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为什么没有应李敖大师的请求给胡适立铜像？

因为胡适的重要思想主张：“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是错误的，这个说法咋一看好像还挺对，具有很强的迷惑性。

这个主张的背景是近代史走到这一段，中国已经积贫积弱，尝试了许多的办法，出现了很多的各种主义，却没有一个成功，于是胡适提出了这个说法，类似"都别逼逼了，赶紧干活吧"，这就有点走向盲动主义，忽视理论的方向上去了。

但我党后来的工作方法，路线都是强主义指导的，比如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且实践证明我党是正确的，党内很多文件也经常提到批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这一套显然与胡适的主张背道而驰。

首先能在顶尖大学校园里立铜像，无非以下几种：

1、学校创始人、院系创始人，有重大贡献的著名校友、教授。

2、给学校捐过大钱、大楼、实验室，同时又比较有社会声誉，基本没有负面信息的。

3、历史著名人物，或垂范千古，或开宗立派，或立言不朽。

其他什么烂大学里土大款捐200万立个像什么的就不讨论了。

所以北大不肯拿李敖的钱给胡适立铜像，浮在表面上的肯定是意识形态问题。胡适之于北大，之于新文化运动，无论争议如何，其地位肯定是够得上立个铜像了。但是他与新政权分歧之大，确实又让他的铜像会立的很尴尬，所以一般人会觉得是政权的锅。

但是我个人觉得，真正原因很可能是胡适的老同事兼老对头们的徒子徒孙给的压力太大……北大为了避免麻烦，就当看不见了。

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候，有个抢救学者计划，是劝说当时著名学者，特别是中研院的院士们跟着一起去台湾的。当时中研院一共有81个院士，最终去台湾的只有10人，另有12人去了美国。可以说整个中研院的主体都留在了大陆。留下的人中，固然有一部分早就“通共”，但是大部分都是明白一个道理——国民政府治下，能做个屁的研究！

去台湾的10人当中（不包括胡适，胡适是在去美国的12人里），绝大部分还是搞文史哲的，少数科学家出身的，还基本已经是官儿了。你就说国民政府在学者里的人缘有多惨吧。

不可否认，留在大陆的学者们确实在历次运动中被冲击、被打倒，甚至有命运特别悲惨的。但是总体来说，是叫做“痛并快乐”。痛自然痛，快乐当然也有——因为新中国政府基本还是按照科学规律办事，从原子弹到胰岛素，成果算是一项接一项的出，即使苏联断了援助，也没影响中国在科学上持续不断的投入和进步。

以研究原子弹为例，吴大猷、华罗庚等人在抗战胜利以后，1946年就给国民政府打报告，想研发原子弹。且不论实际不实际，但这也是科学家们的拳拳之心啊。结果我大国民政府和科学家们开了个会，决定支持科学家们的想法，拨款法币10万元、大礼堂一间以研究原子弹。而且拨款用了半年就神速到账了。

顺便说一句，拨款到账的1947年，10万法币大概够买1000个鸡蛋吧。我倒不觉得国民政府是在羞辱吴大猷和华罗庚，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的水平了。

新中国研发原子弹呢？可不是靠钱学森等大科学家在大礼堂里算数。钱学森回国以后在政府支持下做了非常细致的准备工作的，特别是学科建设。他了解造原子弹、造导弹需要哪些学科参与，知道一项工程除了几个大科学家们主导，还需要大量不同学科的小研究员们做计算、验证等细节工作。所以前几年他主要就是不断地搞学科建设，把有限的大学生资源集中到工程需要的学科上来，才保证了两弹一星的研发。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对工程的投入可以说用倾国之力来形容，都不过分。

所以留在大陆的学者科学家，可以说是“痛并快乐”的，他们的徒子徒孙也是占据今天中国学界大半壁江山的，甚至他们中有不少人活到了很大很大的年纪，大到可以亲耳听说李敖要给胡适在北大立个雕像。

