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国做官 那么有没有中国人是在外国做官的呢 有的话他们都是谁?
那么，反过来讲，有没有中国人远赴异邦，在其国家担任官职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值得探究的问题。总体而言，与外国人在中国做官的普遍性相比，中国人出仕异邦的例子要少得多，这与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和观念都有很大关系。
首先，古代中国素有“天朝上国”的观念，认为中华文明是世界的中心，对于学习和模仿“夷狄”之邦普遍缺乏兴趣。其次，中国的政治体制相对封闭，官员选拔主要依靠科举和察举，对外国人而言，这些体系门槛极高。而对中国人来说，一旦脱离了本国的政治体制，想要进入另一个国家的官场，同样面临语言、文化、法律、身份认同等重重障碍。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历史的角落里找到一些零星的、值得提及的例子，他们并非担任国家层面的最高统治者或核心大臣，但确实在中国人身份的背景下，在异国他乡获得了一定的官职或类似官职的地位。
1. 僧人身份下的“外交官”与“居士官”：
这部分人群是最有可能在异邦获得类似官职的。由于佛教的传播，许多中国僧人远赴印度、中亚等地求法、译经，他们往往承担着文化交流的使命，与当地的国王、贵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能会被赋予某种“名誉官职”或“助理”的地位，帮助国王处理与中国相关的事务，或者作为翻译、顾问，参与到一些公共事务的管理中。
法显 (东晋时期): 虽然他主要以旅行家和翻译家的身份闻名，但他西行取经的经历，无疑让他与印度各国的政要人物产生了广泛的接触。在一些地方，他可能受到了官方的接待和支持，虽然不是正式的“官职”，但在当地的政治体系中拥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可以被视为一种“居士官”或“特许官员”的雏形。他的《佛国记》中就记录了他在印度各地见闻，其中不乏与当地国王、官员的交往。
玄奘 (唐朝时期): 玄奘西行求法，其声名远播，甚至被印度的一些国王奉为上宾。他在到达印度后，在戒日王（Harshavardhana）时期备受尊崇，甚至被戒日王邀请参与了“曲女城无遮大会”。在这样的盛会上，作为重要的外来学者和代表，他无疑拥有了巨大的话语权，其地位超越了一般的旅行者。虽然他没有被正式授予“官职”，但在戒日王统治下的印度，他的影响力和受到的礼遇，已经使其具备了某种“特使”或“高级顾问”的性质。他参与的宗教辩论和学术交流，实质上也在为唐朝与印度的文化往来“代言”。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僧人获得的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系统化的、带有明确权责的“官职”。更多的是一种基于其宗教声望、学识能力以及与当地统治者个人关系的“认可”或“授权”，在特定的场合和事务中行使一定的管理权或影响力。
2. 漂泊海外的商人与“领事”性质的角色：
在海上贸易发达的宋元明清时期，一些中国商人长期居住在东南亚、阿拉伯等地。在这些海外的华人群体中，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处理纠纷、协调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必然会形成一种类似“华人社区领袖”或“会长”的组织。这些人虽然不是直接由当地政府任命的官员，但在其社区内部拥有极高的威望和管理权，同时也充当了当地政府与中国商人之间的沟通桥梁。
