平山县制造“无人区”, 残杀1 839人;由于日军散布瘟疫导致染病者达九万多人, 其中病死14 719人, 占总人口的13.38% [20] 。1943年这样的悲剧又发生于行唐、灵寿两县。在灵寿县第三、第四区90多个村庄中, 全村、全家染病者比比皆是, 病死者达三千八百余人, 绝门绝户者即有45家之多 [21] 。大批青壮年男丁被杀被捕被掳走, 这对当地劳动生产的影响可想而知。

其次, 日军修“部落”, 挖“封锁沟”, 划定“无住禁作地带”, 使大批良田被占用或致荒芜。在长城沿线, 靠近深山的地带绝大部分被日军划定为“无住禁作地带”, 不许居住,不许耕作, 不许放牧, 不许通行, 违者格杀勿论;少部分半山区地带被划定为“无住地带”, 虽然允许种地、放牧, 但由于群众出入“部落”时间限制极严, 加以缺乏耕畜、农具等原因, 耕地也常常荒芜。如境内基本上没有划定“无住禁作地带”的丰宁县, 因无法耕种, 荒芜耕地达十一万余亩。“无住禁作地带”不多的平泉县, 荒芜耕地8.8万亩。兴隆、青龙等“无住禁作地带”多的县份, 荒芜土地近50% [7] (P74) 。据抗战胜利后解放区的调查统计, 在热南地区, 九个县中有六个县荒芜土地600万亩, 减收粮食720万大石 [22] 。在冀西, 平山县22个“无人区”村庄3.2万亩土地全部荒芜, 其中仅温塘区就有荒地五十多顷。1942年春, 日军在灵寿县三、四区制造“无人区”, 使三万多亩耕地被荒芜 [21] , 仅三条封锁沟即占用耕地886.5亩 [14] 。

再次, 日军在制造“无人区”过程中推行“三光”政策, 使作为农业主要生产资料的种籽、农具、牲畜等损毁殆尽。如:长城沿线的丰滦密“无人区”, 仅密云一个县即有三亿多公斤粮食被抢走, 90 600头牲畜被掠去。兴隆县东南部沏河川、黑河川等五个山川地区被划为“无住禁作地带”三年间, 损失粮食1 355万公斤, 牲畜9 640头 [19] 。在冀西的平山县, 到1942年11月, 西沿兴村原有一百八十多头牲畜, 只剩下十多头;侯家庄原有一百多头牲口, 只剩下二十多头;东庄原有六十多头牲口, 只剩下七八头 [15] 。

(二) “无人区”经济被摧毁。

日军制造“无人区”, 使社会生产力遭摧残, 社会经济被全面摧毁。其最直观的表征, 就是“无人区”人民赤贫化, 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这一点, 从当时日伪档案中已可窥一斑。1944年4月, 伪满军事部思想战研究部所编《西南地区治安问题之考察》中说:“西南地区的地理及社会的各种条件, 一般地说, 同归屯并户, 建立集团部落所产生的各种民生问题关系很大。将依赖狭小平地的居民集中于较大部落的结果, 肯定会使居地远离耕地, 对一草一木都在生活上起作用的贫困居民, 生活上必然要产生各种矛盾。如因划定广大的无人地带, 使农耕地缩小, 这虽是暂时的, 但本年度规定实行的禁种地区, 对群众的影响很大 (例如青龙县今年比去年减少的耕地面积, 据民众申报之数, 约为50%, 县当局调查的数目是30%。再者, 无人地带也有若干群众潜居, 完全在匪方保护之下, 这种情况, 一方面是由于匪方的招民, 另一方面最大的原因, 不外是如被赶到平地无法生活) 。另外, 对在极端薄弱经济基础上生活的居民来说, 因搬迁和房屋修建、构筑防卫设施等所需的人力物力, 确有不堪负担之苦。且近几年来由于该地区治安不良, 成为彼我双方争夺对象的居民, 牺牲很大, 再将建设集团部落的负担加在他们肩上, 致使民力枯竭更为严重” [4] (P612) 。