而在他们眼里的胡适是什么人呢？首先他不是科学家，也就是说没有什么超越政治文化范畴、属于全中国乃至全人类的无可争议的贡献。其次最关键的，他还给国民党政府这么LOW的政权打工，以前国民党还是中国合法的政府的时候还说的过去，它都输到那个小岛上去了，你胡适还巴巴跑去给老蒋涂脂抹粉，老蒋还那么不待见你，你这让大伙怎么看得起。大家在大陆拼死拼活，顶着各种运动搞科研，造福的是大陆几亿人，这叫“大节”。你胡适拿着美国给的护身符，在台湾做平衡蒋家的棋子，算怎么回事？

我们看胡适，那是新文化运动先驱，白话文运动领袖，但是和他同时代的人看起来，中间就会有很多历史恩怨和个人情结在其中了，所以要立胡适这个铜像，估计等再过几十年，这批老院士、老学者们的影响力完全消退了才可能。

而胡适要是没有选择去台湾，而是留在美国老老实实做学者，哪怕是做寓公，恐怕这铜像早就立起来了。

胡适在某些人的眼睛里，是代表了民国时期的人文关怀的。据说胡适曾在日记里写道，父母对于儿女并无什么恩情，子女自己的喜怒哀乐，都是子女自己的。

这话的主旨是争取自由的，委实不错。

这种观点其实孔融也讲过一点，所谓“父母于子女无恩论”。自然，孔融与胡适的时代，差得相当之远，其意义也当是显然不同的。

其意义，在于反封建，主要是反对父权、族权。其目的，在于突破封建枷锁、争取近现代的人身自由权利。

胡适这种观念，在清末民国那个时代，也并不是只有胡适一个人在讲，谈论得人很多。究竟是胡适自己在日记里悄悄写的，还是当时广为流传，我不曾做考据，是以并不了解。我所知道的，是彭德怀同志即曾听老师讲过这样的道理，为此还曾引发了不小的风波。

这种话的方向是不错的，只是说得约略出格罢了，算不得什么大的毛病。所以听上去有那么几分道理，实行起来也有部分积极意义，但是落到了实行者的身上，在现代仍旧说这句话的人中间，却总是有几分不正常。

因为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本身就是本着对现实的不满，去寻求一些“复古”的东西、“不同于主流”的东西。说得直白一些，就是不满于当今。

这个当今，自然不是躲在美国人的膝盖低下婉转成欢的“台湾当局”，也不是将中华的好女儿贡献出去陪美国大兵洗澡的“中华民国”，更非一心要寻求日本的欢悦而摇尾乞怜的台独分子，至于胡适先生所代表的那个旧时代，自然也不是他们所不满的。

他们所不满的，是现在竟然有人，说着没有文辞修饰的话，做着最朴实无华的事情，汗流浃背，负重如山，承担着上养父母下抚儿女的重担，却总是念叨着别人对自己的恩情。

这委实是令他们不安和不满的事情。

他们总是以为，自己付出的是很多。他们甚至不能理解那些红军战士，竟然会从容自若地觉得，如果为了社会的进步，那么自己吃点亏是值得的事情。他们总以为人活得要精致一些，不应该过得“粗率”。

对于这样的人，我也是很纠结的。说他们反社会吧，他们自以为是怀着热爱的。说他们爱社会吧，他们往往有着一些自以为是的冷眼。

在我光着脚在树荫下踏上回家的路，放肆地伸展着劳累的脚趾头，享受着田野里若有若无的凉风时，我是总也想不起他们这些冷眼的。

他们总以为别人是奴隶，以为别人是杞人，以为自己是得了自由的解脱了的人类。他们总是知道，在赏雪之前，首先要穿上蓬松的狐裘。却总是不太记得，要获得这些温暖的皮毛，要么就要去山林里日夜不休地追逐猎物，然后绽放着沧桑的笑容和收皮子的奸猾商人讨价还价，要么就要在养殖场里起早贪黑地照顾着一切，然后担心着突然其来的疫情将一切收走。至于说有的人要变成收皮子的奸猾商人，才能给自己家嗷嗷待哺的小子换来一口粮食，就更加不记得了。我并不是要为奸猾的商人洗地，我只是觉得，人不能讨厌常识。

