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古日为什么要为路易十六辩护 反抗罗伯斯庇尔?
德古日，这位法国大革命时期极具争议的女性，她为路易十六辩护，反抗罗伯斯庇尔，这背后绝非简单的个人好恶，而是她深刻的政治理念、人文关怀以及对社会秩序的认知在起作用。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得一层层剥开历史的迷雾，看看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又经历了怎样的时代。
首先，我们要认识德古日（Olympe de Gouges）。她可不是什么循规蹈矩的贵族小姐，而是一位出身于平民家庭、靠着自己的才智和勇气闯荡巴黎的剧作家、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她以敢言著称，早在革命初期就积极投身公共事务，特别是争取女性权益。她的《人权与女权宣言》至今仍是女性主义史上的重要文献，主张女性与男性享有同等的政治、法律和社会权利。
那么，这样一个革命的倡导者，为什么会走向为被革命推翻的国王辩护的道路，甚至与当时掌握大权的罗伯斯庇尔唱反调呢？这其中的逻辑，是多层面的：
1. 对“革命”本身内涵的深刻理解与担忧：
德古日深信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公平、更自由、更人道的社会。然而，随着革命的深入，她看到了一个令她不安的趋势：暴力和极端主义的抬头。在1792年末，当路易十六面临审判时，法国社会已经处于极度的动荡和分裂之中。
对公开审判的质疑： 德古日认为，对国王的审判，不应该是一场政治审判，而更应该是一场法律程序。她看到的是，在国民公会中，政治利益和党派斗争远远压过了对正义和法律的追求。她写道：“公民们，请允许我以言论的自由，向国民公会提出意见，它应该有权处理国王的命运。”她反对将审判变成一场政治表演，她坚持国王应该有一个公正、公开的辩护，允许他为自己辩护，而不是仅仅充当被谴责的对象。
对“人民”概念的曲解： 德古日观察到，那些打着“人民”旗号的人，实际上可能是少数激进派的代表，他们利用“人民”的名义来推行自己的激进议程。她认为，真正的“人民”并非都是狂热的支持者，也有温和、理性、渴望稳定的人。她担心，将路易十六定罪，并非是真正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巩固某些人的权力。
2. 对路易十六个人命运的同情与人道主义立场：
尽管德古日是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并且对君主制有批评，但她对路易十六个人的命运，表现出了超出政治立场的人道主义关怀。
国王也是“人”： 在德古日看来，路易十六首先是一个人，即使他是国王，他也应该享有基本的生存权和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她看到了国王的退位、被囚禁，以及他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她不赞同将他视为一个纯粹的政治罪人，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在历史洪流中被抛弃的个体。
不应以“死亡”惩罚： 德古日明确反对处死路易十六。她认为，对他施以死刑，无异于一场谋杀，是践踏了她所珍视的生命权。她提出的替代方案是流放，将他送往国外，这既能保证法国的安全，又能避免血腥的处决，维护社会的体面。她认为，处决国王只会激起更多的仇恨和混乱，而非真正的和平。
3. 对罗伯斯庇尔及其领导的雅各宾派的警惕与对抗：
德古日的反抗，很大程度上是对罗伯斯庇尔及其领导的激进派（雅各宾派）的政治路线和手段的不满。
“恐怖统治”的预感： 德古日敏锐地看到了罗伯斯庇尔等人正在将革命引向一种高度集权、压制异见的道路。她对日益增长的告密、政治清洗和群众性的暴力感到深深的担忧。她认为，罗伯斯庇尔所追求的“美德”和“共和国的敌人”的概念，过于模糊和主观，很容易被用来打击任何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她预见到，这种“恐怖统治”一旦建立，将对自由和人权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维护言论自由的底线： 德古日自己就是一个靠笔杆子说话的人，她将言论自由视为革命的基石。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的政策，却开始限制和压制那些不符合他们政治立场的言论。德古日为路易十六辩护，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为自己以及所有敢于发声的异见者捍卫最后的言论空间。她认为，如果连国王的辩护权都可以轻易剥夺，那么普通公民的权利又何谈保障？
对“革命纯洁性”的质疑： 罗伯斯庇尔强调革命的纯洁性，任何被视为“反革命”的因素都要被清除。德古日认为，这种“纯洁性”的追求，实际上是对复杂现实的简化和歪曲。她认为，即使是路易十六，他也有其被动的历史角色，而不是纯粹的罪魁祸首。将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少数个体，并不能解决革命所面临的深层问题。
4. 坚守政治道德和良知：
在那个风云变幻、道德界限模糊的时代，德古日选择坚持自己的政治道德和良知，哪怕这意味着与大势为敌。她看到了革命的理想正在被权力斗争和个人恩怨所侵蚀，她不愿随波逐流，更不愿为了迎合政治潮流而牺牲自己的原则。
