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入关起二百余年里,从大顺军到大西军,从白莲教到天理教,从天地会到小刀会,从太平军到捻军,这些为“文化精英”们鄙薄为愚昧无知、鲁莽躁动的草莽组织,为主体民族争取独立和自由,反抗胡族压迫统治的亿万汉人先烈们,舍生忘死,奋战不休。
恰恰正是广大汉人民众的持续不懈抵抗,才是满清从入关占领北京,到攻陷南京只花了不到两年,但是统一全国花了十八年,基本扑灭汉人抵抗花了三十九年,并在之后二百余年一直风声鹤唳、穷尽一切专制集权法门、推行愚民统治的根本原因。
立时奋起抗争的千百万民众被满清杀害了,剩下的在血腥屠刀下被迫隐忍,是为了延续我们民族的血脉,更是为了有朝一日天道好还!
二百年之惨痛犹存,十八省之奇耻待雪!
到了清朝末年,以同盟会为核心的反清革命党,更掀起了一场旨在推翻满清八旗集团统治的民族革命,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
在革命党不断起义的十余年里,普遍采用“排满革命”来指代他们从事的事业,甚至鼓吹「张九世复仇主义,作十年血战之期」「念华夷界限,必代春秋,呼冤展腥膻历史,誓为种族流血」。
其秉承的,正是满清治下二百多年,汉人民众此起彼伏接连不断的反抗精神,
一些看似只有血气之勇的青年学生,一群被文化精英鄙视为“下九流”和“黑社会”的会党们,带着自制的简陋炸弹,一次次如飞蛾扑火般的攻击,彻底撕下了“煌煌大清”的面皮,也将朝堂上那些坐而论道的八旗权贵、封疆大吏,吓得惶惶不可终日。
当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一声炮响,铁血十八星旗高高扬起,革命军在各省起事时,首当其冲的敌人也就是各地的满清官吏和驻防的八旗旗营。
如荆州、西安、南京、太原等地的旗营负隅顽抗,作为反动势力,被歼灭是理所当然的。而如广州、成都、镇江等地的旗营缴械投降,其生命财产安全就得到妥善安置和保障,也充分说明了革命党的胸襟博大,宽容理性,目光长远。
当汉人精英为主体的北洋军和立宪派的大员,看透了那些尸位素餐的满清八旗权贵们,再没有什么先祖金戈铁马的意气,就剩这么一群连几个土炸弹都能吓死的废物点心,推倒纸房子也就轻而易举了。
当清帝被迫退位,革命成功后,为了尽可能保障边疆地区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北洋政府不但尽可能履行对满清皇室的“优待条件”,同时也努力主张五族平等,善待旗人。
前革命党现民国精英们,绝口不谈此前的“排满革命”,而满口鼓吹的变成了“五族共和”,纷纷和逊清的皇室贵族们谈笑风生。
至于和满清政权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北洋政府,以及东北三省地方政府,不但留用了大量旗员,还尽力给旗人继续筹集所谓“旗响”,帮他们维持生计。
在旗人最集中聚居的北京城,北洋政府甚至将满清的“铁杆庄稼”延续下来,哪怕在兵荒马乱之时,政府大员走马灯般更换,财政支出频频告罄,居然还坚持着把旗响发到了1924年。
可惜如此善意换来的回报,却是短短5年之后,一场满清皇室宣布复辟、遗老遗少重新粉墨登场的“张勋复辟”闹剧,更在全无任何民心拥戴可言的情况下,只用了十几天就狼狈退场。
如果联想到两百多年前时,明朝皇族宗室的遭遇,对比今昔,甚至可以说北洋政府对宣统帝溥仪及其他满清皇室的实质复辟行径,处置手段已算得上太过仁慈了。
清军入关时,是打着“帮明朝报仇、剿灭流民军”的旗号,更冠冕堂皇宣布要“善待”和“恩养”明朝宗室。
然而到了公元1646年,清廷眼看着李自成殒命,南京弘光政权同样覆灭,八旗兵锋已经席卷了神州大片疆土,认为明朝宗室再无可资利用的政治价值,
便随口用了“私藏金银印信”“意欲勾结(南明)”“谋逆为乱”等借口,并大肆株连,将被羁押在京的明朝宗室,包括弘光帝(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衡王朱由棷、晋王朱审烜、荆王朱慈煃、周王朱绍烿、德王朱由栎、秦王朱存烳等,及其子孙后人,均在此期间,先后尽数惨遭杀害。
而崇祯帝太子朱慈烺,早已被清廷宣布为“假冒”,而直接处死。他的姐姐长平公主悲痛欲绝,当时已怀有四个月身孕,却突然猝死,疑似服毒自尽。
同年,清廷更公开发布谕旨:【凡故明宗室……若穷迫降顺,或叛而复归,及被执献者,无少长尽诛之!】(明朝朱氏宗室,如果是迫于无奈才投降,或者反抗过满清却又投降,或者被属下挟制投降,无分年龄老少,全部斩首!)
公元1650年,清军攻陷广州时,除了制造骇人听闻的广州大屠杀,在长达十二天的时间内,杀害全城妇孺老幼数十万人,更将绍武帝(唐王)朱聿鐭和“周王肃、益王思、辽王术雅、邓王器、钜野王寿、通山王蕴、高密王弘椅、仁化王慈魶、鄢陵王肃汭、南安王企垅、周王世子恭棎、辽王世子俨镣”等数十名明朝宗室一并杀害。
公元1708年, 崇祯帝皇子, 永王朱慈炤(化名王士元)被清廷发现,虽然他此时已经是75岁高龄,垂垂老矣,安心在清朝治下隐姓埋名,做了六十多年的顺民,根本无“反清复明”之念,却还是惨遭清朝康熙帝杀害。
康熙帝宣布:朱慈炤虽未必有反清之行,但未必无反清之心!连同他的一妻一妾,六个儿子,三个女儿,一个孙子,全家十三口尽数遇害,或被迫自尽。大明崇祯皇帝的血脉,甚至是此前泰昌皇帝、万历皇帝、隆庆皇帝、嘉靖皇帝的全部血脉,至此断绝!
——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在逊清皇室率先主动破坏《优待条例》的前提下,在溥仪一党的公开复辟之念从无止息的现实中,他们终于被兵变军人驱逐出紫禁城,绝谈不上民国政府的任何失信。
而溥仪及其率领的逊清复辟集团,竟因此怀恨在心,最终走上叛国投敌、身败名裂的不归路,从此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更是咎由自取,本与他人无尤。
满清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我不管日本人在东北杀多少人,运走多少粮食和煤,只要不让我当大清的皇帝我就不会心甘。】
北洋政府本身是一个脱胎于旧清业已腐朽的官僚集团的政府,决定其虚弱无力,才会轻易丢失了外蒙古。而南方革命党实力同样太过弱小,为了尽快推翻满清,同时尽可能维护国家版图完整,不得不做出各种妥协。
如果真有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政府,来主持这场反清革命,则旧清皇室的下场,就算不和沙皇全家那样,也大可参照伪满集团首脑的待遇:【剥夺其财产和地位,老实改造,重新做人。】
今天我们的语文课本里,依然有林觉民烈士的《与妻书》,历史课本里依然会讲陈天华和秋瑾烈士,讲《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
今天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依然有“金田起义”和“武昌起义”两处浮雕,反清英烈注定与天共老,与国无疆!
至于满清王朝治下,那些寻章摘句学富五车的学术大家,那些文章写得花团锦簇的状元探花,又有几人在意他们姓甚名谁?
你可能不知道,反清复明天地会,对外称天地会,对内称洪门。
你可能不知道,孙中山在美国夏威夷加入"洪门",成为洪门领袖大哥之一。
你可能不知道,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同盟会,是由洪门组织的。后来他们被整合为了中国同盟会,并最后改组成为了中国国民党。
你可能不知道,孙中山当上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亲自祭拜过明太祖朱元璋,并写下祭文。以彰显反清复明成功。
你可能不知道,孙中山领导的海外洪门致公堂,后来改组成为了中国致公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八个民主党派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政党。
换句话说,反清复明的仁人志士团体,领导者当年历史的走向,也影响着今天的时局与发展。他们的先辈,"反清复明"的那群人,你有资格说是"可笑的"?