躺在柴火上望着星星是愉悦的，如果你不在意身下的柴火经历了许多日夜的风雨，有一些小小的虫子在爬。

我们看到的总是星星，他们看到的却总是虫子。

可是我们消灭虫子的时候，他们却捂着鼻子。

人的自由来源于对现实规律的掌握，并不是对现实的不予承认。

庄子曾经说过，道无所不在，每下愈况，无论蝼蚁、稊稗、瓦壁、屎尿而皆有。我们灭虫的时候是自由的，躺在柴火上望天的时候也是自由的。

要说起来，胡适这话的问题也是很大的。

父权族权固然不容复兴，但是父母子女之间的感情却也不是假的。要论起恩情来，也不是全然没有。父母之给孩子报辅导班，绝不应该会是存了折磨孩子的念想。就算是有人所攀污的，说父母之教育孩子，只是为了实现父母自己的理想，那也首先是在督促孩子前进，于父母自己，却是半分也没有实际利益的。

真的要寄生在孩子身上吸血的人，往往会给他一个枷锁。有的父母就总是谈论着恩情，眼里看的则满满都是利益。这枷锁一定是要寄托着美好的名目，才能发挥枷锁的作用。然而这并不等于说，美好的名目就一定是枷锁。

我曾在公园里游览，沉浸于风景之美丽，繁花之芬芳。然而总是偶遇那样衣冠楚楚的先生们，看到花丛中的落英，也要狠狠地“呸”上一声，骂一声国人的素质。这在胡适的年代，怕是要说上一声“人心不古”。如今时代变迁，怒斥的话语已经变成了“中国人的素质距离外国人差得太远”。按照当初的话语，这大约应当说成是“人心不洋”。

花儿开了，总是会谢的。落英缤纷，我看是美丽的。公园的边上，也总是有着许多卖花的人。这叫卖的花环，自然不会是来自于公园里被园丁们紧紧守卫着的花。有时确实有爱美的游人，忘记了赏花的规矩，有礼的提醒一下，也是正确的行为。然而因此变得忿忿不平，仿佛世上充斥着令人厌恶的丑恶，却是一种非常失礼的行为，那一身仿佛昂贵的服装，也就忽然变得廉价起来。

何况若是总是抱着这样的心情，那么旅行的意义究竟如何，也就大可怀疑了。

曾有人说，中国的游客是世界上最差的。我总以为这样的话是偏颇的。后来果然找到了反面的证据，据世界旅游行业的评价，证明世界上公认的恶客，实际另有其人。然后就明了了事情的由来，知道有些过分焦急的国人，抱着振兴的心情，却误中了奸贼的圈套，反将友善的同胞，当作了丑恶的敌人。

他们以为自己仿佛站在了正义的一边，就要将自己的同胞当作十恶不赦的卑贱奴隶，这样以为自己和洋人有了亲近、就可以高居奴隶之上的地位的想法，已经不仅仅是失礼的问题了。抱着人心不古的说法，来嘲讽国人的毛病，我们总认为是老学究。抱着人心不洋的心态，来藐视一切的国人，怕不是要脱离了人的范畴。

胡适说出这样的话，自然不是要吸孩子的血，然而他以为自己既然不是在吸血，那么就可以随便发议论，仿佛恩情就是在吸血，则是显著得不确了。

那些所谓的话，说到底，不过就是一句“赐惠勿念”罢了。

据说，这句“赐惠勿念”是出自明的遗民朱柏庐之手，原文是“施惠勿念，受恩莫忘”。我以为这是极精当的。胡先生讲了那么多，不但是不着边际，而且往往为人误读，也不知是不是受了时代的局限，将洋人捧得太高，反而失了为人的本分。