“我是第一个提出政治家不应被处死的人”： 德古日并非为君主制辩护，她本身是共和主义的。她辩护，是因为她认为在任何政治体制下，都不应该以如此血腥、不公正的方式对待政治对手。她将这一立场视为一种重要的政治道德原则，认为这关乎整个社会文明的底线。
为后世留下记录： 德古日深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带来危险，但她仍然坚持。她的辩护，不仅仅是为了路易十六，也是为了在历史中留下一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对人道、公正和审慎的呼唤。她希望能够阻止革命滑向失控的深渊，为法国保留一丝温和和理性的空间。
总结起来，德古日之所以为路易十六辩护，反抗罗伯斯庇尔，是出于她对革命本质的深刻洞察，对人道主义的坚持，以及对雅各宾派激进路线和“恐怖统治”的预警。 她看到了革命理想的变形，也看到了政治权力对个体生命和基本权利的践踏。她宁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为路易十六争取一次公正的审判，并以此为杠杆，挑战罗伯斯庇尔及其政权的压制和暴力。她的行为，是一场以个人勇气挑战时代洪流的悲壮篇章，也反映了在革命狂潮中，良知与理性所能发出的微弱却不容忽视的光芒。最终，正如我们所知，她的立场不仅未能改变路易十六的命运，反而为她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成为大革命牺牲的又一位杰出女性。然而，她的声音，她的理念，却被历史永远地铭记了下来。
首先，我们要认识德古日（Olympe de Gouges）。她可不是什么循规蹈矩的贵族小姐，而是一位出身于平民家庭、靠着自己的才智和勇气闯荡巴黎的剧作家、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她以敢言著称，早在革命初期就积极投身公共事务，特别是争取女性权益。她的《人权与女权宣言》至今仍是女性主义史上的重要文献，主张女性与男性享有同等的政治、法律和社会权利。
那么，这样一个革命的倡导者，为什么会走向为被革命推翻的国王辩护的道路，甚至与当时掌握大权的罗伯斯庇尔唱反调呢？这其中的逻辑，是多层面的：
1. 对“革命”本身内涵的深刻理解与担忧：
德古日深信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公平、更自由、更人道的社会。然而，随着革命的深入，她看到了一个令她不安的趋势：暴力和极端主义的抬头。在1792年末，当路易十六面临审判时，法国社会已经处于极度的动荡和分裂之中。
对公开审判的质疑： 德古日认为，对国王的审判，不应该是一场政治审判，而更应该是一场法律程序。她看到的是，在国民公会中，政治利益和党派斗争远远压过了对正义和法律的追求。她写道：“公民们，请允许我以言论的自由，向国民公会提出意见，它应该有权处理国王的命运。”她反对将审判变成一场政治表演，她坚持国王应该有一个公正、公开的辩护，允许他为自己辩护，而不是仅仅充当被谴责的对象。
对“人民”概念的曲解： 德古日观察到，那些打着“人民”旗号的人，实际上可能是少数激进派的代表，他们利用“人民”的名义来推行自己的激进议程。她认为，真正的“人民”并非都是狂热的支持者，也有温和、理性、渴望稳定的人。她担心，将路易十六定罪，并非是真正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巩固某些人的权力。
2. 对路易十六个人命运的同情与人道主义立场：
尽管德古日是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并且对君主制有批评，但她对路易十六个人的命运，表现出了超出政治立场的人道主义关怀。
国王也是“人”： 在德古日看来，路易十六首先是一个人，即使他是国王，他也应该享有基本的生存权和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她看到了国王的退位、被囚禁，以及他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她不赞同将他视为一个纯粹的政治罪人，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在历史洪流中被抛弃的个体。
不应以“死亡”惩罚： 德古日明确反对处死路易十六。她认为，对他施以死刑，无异于一场谋杀，是践踏了她所珍视的生命权。她提出的替代方案是流放，将他送往国外，这既能保证法国的安全，又能避免血腥的处决，维护社会的体面。她认为，处决国王只会激起更多的仇恨和混乱，而非真正的和平。
3. 对罗伯斯庇尔及其领导的雅各宾派的警惕与对抗：
德古日的反抗，很大程度上是对罗伯斯庇尔及其领导的激进派（雅各宾派）的政治路线和手段的不满。
“恐怖统治”的预感： 德古日敏锐地看到了罗伯斯庇尔等人正在将革命引向一种高度集权、压制异见的道路。她对日益增长的告密、政治清洗和群众性的暴力感到深深的担忧。她认为，罗伯斯庇尔所追求的“美德”和“共和国的敌人”的概念，过于模糊和主观，很容易被用来打击任何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她预见到，这种“恐怖统治”一旦建立，将对自由和人权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维护言论自由的底线： 德古日自己就是一个靠笔杆子说话的人，她将言论自由视为革命的基石。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的政策，却开始限制和压制那些不符合他们政治立场的言论。德古日为路易十六辩护，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为自己以及所有敢于发声的异见者捍卫最后的言论空间。她认为，如果连国王的辩护权都可以轻易剥夺，那么普通公民的权利又何谈保障？