明朝朱元璋七世孙“反明复元”,你觉得他是可敬还是可笑?
好问题。
“反清复明”不局限于清初,而是从明末开始,伴随了整个清朝,地域涉及到汉地十八省以及辽宁、台湾,甚至还有安南、缅甸、暹罗、日本、朝鲜等邻国,人群成分则包括地主、乡绅、官员、军队、叛军、土司、农民、渔民、小手工从业者,族群则不拘汉、满、蒙、回、藏以及川湖云贵的广大溪峒苗蛮。所以,“反清复明”已经不能再简单视作是一种现象了,跨度长达二百余年的斗争,说它是一种文化信仰也不为过。
反清复明从始至终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他们的最终目标甚至都不太明确:反清复明,是达到崇祯十七年明清并立的局面,还是南北划淮分立、留一半汉家血食的局面?亦或者直捣黄龙、犁庭扫穴的灭清复明局面?唯一明确的是,“明”一定要有。然而这就引发了另一个问题:这个明是谁的明?是崇祯太子的、朱由崧的、朱聿键的、朱以海的、朱聿鐭的、朱由榔亦或者随便一个明朝宗室的,甚至于不拘是谁、只要是汉人就行呢?“我们为谁而战”,似乎答案倾向于后者——毕竟篦子坡之后皇帝就没了,但是义军仍在。
实际上,“大明”这个词,在经历了洪武拓边、永乐盛世之后,已经不再单纯是个国号,这个词在西番北虏那边成为了伟大、雄伟、力量的代名词,比如俺答汗的“大明金国”,不是大明的金国,而是伟大的金国。又如波斯、帖木儿汗国那边是把大明叫做“day-minīk”,这源于“大明”的“大”在当时读法是“dai”——就像今天的河北大城县一样。“带明”国的皇帝叫“带明汗”,故宫所藏白釉红彩阿拉伯文波斯文盘,波斯文的译文是“大明皇帝苏莱曼国王御制”,这是说的正德。波斯、中亚朝贡的使者在年复一年的“带明”称呼中,成功把“带明”念成了“呆迷”,继而和“支那”“契丹”一样,成为西亚、中亚对中国的称呼。考虑到这点,反清复明甚至被赋予了恢复中国的意味,和今天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样的口号。
再回到原来的问题。我们为谁而战?
不同的族群、队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同的。南京、福建、云南的南明官员们回答是收复失地中兴大明,闯、献余部是报国恨家仇,在甘肃起兵反清的回众丁国栋、米喇印是恢复衣冠,东南的渔民、士绅们是绝不剃发……但到了百余年之后的洪门、小刀会等会党组织,回答却异口同声:反清复明。须知明朝没那么差、清朝没那么好,真要是新朝气象的话也不会拿着辽饷入正赋了。
看南明相关的资料时,最让我感动的,不是史可法、黄道周们的大义凛然、舍生取义,而是闯献余部、各地义军的斗争。史、黄诸公,他们是明朝的臣子,维护大明的统治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我们会对洪承畴、吴三桂们无比鄙视,而对抗清而死的官员们称赞有加。但闯献们呢?他们本来就是朝廷的盘剥对象,是本来要推翻这个腐朽国家的人,最终却“背叛”自己的阶级,和那些本欲置自己于死地而后快的士绅们站在一起,忍受着他们的鄙夷和蔑视,去解决他们解决不了敌人。
他们是“反清复明”的实践者,他们本来也没必要参与这要命的勾当,只要他们倒戈卸甲以礼来降,清廷断不失封爵之位,而那个盘剥、压迫他们的大明也会极速倒塌,可他们还是义不容辞站到了对立面上。如果说,闯献毕竟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也算跻身于统治阶级了,抗清也是他们的责任,那好,山东、河北、陕西、山西那些乡村的秀才、种地的农民也此起彼伏揭竿而起,又是为的谁呢?
我们为谁而战?为了华夷之辨,为了传说中的那个伟大故国。
首先,他们因何抗争????
题主,给你看看陆皓东的遗书:
吾姓陆,名中桂,号皓东,香山翠亨乡人,年二十九岁。向居外处,今始返粤。与同乡孙文同惯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官吏之贪污庸懦、外人之阴谋窥伺,凭吊中原,荆榛满目。每一念後,真不知涕泪何从也。
居沪多年,恰遇孙君,客寓过访,远别故人,风雨连床,畅谈竟夕。吾方以外患之日迫,欲治其标,孙则主满仇之必报,思治其本。连日辩驳,宗旨逐定,此为孙君与吾倡行排满之始。
盖务求惊醒黄魂,光复汉族。无奈贪官污吏,劣绅腐儒,腼颜鲜耻,甘心事仇,不曰本朝深仁厚泽,即曰我辈践土食毛。讵知满清以建州贼种,入中国,夺我土地,杀我祖宗,掳我子女玉帛。试思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杨州十日,嘉定三屠,与夫两王入粤,残杀我汉人之历史尤多,闻而知之,而谓此为恩泽乎?
要之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非诛除满奸,又不足以废灭满清,故吾等尤欲诛一二狗官,以为我汉人当头一棒。
今事难不成,此心甚慰。但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公羊既殁,九世含冤,异人归楚,五说自验。吾言尽矣,请速行刑。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方声洞遗书:
父亲大人膝下,跪禀者,此为儿最後亲笔之禀,此禀果到家者,则儿已不在人世者久矣。儿死不足惜,第此次之事,未曾禀告大人,实为大罪,故临死特将其就死之原因,为大人陈之。
窃自满洲入关以来,凌虐我汉人,无所不至。迄於今日,外患逼迫,瓜分之祸,已在目前,满洲政府犹不愿实心改良政治,以图强盛;仅以预备立宪之空名,炫惑内 外之观听,必欲断送汉人之土地於外人,然後始大快於其心。是以满政府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免於危亡。故欲保全国土,必自驱满始,此固人人所共知也。
儿蓄此志已久,只以时机未至,故隐忍末发。迩者与海内外诸同志共谋起义,以扑满政府,以救 祖国。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於亡,四万万人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只以大人爱儿切,故临死不敢不为禀告。但望大人以国事为心,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 使同胞享幸福,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儿刻已廿有六岁矣,对於家庭本有应尽之责任,只以国家不能保,则身家亦不能保,即为身家计,亦不得不於死中求生也。儿今日竭力驱满,尽国家之责任者,亦即所谓保卫身家也。 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 瞑目於地下矣。惟从此以往,一切家事均不能为大人分忧,甚为抱憾。幸有涛兄及诸孙在,则儿或可稍安於地下也。惟祈大人得信後,切不可过於伤心,以碍福体,则儿罪更大矣。幸谅之。兹附上致颖媳信一通,俟其到汉时面交。并祈得书时即遣人赴日 本接其归国。因彼一人在东,无人照料,种种不妥也。如能早归,以尽子媳之职,或能稍轻儿不孝之罪。临死不尽所言,惟祈大人善保玉体,以慰儿於地下。旭孙将来长成,乞善导其爱国之精神,以为将来报仇也。临书不胜企祷之至。敬请万福钧安 儿声洞赴义前一日,禀於广州。
家中诸大人及诸兄弟姊妹、诸嫂、诸侄儿女、诸亲戚统此告别。
看陆皓东烈士怎么说了么?"满清以建州贼种,入中国,夺我土地,杀我祖宗,掳我子女玉帛。试思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方声洞烈士怎么说的?“自满洲入关以来,凌虐我汉人,无所不至。”
这些不是清初人说的话,这是一个清朝末年,已经被清朝统治了两百多年的人,用生命写下的话。这只是列举的两个,那个年代用鲜血写下这些文字,发出这些感慨的人不要太多,可想而知你说的清初。
其次,他们可笑吗?