何况这也不过就是当时流行的观点罢了。如今也有很多相仿的言论。例如总有人说，这个世上有某个国家，他们的子民过到了十八岁，就要离父母而去，开始独立地打拼。这样的话传扬甚广，很多人信以为真，我亦曾经听说，有人要坚决地践行，十八岁一到，就决然地远离自己的父母。然而这样的事情总是让人觉得可疑。后来果然又让我找到了反例，知道不过是另一种恶意的欺骗罢了。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例如东京湾下的埋着的中国煤炭，油纸包里的德国工程师。只要脑筋里稍微有一点为人的自信，就是绝不会相信这样拙劣的谎言的。无巧不成书的偶然，是许多歌颂着胡适的先生，正热衷于这样蠢笨的谣传。

古人曾经说，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如此斤斤于琐事者，也不过就是一叶障目的情形。其所为者甚小，初次听闻，又似乎十分清新，正是当今所谓的小清新。这也是当今的一种生活，悠闲自得，也未可厚非。然而世上的事情，并不总是可以这样轻松自在的。楚人说起他们的祖先，也是感叹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花朵的美丽固然令人喜悦，可是要鼓舞大家奋进学习的楷模，还应该是能够挺立的栋梁。

胡适这位先生的为人，也并非全无可取。其为时代潮流之汹涌者所激，固曾有其卓见。我曾读其所著留学论，言世世留学而永永为弟子之国，以此忧时局之艰难，叹国家前途之危难，也曾见到他的一片赤心。然而胡适其后所为，则判若两人，用心仿佛不再及于国家之大略，只顾经营一己之虚名。时穷节乃见，慕浮华而利一身，退潮而后知其所立不正，大节之所亏者也甚，固不足以为世楷模。

这并不是我对胡适先生求全责备。明的遗民朱柏庐先生也并未自刎以全名节，我们依旧并不对他过分的苛责，甚至还有很多的人尊崇他的著作。胡适没有自刎，也并非需要强求的事情。至于所谓在知名学府立个铜像的事，原本是无所谓的。只是既然要做“人心不洋”的代表，那么就显然属于不合时宜的类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给战犯胡适立铜像？王师从台湾打回来了？

当然也可以立像，跪着便是。

下面题词就写胡适在北大最出名的那句话：“抗战三日就亡国”正合适。

不论和战，战争罪犯是必须拘捕的。我们的八个和平条件的第一个，就是惩办战争罪犯。现在南京城内尚有头等战争罪犯蒋介石、李宗仁、孙科、何应钦、吴铁城、王世杰、戴传贤、张群、陈果夫、陈立夫、翁文灏、王云五、张厉生、朱家骅、顾祝同、刘峙、余汉谋、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汤恩伯、陶希圣。

及其他罪大恶极的帮凶们：例如胡适

……郑介民、叶秀峰等人，企图继续作恶。你们现在就应侦察他们的动向，以便你们在不论是和平开进或者战斗解决时，能够不失时机，一律拘捕，交给人民法庭判罪。一切在逃之战争罪犯，即使逃到天涯地角，亦须穷追务获，归案法办，决不宽恕。

——毛泽东《热烈祝贺淮海战役胜利结束》1949年1月20日

“国民党反动派罪大恶极的帮凶”，贵胡适排头一号，“罪大恶极”，啊。

人民日报1949年1月27日《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欢迎毛主席声明 纷纷讨论战犯名单 认为尚有许多重要战犯被遗漏》

对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某权威人士所提出的战争罪犯的初步名单，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正在纷纷议论。
有人说：这个名单中的四十三个人一个也不冤。更多的人感觉名单遗漏了许多重要战犯，例如军事方面的朱绍良、郭忏、李品仙、董钊、陈继承、张镇。
政治方面的谷正纲、徐堪、俞大维、洪兰友、董显光、刘健群。
党特方面的邓文仪、黄少谷、陈雪屏、贺衷寒、张道藩、蒋经国、郑彦棻、郑介民、叶秀峰。
反动小党派方面的左舜生、陈启天、蒋匀田。
许多学生和教授们认为战犯名单中必须包含重要的战争鼓动者胡适、于斌和叶青。“

