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称要制定院士行为负面清单，从严完善院士退出制度？
一、 背景与动因：为何要进行这项改革？
这项改革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于对中国院士制度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挑战的回应。主要动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 提升院士群体声誉和公信力： 院士是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最高、最权威的荣誉称号，代表着国家对顶尖科研人才的认可。然而，近年来，一些院士的个人行为，如学术不端、违背道德规范、甚至违法乱纪等事件的曝光，严重损害了院士群体的声誉，降低了公众对院士制度的信任度。制定负面清单和完善退出机制，旨在通过约束和淘汰不符合院士标准的人员，净化院士队伍，重塑其崇高形象。
2. 回应社会关切和公众期待： 随着信息公开程度的提高，公众对院士的关注度也日益增加。一旦出现负面新闻，很容易引发社会热议和批评。社会普遍期待院士不仅在学术上卓越，在品德、操守方面也要成为表率。这项改革是对社会关切的积极回应，表明了工程院正视问题并致力于解决的决心。
3. 促进学术风气和社会道德建设： 院士作为科技界的领军人物，其行为对整个学术界乃至社会都具有示范效应。如果院士能够遵守高尚的道德规范和学术伦理，将有力推动学术风气的纯洁和进步。反之，若有违规行为，则会产生负面导向。因此，从严管理院士队伍，也是对整个社会道德和学术风气的建设。
4. 与国际接轨，提升国际影响力： 许多国家都有对荣誉称号获得者的行为规范和退出机制。完善中国的院士制度，使其更符合国际惯例，也有助于提升中国院士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科学界的认可度。
5. 明确院士的责任与义务： 院士制度不仅仅是荣誉，更是一种责任。成为院士，意味着承担着为国家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引领学术方向、培养后辈人才的义务。负面清单和退出制度的完善，是对院士责任的重申和强化。
二、 核心内容：“制定院士行为负面清单”与“从严完善院士退出制度”
这两项措施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
1. 制定院士行为负面清单：
目的： 明确界定院士“不能做什么”，为院士行为划定“红线”。
内容可能包括：
学术不端行为： 剽窃、伪造、篡改、抄袭、一稿多投等，以及在学术评价、评审中弄虚作假、营私舞弊。
道德失范行为： 违背科学道德、失信失德，如利用院士身份谋取不当利益、进行商业贿赂、传播虚假信息等。
违法违纪行为： 触犯国家法律法规，如贪污、受贿、腐败等。
损害院士群体声誉的行为： 公开散布不当言论，参与低俗活动，利用院士头衔进行不当宣传等。
履行义务不力： 长期不参与院士会议，拒绝承担科学普及、咨询评审等院士应尽的职责，但未说明正当理由。
形式： 通常会以条文的形式列出，明确指出哪些行为一旦发生，将可能面临相应的处理。
2. 从严完善院士退出制度：
目的： 建立有效的“淘汰机制”，确保院士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关键点：
更明确的触发条件： 负面清单的制定为退出机制提供了具体的判断依据。一旦院士的行为触犯了负面清单中的某条，就可能触发退出程序。
更严格的审查程序： 需要建立一套独立、公正、透明的调查和评审程序。这可能包括由专门的委员会负责调查，并经过工程院主席团或常委会审议，甚至提交全体院士大会表决。