他们的反抗满清的精神一代代传递下来,传递到像陆皓东,方生洞,林觉民,秋瑾这样的人身上,使得洪门,同盟会这些反清组织绵延不绝,无数人洒热血抛头颅,前仆后继,最终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两百年的殖民统治
他们哪里可笑了?
他们也许觉得最神奇的是,他们的事业成功一百年以后,居然有人觉得那个他们努力推翻的反动殖民政府是不错的,所以他们的努力是可笑的,是不值得的。。。。这大概是唯一可笑的地方吧。
著名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专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光明日报》的创办者之一、《中国通史》《回族人物志》等书主编白寿彝说:
清朝政权是以满族贵族为首的中国地主阶级政权,满族贵族在所实行的各种制度、法令、政策中,除了阶级压迫的内容外,更是尽量制造民族差别,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以利于其自身的统治。这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存在着两种大的矛盾,一是各族劳动人民和统治阶级的矛盾,实际是明末农民战争的继续和发展;一是以南明诸王为中心的汉族反清派地主和满族贵族的矛盾,这是明末以来明清统治阶级间内部矛盾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因此说,清初的反清斗争既有阶级斗争的性质,也有民族斗争的性质。千百年来回族人民和汉族人民守望相助,出入相友,在政治经济上结为一体,在清初汉族人民的反清斗争中,回族人民也积极参加。清顺冶五年爆发了甘肃的回民起义。
《回族简史》:
满洲贵族夺取全国的统治权后,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各族人民不甘心做奴隶,反抗斗争彼伏此起,连续不断。满洲贵族虽然在北京建立了清王朝,但是它的统治很不稳固。明王朝的旧部属接连推出皇族搞“反清复明”活动,福王失败了,又推出唐王、永明王、淮王等来“复明”。当时,全国各地也不断发生反清起义。这些起义军并与明桂王为首的大顺军携手作战,给清军以沉重打击,即使已经降清的原明朝旧部,也纷纷倒戈。如顺治三年(1646年)驻宁夏清军哗变,杀死巡抚焦安民、清将王元、马德等。次年七月,清将王光泰反于郧阳,击杀提督孙定辽。是年年底,大顺军与南明军在全州大败清军主力,遏止了清军的南下攻势;与此同时,福建的明军亦围攻福州。顺治五年(1648年)元月,清江西提督、副总兵金声桓反于南昌,杀死巡抚、巡按使,江西各郡起而相附。同年闰四月,清两广提督李成栋起兵广州,总兵佟养甲被执。十二月,清总兵姜瓖起兵大同,攻克蒲州。这些起义,南北呼应,使清廷大为震惊。在此反清浪潮中,回回人米喇印、丁国栋在甘肃河西地区举起了反清义旗。
原北京市政协委员、民革北京市常委、北京市历史学会副会长、《回回民族的历 史和现状》《回族简史》《回族人物志》《中国回民族史》《中国民族百科全书》等著作主编马寿千说:
清军入关之初,在各地实行剃发、圈地等强暴措施,遭到各族人民的共同反抗。在湖北,“老回回”这支回族农民武装在同李自成、张献忠联合坚持十多年的反明起义之后,这时又投入到在抗清洪流中来。在山东,东昌府(今聊城)、济宁州等地回回兵,崇祯末即同当地汉族人民一起参加城守,给清军以有力抗击。在广州,羽凤麒、撒之浮、马承祖3个回族将领,因坚持抗清而牺牲,被称为“教门三忠”。在云南,有不少回族人参加南明政权,后来在桂王退入缅甸的时候,曾有一部分跟随桂王的回民被阻于腾越、保山一带,他们以“明”为姓,用以表示怀念先朝和对清的不甘屈服。在回民聚居的陕甘地区被清军占领后,反清起义仍然此伏彼起。其中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以回族米喇印、丁国栋为首的甘州起义规模最大,他们在“反清复明”的口号下,拥出明延长王作号召,诱杀了巡抚张文衡,占有甘州,并以10万之众转战于甘肃各地近两年之久,山、陕为之震动。清廷命总督孟乔芳率大军将起义镇压下去。
兰州大学外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伊斯兰文化研究所所长,《伊斯兰文化》主编丁士仁说:
公元1644年,明王朝灭亡,洮州的回族在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心理上遭受空前的失落,他们远离富饶美丽的江南水乡屈居严寒贫瘠的青藏高原一隅原为保护江山,而此时星转斗移,江山移姓,失去了依托,如弃儿一样流落到遥远的他乡。清军入关后,满族贵族疯狂占地,大肆屠掠,并推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野蛮政策给统治区人民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创伤,更让洮州回民怀念明王朝的恩泽。就在清王朝初建不久,反清复明的斗争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发起,到处是一片反抗的呼声。清顺治五年,明末回族将领米喇印和丁国栋在甘州、凉州揭竿而起,打起“反清复明”的口号,与当时遍布全国的人民反抗斗争连成一片,声势浩大,而且各地回族群众积极响应。
国内学术界对米喇印、丁国栋的起义早有定论,是正义的革命起义。查清军入关后开拓疆域的历史,清军占领的每一寸土地都是踩着各民族人民的头颅、踏着无辜百姓的鲜血走过来的,在这样残酷的镇压和野蛮的统治下人民的反抗是必然的,清军所到之处一片反抗声。米喇印、丁国栋的起义顺从民意,因而是正义的。
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中国中亚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内蒙古社会主义学院名誉院长、内蒙古地方志学会副会长、著有《匈奴史》《突厥与回鹘史》《清代回民起义》等书的林幹说:
公元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清军因获得汉奸吴三桂的帮助,大举进关,在北京建立了对全中国的统治。其时,虽有大批的明朝官僚地主向清军投降,但全国各地人民和具有民族气节的明朝官员都纷纷起来反抗......就在这个全国反清的怒潮中,回族米剌印、丁国栋发动了起义,揭开了清代回民起义的序幕。
这次回民起义爆发的原因,是清军入关后大肆烧杀的残暴行为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社会的经济,给全国各族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从而激起各族人民的反抗,回回在其形成为一个民族的过程中,与汉族结成了不可分离的紧密关系,因而汉族社会经济的破坏,必然对回回造成严重的损害,因此,米剌印和丁国栋在全国抗清运动的影响下,联合汉族和维吾尔族的人民,英勇地向清朝统治者发动了反抗。这次回回的起义,是全国抗清运动洪流中的一支。
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元史研究会副会长、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回族史》《中国少数民族简史》《回族文化志》《元代文化史探微》《元代中国少数民族新格局》等书作者邱树森说:
关外的满洲贵族乘中原鼎革之际,与吴三桂等明朝官僚相勾结攻入北京,通过篡夺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而建立起清王朝。满洲贵族建立的清王朝不仅与农民起义军为敌,引起了各地农民起义队伍的激烈反抗;它与国内各民族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民族矛盾。因此,不仅各民族人民举行了反清斗争,地主阶级中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也投身于斗争之中。由于民族矛盾的尖锐和突出,许多反清斗争以拥立明王朝为号召,表现出“复明”色彩。
二人(米剌印、丁国栋)所言“豚尾长拖”,“重满轻汉”(当也包括“轻回”在内),包含着对清统治者所推行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的极大愤慨。由此可见,这次起义带有明显的反民族压迫的性质,他们反清的目的在于“复明”。他们认为,明朝的天数未尽,明朝皇帝虽然在农民起义中死亡。但是人心思汉,颇不自安,所以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号召汉、回各族人民起来推翻满洲贵族建立的统治。
总统兵马大元帅杜文秀说:
衣冠原有古制。自胡人以外夷之装,变中国之服,左衽遗羞,等威莫辨 。遂使凝旌端冕之风,不复见于今日;正笏垂绅之度,徒想象于形容。
慨自满清僭位以来虐我人民二百余年;妖官偏袒为计,石羊起衅,池鱼皆殃。强者逞鸱张之威,弱者无鼠窜之地。尔时百姓危若倒悬,可恶妖官犹安然高枕,置苍生于不顾,弃黎庶其如遗。甚至汉强则助汉以杀回,回强则助回以杀汉,民不聊生,人心思乱。
此次出师,纯为满人夺我中夏,主政二百余年,视人民如牛马,以性命如草木,伤我同胞,灭我回族,是以用彰天讨,罪有应得!