胡适在解放战争中最臭名昭著的行径，当属做蒋介石的马前卒，率先提议并参与起草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这个条款为蒋介石大权独揽、迫害异己、屠杀人民、继续内战大开方便之门；追认了蒋介石独裁权力的“合法性”。

该法案从1948年开始祸害中国大陆到1949年，不过可惜解放军没能解放台湾，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杀人法案被国民党当局祸乱宝岛到1991年。

参照一下对纳粹德国战犯的审判，但凡制定起草关于政治迫害和种族迫害法案法令（格杀政委令、纽伦堡法案、“夜与雾”）的最起码都是乙级战犯起步，咱们主席可没冤枉胡适。

（还是说苏美英是出于“立场不同”攻讦希特勒、冤枉了各路战犯呢？）

更不要提发起联署“恳请”蒋介石三任“总统”、参与起草、签署《台湾戒严法》了。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学生、教员、教授、技师、工程师、医生、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公务人员，都造反了，或者不愿意再跟国民党走了。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毛泽东

多嘴一提，就在1947-48年里战犯名单里还有傅作义呢。

可人家傅作义和平解放京津、保护千年古都，也使得几十万解放军、国民党官兵及老百姓不枉死于战火，自然是有功于人民。

李宗仁也是1956年就开始为回大陆做准备，并发表公开声明谏言美国调整对华关系，支持祖国统一、并和蒋介石彻底决裂。

这些“战犯”后来对人民共和国有功劳不说，咱们还伸手还不打笑脸人呢。

可贵胡适铁了心为蒋家王朝卖命，能捏着鼻子把戒严下的“白色恐怖台湾”粉饰成《台湾有多么自由》，更有甚者要自己的朋友“在台湾说话要负责，该坐牢就要坐牢。”

虽然都是战犯，然而战犯有起义反正为人民立功的，也有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可也有一条路走到黑，铁了心为蒋家王朝当狗的，怎么比？

今天这里就写写各路“文青”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更不敢知道的另一个胡适——

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随同张学良在北平办公的洪钫，在《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一文中记载：九一八次日，张学良就对日政策求教于胡适，胡适表示以依靠国联、听命中央为是。

某种程度上，胡适算得上是九一八“不抵抗政策”的重要推手。

到了1933年春长城抗战正如火如荼，“不抵抗”是没戏了，而胡适在忙着干嘛呢？

在发布雄文《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的同时运作对日本“局部妥协”。1933年4月2日复兴社华北区区长、大特务郑介民给蒋公的信披露：

胡适……等人以为，日再进攻，我军必无力保持平津，故运动与日军局部妥协，依上海先例与日结一地方停战协定，以维持平津安全，现正积极进行。
——1933年4月2日 郑介民致信蒋公

5月30日，当傅作义部仍在昌平同日军激战之时，胡适上书蒋公，高呼：

避免局势扩大，当亦为国联、国际所渴望，此时千钧一发，稍纵即逝。华北谈判在一定大范围中应有全权应付危局。
1933年5月30日，胡适致电蒋公

蒋公复电：

卓见甚佩。

次日，在胡适等人的“大力运作”下，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签字。

冀东变“非军事禁区”。“冀东”的边界，是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以东以北地区。也就是说出了回龙观、天通苑，到了今日北京修建中的副中心已经没有中国军队。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17日蒋公发表庐山谈话，确定准备全面抗战的方针。