郑和及其船队成员（明朝时期）： 郑和七下西洋，其船队规模庞大，成分复杂，除了水手、士兵，还有大量的官员、翻译、工匠等。在抵达各国时，郑和作为钦差大臣，与当地国王进行的是国家层面的外交活动。而船队中的一些成员，如果因为某种原因（例如船只损坏、病故等）滞留异乡，他们可能需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在当地的华人社区中发挥领导作用，甚至参与到一些地方性的管理中。例如，一些熟悉当地语言和风俗的船员，可能会被当地政府或华人社区推举为处理与中国相关的事务的“联络人”或“顾问”，虽然不是正式任命的官员，但其职能已经接近于“领事”或“地方官员”。
3. 投靠异邦的“亡命之徒”或“雇佣兵”：
极少数情况下，一些在中国本土混不下去的中国人，可能会选择流亡他国，并试图在异国他乡寻求生计。在某些混乱的年代或地区，他们或许能够凭借武力或特殊技能，在当地的军事组织或政治集团中获得一席之地，甚至担任一些较低级的官职。
历史记载的碎片化信息： 这类情况非常罕见，也很难有确切的记录。古代史书往往更关注于本国政治，对于本国人在外国的“跌落”或“异化”通常不屑于详述。但根据一些零星的记载，在边疆地区，或者一些民族冲突复杂的区域，确实出现过一些中国人因为各种原因依附于当地政权，并被授予一些职务的情况。例如，在一些与中国接壤但政治体制与中国差异较大的地区，或者在一些国家内部的权力斗争中，中国人可能作为雇佣兵或依附者，获得一定的官职。但这些官职往往是地方性的、军事性的，且地位不高，也与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官”的概念有较大区别。
总结：
中国人出仕外国，虽然不像外国人仕于中国那样有大规模、有系统性的记录，但确实存在。他们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
僧侣身份： 作为文化使者，在宗教交流中获得当地的尊重和信任，从而承担部分管理或顾问职责。
商人社群： 作为华人社区的领袖，在海外管理华人事务，并与当地政府打交道。
特殊技能或境遇： 在极少数情况下，凭借个人能力或特殊政治背景，在异邦获得较低级的官职或类似地位。
总的来说，这些例子都显示了古代中国人跨越国界，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能力。虽然他们的“官职”形式和影响力与中国本土的官员有所不同，但都反映了在那个时代，国家和文化界限并非总是那么森严，个人能力和际遇依然能够创造出意想不到的可能性。然而，由于史料的限制以及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人出仕异邦的故事，远不如外国人在中国为官的故事那样为人所熟知和广泛记载。
网友意见
@念缺一 这位朋友例举了蒙古帝国西征时中国与伊朗之间的人口流动，我想再此基础上在补充一下。
蒙古西征过程中发动的多次大规模军事行动造成了中国与波斯的人口交换，在这期间有很多波斯人进去中国，同时也有很多中国人进入波斯。
最早大规模迁徙至伊朗的中国人大部分都是汉人，而到了13世纪上半叶大批畏兀儿人，突厥曼人也迁徙到了伊朗。
在西迁汉人中便有郭子仪后代郭侃统领的炮兵部队 ，他们被成为汉人千户。这支部队也参加了巴格达攻城战役。
伊利汗国的蒙古宫廷和上层社会有一定数量的汉人医师，这些汉人医师最有可能是跟随西征军来到伊朗的。根据史书记载，在旭烈兀临终前，由汉人医官为其医治；第六任伊利汗合赞汗患眼疾后，按照汉人医师的疗法，“在他的贵体上施以两处烧炙”。
汉人（包括契丹、女真等）女子也进入了伊利汗国后宫，《史集·旭烈兀汗纪》和都记载旭烈无有两名汉人妃子，一位是旭烈元第三子要束木的母亲“那合真额格赤”，一位是旭烈无第九子弘吉刺台的母亲“额出扯额格赤”，两人可能就是对金朝作战时期获得金朝女子。
畏兀儿人西迁伊朗的浪潮主要可以分为两波。第一波是13世纪初期的窝阔台汗统治时期，两波，第一波发生在窝阔台合罕统治时期，为了加强对新征服地区的统治，向伊朗派出了大量的军队和行政官员，许多畏无儿人缘此离开故土来到伊朗。
军人是第一波浪潮的主要成分之一，根据史书记载，在这个军队里有不少军士和千户长。这一时期至少有上千名畏无儿军人来到伊朗驻守。
军人之外的另一支主力是畏兀儿官史。畏无儿人既是蒙古人的启蒙教师，也是蒙古帝国的第一批行政官吏，他们用畏兀儿文来书写蒙古语的本领，为蒙古帝国的统治机器通过文书传达军令和沟通政情提供了保障。