从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到抗日战争胜利,以日本为代表的列强在侵华战争时期配合了大规模的舆论战,包括并不限于。
“探讨”史可法是英雄还是罪人——把史可法歪曲成导致扬州十日的罪魁祸首,你不抵抗不就皆大欢喜吗?比如……现在。抵抗啥呀。
崖山以后无中国,明亡以后无华夏——意思是中国早就没有了好几次了,元清和日本一回事,你们既然可以容忍他们为什么不能容忍日本?元清不比宋明差吧,让我们愉快的玩耍吧。抵抗啥呀。
谁来咱都是老百姓——这个最具有迷惑性,现在依然出现在各种影视剧中,潜台词就是日本来了老百姓可能更好呢?看看你们现在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抵抗啥呀。
中日联合起来打击侵略者——咱们都是欧美侵略者的受害者,我是来解放你们的。抵抗啥呀。
国民政府烂透了,谁帮他抵抗谁是傻缺——把民族矛盾凌驾于其它矛盾之上,把国民政府和混同于中国。抵抗啥呀,做顺民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
就这几招,忽悠了几百万汉奸和他们的徒子徒孙。
时间过去了个多世纪了,网络上依旧沉渣泛起(尤其是公知猖獗那几年),比如这种问题在知乎就层出不穷,可见鬼子学说流毒至深危害极大,关键时刻可以抵几个军。热衷于传播这些的货色,极少数是拿钱的,绝大多数是被忽悠的棒槌,大是大非民族正义面前秀所谓的独立思考,其实能被这种说法忽悠的人智商很低,独立个毛线,无论古今中外,他们都是首陀罗一样的存在,谁来都不好使,做汉奸都被嫌弃。
就拿我们最熟悉的天地会来说。这个组织由僧人郑洪二创立,在南方搞得如火如荼。那么他们是在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乾隆二十六年。
后面嘉庆道光也一直在闹,管你清初清末,老子就是要反清复明。他们到咸丰时才终于把主义给换了——因为加入了太平军。
大伙可以不复明,但一定得反清。
P.S.
天地会入会誓词
凤花亭,高溪庵,马溪庙,明主传宗,今夜歃血拜盟,结为同胞兄弟,永无二心。今将同盟姓名开列于左。本原异姓缔结,同洪生不共父,义胜同胞共乳,似管、鲍之忠,刘、关、张为义,汝(此缺数字),视同一家。今夜传教汝手路密约,上不传父母,(此缺数字)。自今既盟后,前有私仇挟恨,尽泻于江海之中,更加和好。有善相劝,有过相规,缓急相济,犯(患)正(难)相扶,我等兄弟须当循规守法,不可借势冒为,恃强欺弱,横凶作歹,故违誓约。
提出复明的,是南明一帮人,主要就是西南永历政权和东南郑氏。
之后无论白莲教、天理教还是太平天国、捻军,是反清,但从没提过复明。
明白这一点很重要。
南明时代,清朝入关做了很多坏事,残杀重,所以激起反抗。此时永历政权是一个比较好的旗帜,所以包括大西和大顺余部都加入这个旗帜中。
后来清朝有压迫,农民有困难,所以从白莲教、天理教到后来太平天国、捻军起义,依然是正常的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但是明已经没了,根本用不着明的旗帜,都是自己打旗帜了。
所以所谓的反清复明,基本都是小说家言。在南明灭亡后,反清有,但没复明。有反清,因为阶级压迫存在,阶级斗争不断;没有复明,因为在古代社会,拿民族当旗帜,远没有现代人想象那么有号召力。华夷之辩能号召的文人,往往遇事软骨头;底层农民更多在乎的是赋税徭役情况,这个受不了才会反抗。小说都是文人写的,所以反清复明似乎如火如荼、延绵不绝。但是现实中,真到底层反抗时候,谁还想搬出朱皇帝?
虚构南明之后的反清复明,就是故意用民族矛盾掩盖真正关键的阶级矛盾。
如果中国的年轻人都像题主一样想,我对中国的未来是绝望的。
实用主义、工具理性发展到极致便会融解所有的价值理性,结果就是有奶便是娘。
一个对剃发易服这种级别的侮辱都能欣然和洗白的民族,对于更一步的文明毁灭和种族毁灭,只怕也是漠然、麻木、和可以接受的。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只要满足阶级需求,只要有饭吃,一切都是可以接受的。
这样的一群人,真的只配叫“一群人”,说他们属于民族都是对民族这个词的侮辱。
注意,我说的是“欣然”,抗争失败并不可耻,但后人至少应该对此引以为耻。而对此欣然接受的民族,还有什么更糟糕的侮辱是不能欣然接受的呢?
依我看,这样的所谓民族,毁灭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今天可以思考明末抗清的人是否可笑,那么明天当然也可以思考抗日救国的人是否阻碍东亚一体化,后天便是抗击美国贸易战的人阻碍人类大一统。
不要嘲笑,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顺便说一句,知乎什么时候流行鹿鼎记治国了?
这个感觉可以参考为什么刘备、诸葛亮们非要“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他们真的是在“不识天时”要恢复那个“汉”吗?直接以礼降受招安,它不香吗?
如果“汉”真的那么好,哪里会有天下三分,如果“明”真的那么好,怎么会有李闯王和老歪脖子树出场的份?
“反清复明”,他们只是不想受欺负,在为了一个更平等,更美好的理想国家,和心中的道义而抗争。
一个国家,需要有些永远浪漫的理想主义笨蛋,就是这种感觉吧。
看过我的签名吗?
当我们漠视蚂蚁存在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在抹煞自己存在的意义
今天你怎么笑话“反清复明”,明天就有人怎么笑话你“砸锅卖铁买房”。没有人具有上帝视角,蚂蚁确实渺小,但是有道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多少条人命也许就是一窝蚂蚁左右的。
改革开放初,相亲都要借块手表来充门面。那个时候有人借了人家一块儿手表相亲结果弄丢了,最后急得口吐鲜血。他只要有10年甚至5年的视野,大概就不至于为了一块手表急成那样。怎么看他?笑他蠢吗?
那我们小时候争玩具,抢玻璃球,为了老师一句责骂忐忑不安,因为父母在别人面前一个巴掌差点儿跳楼,又该怎么看呢?
人最大的烦恼就是总觉得自己很特别,其实没有谁是真的很特别的,哪怕你叫得上名的大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少则三五年,多则一二十年,都能看到他们当时那些滑稽的错误。
所以如何看这些“反清复明”者?还是用一个最俗的视角来看,每个社会都有秘密团体,白莲教,弥勒教,明教,哪个时代都不完美,都有法律无法到达的灰色地带,都有人以各种各样的名义秘密结社,从事“非法”活动,往高大上了说是为了“反清复明”,“天下大吉”,“弥勒降生”,但最本质上不过是为了活下去!