而此时宋哲元有妥协倾向，21、22日日军连续炮击进攻宛平城。

就在这时胡适22日又赶紧上条陈，鼓吹：

同时退兵虽有确认所谓何梅协定之嫌，然此次已开彼进兵则我亦进兵之好例。

因此

中央应负起和平解决责任。

到了7月底，廊坊、北京、天津相继沦陷，蒋公发表谈话：

今即临此最后关头，岂能复视平津之事为局部问题，任听日军之宰割，或更制造傀儡组织。……此后绝无局部解决之可能。……我国民处此祖国之存亡关头，其必能一致奋斗到底！

蒋介石的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然而胡适仍然没有放弃，依旧致电 蒋公鼓吹媾和投降：

我所欲陈说者，只有一句话，就是在应战之前，还应该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彻底调整中日关系，为国家谋五十年的和平建设的机会。
……至于外交的方针，鄙见以为我们应该抱定“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放弃东三省为最高牺牲，求得此外的疆土的保全与行政的完整，并求得中日两国关系的彻底调整。
——1937年8月6日胡博士上书　蒋公

前几回“国难严重”的时候，还明明暗暗的说，和平未至绝望时期，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劝国人学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养。胡适博士还叫大家静待五十年。可是这一回，连“文化城”的北平和天津都沦陷了，我们再照老样子，“卧”下去，“尝”下去，直到四十五、六年以后再抵抗吗？
——1937年8月11日《申报》

只是胡博士比较健忘，从1933年到1937年，其实我们的“中华民国”已经忍辱负重，唾面自干“谋”了四、五年的“和平建设”，应该从五十年里扣除才是。

当然，也许这几年虽然“塘沽协定”签了，《敦睦邦交令》发布了，退的退、让的让，撤军的撤军，割地的割地，用鲁迅的话说已经是“国将不国”了。但还是没有让日本友邦大大的满意，自然是没有达到胡博士“彻底调整中日关系”的要求，不作数的。

而蒋介石在隔日的国防会议上，不点名地同与会者分享了胡适8月6日这封信的内容。

时任参谋总长的程潜听完胡适电文后暴跳如雷，口吐芬芳大骂说“提出此意者当为汉奸”。

关于胡适的美国大使之行，早在1940年7月15日，宋子文给　蒋公发出密电，对胡适在美不顾抗战大局玩忽职守，醉心名誉，忙于“文学研究”而不顾国家死活的恶行进行了揭发，全文如下：

委座钧鉴。 （甲）美外交部对我虽同情，然畏首畏尾，尤以东方司人员为甚。适之兄待人接物和蔼可亲，惟终日忙于文学研究，公务上则惟（美国外交部）东方司之命自从，不敢逾越该司。 而与其上峰及其他各部接洽，以冀打破障碍，实无胜任大使能力。到任迄今，尚未与（美）陆长、海长唔面，由此已可想而知矣。 （乙）海长坦白密告，美国国策为：（一）英国最近【？】只能暂时苦撑，如美国不参加，终必失败，因此美国迟早必参战（所谓迟早，大约为三个月至六个月）（二）美参战后，太平洋、大西洋同时发生冲突，为美国自身利害计，不得不尽力助我，俾能牵制日本大部分军力。 此项政策，渠与总统已完全同意，惜乎外交部仍举棋莫定云云。 文咸。 （十五日）

在数次欲更换驻美大使未果后，蒋介石1942年10月痛骂胡适就不那么令人意外了：

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38-42抗战最艰之时），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乃彼之功。 幸于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早予撤换，否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 呜呼！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真可叹也！

下面这是胡适为白色恐怖下到处都在“戒严”的台湾写的洗地神文《台湾是多么自由》片段：

巡视今日的台湾，可以发现八九百万中国人在那里正受到最好的管理。
这种管理是中国任何地方多少代以来都没有的管理———最自由、最有效，当然也是最诚实的……
一旦合法居住台湾，并拥有警察局发给的居住证，他可以坐火车、公共汽车、飞机，或开小车、骑三轮，或到处转悠，自由如同在佛蒙德、堪萨斯或俄勒冈。
而且，他可以干任何工作，只要他能找到，或者坐在一块岩石上，远眺大海，或者在轻柔的意大利乐曲声中边背诵诗歌，边品尝美酒。