在窝阔台时代的伊朗畏兀儿官员之中，声名最为卓著者当属阔儿吉思，此人起初只是一名普通的必阔赤，后因获得可汗的赏识而发迹，接替汪古人成帖木儿担任了伊朗之地的八思哈（监临官）。阔儿吉思才干精敏，在任内主持了调查户口和重定赋税的工作，并积极建立工坊、摧用贤能，为饱受战火踩蹦的呼罗珊、乃档答而等地区带来了复苏和繁荣，志费尼对他在伊朗的治绩有很高评价。阔儿吉思仅仅是伊朗畏无儿官史群体的一个缩影，可以想见，在他之下应当还有许多畏无儿人效力于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伊朗总督府）之中。
畏兀儿人远徙伊朗的第二波浪潮爆发于13 世纪50年代，而引发这一次西迁浪潮的直接原因是旭烈兀西征。为了筹备远征，蒙哥汗除了从成吉思汗分配给诸王子侄的军队中每十人抽出两人以外，又从四方的骏马、异密和大那颜那里征集了许多人调拨到旭烈兀麾下。 别失八里的亦都护政权作为大蒙古国的藩属，理应也在被征调之列，从彼处征发来的畏无儿军士构成了第二波西迁畏兀儿人的主体和中下层。而跟随旭烈无来到伊朗的上层畏兀儿人则主要是一些汗室家臣、高级官吏和军队将领，这批人虽然人数较少，但后来大多成为了伊利汗国的权贵。
西迁的汉，畏兀儿，突厥蛮等民族绝大部分最后都留在伊朗，他们在那里生产、生活，将文化带到当地，并在之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逐渐融入波斯民族中。
本人广州潮汕人，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是马来西亚著名的潮籍华侨，陈旭年。
“当然，一個人的命運吶，既不能忽视个人的奋斗，当然也不能不考虑历史的进程，对吧？”
陈旭年的成功，和历史转折中的三个制度是分不开的。我会先介绍这三个制度，再详细描述他的故事，如果不感兴趣制度，可以直接跳后面观看。
首先，是@波菲里奥迪亚斯 所提到的“甲必丹”制度——也就是大马历史上的王朝，马六甲王国历史上1511年曾被葡萄牙入侵所带来的制度，简而言之，只要交够了钱，土地你管，我只负责收钱。
葡萄牙的“甲必丹”制度优秀之处就在于，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葡萄牙人在马六甲的商贸利益同时不用费心费力派出葡萄牙人本就所剩无几的海外士兵去管理这块土地的发展。（有点像奥斯曼和大元的包税制是吧？）
“甲必丹”这个制度确实行之有效，哪怕是葡萄牙人被英国人请出马六甲后，之后的英国殖民者也把其当作新朝雅政继续延续下去：尽管直到1896年英国才真正意义上统治马来半岛——指正式成立马来联邦（也称海峡殖民地），由英国指派的总参政司而非当地代理人天猛公进行实际殖民统治；但实际上，英国早已从19世纪初马来半岛火热的甘蜜、胡椒、锡矿，以及之后的橡胶贸易中通过甲必丹制度获利颇丰。
说起陈旭年，除了“甲必丹”还不得不提一下马来西亚著名的“港主制度”。
先简单介绍一下背景：
1818年，英国人斯坦福·来福士与柔佛王朝的天猛公（可以理解为中国的大将军，也就是是军阀，素丹是傀儡）阿杜拉曼签订丧权辱国的协议，把新加坡转手给卖了；结果英国人有钱有科技树还有人，在新加坡做生意做的红火极了（毕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爽）柔佛王国本来的贸易优势和生意全给新加坡抢了，当时的柔佛王国民生凋敝、人也跑了，土地也抛荒了。
1853年，下一任天猛公达因·易卜拉欣痛定思痛，在英国的影响下提出了马来西亚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港主制度”（Kang chu system），其政策核心就是没人就招引大量华人进入柔佛，开垦拓荒，从而实现富国之路。
当时的港主制度规定，“当一个华裔种植者选择河流边上的荒地时，便向天猛公申请一份港契（Surat Sungai），有了这份港契，开港者只需要每年缴纳固定抽成的银两给天猛公，便可以被称为港主（Tuan Sungai）”。当然，港主在享有当地种植园产出的利益的同时也需要维持好当地的行政和安保的工作（是不是有点像阿美利加的宅地法？）