贩卖私盐的盐贩子靠一个人对抗不了官府,自然要拉帮结伙。清朝实行海禁,所以要走私货物肯定不能靠一两个人,自然要有帮会。晚清民国国家混乱,秩序崩坏,要生存就必须有秩序,哪怕是黑社会的秩序……
总之,伟大或者卑微,高尚还是龌龊,可敬还是可笑,其实不过是后来人的想象,对于绝大多数所谓的“反清复明”者,无非混口饭吃,哪儿那么复杂?好比蚂蚁搬食,说它勤劳也好,说它被压迫也罢,本质就是“混口饭吃”
我们其实大可以放轻松一些,想象近来的电视剧比如《军师联盟》连司马懿都快变成白莲花,仔细想想我们以为的司马懿,关羽真的是还是他吗?再过些年,搞不准关羽也要被评判。如果不相信看看这篇大作《孔老二的罪恶一生》
好笑吧?相信我,你的子孙后代有一天会用同样的戏谑嘲笑你。否则,人类大概就距离灭亡不远了。
好吧,解释一下最后一句。从哲学范畴来考虑,人类的未来有三个方向,
如果我们的后代把我们当作笑柄,大概率上他们的时代比我们更好。就像现在一个小屁孩儿都能笑牛顿晚年迷恋炼金术,搞出来的牛顿定律不适用于微观世界,不是因为小屁孩儿多厉害,而是牛顿定律,相对论,元素周期表都已经是凡人唾手可得的知识。反之,如果后世子孙非但不嘲笑我们还把我们说过的话,做过的一些是神圣化,神秘化,偶像化,那么大概率他们的时代不如我们,至少有一个巨大的倒退。
如果题主经常阅读历史,一定就会有这样一个疑惑:
为什么被殖民的印度、香港,反而不反英美帝国主义,更甚者成为帝国主义的家奴和最好的管家。HK青年属于被英美所谓的“自由”、“民主”忽悠瘸了,印度更是以身在硅谷抱团为首陀罗,这两个都成为西方的狗,拼命咬中国。
为什么当年还有“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进行几乎全民起义,与日寇顽强斗争的台湾人民,目前非常亲日,甚至还有慰安妇的后代抱着遗照哭喊:“这是自愿的,并不是慰安妇”的滑稽戏。此岛也变作西方的狗,近几年更是变本加厉咬中。
为什么中国历来睦邻友好,从未动过侵略他国的想法,历史上菲律宾、越南等都是邦交送礼的,而美国渲染中国威胁论却一点就炸?而以上那些地方,沦为殖民地的又是谁造成的,为什么没有人宣传他们的威胁论?
其实答案很简单:这个世界,仁义道德、意识形态,只是个幌子,真正的法则是弱肉强食。
你说什么自由开放,世界全球化、自由民主,那不好意思,是因为我的互联网公司遍布全球,现在Tik Tok威胁到我了,突然不互联网自由了;现在华为威胁到我的技术霸权了,突然不经济全球化了;现在疫情干扰到经济数据和选票了,突然不讲究人民生命了。
规则是我定的,我说什么都可以,因为我强。
菜,就是原罪。
我看到一大堆人支持这个观点:如果一个国家反中,那是那个国家有问题,如果那么多国家反中,那一定是中国有问题。说这种话的人,非蠢即坏,因为无论是事实、历史还是道德,漂亮国都比我们坏得多。我们被反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比漂亮国菜,非但菜还不躺平,想觊觎漂亮国餐桌上的牛排。
漂亮国有道德问题,当强盗、小人、流氓、绑匪都不是原罪,中国菜,就是原罪。
说了那么一通屁话,回到这个问题,所谓的“反清复明”本质上,就是在一个强者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反抗强者的行为。
有人说,反清复明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是反抗历史的行为。不过有句话说得好: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她是由强者打扮的。赢得人,当然可以说输的人是在逆历史潮流——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如果漂亮国赢了,它一样可以说中国的反抗是“逆历史潮流”,你干嘛不顺应历史潮流躺平,因为历史是我赢了嘛。
对反清复明,用可敬的还是可笑来做结论都是无意义的。
本质上,是因为汉族认为异族上位,有损于自己的利益,所以才要反,这个是人性,不要用道德去评价。明朝有那么好吗?清朝有那么坏吗?韦小宝说得很好:如果国泰民安,干嘛要反清复明?果不其然,统治日久,国泰民安了,自然就没有左脚反复、右脚清明了。
你看,人性就是那么短视,所谓的什么正统、什么异族、什么留发去头,比不上我吃饱穿暖,比不上我田里耕地的那两头牛。而且话说,明朝清朝,真的有那么迥异么?不还是王公贵族朱门酒肉臭,平民百姓路有冻死骨,你反它干嘛呢?
同样的道理,你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印度、台湾、HK、菲律宾越南的行为了。历史啊、意识形态啊、什么仁义道德啊,都可以不要,要看就看当下你是不是符合我的利益,你能否和我利益相关。脸算什么,有钱袋子好使么?你信不信大清如果能光绪维新,直接给你搞一个君主立宪?
但是,进一步说了,殖民者、入关者,难道真的是为你好么?难道真的是所谓的什么人道主义,国际主义精神么?
还不是要统治你,侮辱你,自己吃着牛排鱼肉,分你几根冷的骨头?虽然那几根骨头,已经很香,很美味了,比起一穷二白家里无米的某国来说可以好好炫耀茶叶蛋了,但你还是一条狗呀。
所以,“反清复明”的这群人,虽然是基于自己的利益、人性而动的,但要知道奴隶再怎么有钱,还是个有钱的奴隶,主人再怎么没钱,仍然是没钱的主人。同样的道理,外国人再怎么统治你,你有钱瞧不起内地,你还是奴隶,但即使有人在世界上搞五六眼联盟,我们没有跪,就还是自己的主人。大清的法律,选官制度还歧视汉人呢,更不用说元朝的种族歧视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清复明那一帮子汉人,还是清醒的,聪明的,是屁股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的。
我反对用可敬或者可笑来评价他们,但是可以用“屁股坐对”来评价他们。
某伟人说:站起来,不准跪。敌人越反对我们,越证明我们正确。
我们钱袋子稍微瘪点,没关系,就让那些呼吸美国自由空气的公知们嘲笑我们吧,就让那些吃得起茶叶蛋的岛国嘲笑我们吧,就让那些被殖民过的受害者嘲笑我们吧。他们不过是做强者的奴隶尝到了甜头而已,只要我们成为了强者,他们一样可以做我们的奴隶。
如果明末没有这样的死节者,我想不出清末面对各方面都远胜于中国的列强,中国人会靠什么信念来抵抗
既然题主是从实用主义的利益角度出发,我也说说利益好了。
军阀来了,顶多把鹅城的税收到21世纪,万一张麻子来了,三枪一响,给你短暂的带来了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
但日本人来了,你家有钱想效忠,刮去了三代人的积累,还不过是个汉奸队长。让你跪你家祖先的同时,还要朝东跪,跪人家天皇。你若是反抗,便是屠城,强奸你的妻女。你若是顺从了,那便是赛德克巴莱,你的儿子整天被日本小孩欺负,但他心里还是想当日本人,并给自己起名字叫岩里正男。
那你说,我干嘛不反抗呢?
《暗杀》里,李政宰演的韩国人本来是爱国者,行动失败后投降了日本后,当了走狗后,最终迎来韩国建国,他又被洗白。全智贤饰演被他出卖的手下,后来找他算账,李政宰饰演的角色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谁又知道我们最终会赢呢?”
那些反清复明的人想的是,“谁又知道我们最终会输呢?”都说胡无百年国运,那些人不知道满清会在那年结束,但他知道一定会结束。
他反抗,只不过是他震惊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他身为汉人被深深的刺痛。他不想留着恶心的金钱鼠尾辫子,不想自己的子孙在自己的土地上给人当二等公民,不想供养几十万的铁杆庄稼。
这他妈有问题吗?
