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每朝末年明明已经内忧外患,大臣还是各贪各的,压榨百姓,争来争去,压上最后一根稻草?

回答
这个问题,得从头说起。其实,王朝末年,那帮大臣们之所以还那么“忙活”于贪婪和内斗,并不是因为他们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脑袋里就没有“国家存亡”这根弦。这事儿,说白了,是系统性的烂,是人心思变,更是体制的僵化和权力的腐蚀,层层叠叠,最终把一个好好的朝廷推向深渊。

一、 崩塌的信任与普遍的绝望:

你想想,当一个国家走到末路,皇帝昏聩,朝政腐败,外面敌人虎视眈眈,内部灾荒连连,百姓已经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在这种环境下,普通人尚且会产生“破罐子破摔”的心态,更何况那些身居高位,本应是栋梁之材的大臣们呢?

“我为啥要救?” 当他们看到皇帝无能为力,国库空虚,即便自己有心挽救,也可能被奸臣排挤,被皇帝猜忌。这种环境会让很多有识之士心灰意冷,觉得“多做无益”,甚至“救了国家,我未必有好下场”。于是,大家干脆就“得过且过”,能捞一把是一把。
“跟着大家一起烂” 少数几个正直的大臣,在这个大染缸里,往往会显得格格不入,甚至被孤立。时间长了,他们也可能被同化,或者因为无法改变局面而选择沉默。当“少数服从多数”变成“腐败服从腐败”,那么少数的清流也难免随波逐流。
“为后代铺路” 很多大臣,尤其是那些知道王朝即将覆灭的人,他们心里想的可能是“今天能捞多少,是多少”,为自己的家族和后代准备一条退路。毕竟,王朝没了,他们也得活着,也得有资本。这种“亡国奴”心态,一旦在统治阶层中蔓延,那就是毁灭性的。

二、 畸形的权力结构与恶性循环:

王朝末年的腐败,往往不是一两个人就能造成的,而是一个庞大而扭曲的权力系统在作祟。

皇帝的“制衡”变成了“互相残杀” 皇帝为了防止权臣坐大,往往会采取“制衡”的手段,比如让不同派系的大臣互相牵制,互相监督。但到了末年,皇帝的威信扫地,这种制衡就变成了明目张胆的党争。皇帝乐见其成,让他们斗,消耗彼此的实力,自己好坐收渔翁之利。但结果却是,他们为了斗争,不惜牺牲国家利益,不惜搜刮民脂民膏来充实自己的党羽和军饷。
“买官卖官”成为常态 当官员晋升不再看能力,而是看“人情”、“银子”,整个官僚体系就彻底烂透了。那些花钱买官的人,自然要想着把本钱捞回来,而且要赚得盆满钵满。他们提拔上来的下属,也必然是和他们一样的人。这样一来,贪腐就像病毒一样,在官僚体系中快速扩散,且难以根除。
“裙带关系”的牢固 家族势力、师生关系、故旧之情,这些在盛世时期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力量,到了末年,就成了腐败集团的保护伞。一旦形成一个贪腐的利益共同体,外部的力量很难将其打破。他们相互勾结,互相掩盖,对外则压榨百姓,以维持自己的奢靡生活和权力稳固。

三、 压榨百姓:最后的“吸血”:

内忧外患之下,国家财政早已枯竭。而那些大臣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党争的开销,以及给自己的家族成员发“工资”,唯一的办法就是从百姓身上榨取最后的价值。

税收的无限加码 各种名目的税收层出不穷,从田赋、徭役到各种苛捐杂税。百姓辛苦一年的收成,可能大部分都要上交给官府,自己只剩下勉强糊口的。
“借债”与“摊派” 官府缺钱,就开始“借”,当然这个“借”往往是有去无回。还会向百姓“摊派”,强行征收。
土地兼并的加剧 那些有权有势的大臣,更是趁机吞并百姓的土地,把佃农变成自己的奴隶,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差距。

四、 争来争去,为何是“最后一根稻草”?