但柔佛要人，“片板不准下海”的大清就能给人了吗？当然不是，第三个制度，是不成文的制度——“卖猪仔”，广东潮汕和梅州或者福建的朋友可能听长辈说过，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1840年的大清被大嘤打的满地找牙，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接着又爆发了太平天国战争，南方大清已经管不到也没能力管了，更加不敢开罪卖枪卖炮的列强，列强开拓殖民地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使得中国沿海地区如澳门、汕头及香港等地猪仔馆如雨后春笋林立。
贩卖华工是极其暴利的生意。当时的中国贫苦不堪，所以“货源”不绝。 除了家贫而自愿合约到外地工作之外，有的是被“拉伕”囚禁于猪仔馆，再被逼签约后被用大船运出国外的工人。
许多华人就这样，被迫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第一次踏出了国门。
陈旭年原名叫陈毓宜，于清道光七年（1827）出生。“陈旭年”这一名字，可能是据其英文名“Tan Yeok Nee”译成中文翻译过来的。他原籍是今天的潮安彩塘镇金砂乡，陈旭年早年丧父，从小家境十分贫寒每天食不果腹，被迫走街串巷叫卖生活。为了生存，年仅17岁的陈旭年被迫出洋作为“猪仔”，坐着潮汕地区特有的“红头船”被人贩子带到了马来西亚。
“卖猪仔”看似是被迫的，其实许多都是自愿的，因为生活不下去了。猪仔公先和你描述国外的美好生活，再把你带到人生地不熟的国外，然后语言不同的的弟啊，打工是必须打工的，直到把欠猪仔公的钱还清为止。主人公陈旭年当然也必须走这条路。他先是去柔佛（现马来西亚柔佛州）的彭亨州锡矿做苦工，后来还清债之后他改行贩卖布匹。
走街串巷的他贩卖布匹的时候结识到了当时的天猛公达因·伊卜拉欣一家，因为他身体力行，做人正直，且买卖非常公道，其经历虽然艰苦，但坚毅的个性让伊卜拉欣的儿子阿武峇卡更是觉得这位兄很是相投，明知道两人地位悬殊，却仍然结为兄弟；更是把自己的表妹嫁给了陈旭年，被当地潮汕华侨称为“番驸马”。
正如上文所说，1855年达因·伊卜拉欣首创了“港主制度”,但真正发扬光大的时期，应该是1863年之后，阿武峇卡和陈旭年兄弟两人联手时期，两人一人主政，一人主商。
事实证明阿武峇卡没有结交错这个兄弟。他身体力行首先带领华人“开港”，将许多荒芜的土地烧荒开垦，开辟出了许多新的港口，港主拥有许多权力，如：收税、铸钱、印钞、开矿、伐木、买卖烟酒、开设赌场、执法权等。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的成功吸引了许多潮汕、客家、广府、福建、海南的华人来此寻找新的生活。
1863年6月至1866年12月止，整个柔佛王国公开的就有四十七条河流的港主委任状，其中近半是华人开垦，范围由柔佛南岸直至峇株一带。1863年，陈旭年被委任为依斯干达德利（今日新山市）税收负责人，也是因此，新山有个别名，“小潮州”；1864年，阿武峇卡境内的10个港口交给陈旭年管理，当地的胡椒、甘蜜种植园利润丰厚，陈旭年甚至在新加坡开了一间广丰公司，专门负责柔佛货物进出口投资。
1868年，陈旭年因为功绩卓越，被柔佛素丹封号“甲必丹”，更是授予资政头衔，授予“华侨领袖”职称，同时身兼话语极有分量的州议员。他更是陪伴国王阿武峇卡多次前往清朝作为外交代表觐见。今天的大马华人，依然尊称他为“旭年公”。马来西亚柔佛河的最大一条港被命名为“砂陇港”（砂陇是陈旭年故乡金砂的旧称）。
补充一下 @波菲里奥迪亚斯 的回答
华人在大城王朝不仅仅只是社区头目这么简单。由于大城王朝实行极为严格的海禁制度，对外贸易的事务基本都由外国人垄断，外贸官署通常分为东西两个衙门，分别掌管“东西二洋”的贸易，其中东洋衙门在山田长政以前基本就由华人担任，握有对阿瑜陀耶内所有中国和日本商民的裁判权，也负责暹罗王室与中国、安南，日本和琉球等地贸易的全权代理
有的，林道乾(｡･ω･｡)ﾉ