就好像有个研究生跳楼自杀了,你作为一个旁观者说,“再忍忍不就毕业了吗?干嘛要自杀,这些年轻人真是不能抗事。”但生活已经把他逼到死胡同,他看不见希望,他不过是想要结束暗无天日的日子罢了。
反清复明本质上和宋朝抗金、抗元,近代抗日是同一回事,你要来奴役我,我他妈被你逼到这个份上,不反抗一把,我都说服不了我自己。
正因为有人反抗,才为汉族为中华文明留下生机。满清才有所收敛,才会提什么满汉一家,才会开科举,才会用汉臣。顺民地位也是反抗者争下来的,如果人人都甘心做顺民,任人宰杀,那是要灭种的,因为都是完全不会反抗的顺民,怎么屠戮都可以。就旗民通婚,为什么清初和清末是允许的,因为反抗激烈。另外清初和清末汉族官僚掌握的权力就远大于清朝中期,因为中期反抗少。没有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官僚能掌握权力?如果清初没人反抗,那满清就会在全国跑马圈地,一直没人反抗就一直圈下去。就搞美国英国种族灭绝那一套,反正没人反抗,反抗都是傻子,聪明人都是自愿为奴,献上妻女,以生下野种为荣。为什么瓦德西面对义和团说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之四分之一。因为有无数人愿意为国牺牲。
顺治五年颁行旗民通婚政策。康熙之后,清廷禁止旗人与民人通婚。乾隆朝对旗民通婚屡令禁止。道光年间清廷对旗民婚姻做出明确而系统的限制性规定:“嗣后,八旗内务府三旗旗人内,如将未经挑选之女,许字民人者,主婚之人,照违制律治罪。若将已挑选及例不入选之女,许字民人者,主婚之人,照违令例治罪。民人聘娶旗人之女者,亦一例科断”。咸丰朝继承了道光朝的旗民婚姻政策。光绪二十七年,清廷废除旗民不婚之禁令。
他们就算败了,也给两京十三省的汉人争得了一定的面对满洲当局的议价权。岗村在华北推行治安肃正时要求日本军注意军纪,不是因为老畜牲良心发现,而是因为中国军民的反抗让它害怕了,希望通过用所谓的怀柔愚弄中国人民,减轻自身的压力。
如果李来亨、李定国、张苍水、文安之、袁宗第、郑成功乃至姜瓖、李成栋不反抗清国,乖乖地任由清国圈地、缉捕逃人、屠刀禁海,清国为啥不能进一步把所有汉人收为阿哈包衣,把所有的汉人田土圈成满洲诸申的铁杆庄稼?
明末清初的户籍统计比较有问题 。
清中期,太平天国时期,清军(以清粉汉人为主)把长江下游两岸屠的十户九空。很多县即使有战后大移民至今也没有恢复战前的人口。
以上帝视角与人民史观来看,他们是伟大的,可敬的。
毕竟对手可比法西斯更残忍。
反驳前请想想,李定国、郑成功、太平天国、洪门与辛亥革命。
再想想自己的话把清换成日本是否也行得通。或者是思考一下,中国是世界公交车,像印度一样来者都是婆罗门。
最后再想想自己的屁股,是坐在保家卫国的位置,还是侵略者的位置。
是一群可敬的人
1645年清军南下,黄道周入福建担任首辅大臣。国势危殆,他乃自请出师,率领门生子弟北伐抗清。出征时,别人看他们的武器只是锄头、扁担,跟他说,黄阁老你此行恐怕凶多吉少吧,黄道周回答:「我知道无补于天,这是把自己的骨头敲碎了来做成药粉,只是希望后人能闻到这一丝药气罢了。」三个月后,黄道周和他的弟子在婺源遭遇清兵,打了这支「锄头军」唯一的一仗。又三个月后,黄道周拒绝劝降,在南京就义。人们从他的衣带里找到了十六字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落款「大明孤臣黄道周」。
1645年,清军渡江,攻占江南。乡居进士黄淳耀(1605—1645,南直隶嘉定)被嘉定士民推为领袖,组织城守。嘉定城抵抗月余后终因寡不敌众被清兵攻陷,黄淳耀在西林庵自缢殉难。其绝命书云「弘光元年七月初四日,进士黄淳耀自裁于西城僧舍。呜呼!进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洁身自隐,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耿耿不昧,此心而已。异日虏氛复靖,中华士庶再见天日,论其事者,当知予心。」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为自己没能成功完成保卫家国的使命而内疚自责,说只剩下此心不昧,可以对越千秋万世。他也希望有朝一日中华光复,后代子孙读历史至此时,能明白他当年的一片苦心。
1645年清兵占领江南后。松江名士、几社领袖夏允彝(1596—1645,南直隶松江)联络义兵图谋复明。兵败后,他不愿忍受投降的屈辱,自沉河塘而死。因为池塘的水太浅、只达腰部,夏允彝不得不弯腰将头埋入水中,到他死的那一刻,仍然腰带不湿、衣背尚干。遗言:「少受父训,长荷国恩,以身殉国,无愧忠贞。」
清兵攻破江南后,浙东士民退踞舟山岛,在总督张肯堂(?—1651,南直隶松江)的领导下,固守长达数年之久。1651年,清军发动总攻,张肯堂率领舟山军民浴血拼杀十二天,海战、城战、巷战,最终不支。城陷后,张肯堂在官署雪交亭自缢,绝命诗:「寄语千秋青史笔,衣冠二字莫轻删。」守城文武也悉数死难。
崇祯十一年(1639年),清兵劫掠内地,总督卢象升在北直隶巨鹿力战而死。1645年清兵渡江,其弟卢象观在亡兄祠堂内誓师起兵,投身太湖水师,血战败没。幼弟卢象晋(?—?,南直隶宜兴)为明末秀才,念两兄之仇,至1650年仍不薙发,为仇家告发,扭送官府。在留发不留头的政策下,满清官吏有意替他开脱,说「我知道卢象晋肯定不敢违背朝廷的意思,这一定是他当初薙发后一时疏忽,没有定时打理,才让头发又长了这么长」,卢象晋当即反驳:「此发固自明出」!
著名学者朱永佑(?—1651,南直隶上海)在清兵南下后,渡海至舟山,任鲁监国的吏部侍郎,坚持抗清数年。1651年,清兵攻陷舟山时,朱永佑当时已经卧病在床。清兵对他说「薙发则生」,朱永佑回答「吾发可薙,何待今日?」朱永佑言毕,当场就被清兵斫死。
瞿式耜(1590—1650,南直隶常熟)曾任广西巡抚,在永历朝担任内阁辅臣,主持西南抗清大局。1650年,清军攻入广西,瞿式耜以残兵留守桂林。知悉消息的总督张同敞(张居正曾孙)本无守城之责,也毅然泅水入城,与瞿式耜共守孤城。沦陷后,面对清朝定南王孔有德的百般威逼利诱,瞿、张二人坚拒不从。囚禁期间,二公也毫无惧色,还效仿文天祥的事迹,在监室内诗酒唱和,汇成《浩气吟》一编。四十一天后,瞿式耜与张同敞在桂林仙鹤岩慷慨就义。瞿式耜刑前赋诗云:「从容待死与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张。三百年来恩泽久,头丝犹带满天香。」
吴钟峦(1577—1651,南直隶常州)师从顾宪成、高攀龙,出入讲会四十余年,被海内推为名宿。清兵占领闽浙时,他已将近七十岁,仍然赴海上参加了抗清义军。他说就算四海之内再也没有一寸土地属于大明,但是「此身不死,此志不移,生一日,是一日之恢复也」,只要我此身不死,只要我此志不移,便终究尚有我一人仍为大明之人,尚有我心中这一片方寸之地仍为大明土地。一次,他的弟子以《论语》中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一语请教吴钟峦,问老师:「朝闻道,所闻何道?」吴钟峦仅答了四个字:「只看下句」。
「岭南三忠」之一的陈子壮(1596—1647,广东广州)是明末有名的儒臣,不到23岁就高中探花。1647年,清兵攻入岭南,占领广州。陈子壮毁家纾难,动员乡贤捐资募兵,组织了上万人的义兵出征。终因书生掌兵、实力悬殊,在战斗了大半年后,功败垂成,全军覆没,陈子壮本人被捕,他的长子也在战斗中牺牲了。最终,陈子壮拒斥了清军劝降,坦然赴死。为震慑抗清义兵,清军对陈子壮施以惨无人道的「锯刑」(将人劈为两瓣)。据说在行刑时,因陈子壮躯体晃动,刽子手无法下刀,陈子壮乃对刽子手高喊:「蠢才!界(锯)人需用木板也!」刽子手找来了木板,将陈子壮固定住,这才顺利行刑。至今「界人须用板」的典故,仍在广州父老当中流传。
永历十五年(1661年),郑成功率领大明水师收复台湾。翌年永历帝在云南昆明殉国,但台湾仍保存大明衣冠二十余年。郑氏父子不但沿用永历年号,还在名义上拥戴明朝宗室宁靖郡王朱术桂(1617—1683,湖广荆州)。永历三十七年(1683年),施琅攻破台湾前夕,朱术桂在府邸结帛自缢,死前书于壁曰「时逢大难,得全发冠裳而死。不负高皇,不负父母,生事毕矣,无愧无怍」。回望故国,虽已山河涂炭,回首平生,却是无愧无怍。作为大明最后的象征,朱术桂以从容的一死,为大明315年的历史画上了最终的句号。面对天地,终无愧疚。