……“怯懦、自私的政客（此处指吴国桢的《在台湾，美国的钱被用来建立一个警察国家》）们在享受政治权力时保持沉默，而权力不再，且安全地离开祖国时，却又向自己的祖国和政府泼脏水，这些政客们永远都不会赢得争取自由民主的战斗，因为他们自己的每一个错误和劣行，都逃不了道德责任的正义评判。”

“对于政客以学者身份向政府投机要胁，而以官位与钱财为其目的。伍宪子等于骗钱，左舜生要求钱唱中立，不送钱就反腔，而胡适今日之所为，亦几乎等于此矣，殊所不料也。总之，政客既要做官，又要讨钱，而特别要以‘独立学者’身份标榜其清廉不苟之态度。甚叹士风堕落，人心卑污，今日更感蔡先生之不可得矣。”
——1958年5月10日，蒋介石日记

1951年6月，因刊出夏道平执笔社论《政府不可誘民入罪》，蒋介石的特务就闯入台湾杂志社《自由中国》，逮捕一编辑，並留下三名特务予以监视。

而在这历时几年的“文祸”风波中，《自由中国》的发行人之一胡适的表态很值得玩味：

现在，我想借这个机会请雷先生、毛先生以及帮忙《自由中国》发展的各位朋友们，解除我这个不负责任发行人的虚名，另举一位实际负责任的人担任，我希望将来多作点文章，做编辑人中的一个。我为什么有这个要求呢？我刚才说过，言论自由是要自己争取的。
争取自由是应该负责的。我们在这个地方，话说错了，要负说错话的责任，违反了国家法令，要负违反国家法令的责任；要坐监的，就应该坐监，要罚款的，就应该负罚款的责任。
——1952年11月19日 胡适

当事人聂华苓的评论是：据说胡适还有两句话，他终于没有说出：

"要砍头的，就要去砍头。"

“ 谁知道人世上并没有这样一道矮墙，骑着而又两脚踏地，左右稳妥，所以即使吞吞吐吐，也还是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丑态，我倒说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还蒙着公正的皮，那才叫人作呕 ”。

“ 嘴里吃得着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 ”。

——鲁迅

“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适等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对国家前途与事实概置不顾，令人悲叹……
——蒋介石日记，1958年5月30日

1949年1月20日，即第二则新华社电讯发布前一周，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电文《热烈祝贺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其中说道：“在这里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不论和战，战争罪犯是必须拘捕的。我们的八个和平条件的第一个，就是惩办战争罪犯。现在南京城内尚有头等战争罪犯蒋介石、李宗仁、孙科、何应钦、吴铁城、王世杰、戴传贤、张群、陈果夫、陈立夫、翁文灏、王云五、张厉生、朱家骅、顾祝同、刘峙、余汉谋、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汤恩伯、陶希圣及其他罪大恶极的帮凶们，例如胡适、郑介民、叶秀峰等人，企图继续作恶。你们现在就应侦察他们的动向，以便你们在不论是和平开进或者战斗解决时，能够不失时机，一律拘捕，交给人民法庭判罪。一切在逃之战争罪犯，即使逃到天涯地角，亦须穷追务获，归案法办，决不宽恕。”

天还没变就这么急着给人立雕像？

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胡适说：“我情愿亡国”，“决不主张对日作战”（《胡适全集》第21卷第610、617页）。

李敖自封为大师，其实他的学问水平放在北大，真不值一提，他没资格要求立像。

胡适更没资格。

买办阶级的代表，先总统(空一格)蒋介石先生都称为买办的人。都这名声了再立碑，除非北大变港大。

闻胡适定于十六日回来，是其想在雷案未覆判以前要求减刑或释放之用意甚明。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1960年10月13日)

当然，正经人谁写日记啊，打牌得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