更清晰的退出路径： 明确出现何种程度的违规行为，以及经过怎样的程序，可以导致院士被撤销资格。
严肃的处理措施： 退出不仅仅是取消荣誉称号，还可能伴随着其他处分，如取消相关待遇，甚至追究法律责任。
防止“终身制”僵化： 尽管院士是终身荣誉，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当个体的行为已经不配享有这一荣誉时，应有相应的退出机制，防止荣誉成为“免死金牌”。
三、 潜在的挑战与关注点
这项改革虽然方向正确，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面临一些挑战和需要关注的问题：
1. 负面清单的具体化和可操作性： 如何将抽象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具体、可界定的行为条文，避免过于主观或模糊，是关键。清单的制定需要充分征求院士本人及相关领域的意见，确保其科学性和合理性。
2. 程序公正与透明： 调查和处理过程的公正性至关重要。如何确保调查过程不受干扰，评审过程客观公正，以及信息公开到何种程度，都是公众关注的焦点。避免出现“选择性执法”或“人情”干扰。
3. 界定“严重性”与“影响性”： 对于一些非学术不端但涉及道德或声誉的问题，如何界定其“严重性”和对院士群体“影响性”，需要建立明确的标准。
4. 如何平衡荣誉与约束： 院士制度的核心是荣誉，但荣誉也伴随着责任。改革需要在维护荣誉感的同时，强化约束，避免过度严苛导致人才畏缩。
5. 退出后的社会影响： 一旦有院士被“劝退”或“除名”，如何妥善处理相关信息，以及对被退出者本人和社会的影响，都需要细致考虑。
6. 防止“以罚代改”： 核心目标应该是提升院士整体素质和行为规范，而不是仅仅依赖于事后惩罚。负面清单和退出制度应作为一种警示和约束，引导院士自觉遵守行为规范。
7. “争议性”院士的处理： 对于一些存在争议但尚未达到明确的负面清单条文的院士，如何处理也需要审慎。
四、 积极意义与展望
尽管存在挑战，但李晓红院长提出的这项改革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
重塑院士群体的公信力： 通过有效的约束和退出机制，有助于清除害群之马，提升院士群体的整体声誉和公众信任度。
净化学术环境： 严厉打击学术不端，对整个学术界将起到重要的警示和示范作用，推动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
引领社会道德风尚： 院士作为社会精英，其高尚的品德和行为将为全社会树立榜样。
推动院士制度的现代化： 使中国院士制度更符合现代社会对学术荣誉称号的要求，更能适应科技发展的时代特征。
总而言之，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关于制定院士行为负面清单和完善院士退出制度的提议，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改革。它抓住了当前院士制度面临的关键问题，表明了中国在提升科技人才队伍素质、净化学术环境方面的决心。这项改革的成功实施，将有助于巩固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国际地位，并对整个社会的科技进步和道德建设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关键在于其能否在具体执行中做到公正、透明、合理，并真正起到应有的规范和约束作用。
网友意见
谢邀。
尽可能不要去“神职化”某些岗位；如果不得不做，那就尽可能不要让荣誉头衔挂上太多利益。
我一个中科院老哥对院士制度的评价就是：
“终身荣誉是给快退休的，业务带头人肯定要搞竞争淘汰的嘛。”
就这么简单。
院士基本等同于终身荣誉。近年被取消院士称号的，查了一下好像也就三人，都是因为贪腐问题。