这位仁兄是明代海商兼大海盗头子，长期在东南亚的北大年苏丹国（《萌史》称大泥国，今泰国与马来西亚交界之北大年邦）“黄河女王”拉坤·比鲁手下担任水军高官、海关总长和驸马爷，同时是当地华侨领袖和开拓者，后来在北大年跟暹罗的冲突中倒向暹罗一方（存疑），又成了名义上的北大年海港关税主管，不过根据当地传说和泰国历史记录，他一直忠于黄河女王一方，最后改信了回教(￣.￣)
在大萌的历史记录中，对这位仁兄的记录混乱而冲突，本仓鼠始终没有搞懂他究竟是广东人、福建人还是客家人，总之他是潮商的一员，在海外混成了一国要人（根据马来亚的传说，他的后裔继承了北大年王位），大概能跟汪直有一拼了吧ヾ(*ΦωΦ)ツ
本仓鼠小学三年级时旅行泰国，听过当地华人流传一句“林道乾，铸炮打家已”，说是改信回教的林道乾研究如何仿制大萌的火炮，结果在一次意外中被炸死╮(╯▽╰)╭当然，根据《萌史》所载说是他被投奔暹罗的部下暗害。具体如何，本仓鼠暂时站当地华人一方~
以上。
牧首算不算官？亚述教会牧首，约等于小教皇。
景教教徒拉宾·马可斯（Rabban Markos）和他的师傅拉宾·扫务玛（Rabban Sauma），两人都生于北京（一说马可斯生于山西的Koshang）自中国出发去耶路撒冷朝圣。到达格鲁吉亚后被告知接下来的路线战乱频繁，两人就折返到伊尔汗国。1266年，他们到达巴格达，与当时亚述教会的牧首，邓哈一世会面。马可斯深的其喜爱，被任命为中国教区牧首。同年两人拜见阿克巴大汗，向阿克巴大汗索要给元朝皇帝的文书以便坐实“Metropolitan Bishop of China”这一职位。结果回去的路上因为战乱耽搁了，这一耽搁就是一辈子。1281年，邓哈一世去世，指定马可斯担任亚述教会牧首，得到了大汗的认可，于是马可斯成了牧首耶巴拉哈三世（Yahballaha III），当了16年至逝世，最终被暴乱的穆斯林分尸而死。
有一个比较著名的群体，就是16-19世纪，东南亚西方殖民地的华人首领：甲必丹。
甲必丹（Capitan）既葡萄牙语上尉、船长的意思，在1511年葡萄牙征服马六甲之后，开始管理当地的华人社区，由于语言、习俗不熟，决定依靠代理人进行统治。当时包括马六甲在内的东南亚各港口城市已经有了许多华人商人社区，以广东、福建两省人居多，他们多来往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从事商业贸易为主。葡萄牙人让华人中富有名望、财力的大商人们推选出一位首领，既甲必丹，由此人来代替殖民当局管理华人社区的各种事务，进行行政管理，处理司法事务和日常纠纷，维护治安，帮助葡萄牙殖民政府征收各种赋税。
后来，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相继在东南亚建立了殖民地，无论在西属菲律宾、荷属东印度、英属马来亚和新加坡，均沿用了甲必丹制度，甲必丹作为西方殖民者和华人社区的中间人，为殖民政府推行殖民地的行政政策，并按照中国习俗处理华人社区内部事务，便于殖民地的管理，对华人社区的征税权，华人对工商业的擅长，不仅为殖民政府提供了大量财政收入，也加强了甲必丹们自身的经济与政治实力。
甲必丹们同时也赞助中文教育、宗教祭祀、节日等活动，修建学校、医院、寺庙，为华人群体提供社会服务，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华人群体长期保留了广东、福建的家乡认同。
甲必丹制度主要从16世纪延续到19世纪前期，那个时期，殖民者倾向于保持各个不同族裔社区的分别管理，在19世纪后期，随着西方各国在殖民地推行更加中央集权化的，西式的改革，在殖民地推行西方的行政单位改革与议会改革，派遣职业的官僚统治，甲必丹制度被逐渐取消，一些职业公务员与地方自治议会取代了传统的华人社区自治。
伊尔汗国有很多汉人官员，比较著名的是法尔斯地区的埃米尔汪吉阳，如果算上来自现代中国疆域内的，我所知道最远的应该是伊尔汗国罗马省总督，畏吾儿人艾里特纳。
范文程不就是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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