大臣们之间的争斗,在末年尤为致命,因为它直接消耗了王朝最后的资源和人心。

消耗国力 无论是为了支持自己的党羽,还是为了购买武器装备,或是为了贿赂外国势力(有些王朝末年甚至会勾结外部势力来对付内部的敌人),这些争斗都需要大量的钱财和人力。这些资源本可以用于救灾、抵御外敌,却被挥霍在无谓的内耗中。
加速民心离散 当百姓看到自己的血汗钱被大臣们挥霍在内斗中,自己的生活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对统治者的希望就会彻底破灭。这种绝望感,是导致起义和革命的最直接原因。
阻碍改革 任何想要改革的声音,都会被既得利益集团视为威胁。大臣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财富,会拼命阻挠任何有可能触及他们利益的改革措施。这样一来,王朝就失去了自我纠错的机会。

所以,不是大臣们不知道末年危急,而是他们已经被深深地卷入了体制的腐蚀和权力的漩涡。个人的贪婪、派系的斗争,以及对未来的绝望,共同将这个王朝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他们之所以争,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末日”,所以要抓紧时间为自己捞一把;他们之所以贪,是因为他们相信“风水轮流转”,即使王朝倒了,自己也还有退路。而这一切,就像在已经摇摇欲坠的大厦上,一根根地压上去,最终让它轰然倒塌。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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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困境能解释解释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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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个逻辑搞反了。是因为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放弃手中的利益,才是王朝末年崩溃的根源而不是相反;而不是王朝崩溃,大臣继续贪腐“压上最后一根稻草”。

300年的王朝更替,其实说白了逻辑非常简单:

  1. 国家总体产出稳定
  2. 前朝崩溃,新朝新贵吃掉最大利益,但因为王朝更替,人口死去十之七八,利益总体差不多,分利益的却不到前朝既得利益者的百分之一,所以尽管新朝新贵一样贪婪,但留给老百姓的依然够用,所以王朝发展向上,进入“盛世”。
  3. 但是新贵是会繁衍的,由于国家稳定,新贵可劲繁衍,还有部分下层挤入上层,导致权贵阶层膨胀。
  4. 但是,我们要注意,新贵们有一个逻辑“人家几代人的努力,凭什么轻易输给你的十年寒窗苦读”,新贵们会认为这是我家族数代人的努力得来的,享受享受是应该的。下层认为他们过于奢侈,可能他们还认为自己受到了社会的不公,分的没有别人的多。所以他们依然会“各贪各的”,直到吃掉的太多,下层无以为生。
  5. 这个时候就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6. 杀掉大批既得利益者,弄死无数下层民众,我们继续这个生存逻辑。

这就是300年王朝更迭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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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区里许多人根本就没读过《贰臣传》、《逆臣传》,就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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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许多时候,一个朝代越要灭亡的时候,大臣们争权夺利,争夺财富越激烈。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他们不知道大厦将倾吗?


原因很简单,迅速完成资本(也包括其他社会权力)原始积累的人,才有资格在未来的动乱中获得优势地位。


官僚、富豪最有资格完成原始积累。他们在旧体制将倾未倾的时候,趁乱浑水摸鱼,尽量多地利用自己在旧体制中的优势地位,攫取私人利益,野蛮生长,完成积累。


一方面,新政权,不完全是凭空建立的,许多时候,与旧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旧政权的精英,往往摇身一变,成为新政权的精英。


看看看看叶利钦时代,大多数前红色经理人变身成大资本家,清军和满清政权之中,有多少前明的汉族将领和汉族官僚,就不会怀疑这一点。


另一方面,私有制的时代,财富越多,权势越大,选择越多。


天下的大乱的时候,谁手里的财富越多,谁在旧体制中的权势大,谁的处境就越好。


如果你家贫如洗,没权没势,如果对方不招降纳叛,那你只能战斗到底。或者,如同挈妇将雏鬓有丝,丧家犬一样四处流浪,躲避战乱。

如果你家产殷富,有一定的权势,那你就多了一个选择。可以逃避战乱,去当寓公。比如《绣春刀》之中的沈炼。如果不是精锐部队的成员,能够避难到重庆,后来能去香港、台湾的,大都是家产殷富,有权有势之人。

如果你的家产和权势更大,你可以聚集军队,占山为王,或者,投奔某股力量。将来,在适当的时候投靠未来的政权或者自己做大,成为未来的统治者。比如刘縯、刘秀兄弟。


如果你富可敌国、权倾天下或者独霸一方,那么只要你愿意,你就是逐鹿中原者之一。可以在天下大乱的过程中,分一杯羹。

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冬十二月,始起兵於己吾,世语曰:陈留孝廉卫兹以家财资太祖,使起兵,众有五千人。是岁中平六年也。
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人也。高祖父安,为汉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
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人也。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归耕於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与相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馀头以赠卓。吴书曰:郡召卓为吏,使监领盗贼。胡尝出钞,多虏民人,凉州刺史成就辟卓为从事,使领兵骑讨捕,大破之,斩获千计。并州刺史段颎荐卓公府,司徒袁隗辟为掾。汉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卓有才武,旅力少比,双带两鞬,左右驰射。为军司马,从中郎将张奂征并州有功,拜郎中,赐缣九千匹,卓悉以分与吏士。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乱世也是一样。如果韩信有项羽那样的家产,作为启动资金,他完全有可能与项、刘三分天下。