大儒杨廷枢(1595—1647,南直隶苏州)是复社领袖,一生以清操自砺。国变后,他以一介文士之身深入太湖,联络义师,图谋光复,后因行踪败露被清军抓获。杨廷枢入狱后慨叹:「我自小时候读书开始,就仰慕文天祥的为人。今日之事,正是我平生夙愿。」押解途中,他在船上用鲜血留下了遗书:「遍体受伤,十指俱损,而胸中浩然之气,正与信国(信国指文天祥)燕市时无异。俯仰快然,可以无憾!觉人生读书,至此甚是得力;留此遗墨,以俟后人知之。」又说「只今浩气还天地,方信平生不苟然。」两天后,杨廷枢被押至家乡苏州处斩。临刑时,他纵声高呼「生为大明人」。刽子手手起刀落,杨廷枢首级坠地,仍喊出了后半句「死为大明鬼」。
朱舜水(1600—1682,浙江余姚)师从张肯堂、吴钟峦、朱永佑。1651年,清兵攻破舟山,张肯堂自缢死,吴钟峦自焚死,朱永佑拒不薙发也被斫杀。这一年的秋天,朱舜水在给日本长崎镇官的揭文中说「瑜之师友三人,或阖室自焚,或赋诗临刑,无一存者矣」。乍看平实无奇,读来字字泣血。
郭之奇(1607—1662,广东揭阳)气魄非常,在福建、广东、广西征战十余年,后以残兵退入安南(今越南),为安南人诱捕后绑送清军,解至桂林处斩。在被押送回国的路上,郭之奇回忆自己一生风雨,写下了一首纪事诗:「成仁取义忆前贤,异代同心几自鞭?血比苌弘新化碧,魂依望帝合为鹃。曾无尺寸酬高厚,惟有孤丹照简编。万卷诗书随一炬,千秋霜管俟他年。」其如烈火真金一般的赤诚,让三百多年后的读者也为之击节快然。
「凛凛孤忠志独坚,手持一木欲撑天。」李定国是明末忠诚无比、勇冠六军的抗清统帅。他受封为晋王,也是大明在西南最后的支柱。李定国曾率领明军北伐,数月之内在桂林和衡阳两蹶名王,震动天下,一度逼迫清廷欲划出西南七省与大明议和,几乎改变历史进程。转战十余年间,他也多次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奋勇征战,数度扭转局面。大厦将倾,英雄末路。云南全省失守,李定国以残兵退入暹罗(今泰国)。他听到永历帝被吴三桂弑杀的消息,捶地恸哭「我对不起陛下,对不起大明,又何以面对天下万世?」最终悲愤而死,终年四十二岁,遗言仍要求部下宁愿死在荒外的雨林中也不要投降。李定国的忠勇之精神足以激励民心,让人生死相从。后人有诗赞曰:「老草坡前草树香,磨盘诸将墓堂堂。残碑读罢呼雄鬼,生死都从李晋王。」
「恒干瞿然亦自雄,孤舟横野更飘风。难将幽愤填沧海,剩有悲歌贯白虹。」这是「岭南三忠」之首的陈邦彦(1603—1647,广东顺德)所写的一首诗,读来苍凉悲愤,如挥戈挽日。陈邦彦在清军南下后与陈子壮共同起兵,失败被捕后亦被凌迟而死。在三四百年前的那个时代,这样一种孤舟横野、悲歌忧愤的感情也蔓延在中华大地无数父老姊妹的胸中。
学者在研究明清之际的历史时发现,许多遗民在薙发易服时,就亲手撰写了祭祀自己的祭文,表明其独立不迁、昂首天地的精神生命已同衣冠发式共同消殒。遗民方以智(1611-1677,南直隶桐城)更在薙发时撰写的自祭文中说:「汝以今日乃死耶?甲申死矣!」认为早自甲申年(1644年)清军入关、家国破碎之时起,他便已如行尸走肉一般苟活于世,尤令人感到沉痛。后来,方以智参加武装抗清,兵败后出家为僧,在广东被清军抓获。押解途中,船经赣江,路过江西万安惶恐滩。方以智想起了文天祥〈过零丁洋〉之诗「惶恐滩头说惶恐」,感到深愧前贤,一跃自沉殉国。
1651年,大明军民坚守舟山城,血战十二日后,不敌沦陷。舟山抵抗之惨烈,为当时所罕见,令满清方面也感到心有余悸。城陷后,守城文武悉数死难。苏兆人(?—1651,南直隶吴江)是总督张肯堂的弟子,追随老师一同守城、一同殉难。他的绝命诗说:「保发严夷夏,扶明一死生。孤忠惟自许,义重此身轻。」
吕留良(1629—1683,浙江崇德)是有名的遗民,也曾与家人起兵抗清,并且亲眼目睹了与他共同长大的侄子吕宣忠被清廷抓捕杀害。这种悲壮惨痛的记忆是今人难以想像的。多年后,吕留良整理宣忠遗稿,想起当年死难的侄儿与自身辱身苟活的经历,惭愧焦灼之情仍然让他忍不住感愤流泪,说「比向当年一半遗,书成涕泣欲何为!甲申以后山河尽,留得江南几句诗。」令人动容。
1651年,清兵进犯舟山时,年过七旬的吴钟峦正在隔海相望的普陀山。他听说了讯息,想到自己的老师、弟子、好友与儿子都在明末的山河剧变中先后殉难,又思考到自己将来会以如何面目见亲友于地下。于是,吴钟峦备船渡海,潜入即将沦陷的舟山城,与挚友张肯堂诀别说「我先行一步等您了」,随即到文庙右庑,留下绝命词,奉先师孔子神位,举火自焚而死,享年七十五岁。他的遗笔现今只存最后两句,曰:「只因同志催程急,故遣临行火浣衣。」意思是,因为亲友感召甚急,他只好在临行之时选择以烈火浣洗自己的衣衫。
1645年,清兵攻入福建,掌握军政大权的郑芝龙薙发降清。其子郑成功苦谏不成,乃下定决心叛父起兵,他说「子尝闻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郑成功亲赴孔庙,焚烧儒服,对孔子像起誓,誓以孤臣孽子之心恢复大明、重整河山。此时的郑成功年方二十,手下只有两条船、不到一百人。在尔后的十六年间,他以忠义为旗帜,转战闽浙,践行着他的诺言,成了大明在东南最后的支柱。直至弥留之际,郑成功想到大业未竟,痛哭嚎啕「我无面目见先帝于地下」而去世,终年三十八岁。
对于明末清初的变乱,顾炎武(1613—1682,南直隶昆山)区分了「亡国」与「亡天下」的异同。他还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明朝的灭亡,不仅是朱明皇室一家一姓的「亡国」而已,更是华夏文明到了「亡天下」的危急之秋,因此尤需要全天下的读书人和普通百姓挺身而出、执干戈以卫文明。
张煌言被誉为明末的「一代完人」。他25岁投笔从戎,起兵抗清,转战崇山峻岭、惊涛骇浪近二十年,被称为岳飞再世。在永历帝被杀且郑成功卒于台湾后,张煌言仍然徘徊在浙江外海希图再举。清廷认为只要煌言不死,那么反清复明的义师终将再起,乃大举搜山捡海,终将其抓获。被捕后,张煌言丝毫未惧,提笔写下了一首〈放歌〉:「予生则中华兮死则大明,寸丹为重兮七尺为轻。予之浩气兮化为雷霆,予之精魂兮变为日星。尚足留纲常于万祀兮,垂节义于千龄。」1664年九月初七日,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中原最后一位大明人张煌言,在杭州弼教坊就义。行刑时刻到了,张煌言眺望着一如往昔的西湖山水,俯瞰着早已薙发易服的围观百姓,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是轻声感叹道「好山色」,随后坦然就戮。山色依旧好,家国已沦亡。「好山色」是张煌言的遗言,也是大明留给这片土地的最后一句话。「好山色」,是莫大的伤感与莫大的悲痛,也是无限的留恋与无限的希望。
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1631—1647,南直隶松江)是知名的英雄少年。他自孩提时起拜名士陈子龙为师,不到十岁以诗文闻名于世。清军南下,夏允彝抵抗失败。夏完淳亲眼目睹了父亲自沉殉国,也愤然起兵。征战数年后,因强弱悬殊失败就逮。在狱中,夏完淳写信与母亲诀别,说「一日中兴再造,则庙食千秋,岂止麦饭豚蹄,不为馁鬼而已哉。」 意思是,有朝一日中华光复,他相信自己将作为烈士被后世所永远怀念,长受祭享不绝,所以不必像一般人一样只求不做个饿死鬼就好。1647年,夏完淳在南京就义,时年16岁。
「汝知文天祥否?江西只闻断头宰相,不知薙发学士。」1646年,内阁大臣傅冠(1595—1646,江西进贤)在福建汀州被清兵抓捕后,面对劝降时如是说。
1646年,福建全境失陷后,唐王朱聿鐭(1605—1647,河南南阳)乘船至广州。十一月初五日,他在大学士苏观生等人的拥护下登基称帝,年号绍武。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广州失守。苏观生见大势已去,写下「大明忠臣,义固当死」八个大字后自缢而死。绍武帝被抓获。清军送饭给他,他说「我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人于地下?」遂以大明天子之身自缢殉国。壮矣哉!