其中比较特殊的是李宁院士。他14年被拘留，关而不审拖到19年12月30号才第一次开庭。直到20年李宁院士在二审里认罪认罚后，中国工程院才在今年的1月11号取消了李宁的院士身份。
其他两位都是一被立案调查就取消院士身份。因此当时很多媒体说李宁是“新中国第一位被如何如何的院士”，还真不完全算口嗨。
跑题了，总之院士是有“终身成就奖”的属性的。
如果单纯只是个荣誉头衔，其实没啥事；问题是有太多的资源被绑定在这个头衔上了。
我以前提过一些“学阀”的牟利模式：
例如地方要搞产业规划，肯定要请一票学术界的人来出建议；
这些建议因其专业性，领导们其实是看不懂的；
一旦这些建议被采纳，那么政府基金的投资和国有订单的采买意向，往往就会一道被定下来。
很多地方上几百亿的产业投资，有时候真能几位院士带学生出几份报告就敲定。因为地方只知道五年计划里鼓励做这些，模模糊糊听当地部分企业家也支持做这些，然后钱也能从国开这些地方批。
但具体怎么做，领导不知道，自然会求教于体制内的学术权威。就算不靠谱责任也轻些，毕竟这些意见来自于官方认证的身份（况且院士还是副部级）。
在这种信息壁垒下，“报告我出的、报告里的推荐公司是我学生开的、报告里推荐的设备公司是我做顾问的”，也不那么奇怪。
为什么很多科研打工人还是熬得住，因为要真能渡劫成功飞升成学术权威，其实是有一定的政治权力的；而且这种权力因其信息壁垒，外界还很难挑战。
这样的一个身份，肯定要有点竞争和退出机制的嘛。
中国人民总体上是尊重知识分子的。你看看近期几位院士的离世，哪怕好几位并没有袁隆平的知名度，评论区里还是有很多人在自发悼念。
民心宝贵。
深化院士制度改革，其实不用取消终身荣誉这块。主要是把荣誉归荣誉、干活归干活。
荣誉的少出去站台。到地方落个点，地方政府投个三五千万，本尊一年未必能去一次，这种事就少整了。
企业的俗事很难躲，毕竟学术也是需要带老板们的资瓷滴。但在政府采购订单上，照着企业的产品参数来写采购意向的技术指标，这种事也少整点。
科研效率这事交给科研大牛们聊。从我个人接触过的一些产城项目（就是挂产业的羊头卖房地产的狗肉）来看，确实存在越来越多的学阀现象。
说他们坏，他们拿的不算太多；说他们不坏，他们拿的不多，但很容易带偏整个地方政府。（你搜搜自己老家+院士的新闻，搞不好就能搜出几年前该院士对你老家某产业的资瓷、老家政府的大规模投资、最后的一地鸡毛）
现在要是地方上的智慧城市项目敢做同行评审，学术带老板们得拎着板砖开会。
总之，有很多只是买卖，按买卖标准来判断就好。
改？拿什么改？说的容易，能做么？
二战和战后的苏式院士体制本来就是和大项目、大工程保障相关的。为什么给院士参考行政级别？为的就是只有最高层的极少数人，才能对院士及其团队的工作施加负面影响。搞终身制，就是为了保证这个团队永远在院士的控制下，这样才好让团队内所有人都认清搞内斗前途是没有的，完不成科研目标大家都吃不了兜着走，团队领导可以直接踹人。
院士副部级待遇，就好比科研系统里的一个少将，他的团队是一个军，他手底下的各级小老板就是他手下的师旅团营连排，形成一个严密的命令制等级体系。整个战役级的任务被这个军下面的各级单位按等级分配，最后院士作为一军之长负责他这一级战役目的的完成，完不成给定战役目的追究他的责任。
现在，按照李院长的意思，要对军长的权力进行各种限制（比如要接受最高统帅部对机枪阵地的纳米级微操），但是部队编制不增加， 后勤保障不加码，战役目的不弱化，而且不允许强化军事纪律（比如鼓励下级对抗上级命令），要搞什么哦？仗是这么打的？
苏联的院士制度，本身就是它动员型体制的一部分，基于指挥-命令-控制的这么一个结构。苏式院士制度的第一个大项目，就是为了保障苏联核武器计划的顺利进行。
关于苏联那些学阀和苏联核武器项目的关系，可以参考我这篇回答
这篇回答可以非常好的解释为什么院士有高干待遇，因为在动员型体制下资源分配是按照优先级列表来的，而优先级列表是由最高统帅机关制定的。