“无人区”经济被摧毁, 其直接恶果是人民生活遭受空前严重的困难, 没房、没钱、缺粮、缺穿成为普遍现象, 饿死、冻死者不计其数。如此惨状, 当时的伪政府也不得不承认。1943年12月25日, 代伪新民会河北省总会长陈会轼在向伪河北省政府和伪新民会中央总会的呈件中说:“去岁国历十月□军方为剿匪便利, 顺长城东西沿线一百五十里, 南北宽约十余里构成无住地带……今岁盛夏长城无住地带治安早已好转, 其他各县皆得耕种, 惟遵化因特种关系未得耕种, 使五万余亩膏田变成荒野, 一年以来灾民生活只能求亲靠友或乞讨为生。今秋既无生产来年实为可虑。民等生于斯长于斯, 既不愿地方离乱, 复不忍坐视数万同胞冻饿而死, 为此公举代表为民请命, □仰我钧会关心民瘼, 拟请由冀东道区就近□集赈粮项下先行拨给一部以救灾黎, 一方布告下□准予居民耕种以安民心。” [18] 由此可见, “无人区”经济在日军摧残下, 已经全面崩溃。

(三) “无人区”生态环境遭受极大破坏。

日军制造“无人区”, 往往纵火烧毁群众赖以隐蔽的山林, 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热河地区有许多原始森林, 特别是热南一带, 更曾是清王朝的“后龙风水禁地”。清朝康熙年间, 选定遵化马兰峪为帝王陵寝, 营造清东陵, 把雾灵山以南至长城线几乎包括整个兴隆县、方圆几百里, 总面积约2 500平方公里的广大山区划为“后龙风水禁地”, 其内不准居住、耕种、采矿、砍伐、狩猎等, 并在周围驻兵把守。如此几百年的封禁, 使这里草木丛生, 古树参天, 鸟兽成群, 成了一个天然的动、植物保护区。与之毗连的冀东和京、津一带也因此雨雪充沛, 气候宜人, 潮河、白河、滦河等大小河流终年流水不断, 造就了很好的生态环境。清王朝灭亡后, “后龙风水禁地”开禁, 营造了几百年的森林虽然遭到军阀、官僚们的砍伐破坏, 但仍然保留下很大范围。由于日军的疯狂破坏, 大面积的森林被烧毁殆尽, 郁郁葱葱的壮丽河山成了一片焦土。与此相联系, 京津及冀东地区的自然生态也受到很大影响。

当年参与制造“无人区”的主犯铃木启久在其《制造“无人地带”》一文中, 描述了他与日军第27师团长原田熊吉乘飞机视察“无人区”时的情况:

飞机沿长城线向西飞行再折向南边, 不久就飞到迁安县北部地区上空。这里原来青色的森林出现了一块块的红色和黑色的烧毁和烧焦的痕迹。我想:“到了, 从这里起就是所制造的无住地带了”, 我打开地图查看时, 飞机已到了遵化县上空。看看下方, 只见森林中出现无数个烧成红色和黑色的大火后的灾迹。许多显然是整个村庄焚毁后, 大火蔓延烧向山林形成更大的山火, 这些灾迹有的呈长方形, 有的呈椭圆形, 非常之多。一根根光秃秃的烧成黑色的树干, 杂乱地林立在山头。原来是一片葱茏翠绿的森林、田畴, 现在是一片焦土和荒凉、恐怖的无人秃山, 没有一点生机和人的气息, 到处是焦黑的枯木, 杂乱的散处在山间。原来有成群的飞鸟由下而上消失了, 悦耳的雀鸟的鸣声再也听不到了 [2] (P365～366) 。

在冀西, 平山县屯头村、河西、东苏庄等村一带原来曾是林果茂密的地区, 1941年9月日军将这一带造成“无人区”, 树木都被砍掉, 屯头村仅留下一棵大柏树, 河西、东苏庄等村一棵树也未留下。在灵寿县三、四区, 日军1942年春天制造“无人区”, 三万余亩沃田被荒芜, 人迹稀绝, 蒿草成林, 虎狼成群。北霍营村一个八岁女孩, 晚上与父母睡在院子中, 被狼口卸到村西北沟吃掉了。西刘家庄的一个羊群, 一夜之间被狼咬死四十多只 [21] 。由此可见“无人区”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之严重

引自

《论侵华日军在河北制造的“无人区” 》

申玉山

作者简介:申玉山 (1970) , 男, 河北鸡泽人, 历史学硕士, 讲师, 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革命根据地史研究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