「江阴八十一日」是明末历史上最悲壮的片段之一。1645年,满清颁布薙发令,原本打算归顺的江阴士庶一片哗然,决定为了尊严重新拿起武器。在典史阎应元(?—1645,北直隶通州)的领导下,江阴军民拼尽了万千血肉之躯,以弹丸之地抵抗滔天之敌,坚守长达近三个月。浴血奋战至第八十日,眼看城破在即,阎应元登上东城门楼,挥笔写下一联:「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书毕继续上马,直至次日力战而死。城破后,江阴城的十万百姓没有一人投降,而阎应元所书的那副对联,也成了明末忠义精神的最佳写照。
民国元年(1912年),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随后一统南北。当年02月15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孙文)(1866—1925)率领文武百官赴明孝陵,以最隆重的国家礼仪祭祀明太祖,告慰此前二百余年间屡仆屡起的反清义士。孙中山在祭文中表示,光复大业终于完成,他本人以及全国同胞,面对明太祖的在天之灵时,终于不会再感到愧疚了:「文与全国同胞,至于今日,始敢告无罪于我高皇帝。」
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切·格瓦拉
雍正废除贱籍不是良心发现而是明末农民军早就废除
清末汉人官僚挤掉本来满人大臣不是因为叶赫那拉真的五族共和而是太平天国打掉了满清基本盘
鳄鱼的眼泪清末新政不是爱新觉罗真的为几亿苍生考虑而是在革命党压力下迫不得已
吃得饱是第六个馒头不假但不代表前面五个没用
1949以前,有在金田第一次动员基层反抗内外压迫
有冷眼面对刽子手英勇就义的巾帼
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有在武昌反抗民族监狱的工程营
以及打倒列强代理人北洋军阀的北伐军
他们也许失败但不代表没有反抗精神,更不能代表清以及借尸还魂的北洋合法性
我理解题目中的“上帝视角”,既是指的站在后人,也就是现代人的视角去看到明清鼎革之时支持反请复明的“这群人”。
但我认为用“这群人”来形容不太合适。因为明清鼎革之际,“反清复明”运动是包括从明皇族宗室、官员、士大夫乃至老百姓各个阶层的,其中又以老百姓为主,基本类似于“全民总动员”了。[1]
如果以现代是史学家的看法为主,主流都是给与高度肯定与赞扬的。
如柳亚子以为:“南明之世,清虏大举难犯,一时抛头颅、流鲜血以争民族之生存者,其人不可胜计...中华民族的国魂忽然大吼起来。”[2]
李洵:“从清兵入关到清朝对全国军事征服的完成和民族统治局面的稳固,几乎经历了四十年之久。在这一长时期中,以汉族为首的中国各族人民,对清的侵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当时尤以汉族的广大城乡人民成为反侵略民族战争中的主力。”[3]
谢国桢:“清朝统治者,轻而易举的,不到四十天功夫,就入据北京,他们以为李自成既已死去,大明的江山就可以唾手而得,想不到东南抗清的战士史可法、郑成功、张煌言等,据守㓝襄一代以郝摇旗、李过、高一功等为首的大顺农民军,和李定国所领导的大西农民军以及全国的志士、义师,都奋起抵抗,在全国各地展开了英勇的反抗,发展而为历时四十多年还没有止息的伟大的抗清斗争。”[4]
翦伯赞:“永历时期明朝政府和人民对满清野蛮征服的斗争,是战斗到最后的一寸土与最后的一滴血...中国的民族正气之赖以保存以至于今日。广大的爱国人民,他们当时的英勇斗争,已经光辉的表现了中国人民至死不屈的反抗精神。”[5]
当然我们这里需要理清楚,大顺军、大西军、广大的各民族抗清义军,之所以打出“中兴大明”,归明御清的原因,不是为了提腐朽的明政府续命,钱穆早在《国史大纲》中有指出,当时的人拥护明政府的心,原不如拥护衣冠制度,在人民的心中,王室推移,是无关紧要的,但民族文化,是不肯轻易变更的。[6]
也就是当时人反清复明的原因是什么?主要就是因为满清朝廷执行以剃发易服为首的五大民族征服政策,剃发易服、圈地、投充、缉捕逃人法、大屠杀。虽然明朝很烂,但有了清朝的承托,在当时简直就是万民归心,就连原本坚决以推翻明政权为目的大西军与大顺军,都起来扶明,更何况普通民众了。毕竟就算是“比烂”本族政府也很难比异族征服更烂。
至于“复明的原因是什么?是明朝很好吗?”复明的本质不是支持明朝政府,而是抵抗满清,拥护汉族的衣冠制度,当时的大顺军虽然一度建立了朝廷,但领袖李自成随即就死亡,张献忠又在成都大肆屠杀普通民众,所以对于当时广大的人民来说,能够代表中国,代表汉族的政权,依然是明朝,则自然大家都要聚在明朝的旗号之下。而“明”这一符号,在那个时候,也越来越有了无畏的与代表反抗暴政的符号。[7]
诚然我们作为“未来人”,知道明朝抗清最终是失败了,但把视角放在那个时候,以弘光朝廷建立开始,明朝还是有多次机会,可以和清朝划江而治甚至将清军击退出山海关。但虽然抗清失败了,那些付出鲜血与生命的反清斗士没有白白牺牲。正是广大汉族人民的抗清斗争才使得满洲贵族看到了汉族人民中蕴藏着的雄伟力量。迫使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缓和民族矛盾、调整阶级关系以及恢复生产的措施。[8]使得继续活在满清统治下的以汉民族为首的各族人民争取到了稍好一些的政治环境与经济环境。
能有人问出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欲亡其国,先灭其史”的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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