院士没有高干待遇（即没有参考行政等级），在资源分配上就无法与有行政等级的部门抗衡。比如别尔乌辛是一个大部的部长，他的权限不足以满足苏联核武器项目的资源需求，所以苏联核武器项目在贝利亚亲自出面领导之前发展速度是非常慢的，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丝毫没有体现。虽然贝利亚亲自出面领导苏联的核武器项目，但是贝利亚就算是共产超人也不可能事无巨细的负责整个核武项目的一切行政工作，最终还是将大量繁琐的行政工作下放给有一定行政等级的学者来做。比如在劳动力极度紧张的时候和地方政府抢夺德国俘虏的使用权。
至于院士为什么要终身制，可以参考这篇回答。
看到了吗？在这个体制下，无论是捧红李森科，还是打压切洛梅，都要资深元帅甚至是最高领导人本人亲自出面才可以。可以说，这个制度本身就是保证科研活动可以以一个有秩序的状态进行。没有终身制，没有可参考的行政等级，什么芝麻绿豆大的官僚都能对科研活动指手画脚，那才是真正的没科研了。
再说关于学术道德，苏式院士制度成熟之后，这一制度的主要目的实际上是为了增强整个国家的国防实力，而不是大批创造全新知识（不可否认的是仍然创造了不少的全新知识，但是主要目的还是满足国防需要）。因此苏联的院士制度对一般意义上或者工程意义上的学术不端（即不够独立，不够新颖），容忍程度高得多。比如苏联的核武器项目就是依靠海外科技谍报系统大量输血，才加快了进度。如果按照约费、卡皮察等人的诺奖思路去搞，1959年苏联都不一定有原子弹用。同样的，一旦科研的KPI从争夺科技影响力转变为国防驱动，那么对学术不端的容忍程度就更高了。
到时候，准备自己打自己的脸玩？
不如这么搞，授予院士头衔的同时强制退休，不得再参与任何科研和经费分配活动，彻底消除院士出现负面行为的风险。
科学进步往往是靠葬礼驱动的，新学说无法打败拥护旧学说的既得利益者，只能等他们退休或去世。科学家职业生涯过长会阻碍科学迭代速度。
讲句心里话，提议听着很不错，但是制度这东西牵一发动全身，还是要慎重再慎重。
院士的终身制固然可以让一些院士肆无忌惮，无所不为。可是终身制也确实给了专心科研的工作者更大的自主权限和更多的资源。对于想要做事的人是一种非常好的保障。
况且，科研这东西本来就不好评判。院士本身已经是某个领域的泰斗，给院士设立评判标准，谁来呢？最后执行起来如果变成了外行指导内行，那就彻底胡闹了。政策如果执行得不够好，最后院士们的科研工作没有促进，搞不好还成了行政干预科研的尚方宝剑。
所以我觉得就算要搞“院士负面清单”也要慢慢来，比如对挂名院士的文章出现学术不端就需要院士对此承担一定的责任。
总之，科研这种工作是创新性或者不确定性特别强的工作，行政的过度干预会令其丧失活力。再好的想法都需要小心小心再小心，谨慎谨慎再谨慎。
中国乃至全世界现有的科研界都有大把的问题，但是依然不能因为这些问题就大刀阔斧大开大合地乱动。
好的初衷被玩儿成敛财弄权的工具，这种事情比比皆是，因此不能因为一个想法听起来不错就疯狂支持，还是要一点点来，而后调研总结，再做修正，如此反复。
作为跟过院士做过项目的人，讲句心里话，至少对于我跟过的院士，这个政策纯属多此一举。当然，毕竟对其他人不甚了解，这能谈这么一个孤例。
包括院士在内的任何职业职称都不该变成铁饭碗！
任何人都不该依仗院士的名头做出出格行为，更不该被纵容！
任何荣誉称号的获得者都不该躺在功劳簿里自甘堕落！
任何一个群体只要想有良性竞争，就该有科学合理的奖惩管理制度，最起码应该有进有出，有升有降，不该变成固步自封的一潭死水！
你以为裴钢会被清退，实际上饶毅会被清退。
赞同，目前学术圈太乱了。
诚然，很多院士，学者兢兢业业，一心投入学术研究，但是也要看到有很多所谓的教授，基本成了学术流氓，多少年不好好做科研了，整天混迹在各种圈子里，拿着学生的成果当成自己的成果，更有甚者，学生的文章，自己要一作，学生在导师面前，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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