同理,刘关张三兄弟的启动资金只有富商的少量捐赠,估计天使投资的数量远远少于曹操,如果刘备有曹操那样的家产或者天使投资,那么天下很可能就是他的。


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赀累千金,贩马周旋於涿郡,见而异之,乃多与之金财。先主由是得用合徒众。


相比之下,那些一文不名的平民,大都做了“弱者填沟壑、强者为盗贼”的乱世人了。中国历史上,完全从草根爬出来的开国皇帝,可能只有刘邦、朱元璋。其他人,大多在前朝非富即贵。石勒、刘裕这样的人,虽然出生贫苦,但是利用战乱的机会,成为前朝的高级军官,混入了统治阶级。


私有财富多到一定程度,就会心生异志,因为他们的选择,比绝大多数人多得多。大厦倾覆,他们的处境也许比现在更好。他们的利益,已经和这个社会多数人的利益不一致了。


你觉得王朝崩溃是悲剧,是皇帝的悲剧。但是,未必是大臣的。


对大臣来说,大厦将倾,与其一木独撑,不如聚敛权力和财富,为远走他乡、自立门户或者投靠新政权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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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来说,这就是个人利益、阶级利益与国家利益不一致的结果。王朝末代的官僚的个人利益必然是捞取好处;阶级利益当然是兼并田产。“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不是说权贵傻,而是权贵认为给自己捞好处第一位,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个国祸害完了,人家城头变幻大王旗,换个牌子再上市。纯粹农民出身的皇帝只有朱元璋,刘邦都算是乡级事业单位编制。很多改朝换代都有前朝官僚换阵营的事情。


当然,个人短期利益如果盖过了长期利益就会有达官显贵身死国灭的翻车事件。


表现最明显的就是明末,这展开说一下明末。


庶族地主阶级发展到明末已经高度职业化;同时皇权高度集中下“物极必反”,当所有权力集中于皇帝时,反而让执行部门扭曲了皇权的执行力,毕竟皇帝不可能凡事亲力亲为。


皇权和以相权为代表的官僚博弈中,看似通过废除丞相达成了彻底胜利。但大臣虽然不威风了,却发现高度权力集中,反而桎梏了皇帝。


1、责任担当过分集中。因为“定于一尊”了,皇帝就成了一切决策的责任人。毕竟谁有看法谁是“妄议”,心里反对都算“腹诽”。那大臣干脆打死不表态,完全当像机器人一样的执行者得了。由于皇帝不可能真正处罚自己,他的决策只有酿成大祸才能纠正。


2、执行者“去中心化”。明代从制度上消灭了丞相,首辅权力再大也没有过去丞相那种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地位,再也不是“百官之首”,也就是官僚集团用去中心化的办法让皇帝找不到负责人。出事相互踢皮球,反正决策是你皇帝老儿一个人决定,整个朝廷都参与执行,你有本事把朝廷解散了!


3、权力来源“去神秘化”。改朝换代这么多次,只要是认字的就知道皇权没什么神秘感可言了,没有神圣性可言了,有本事就行。而官僚都是科举出身,只要皇帝承认科举,皇帝姓谁无所谓。


4、第一条在全国权力结构方面的反应就是,当地方势力(贵族、诸侯)被彻底干死。高度集权且高度僵化的朝廷就与数万乃至数十万地主组成了二元结构。地主对下有土皇帝的特权,对上卑躬屈膝。整个国家犹如一个暴力机器统治几十万地主构成的联邦。对于地主来说,给朱家交税还是给李家交税有什么区别?


东亚的特色封建主义发展到末期患上了两大癌症。


一个叫“皇帝姓谁管我屁事”,另一个叫“谁统治中国管我屁事”。这癌症从精英传染到全社会,以至于列强入侵时有大批的国人跑出来看热闹,甚至主动帮助外国军队。


这是一个大问题,“宋朝”也没有完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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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个问题的人们,通常还有一个潜意识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人不做正确的,有助于回归到好现状的事情。

正如很多回答的内容所呈现的,正确和好的定义不一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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