对“革命纯洁性”的质疑： 罗伯斯庇尔强调革命的纯洁性，任何被视为“反革命”的因素都要被清除。德古日认为，这种“纯洁性”的追求，实际上是对复杂现实的简化和歪曲。她认为，即使是路易十六，他也有其被动的历史角色，而不是纯粹的罪魁祸首。将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少数个体，并不能解决革命所面临的深层问题。
4. 坚守政治道德和良知：
在那个风云变幻、道德界限模糊的时代，德古日选择坚持自己的政治道德和良知，哪怕这意味着与大势为敌。她看到了革命的理想正在被权力斗争和个人恩怨所侵蚀，她不愿随波逐流，更不愿为了迎合政治潮流而牺牲自己的原则。
“我是第一个提出政治家不应被处死的人”： 德古日并非为君主制辩护，她本身是共和主义的。她辩护，是因为她认为在任何政治体制下，都不应该以如此血腥、不公正的方式对待政治对手。她将这一立场视为一种重要的政治道德原则，认为这关乎整个社会文明的底线。
为后世留下记录： 德古日深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带来危险，但她仍然坚持。她的辩护，不仅仅是为了路易十六，也是为了在历史中留下一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对人道、公正和审慎的呼唤。她希望能够阻止革命滑向失控的深渊，为法国保留一丝温和和理性的空间。
总结起来，德古日之所以为路易十六辩护，反抗罗伯斯庇尔，是出于她对革命本质的深刻洞察，对人道主义的坚持，以及对雅各宾派激进路线和“恐怖统治”的预警。 她看到了革命理想的变形，也看到了政治权力对个体生命和基本权利的践踏。她宁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为路易十六争取一次公正的审判，并以此为杠杆，挑战罗伯斯庇尔及其政权的压制和暴力。她的行为，是一场以个人勇气挑战时代洪流的悲壮篇章，也反映了在革命狂潮中，良知与理性所能发出的微弱却不容忽视的光芒。最终，正如我们所知，她的立场不仅未能改变路易十六的命运，反而为她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成为大革命牺牲的又一位杰出女性。然而，她的声音，她的理念，却被历史永远地铭记了下来。
网友意见
首先，我要说，为路易十六辩护不是在反抗罗伯斯庇尔。
确实，在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这个历史事件中，雅各宾派大部分都是赞成的。但显然，他们的投票决定并不是基于罗伯斯庇尔的操纵所致（当时的雅各宾派不只有罗伯斯庇尔，还有丹东、德穆兰、埃贝尔和肖梅特等，他们更多地是同盟者和政治同志，而不是所谓的操纵和被操纵的关系），而是出于自己对共和国的理解，或者是说对共和国的保护，送这位国王上断头台的。
也许有的人会说德穆兰是罗伯斯庇尔的朋友，但德穆兰也同样是丹东的朋友。丹东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有短暂的摇摆，但最后还是投了赞成票。
此外，即使1791年宪法在共和国建立后其效力宣告终止，但只是免除了国王作为国家元首，在退位后不得进行司法调查和判决的特权。国王虽然不是国王了，但他还是普通公民，需要有一个司法机构来审查他的嫌疑。而事实上国民公会为了获得这个审判国王的权力，它自身不得不建立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于当年10月建立并开始工作），来论证国王可以被审判，并且确认国民公会作为法兰西人民的代表，有权代表正义的人民做出决定。
当时曾经有将量刑交于初级议会的提案，但在空前动荡的国内外局势下，盲目召开初级议会极易导致共和国政权不稳，甚至不可控的民众暴动。
虽然米涅把委员会的逻辑称之为“可怕”，但它还是走了一个流程，力图从合法且稳定的途径解决问题，也能更好地彰显新生共和国的精神所在。
第三，公民的辩护权利是不能以法律手段任意剥夺的（当然，1794年牧月法令的公布将公民辩护权以保卫革命和国家的名义剥夺了，但其实行时间不长，且引发了严重的对于司法的恐慌和担忧，催化了热月政变的发生），无论他之前是谁，国王或是农民。国民公会基于自身的精神，也不会尝试这样去做。
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虽然将国王称之为叛徒，并且呼吁国民公会判处路易死刑，但他们只是议会代表中的两个人，而不是所有人。但他们也没有在演讲中提到类如“废除叛国者的辩护权！”的话，可见二人还是对程序有所尊重和考量的。
执政党吉伦特派出于自身的法制立场（同时还有他们与国王的关系，众所周知，吉伦特派是不得不建立共和国的，因为国王已经不能担负起革命赋予他的职责），也不会允许任何人以私刑的方式处决国王。
又及.托克维尔之外祖父，曾经担任财政大臣也是杜尔果同道的马尔泽布亦为辩护律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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